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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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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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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 -上传日期:2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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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革史料
没有空白——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  
 
  
  
作者:丁东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浏览:44 次 
  
  
  
(魏光奇 口述;丁东 采写) 



  丁东: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文革年代是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其实,当年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去年我访问赵京兴,他就说起北京的一部分中学生1967年到1968年有过一次读书热潮。我们当初在沁县插队的时候,也曾热衷于读书,还讨论过一些问题。这些情况,虽然很少见诸文字,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历史。所以,我想请你重新回忆一下文革时期的读书生活。 

  魏光奇:文革中,我开始注意读书可以追溯到1967年5月,原因同介入文革有极大关系。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北京中学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那批红卫兵(即所谓“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一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运动中受到排斥,有的还受到迫害。我出身非“红五类”,虽未挨斗,但也能感到压力,人格尊严受到侮辱。10月以后,由于老干部纷纷受冲击,“老红卫兵”开始同中央文革发生矛盾,但在学校中仍坚持血统论。而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同学则开始组织起来,成为“造反派”,把血统论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中学的主要表现予以批判。这一派1967年春天发展成为“四三派”。 

  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曾讲话批判血统论,所以“四三派”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我参加的组织,就属于“四三派”。血统论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敌对阶级,把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此,“四三派”难以接受,起码在潜意识上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家庭背景同那个“敌对阶级”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遭受着“走资派”子弟们的迫害。此外,一些未受到政治迫害的工农子弟,也能感受到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同干部子弟的巨大悬殊。这样,少数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四三派”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思考,其基本思路是将所谓“走资派”看作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将文革看作一场社会斗争而不是一场党内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权威,十几岁的年轻人要从新的角度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性质,最初不敢逾越毛泽东的有关理论,总是力图从毛泽东的有关文字和谈话中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如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个批示中曾有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曾称1967年的“一月风暴”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曾对《战国策》“触痴说赵太后”一节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所有这些,当时都被拿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理论根据。不过,这些毕竟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主体,毕竟不能支撑起一种对于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新理论。所以,必须还要进行其他的理论探索。这时,一些已经失势的“老红卫兵”也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抨击斯大林的“大洗”,这也激发着我和其他一些“四三派” 

  同学的理论兴趣。我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丁:这种读书动力显然与应付高考的读书动力大不相同,读书的内容自然也大不一样。你还能回忆起当时主要读什么书吗? 

  魏:从1967年夏天到1968年底下乡插队之前,我的读书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7年夏天到10月份各派实现“大联合”,在这一阶段,主要精力还是参加搞运动,周围读书的人也不多,形不成氛围,书也不好找。这一时期,主要是读一些马列的著作,如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当时只提倡学“毛选”,学“老三篇”,读马列的书也犯忌,一些同一派的“战友”甚至还讽刺批评我“想发展毛泽东思想”。除了读书之外,我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了不少有关材料。还搞过一些社会调查,趁下乡劳动之机,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这一时期在理论和知识方面关注的侧重点是很明显的,就是理论上侧重于探讨政治同经济社会的关系,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知识方面注重了解中国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社会经济状况,说来说去就是想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5   回复此发言  

2 文革史料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7年底到1968年底。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大江南北之后,北京中学各校在军训的解放军组织之下搞了各派“大联合”,提出“复课闹革命”,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了。那年夏天全国各地有千百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斗和冲突被说成是由王、关、戚等几个“小爬虫”煽动的,这显然说服力不够。有的中学也开始抓所谓“坏头头”,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和“与中央文革心连心”的“四三派”在“伟大战略部署”之下反而处境艰难,开始有了被利用、被叛卖的感觉。于是,不少人不理解,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读书。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 

  大致说来,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过1966年夏秋“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如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姐夫的藏书,一本考茨基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第5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文革前从旧书店买来的;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籍,当时我们一派有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我们搞到过一些书;三是文革当中,从干部家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当代社科和文艺著作。此外,当时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他们临行前向废品收购站卖了不少书籍,爱读书的中学生们抓住这一机会,到海淀区的废品收购站买书,一公斤两毛六,现在说起来好像天方夜谭。我和一个朋友闻讯后,也各出10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研究生,学中国近代史,而我最初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一麻袋书中的两本。还有一本插队后给我带来娱乐的《外国名歌200首》,也是这次买的。 

  丁:当时,北京中学生里还出现过一些松散的文化沙龙,你好像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魏: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纽带的群体,也可以叫沙龙吧。我介入的一个群体被称为“二流社”,我至今不知道它典出何处。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101中的任公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鲍国路(柯云路)也参加过它的活动,但他与任公伟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35中的郝仁、孙康、常汝奇,清华附中的甘铁生,8中的华有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等人也参加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公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同学杨志拴分工研究经济。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当时人们介入各种群体,相互交流往往是多边的。除“二流社”外,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他的女朋友陶洛颂是师大女附中的,所以戎雪兰、张雷等人与他也有交往。赵京兴在文革运动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的问题比较深。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手稿曾借给我们读,但当时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他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段鞣较执什准墩苎壑〖罚⒆髁讼晗副始牵?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5   回复此发言  

3 文革史料

  西方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一点了解。赵京兴的一份手稿也谈到经济,说应该搞地区分工,实际上是反对公社式的自给自足。我当时对经济自认为懂一点,不同意他的观点,写过一些东西同他辩论。 

  丁:当时的读书虽然受到文革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但由于正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恐怕某些思想会影响至今,甚至影响终生。 

  魏:是这样。那些年的读书,至今觉得收获很大。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长期有影响的看法。 

  其一是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1848—185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仅仅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纠纷,都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时对恩格斯关于欧洲1848年革命的一段评论佩服得五体投他,至今犹能记忆:“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其二是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一个答案。这同阅读曾为南共联盟领导人的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灰皮书”出版过中译本。1968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20年后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说,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它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它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腐朽而被改变、被推翻。这种观点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因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而对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极度反感的青年学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当时都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感到顿开茅塞,感觉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 

  其三是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有了反对和消除特权阶层的信念,就要探索实现这一信念的途径,就要探讨“文革”中同“老红卫兵”这一“特权阶层代表”进行斗争屡屡失利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当时受到“省无联”思潮的很大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1968年已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在当时流传很广,比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乃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土壤,“造反派”同“保守派”进行斗争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对方有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我当时对这种观点极为信服,正是抱着这种信念,1968年底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到山西省沁县插队,立志要将反对特权阶层斗争的战场从城市转到农村,在那里做一番彻底改造社会的大事业。 

  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和杨志拴等朋友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沁县,还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其他书籍。在村与村之间的知青串联中,又结识了你、卢叔宁、赵国楠等师大附中的朋友,大家当时真有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与此同时,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叫“夜读”,说“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5   回复此发言  

4 文革史料

  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是当时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 

  丁:插队接触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你的思想有变化么? 

  魏:变化有一个过程。在农村插队的头一年,1968年读书中形成的那些信念发展成了一整套的农业乌托邦思想。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十分闭塞,一到那里,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穷二白”。老百姓一年只分300斤左右的口粮,许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裳,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制度。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从具体的种植计划到买卖一只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队干部无权专断。在我们当时看来,这后一个方面便是“白”,即没有城市中那种根深蒂固、难以铲除的“修正主义”制度,可以在这张“白纸”之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的、另一方面又是平均的、民主的新社会。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去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也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搞了农业合作化,资本家办工厂没有了原料来源和市场,就只好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要消灭特权阶层,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以社会分化严重为标志的“修正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改变,“造反派”在那里斗不过特权阶层,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建设新社会,同时发展经济。待到农村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旧城市时,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可以下手彻底改造旧城市,彻底消灭特权阶层,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赞同“农业学大寨”,钦佩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钦佩那些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得好的社队。晋东南长治县有个南呈大队,社队工业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发达,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比大寨还具有吸引力。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大概坚持了只有两年就破灭了。随着亲身深入农村生活,很快就感觉到,农村并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处于城市、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亲眼看到,县委、县政府、武装部、农机站、种子站、粮站、化肥站、信用社、公社……所有这些“公家”无不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农民,如同一个个寄生虫,紧紧附在农村这个机体上,光是高征购这一项,就搞得农民肚皮也填不饱,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哪里还谈得上制度建设? 

  意识到靠“农村包围城市”来消除特权阶层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吸引力,便只有劳动场所的意义了。1971年后,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我也于1972年10月去了长治市的一个工厂。 

  谈到下乡插队后思想的变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搞社会调查对我的思想有影响。还在1967年的12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就到武清县和宝坻县作过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1964年插队的天津知青,著名的知青典型侯隽也在宝坻县。我们因为听说运动后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一些有关插队的情况,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各方面情况。例如,知青们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着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我从中充分体察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又如,一个村的知青向我们谈到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一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因寸土皆无,受雇于人,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所以插队后,尽管我们坚决拥护学大寨,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并不那么左。1969年底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又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次社会调查。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5   回复此发言  

5 文革史料

  二是经历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知青辩论。1969年底1970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趁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过去思想活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了。1969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因父母下干校而借住在黄以平家,我去找她时,结识了黄以平。黄是101中老高二的女生,人能干,又随和善良,同当时中学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 

  当时她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辩论,其中一方的主将是一位1964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的老知青,名叫张木生,另一方恰好是“二流社”时期我的一些朋友任公伟等人。这场辩论不久就受到了北京公安局的注意,不得不中止了。张木生发言的正场我没有赶上,只参加了后面一场,但很快就看到了由任公伟等人记录整理的张木生的发言稿。不用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5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了解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上不去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除此以外,他的发言还涉及庐山会议问题以及其他更具深刻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如他最后说:“……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我当时农村知识尚少,又正在沉浸于农业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我后来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影响。 

  丁:文革结束后,直到现在,你怎么看待年轻时的读书和思考呢? 

  魏:1978年,我从工厂考上研究生,又进学校读书,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加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法渐趋理性。今天回想起来,红卫兵时期和知青时期,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或属幼稚,或属空想,或属无知。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这一段思想历程是十分有价值的。首先,在那样一个提倡盲从和迷信的年代里,我始终没有被卷到“红海洋”里去随波逐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没有做“官文化”的奴隶;其次,我一直关心的“特权阶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后来我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自秦汉以后,我们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主要弊病一直是君主专制、国家专制问题,“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导致人民无权,社会疲弱,整个国家缺乏微调机制,最终结果便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以及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延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直至今天改变官强民弱、国家强社会弱的一元化社会机构,仍然是我们解决诸如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治安问题、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至今认为,我曾经持有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其中包含着合理的价值取向,即要求社会公正,注意社会协调。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深层文化积淀,不注意这一点,国家就不会有长治久安。有人对我说,你这些思想同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贝尔还讲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丹尼尔·贝尔的书我看过两本,我觉得他的思想是西方社会的产物,而我的这些想法是结合中国现实和历史自己思考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我国40年代一些民主党派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出路,就是持这种看法。人们对各种问题持什么观点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大家不必强求一致,但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是应该在全社会提倡的。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5   回复此发言  

6 回复:文革史料
一个清华大学高材生的悲惨命运 
 
 
 
作者:史义军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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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忘年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写于1977年的申诉信,那封信是用复写纸复写的,想来当年不知抄写了多少份。我看到的这一封是用圆珠笔抄在A4大小的白纸上的,由于年久,纸已发黄,有的字迹已很难辨认,看完这封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让世人都知道这个1950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个完全有可能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工作者,就因为一位高干的儿子顶替了他的出国深造名额,为此不满而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其后厄运不断,而那位高干的儿子虽然出国了,可我们并不知道他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个大学生并没有自暴自弃却在逆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大学生名叫葛运凌,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据我的朋友讲,文革中其父母忍受不了批斗的屈辱而自杀。 

  1977年初,葛运凌通过胞妹找到我的这位朋友,给了他两封同样内容的信,求其多方找人为之申诉,不为别的,只要有个单位,能吃上一口饭就行。一封信我的朋友转给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胡克实同志,胡克实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就在科学院决定落实政策前葛运凌患癌症死于医院,死时还欠医院2000元住院费,由其弟妹承担。他的悲惨命运让人深思,令人气愤。 

  以下是信的全文,因字迹不清,我在录入时只得边猜边录,有的语句不太通顺,特别是一些技术术语难免有错的地方,还请多包涵。 


敬爱的—— 

 你好! 
  我叫葛运凌,现年44岁。今给您写这封信,渴望通过您得到党的指示、关怀和帮助!我于1951年从北京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55年23岁时,以毕业设计答辩“优”级的成绩毕业。并荣获校领导颁发的《学习优良奖状》。(该届共计10名获得者)同年秋,和同班同学曾复(现外贸部长李强之子)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从事了核物理电子仪器的研制工作。 
  1957年我25岁,在反右斗争中由于: 
  1.在选派留学生问题上,曾复业务水平不如我,我原被选定留学。但由于家庭关系改换曾,我对此不满。 
  2.中苏关系:由于我原籍山东沿海。渔民打鱼出海到海参崴停泊而苏联除强占我国海参崴外,还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我认为苏联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应霸占我国领土。 
  3.苏联在“8.15”日本投降后。从我国东北劫掠大量机器设备,我认为应当归还。 
  等原因,我被划为右派中四级之中最轻的一级,受到“开除团籍”“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底的工作”的处分。 
  以后,由于我未能正确对待给我的处分,未能正确对待群众对我的监督,对于研究实习员的工作拿见习研究员的工资不满,对群众的监督抱有抵触情绪,因而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抑郁烦恼,为了排遣自己无法解脱的苦闷,也为了在“万一”的情况下,以修理收音机谋生。我找过当时原子能所的器材组长杨守约同志提出买些试验后报废的无线电零件。他告诉我找仓库管理员王平。王平带我找出一些,我让他算钱,他讲:反正都是报废的,要什么钱,拿走算了!后来,组织上清点由我整理登记的物品中,有一种苏联6B8C电子管(当时价值10元左右,今5元左右)我账上记的两个只剩下一个,少了一个。这样,组织上让我停职反省,大会小会一直追问我这只管子的下落。对这种管子的登记确实是我做的,但因仓库钥匙不归我管,所以我确实不知它的下落。可是,在大会上有人提出:“不少人看见这件管子不只两个,有好多,你不承认也不行!”由于我登记时只有两个,少了一个我都不知是怎么回事,至于“有好多!”我就更无法说出它的下落了。最后,人事科吴绍泽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现在不能按‘坦白从宽’处理了。”当天我即被捕。我认为我的被捕主要是为了那个6B8C电子管。因为在预审期间,一再,反复,再三追问的重点就是为此。经过反复审问,我确实没有这个问题,为求得宽大处理,我把家中所有的公私无线电零件全部上交。我当时想:“公安局可以凭借指纹鉴定真伪,如果零件上只有我的指纹,我可以肯定是我自己买的;而那些还有别人指纹的自然是公家的。”至于我在所里开大会过程中曾经申明所里的报废零件是我向器材组长杨守约要,由王平给我而未算钱一事,则被认为“你那是变相偷窃!”,最后定案时以盗窃公物(即废零件)价值100余元,在工作中严重失职损坏工具、器材(其中包括有一次我做试验测量电阻时,不慎正负极短路烧毁的电表一只)价值100余元,共计200余元,于1961年2月11日判处五年有期待刑。(关于这一处分,新都机械厂领导又告诉我是审查两年,教养三年)。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6   回复此发言  

7 回复:文革史料
  1966年2月10日,我刑满释放,根据工作人员给我的“申请就业登记表”,我没能回原单位而是“自愿”留在“北京市实验科学仪器厂”就业了。 
  1966年8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该厂奉命撤销。同年9月我和大家一起并入新都机械厂。 
  1968年2月9日,新都厂根据我就业两年各方面的表现,经过小组鉴定,领导审查,厂教育股批准,依法恢复我的政治权利。 
  1969年10月底,叛徒卖国贼林彪发布特字战备令。厂领导和军代表开大会,号召,动员报名转移疏散。我响应号召,报名获准,与批准人员赴邢台(河北)隆尧县学习待分。 
  1970年3月底,我被分配到威县梨园屯公社王喜公大队插队落户。 
  临出发前,集中学习临时领导在队前正式宣布,除点名者外,包括我和其余大多数人在内都没有任何帽子,下去后和社员一样待遇。以后国家一定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长给予适当安排。在待分配期间,工资照发,口粮同北京。但下去后,除150元安家费和两个月工资外,以后工资停发,户口转农业,口粮同农民了。 
  1973年11月我把户口由王喜公大队迁出,欲往内蒙。但由于迁入地也没有适当工作,户口至今未落,这就造成了我迄今为止这种既无正式户口,又无正式工作的处境。 
  我万分痛悔自己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从上高中起就在红旗下成长,于49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幸运地考入清华,毕业后又分配我到原子能核物理研究所这样一个重要尖端部门工作。但由于资产阶级家庭,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的恶劣根性,我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对人民,对党的事业屡屡犯下严重错误。我悔恨终生啊! 
  现在我痛下决心,在今后的岁月里,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努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以赎前愆。为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早日实现敬爱的周总理提示的四个“现代化”而献身! 
  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我掌握了日、俄、英三种科技外语,基本上可以不靠辞典进行阅读和翻译专业文献。56年曾编译日文资料于无线电杂志发表。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参加过研制核物理电子仪器,搞过脉冲技术,搞过核反应堆,中频谱的“时间分析器。” 
  由于工作需要,在科仪厂在62-63年改造期间,我曾翻译整理了部分日文有关可控硅文件的工艺制造资料。并用我所研制成的硅材料的高频区域提纯设备提纯并制成在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来说具有相当水平的“区熔单品硅。” 
  由于工作需要,在科仪厂我曾参加了由中央四机部直接下达的试制舰艇用国产150交流电动直流发电机的工作。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后,苏修妄图以拒不供应电机组来破坏我国国防和海军现代化建设, 经我们试制并批产的国产150电机组装到舰艇上后在有名的“8.6”海战中经受住了激烈战斗的考验,保证了电台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国防部的通令嘉奖! 
  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就业后,在科仪厂我又参加了医疗电子仪器如:1.矩形脉冲刺激器;2.综合脉冲刺激器;3.多波形治疗机4.间动电流治疗机5.10道电子麻醉机的设计工作。 
  由于工作的需要,在就业后,合并到新都机械厂,我又在实验室从事仿提TATrA10吨越野载重汽车的多种有关电动,油压,和汽动总成机、泵的试验工作。当时,为了满足高压齿轮泵特性测试工作的需要,我曾设计,试制了两台数字式高压齿轮泵特性测试仪,其中一台可以进行自动显示,自动测量。 
  由于工作需要和生活所迫,我又曾“临时”在山西长治县五七厂和山西潞城器件厂先后试制成功:1.几种不同类型,规格的可控硅调压器,2.根据用户要求设计,试制并批产了我国可控硅调压器典型系列中所没有的并压式调压器,3.在器件厂试制的JE-1型可控硅交直流两用弧焊机通过73年由晋东南地区重工业局(此处两个字不清)并有山西省电子工业局参加的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如下“设计合理,式样新颖,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使用简便,焊接电弧稳定……适应性强……整机符合一机部颁发的《弧焊整流器技术标准规定》填补了我省电子产品的一项空白。” 
  …… 
  十多年来,我借助于党给我的一技之长,做了以上这一点的工作,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我本应竭尽全力把人民赋予我的知识与技能贡献给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我一错再错,终于达到由林贼的特字战备命令使我竟然连这一技之长也无从供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了。…… 
  我痛悔我的过去,我悲叹我的前生,我错了,我有罪,我有愧于生我养我哺育我的党和人民。我现在才44岁,我愿用自己的有限余生,将自己取之人民的技能特长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生我养我的人民,教导哺育我的伟大的党!我绝不计较待遇高低条件优劣,环境好坏!而今,我别无它求,唯原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我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出一把力,唯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能在我这样一个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在1968年又恢复了政治权利的人身上得到落实! 

 此致 

敬礼 

 北京东城大佛寺亮果厂10号 葛运凌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6   回复此发言  

8 回复:文革史料
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写作组 
 
 
 
作者:史义军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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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先生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上海市委成立写作组并调用复旦的原班人马,时间要相对延后许多,而且市委成立写作组之后的首任组长是金冲及(后任职于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著名党史专家),在金冲及随石西民进京之后才由朱永嘉继任组长。 
1967年1月,张、姚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后,宣布以复旦大学原写作班子成员为骨干组成他们的“工作班子”。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写作组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由于《红旗》杂志原来的人多被打倒,姚文元主管工作后,在1968年秋经过毛泽东批准,调朱永嘉、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等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为《红旗》杂志组织稿件,他们为此曾经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组织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武汉就有些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请几个还未进入仕途的高校教师和写作新秀到自己寓所,名为一起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交底”和“路线交底”。 
1971年7月,在张、姚的提议下,正式成立了新的上海写作组,基本成员就是那些高校教师和写作新秀。今天的大名人余秋雨先生当时刚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就曾经在这个新的写作组工作过,被分到文艺组,就是所谓的“石一歌”。这个写作组共分五个组: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等。”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除写作外,还负责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写作组的头头通过许多渠道同“四人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姚给写作组直接下达了大量的指示。打倒 “四人帮”后查获,从1967年至1976年9月,张、姚给写作组的批示就达370件之多。 
 从党的十大到“四人帮”覆亡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方岩梁、石一歌、任犊等八十几个笔名,在《红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利用历史搞影射的文章就达一百五六十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这类史学文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讲历史都是讲现在,讲历史都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打着“讲历史”的幌子,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影响很坏。 
 上海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0:57   回复此发言  

9 回复:文革史料
我的“知青”岁月(之一) 
 
 
 
作者:郑光路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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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天兵天将”贬为次等公民 

  “文革”运动从1966年初闹起,天下大乱,终于弄得无法收拾。1968年后,各省建起“革委会”,号称“祖国大地一遍红”……无奈“放鬼容易收鬼难”,耍刀弄枪的红卫兵“小将”们,武斗仍打得不亦乐乎! 

  学生娃娃为主的红卫兵组织既已无政治用处,反还成了影响安定的烫手山芋。怎么安排他们的出路? 

  据统计资料,由于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到1967年下半年,中国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高、初中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总计已达600至700万人左右。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要结束红卫兵运动, 就得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问题。 

  而文革运动乱闹了3年,国民经济大倒退。要解决已毕业学生的就业,成为巨大难题。 

  黑龙江省革委于1968年3月19日向毛泽东呈上了<<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提出“面向农村、工厂、基层”的原则,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4月4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 且有中小学。”这个批示是中央向红卫兵发出“上山下乡”的前奏曲。 

  1968年夏季以来,全国又有几百万大中专、城镇普通中学毕业生和部分小学毕业生需要就业。加上前两年积累的人数,大约有1000 万红卫兵将成为失业者。这种情况岌岌可危,因为在学校,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对红卫兵管理和限制;一旦这些打野了的青年涌入社会,谁也无法驾驭这么多“野马”。 

  上山下乡——成为当局处理千百万红卫兵的唯一之路。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把这些年轻人全部送到农村去,在地理上把们分散开,除了可以缓和城市的失业问题,也是一种拆散红卫兵组织网的方法。”(见美国阿尼达.陈《毛主席的孩子》。)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对城镇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的动员令。悲壮的一页掀起了,这就是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还有部分超龄小学生)们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一一红卫兵,一下子跌到“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民,变成毫无生活保障的知识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别声中,在无可奈何的无效抵制后,在震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在虚假的庆祝声和豪言壮语声中,一场现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农村迁移的大潮终于掀动了。这场运动涉及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巨,举世罕见。 

  至今有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喜欢说当时中国广大青少年学生是“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而自愿到农村。这是以偏概全极肤浅之说,或是并没亲身经历,不了解那段真实历史。 

  我一家兄弟四人,全都当过知青。我大哥1963年16岁初中毕业时,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就业解决家中困难,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几分理想和热情,和一些中学生在有关部门动员下“自愿”到四川屏山县茶场插队。但农村严酷现实很快让他们的“理想和热情”化为乌有,文革一开始,这些“老知青”为了返城而“造反”、“武斗”,不惜拼命。但这些“老知青”都是徒劳,我大哥足足当了近三十多年知青才返城……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学生(指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及此后连年不断的知青们,既耳闻目睹“老知青”的艰难生活,又毫无“老知青”的那点“自愿”,被强行“一锅端”撵下乡。这千百万人当中,或许仍有人“满怀红色理想和热情”,但那决不会是普遍现象。 

  “文革”中,毛泽东每次“最高指示”发布,百姓们都要大集会、大游行庆祝“特大喜讯”。唯独这次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却反应冷淡。成都各中学和其它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煞费苦心,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扯开喉咙在广播那条“最高指示”,还动员一些“爱冒皮皮”的同学、家长,大写“决心书”、“宣誓书”……但失落、凄凉、愤懑的情绪却在广泛传染: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2 回复:文革史料

  李家哥俩修房时,就招待他们抽“红梅”牌香烟,众皆欢喜。我家境十分贫寒,到镇上花三元多钱买了一斤水烟丝,又削了几枝细竹筒作烟枪。抽烟时竹筒要烧冒烟,把过瘾的乡亲们嘴巴都烫热了,他们哭笑不得骂骂咧咧:“吔,光头儿,修房子不拿烟酒招待,拿‘火把烟’来烧我们喉咙嗦?” 

  “光头儿”是我绰号,只因我叫郑光路,其实我发如青丝既多又黑,何尝光头! 

  我有两间半“扎根屋”:一间厨房、一间寝室、半间茅坑。李家兄弟共五间,公平对待,都是土墙茅草屋,十分简陋。我寝室内有一张三面有矮栏杆的简易床,人称“猪圈床”;还有一张小木桌,一个装谷子的大竹篓——这是全部家具。没有板凳,我搬了几块泥巴砖头,比老祖宗猿猴坐地上也进步多了……中间是厨房,有一个土灶、一个水缸、一挑水桶——这是全部家当。半间茅坑屋内,除一把锄头、一堆烂谷草,空空如也。 

  农民们认真地说:“光头儿,你娃娃好享福哦,还有生产队免费给你们修房子!今后你找个婆娘,再生几个‘小光头儿’,你娃就一辈子在乡坝头就‘扎根’啰。 ‘小光头儿’们二十年后再生一群‘小小光头儿’,你娃就当太爷了……好安逸啊!” 

  我听了有些生气:“把我当成你们猪圈里‘昂昂’叫的猪嗦?巴不得生一窝!” 

  房子修在坟坝边,距一堆堆坟丘不过数米。我乔迁“扎根屋”安床时,队长夫人刘大娘惊风火扯地叫:“哟喂,要不得!床东西方向安放,和坟包包一模一样,鬼要来找你!” 

  邛崃人最爱说“哟喂”,刘大娘长声悠悠很有方言特色。 

  可怜我才18岁,阳气不壮,一听背后直起鸡皮疙瘩。连忙请教:“哎呀,刘大娘,那咋个办嘛?”刘大娘忙把床移成南北向,又叫我去供销社买把木瓜瓢,用墨水在瓢背上乱画了个鬼脸,再拴根红布条,挂在门框上正对坟堰。 

  刘大娘郑重其事教诲:“哟喂,这叫‘鬼灯哥’!门框框上挂了它,冤魂野鬼就把你当成自家人啰,不来缠你!” 

  刘大娘的“再教育”,让我心头踏实一点,从此也孤魂野鬼样,寂寞度日。我是初三学生,肚皮头有点墨水,又自幼喜欢文学。每天夜深人静,坟丘间衰草飘摇、蛩鸣风吟、萤火森森……很有《聊斋》中吓得死人的幽深意境。最初我很害怕,早早关门,枕头下放了把匕首。 

  每晚,成都平原的夜风,经常把薄薄的木门吹得“嘎呀!嘎呀!” 

  神经过敏的我心中狂跳,颤抖的手紧握匕首,也就经常怪声怪气地尖叫:“哪、哪一个?”这样提心吊胆过了一两个月。 

  住久了,大概“鬼灯哥”起了作用,从无狐仙鬼魅光临。有时我孤枕难眠,竟突发奇想:“真的有个《聊斋》中那种既漂亮又善良的狐仙、女鬼到我‘扎根屋’也不错啊!我竹篓里谷子要吃完啰,耗子都觉得没想头,这几天都搬家了!狐仙、女鬼应当带些米、再带几把挂面来……另外,灶台上盐巴也用完了。《聊斋》中狐仙、女鬼常有法术变银子……不过嘛,现在银子用不脱,最好是有几张十元的人民币,除了买盐巴,还可以去割点猪头肉,那就安逸腾了!” 

  读者看到这里很可能嘲笑。但当年孤苦无依以鬼为邻、独居坟边刚满18岁的我,晚上确实就这样发神经,胡思乱想直至梦中…… 

  如果是风骤雨紧之夜就惨了,屋漏如注,屋顶茅草飘飞——那是我中学课本杜甫老先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妙景:“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茅……”我就得跳蚤般跳来跳去,用脸盆、盅盅、碗……接屋中长麻吊线的漏水。还随时准备抓团谷草,勇士般冲出屋去补风雨冲破的大窟窿! 

  久了,渐习惯荒坟边“扎根屋”的孤独生活。苦中求乐,有时拉几声破二胡。 

  有天我胡诌一首“自嘲”诗:“破罐插支黄菜花,邀来春色藏我家。夜阑床头寂寞时,倚枕挑灯听噪蛙”。 

  床头上我很奇怪:自己这年龄,明明该求学,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农民?我一点不懂佛学,这时却涌起“我是谁”的怪念头。回想以往课堂学生岁月,已似梦幻般飘渺。我这年轻脆弱之心,这时又岂是区区几个“惆怅”、“迷惘”之类的词所能形容的!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3 回复:文革史料

  同生产队的李家兄弟“扎根屋”修在半里外,也在坟坝边。 

  有天两兄弟割半斤肉,流着憨口水兴致勃勃炒回锅肉。李老二用火钳在灶膛刨草灰,咔嚓——竟刨出一长截棺材板和一尺来长的棒子骨(大腿股骨)……原来灶膛正彻在铲平的坟上。两兄弟这顿回锅肉没有吃舒服,李老二鼓起眼睛说:“妈的,虽然早饿痨得心慌,筷子拈到嘴巴头,却总想到在吃人肉!” 

  四、饿肚子的痛苦辛酸 

  无论哪个知青,说到“吃”,龙门阵就太多了。 

  我们所在的邛崃县,是川西坝子膏腴之地,托李冰父子开创都江堰之福,两千多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当局吼的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发家致富,把沃野千里整得那般贫寒。这不是“割尾巴”,简直是要老百姓的命啊! 

  我下乡的生产队,每个成人每年分谷子不足四百斤,菜油五、六斤,此外没有其它东西。我们队还算中等水平,有的队更穷。每百斤谷子打米约68斤,四百斤的谷子打成大米不到三百斤,每个月不到三十斤。我辈知青正值发育高峰,俗话叫“吃长饭的”,每天不到八两米,岂不太可怜!而且,这每年三百来斤大米,并非全能吃在肚里——买盐要钱,买照明用的煤油要钱……为“消忧愁、除苦闷”,多数知哥都染上了抽烟嗜好。这一切——钱呢?就得靠卖米。 

  当时全中国知青们大都是赤条条的穷光蛋,有父母每月寄五至十来元已足令人艳羡。众多家境贫寒的穷娘穷老子,实在没办法顾及已长大成人的下乡儿女,只好任其自生自灭……这种现象在我们下乡几年后已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知青中因饥寒交迫生病、死亡和犯罪的人甚多! 

  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有个小学校员李庆霖,因娃娃上山下乡后拖累太大,弄得走头无路,终于斗胆给“红太阳”毛主席上书诉苦: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不知究竟是怎么个内幕,这信居然到了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居然写了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只寥寥两句,却真正是“皇恩浩荡”啊!李庆霖因此后来还被封为“反潮流”英雄…… 

  但是后代人务必要明白:毛泽东“寄上300元",这只是极偶然的稀罕事,其机率几乎和修仙成道“白日飞升”没啥子区别!我们这一辈人耳闻目睹,敢向“上面”上书诉苦、说上山下乡不好的人其实非常多,他们告御状的信泥牛入海已是幸事,很多人还弄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因此而入狱、枪毙的事不胜枚举……原因很简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就是毛主席“钦定”的“战略部署”吗! 

  所以,对全国众多知青而言,“寄上300元"的天降馅饼,同我睡觉前痴心妄想狐仙女鬼送人民币来割点猪头肉,一样虚无缥缈!我们缺钱知青为解燃眉之急,只好卖米换钱。 

  我那时常行此道:穷得心慌时,坛子头挖十来斤米,赶场时卖掉——我们前进公社知青抛头露面卖米不多,多请农民代卖。那时一斤米贵时能卖六、七角,贱时也能卖四、五角。十斤米可买点油盐了。农民当然更经常买米卖米:缺钱用就卖,断顿了就想法买。当局不准摘副业,生财无道,农民也眼巴巴盯着几颗粮食,拆东墙补西墙地熬穷日子…… 

  知青其实比农民更惨,因为赤手空拳光棍一根,不会种自留地,一般也没有条件喂猪、喂鸡,只好稀哩糊涂鬼混。 

  “大春”打谷子“分配”后,我们和农民一样要高兴几天——可吃几顿饱饭了。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4 回复:文革史料

  那么蔬菜呢?知青和农民一样,肚子里只要能吃饱饭,那敢奢求其它!当地习惯:土地种粮食,自留地种点辣椒、茄子,墙角院坝栽点扁豆、丝瓜之类。还有常见的牛皮菜,人猪共享。 

  我在“扎根屋”后贫瘠的几厘自留地上种了辣椒、茄子,每天早晚看几次,嘴里自言自语:“咋个还是这点高哦?”真正恨不得来它娘个“拔苗助长”! 

  但这些菜苗和我一样:营养缺乏,蔫不溜秋。因为“扎根屋”茅坑里,营养严重缺乏的我排泄物既少,“含金量”无疑也极低,主要是洗锅洗脚脏水而已。 

  好歹盼到辣椒成熟了,我学当地农民,把收获的十多斤宝贝辣椒切碎,加很多的盐巴混在坛子里——这就是所谓的“辣豆瓣”了,其实并无胡豆瓣在内。我还学会自制豆腐乳,邛崃人叫成“灰妹儿”:将老豆腐沤得发霉,混上盐巴辣椒,大功告成。极咸的辣豆瓣和亲爱的“灰妹儿”,是我相亲相爱的伙伴,我吃了一碗米饭又想再吞一碗……这更引起缺粮恐慌! 

  如果再有点茄子、扁豆、厚皮菜,则更是人生一大享受!锅内抹点菜油,无油则炒干锅,把菜炒几下加上米汤,放上甑子蒸半熟的米饭。一会儿饭好了,菜也好了。筷子拈起粑茄子、厚皮菜,蘸盐巴辣椒佐饭,那味道胜过山珍海味,此生难忘…… 

  粮食和亲爱的“灰妹儿”都没有了,咋办呢? “扎根屋”立即愁云密布,成了令人害怕的绝谷死屋! 

  几乎所有知青都会遇上缺粮断顿的事——有时一年要缺半年粮。 

  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串门去“打滚龙”混伙食,就是锁上门跑到其它生产队、甚或其它公社、县上相熟知青处寄食。你没得米了去吃他,他没得米了又来嚼你——这在知青中一时成为风气。这种“打滚龙”混伙食之风引起知青中严重矛盾。因为友谊不能变成白米干饭,贫穷年代,生存第一! 

  有一次,我原读书的35中林芝贵同学和另一个张知哥饿慌了,竟从千里以外的西昌县 

  风尘仆仆“打滚龙”,一路打到我邛崃寒舍。两条“滚龙”牛高马大、能吃会睡,每人一顿能吃一两斤米!我暗中喊天叫苦。两天一过,我三个人盐巴水下饭,已把米坛子吃空半截!吓得我只好选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急忙撒了个弥天大谎:说家中有人生病,必须马上回成都……好不容易才把犹自恋栈的两条“滚龙”请走! 

  临走又海吃了几斤米。两个哥们说:“我们以后再来耍哈!”我心惊肉跳说:“穷山恶水, 

  没得啥子耍头,莫来!莫来!” 两个哥们变脸变色说:“你吝啬毬得很——龟儿子不‘落教’嗦?” 

  知青中为“打滚龙”,吵闹打架、动刀子的故事多得很。所以“打滚龙”到后来已不起作用,知青间关系已越来越淡漠。去“打滚龙”时,脚板刚跨进门,就会吃闭门羹、听逐客令。知青中兴起一条“游戏规则”:“龙门阵打伙摆,饭各吃各”! 

  “打滚龙”混伙食这一招已不灵,断顿时就只好跑回家乡觅食。有一次我坛子空了,只剩下一些“谷头子”——打米时筛下的连壳半截碎米,通常只能用来喂鸡喂猪。没法,只好将其充饥。“谷头子”粗硬难咽,吞时如白鹤伸颈;更苦的是排泄时,面红筋涨几乎把肛门撑破……我多年难愈的痔疮,就得归功于当年的“谷头子”。 

  挣扎了几天,“谷头子”也吃完了,饿得偏偏倒倒地回到成都。贫苦无法的老妈无可奈何,哀叹一声:“哎哟,你咋个又跑回来啰?” 

  我委屈之极,心想连老妈也嫌弃自己了,大小伙子却眼泪扑簌簌直流,说:“我又不能去偷去抢,走投无路不跑回家,就只有去跳河!” 

  那时我父亲才死一两年,同样贫穷无依的我妈怔了怔,埋头低声说:“我一个月才28斤定量,你又叫我咋个办嘛!”她话语未完,也眼泪长淌哭起来…… 

  五、饥寒甚则兽性萌 

  “我已有一个多月没沾油荤了。唉,痨肠寡肚,好想吃上两片肥肉啊!” 

  翻开我当年的知青笔记本上,常有这些哀叹句子。这并不是我一人嘴馋,知哥、知妹都有这种饿得心慌的感觉。那时我们正青春,而维持青春发育的营养又实在太少了!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5 回复:文革史料

  为吃点油荤,知哥、知妹想过许多法子。 

  水田里不是有鳝鱼么?我们四川人称鳝鱼为“黄鳝”,它白天藏洞中,多夜间活动。但晚上逮黄鳝要照明。我和李家两兄弟砍上几节竹筒,塞上草纸灌浸煤油作火把,晚上明晃晃点燃跳下秧田。梭动的黄鳝见光就不动,用自制的剪刀状竹夹猛地夹住,心里欢喜得怦怦直跳……一晚上居然逮了三四斤! 

  那时,没条件讲究啥子烹调技术。第二天中午,迫不及待地把黄蟮放点盐巴煮熟,鳝鱼成了圆圈,我们美其名为“蟠龙黄鳝”!一边吃肉一边吐肠子骨头,虽有泥土腥臭,好歹也算油荤。但吃着吃着,一算每人该平摊的两三斤煤油钱,都叫苦不迭:“不划算,不划算!煤油钱都够买黄鳝啰!” 

  我们也曾去捉青蛙吃,同样太耗煤油……况且,要逮黄鳝、青蛙这些小动物也非易事,那油腥甚少的几丝瘦肉,远远补充不了为捕捉它们而消耗的能量。 

  我们甚至还吃过坟包里钻出的蛇。有次生产队马寡妇的猫饿慌了,也乱串门“打滚龙”,被我们擒而嚼之……弄得马寡妇隔着几个田坎,哭爹喊娘地乱骂了好几夜。 

  诱惑最大的,是狗肉。这畜牲油气重,是最解馋医饿痨病的仙丹良药! 

  哪里找狗肉呢?赶场时去“逗”。说“逗”是好听点的话,其实就是偷。 

  且先说赶场。赶场是知青最大乐趣,到东岳镇上,公社办公室门卫又兼邮局,有个李娘娘在那里收信、寄信。还能与昔日同学聚会,还能买点酱油盐巴……东岳镇不到半里长的小街,两旁七歪八倒的旧房屋,平时冷清得要命,赶场天却热闹非凡。知哥、知妹们在场上穿来穿去,其乐陶陶。 

  那时,知哥最向往的时髦装束,是脑壳上戴一顶皱巴巴旧军帽,如再有套旧军装,更羡煞死人!下身如没有军裤,就穿条能把屁股蛋蛋绷成东半球、西半球的“瘦管裤”。脚下呢,最好不分冷热都穿一双厚底白色回力鞋。仅管脚丫子汗臭高度浓缩、脱开胜过毒气弹能臭死人,但“瘦管裤”搭配白球鞋却十分扯眼球,走路活像鸭脚板甩,回头率极高……这种打扮,是当年时髦装束。知哥们说:“这样‘操’,不挨刀——‘提劲’啊!” 

  “小伙子,招呼啰!” 

  人流中知哥相见,故作潇洒状:隔很远就脑壳一甩,右手一摆,样子很神气——这是那年头知哥相逢常见礼仪。 

  知青熙熙攘攘人流中撞来挤去,臭汗如雨,却很少买东西,看热闹而已。如遇漂亮知妹,四目相对说一句:“赶场嗦?”至多再暧昧一笑……说句良心话,比起现在新潮男女古板多了。 

  知青最初还有学生本色,举止斯文。久了,难免“饥寒起盗心”。场上很多老太婆、大婶子,在东岳镇破旧万年戏台下的坝子上提竹篼卖鸡蛋。少数知哥鬼头鬼脑去买蛋,挑来选去半天又不买,却耍点“袖里藏珠”的魔术手法。走时还装疯迷窍说一句:“你这是抱鸡婆害瘟生的蛋,吃不得……太婆,下次再来照顾你哈!” 

  老太婆、大婶子总觉不对头:揉揉眼睛,一二三四地点数……突然长声悠悠尖叫:“哟喂,明明三十个鸡蛋,咋个少了两个呢?哟喂,遇‘橇杆’啰……” 

  邛崃人叫贼为“橇杆”。就在太婆“哟喂”喊冤时,知哥“橇杆”已逃之夭夭……当然,这只是极少数知哥所为,却“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农民们因此对知哥们心存戒意。 

  一条短街窜几个来回,没趣味了知哥们就喘粗气流臭汗,挤到茶铺里几个人共买一碗茶,吞云吐雾抽劣质纸烟,闹哄哄乱冲壳子,摆昔时学生生生活、摆武斗冲锋陷阵、摆哪个知妹胸脯越发大了……统称之为“冲骚壳子”、“日白”。兴高彩烈,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 

  直到日过中天散场了,才三三两两而去。少数荷包里有几文钱,能到馆子吃碗素面已是不错。一般知青赶完场,豪气和浪漫都到爪哇国去了,得甩脚板走十几里,又垂头丧气回各自“扎根屋”煮饭充饥,过孤苦沉闷的日子。 

  好了,话扯回吃狗肉上。 

  回家路上,常可在田畔见到一两只无精打彩的狗。那年头,农家狗也可怜,饿得瘦骨伶仃的,在田头地角嘴巴乱拱,像羊子一般无可奈何地吃点菜叶草根。如能拱到蚯蚓、螺丝之类荤物,绝对是令狗们欣喜若狂的大餐……如果有人丢点饭团,就摇着尾巴抢吃。大狗狡猾,衔上就逃它妈的。小狗崽子呢,多傻呼呼地摇着尾巴跟你走,逮它也不咬,反用粘乎乎舌头舔你的手亲热。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6 回复:文革史料

  当地农民虽穷,却无吃狗习俗,狗只用于看家。他们对知青啥子都敢吃觉得可笑且不可思议,说知青是“穷痨饿虾”。我先后“逗”过三只狗崽带回寒舍,最初也并非谋其肉。寂寞农村,有只小狗儿摇头晃脑哇哇叫绕你转,总能为孤独的穷愁生活添几分生意…… 

  竟残杀陪伴自己的可爱小生命果腹——我至今都感到内咎。 

  第一次食小狗,是有次病后。邛崃乡下流行打摆子(疙疾),我染上了。阴暗潮湿小屋内,孤独的我在床上热一阵寒一阵,昏沉沉如做恶梦……嘴烧得干裂,跌跌撞撞下床扑在水缸边喝几口冷水。没有任何药物,无人探视,甚至没力气煮东西吃……拖了几天,竟拖好了(我后来业医,才知是产生了免疫力)。只是虚弱得厉害,周身无力。可怕的是米也不多了,饭也不敢吃饱。 

  那时我从场上“逗”了一条小黑狗儿,已喂了两个月,这时最多半岁,很逗人喜爱。我生病几天它从小洞中钻出屋外去,也不晓得靠吃啥子吊命。真正是“狗不嫌家贫”,它每晚钻进屋来,灶膛灰堆里是它卧榻。我大病初愈,一次正欲升火煮饭,它一身灰从灶里爬出,欢喜得“哇儿哇儿”乱叫,绕膝乱转……刹那间,可怕念头闪进脑里:吃它! 

  我右手拿起重重的劈柴弯刀,左手提起它的头。小黑狗不曾想到恶运将至,黑溜溜的眼珠子盯着我,舌头亲热地舔我手。我犹豫、犹豫,眼神和狗眼相对视。终于一狠心,铁刀劈下!小黑狗惨叫一声瘫倒。我在烧开的滚水里刮净毛,砍成几块……小黑狗成为我病后补虚的可怜牺牲! 

  古话说:“衣食足而礼仪兴”;反之,“饥寒甚则兽性萌”——这些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也曾买回大狗杀吃。知青们觉得买狗远比猪肉划算。有一次同李家兄弟买只狗回家,欲打杀解饿痨。不料这位公狗先生命大,狠挨两闷棒,居然疯狂挣断绳索“昂昂”惨叫狂奔而去……白花了五六元钱,我们懊恼了很久。 

  六、男扮女装的“初恋” 

  饥饿生活中为了吃做过许多傻事,至今我还为一件事深深忏悔! 

  有天,我和同队的李老二走几十里路,到全国闻名的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看展览。走到“收租院”中,到处是“以阶级斗争,—抓就灵”的大标语......乱逛—气我俩已饥肠辘辘,又身无分文买东西吃。见泥塑农女怒目圆睁作反抗状,我与李老二无好气,一把扯下泥人头上长辫子匿藏身中,寻路逃去。 

  泥姑娘成泥和尚,那时“阶级斗争为纲”,逮住岂能轻饶! 

  几十里路走回本公社,又累又饿,只好摆龙门阵充饥。我说:“回家有个煮好饭等我们的田螺姑娘就‘巴适’了……”李老二骂:“你莫把脑壳想歪!”我便掏出发套戴在头上装女人,哭哭啼啼打他。李老二装成怒骂状,一路推来掀去。我俩曾在文革宣传队呆过,会癫疯表演。田中“学大寨”做活的农民们纷纷呆立观看,真以为两口子打架,议论纷纷:“矮男人找那么高的女人,咋个过得拢日子嘛…”我俩大乐。 

  到了队上,意犹未尽。李老二说:“冷锅冷灶,干脆到邻队牛胖那里,就说你是隔县知妹,介绍给他耍朋友,混他一顿伙食!” 

  既恶作剧又骗饭吃,我立即同意。为求最佳效果,托辞借来李会计婆娘的一件花衣衫,披上发套,我与李老二摇摇摆摆往邻队而去。 

  我们四川知哥把耍女朋友叫做“搧盒盒”。牛胖家中父母心痛他,想尽方法寄东西来,故牛胖省吃俭用颇有余粮。牛胖吝啬,对“打滚龙”深恶痛绝。但他久有怀春之意,很想搧个“盒盒”。牛胖听李老二鼓动三寸烂舌,说给他介绍个隔县知妹,是他家邻居,喜从天降。 

  茅草房中油灯昏暗,我须眉不让巾帼,故作娇羞难禁样坐在屋角。为让吝啬的牛胖不但煮饭且煮老腊肉,不时抛去媚眼。爱情力量伟大,牛胖喜欢得迷迷糊糊,挽起袖子跳来窜去,倾其所有煮饭洗肉,满屋飘香,让人直吞口水。 

  李老二抢着切腊肉,牛胖激动,凑我跟前,颤颤抖抖作亲昵馋象。我深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怕露真容,忸怩作态,尖起嗓子转头推他说:“爬嘛、爬嘛…”(四川话“走开”之意),把牛胖弄得痴痴迷迷。 
作者: 222.34.12.*  2005-6-21 21:06   回复此发言  

18 回复:文革史料
张铁生的试卷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录入者附注: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信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当年发表时被删节的内容。文中有些错别字是写信者(不是录入者)的笔误,录入者未加修改。
  
    另外: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作者: 218.27.99.*  2005-7-19 23:08   回复此发言  

19 回复:文革史料
转登我们吧可以吗?
作者: 20世纪吧  2005-9-2 01:37   回复此发言  

20 回复:文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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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20世纪吧  2005-9-3 03:3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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