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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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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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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共和国“国号”系铃人周善培

作者: -上传日期:20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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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共和国“国号”系铃人周善培   
     

“国号”系铃人周善培
    
  章立凡
    
    
      金陵清凉泰钦禅师,性豪逸,众易之,法眼独契重。一日眼问众:“虎项金铃,是谁解得?”众无对,师适至,眼举前语问,对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录》
    
    
    
    一 国号之铃,至今无解
    
    
      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由陆征祥率领,成员包括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其中王正廷系广州军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中,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以上国民党)、胡适、吴贻芳、胡霖(以上无党派)、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为代表,并共同在《旧金山宣言》上签字。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不同政治势力共享中华民国名器的历史就此终结。此后大陆与台湾(背后是统治这两块中国领土的党派)分别使用两个国号,并为联合国的“CHINA”席位争斗了25年,最终大陆取胜,但国家至今分裂依旧……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统一障碍,皆与国号问题有关。“台独教父”李登辉于1991年6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关于更换国号的故事,《黄炎培日记》1949年9月25日记载:“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年号改从公元(1949),但不禁用(38)”。此处"38"即指中华民国纪年的“民国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记载:
    
      午,周恩来、林伯渠邀餐六国饭店,会集征求人民政协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词下应否去掉原稿简称中华民国一个括弧。
    
      此前,《共同纲领》草案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是民革代表陈劭先提议写上的。黄的日记过于简略,另一当事人司徒丙鹤(司徒美堂的秘书)曾详述午宴上关于国号问题的讨论。
    
      当日出席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孝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发言的黄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但但轮到第三位发言时,形势很快逆转:
    
      再是前清进士周致祥,据说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司徒丙鹤:《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辑,第30页)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最终否决了简称中华民国的意见。
    
      李敖在2004年10月27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168集里,谈到了国号问题的另一版本: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小朝廷问题等。
     
      那么为什么要改呢,当时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浙江诸暨县人也)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产党把中华民国这个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讲的这段古,我在少年时代就不止一次听长辈谈论过,看来也不像空穴来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查过很多资料,都无法证实此事。中国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决策,若此事属实,则六国饭店的午宴,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这种私下说的话,正史也不会记载,当是作俑者自己对外吹嘘,才以口碑流传至今。
    
    
    二 官场商场,轮番投注
    
    
      上网搜索了一下“周善培”,其生平事迹如下:
    
      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县,随父宦游来川,遂定居。1899年东渡日本,考察学校、警校、实业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带学生20名赴日本留学,并聘回日本教习来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不久,赴泸州任川南经纬学堂学监。1902年任警察传习所总办。后赴粤,任督署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锡良任川省总督后回川任警察局总办。先设巡警教练所,继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厂、乞丐工厂、老弱废疾院,并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劝业道总办,通令各属普设劝业局,培训劝业员,大力资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这些措施推动了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倡导和督促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参与讨袁护国运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抗战初期在天津设电台,代表四川省主席刘湘对外联络。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周易杂卦正解》及回忆录等。(巴蜀网)
    
      周善培在清末属于维新派,为官任内积极兴办实业,政声鹊起;他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四川人称“周秃子”),其思想之新锐可见一斑。入民国以后,他虽以遗老自居,但长袖善舞,仍系“与时俱进”的人物。上述小传称他在“国民政府成立后,潜心治学,不问政事”,显然遗漏了不少重要历史情节。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周善培出任大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并于1916年11月与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在北京发起“政学会”,此即所谓“旧政学系”之由来。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倒直“三角同盟”。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1922年3月20日“伍朝枢偕张作霖之代表朱庆澜、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邓铿、谢持自广州来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历史血案:邓是粤军参谋长,谢是大总统府秘书长,二人皆周之学生,陪老师甫抵广州车站,邓即遭遇刺杀。而周自述此事,则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资于戴传贤(季陶)、张人杰(静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损失,听说张人杰电求陈炯明借一百万元为交易所复业,立刻电知邓铿即日赴粤,不料抵达后发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前夕,周善培曾与韩国钧、张一麐等耆宿,奔走调停于两省督军齐燮元、卢永祥之间。1925年,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遗老,又卷入宗社党人的政治阴谋,企图利用白俄将军谢米诺夫帮助废帝溥仪复辟。其间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机家,曾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密陈:
    
      倘蒙皇上召见臣,更有谢米诺夫、周善培诸臣密陈之言,并臣与郑孝胥、罗振玉、荣源诸臣所商筹款之法,谨当缕陈,请旨定夺,谨奏。(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24页)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对在战犯看守所中关押的故主痴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黄炎培,为溥仪开脱说:“此公真是伤心人,丁巳误于康(有为)、沈(曾植),辛未误于罗(振玉)、郑(孝胥),皆自许为臣,共推为学者、为诗人。旧书真有毒,可叹!”。丁巳指1917年张勋复辟,辛未指1931年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还拜托黄炎培:“对于溥公,我却有几件永远忘记不了的事实,写如别纸。请阅后转呈毛、周二公,以备参考。”
    
      在“别纸”中,他提到两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间,溥仪捐款支持朱庆澜为陕西和长江灾区募捐的义举;二是1932年2月18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赴旅顺为溥仪祝寿时,溥仪曾对他指天画地说:“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国人”,故其出任伪满“摄政”绝非本愿。黄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来,转呈周善培来信并有所关说。
    
      历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遗老周善培为故主求情,将视线引到了密筹伪“满洲国”的历史关节点上,也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踪。且看溥仪对这位旧臣的回忆: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71页)
    
      溥仪这段文字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谈及罗、周二人“说他们可以凭此去联络那些热望我‘复位’的日本军方人士和东北的军政要人” 
    
      原来“自许为臣”并将故主推上认贼作父之路的,不止郑孝胥和罗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过是各怀心思,争当拥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郑孝胥凭藉日本人将溥仪抢到手,“躁进之人”罗、周被排斥在外,没有当成“开国功臣”,才侥幸洗脱了历史罪名。
    
      从以上这些历史片断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周善培,一个不断用商业法则进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三 遗老善舞,信之不祥
    
    
      进入民国以来,以遗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挂后过黎元洪、段祺瑞、孙中山、溥仪、刘湘,与政学系、皖系、奉系、孙系、宗社党、白俄、关东军、四川军阀也都联络过感情,当然不会忽视日益壮大的中共。
    
      国民党元老谢持父子,与周善培有两代师生之谊。谢持的孙子谢幼田,曾有如下回忆:
    
      我祖父和父亲都受教於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远长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护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张澜和罗隆基,与周恩来也有往来。他告诉我父亲,中共将会需要我父这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我父对家人讲,他“一生不问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就研究过,不过凭本事吃饭,不必怕。”於是就留下来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谢持这位不问政治的儿子谢德堪,回到四川富顺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镇反中被捕。谢家人十万火急地跑去恳求周善培,请他出面找陈毅营救:
    
      周郑重告诉我大哥转家母:“不必急,你父亲迟早会受欢迎的。”周没找陈毅。当时,周很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即由他取,毛泽东到上海数次登门请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请吃饭。于是我母亲没找在北京教大学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济深和周恩来,周在法国与我父亦有交情。(谢幼田:《我父亲的一张判决书》)
    
      由于“周很忙”,而谢家人又过于信任这位两代恩师,放弃了直接找李济深、周恩来求救的机会,结果谢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恶霸罪”判处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运的前辈,与“船王”卢作孚的交谊非同一般。新政权成立之后,周力劝卢及其民生公司船队从香港来归,功不可没,他还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高压下的卢作孚于2月8日夜间自杀,西南当局严密封锁消息。据《黄炎培日记》记载,2月15日从周善培的来信中得知卢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驻京代表何迺仁盘问详情,接着往访张澜磋商,下午便将周的来信交给了统战部长李维汉。其后数日间,卢作孚自杀的内情在北京上层逐渐传播开来。
    
      周善培同时将消息透露给《大公报》记者张蓬舟,22日该报二版披露卢“病故”消息后,当即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春桥的严厉责问,总编辑王芸生被迫做检查并受记过处分,该报副总编辑李纯青、编辑主任孔昭恺、副编辑刘克林、采访课主任周雨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亲朋好友不断触霉头,周善培却始终安然无恙。素以“眼光远长”著称的他,常在不经意间给人瞎马骑。他表字致祥却多致不祥,友人从卢作孚到王芸生,弟子从邓铿到谢德堪,主子从溥仪到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种不祥。
    
      另据《张元济日记》记载,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周培善两位前清进士到中南海晚餐,陈毅作陪。毛谈及章士钊欲居北京经营商业,并为老东家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反对,张元济也认为杜月笙的名声不佳,门徒众多,恐地方受扰,陈毅表示将对此事慎重处置。周在席间主张读经,张则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对待杜月笙的问题上,周善培颇有见地,因为伟大领袖肯定不会喜欢帮会领袖;他的“读经”主张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为“圣之时者”。而张元济别立经学一科的倡议,如今已在大学中现身……
    
      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前清遗老支持新政权,毛泽东也显得特别敬老尊贤,盖因国民党乃共同宿敌也。遗老周善培对中华民国“毫无好感”、卷入复辟密谋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猫式和亲及施琅式意淫,越发显得稚嫩可爱。
    
      周善培晚年终于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于1958年寿终正寝。新国号满足了毛泽东的历史舞台感,却令他在统一大业上抱憾终生。
    
      系铃人去矣,周善培拴在历史虎项上的金铃铛,至今犹未能解……
    
     2006年清明节 风雨读书楼
     《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
  


    
  呵呵,王兄应该明白国家和政府的区别吧?伪政府、蒋帮集团等等说法或许恰恰证明中共要继承民国的大统,别人是伪,自己当然就是真。
    
  古代中国,家国天下,天下是一家一姓的,所以一般都改国号以区别于前朝;到民国,已经是共和时代,理论上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所以就可以不用贴个性化的标签,改国号没有必要性。
    政治实践中,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问题,暴力固然是最有效的,但是人心未必是暴力能长期保有的。gcd自认是继承孙中山以来的传统的,蒋介石是孙的叛徒,这也是收拾人心的好办法。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08:03  
    早在中国人民革命最后胜利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中就已开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即将问世的新中国。但自这一年十月起,则较多地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与民主人士代表在哈尔滨达到《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议定“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致词时最后呼了三个口号,第一个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全上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筹备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即:“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而且,在最初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组织大纲草案》中,还有一处作括弧注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起初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后来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将对国名的不同意见归纳为三种名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数人基本同意采用后者,并用括弧注明简称“中华民国”。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采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的;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和来宾三百人。主席台中央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人民解放军军旗。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采用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 

  
    九月二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同样也采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已经为全体会议接受。但国名的简称问题,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之后是否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并把它写入《共同纲领》,引起了更为热烈的讨论。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曾考虑到应照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周恩来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 

  
    在全体会议上,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递交了一份提案。提案认为:这次新政协筹备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后施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奸、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留恋地予以取消。否则,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起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请大会公决。围绕这个提案,各位代表在讨论中发表了各种意见。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08:59  
    政协会议主席团对是否取消国名简称采取了慎重态度。当年任著名的美洲爱国华领司徒美堂秘书司徒丙鹤回忆说: 
  
    九月二十五日深夜,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夜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是日上午十一时,我随司徒美堂坐汽车从东京饭店前往。人陆续到齐了,一看多是七十以上的老人,大约二三十位,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考怀)、符定一、马寅初、人、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均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 

  
    周恩来开始讲话:今天请大家来赴席,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民建的黄炎培。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有“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协五年一届,五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第二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听了我的口译,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五年以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象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语言响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马寅初站起来,拥护司徒美堂主张,并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说,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的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要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律家沈均儒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简称问题。他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6-6-5 11:23:28  
    陈嘉庚发言,他讲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他同意不用那个简称。他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会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会作出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记下了改变国名简称的说明。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民国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 

  
    从此,在政协全体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中,就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这几个字。(摘自《大争论――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刘勇、高化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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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前,就国号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当时有三种意见: 
  
  其一,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其二,取一个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的国号; 
  
  其三,取一个与“中华民国”有一定关联的国号,既区别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又为将来统一中国留下余地。
  有些书上说毛泽东成表示非常支持第一种意见坚决反对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 
共产党反蒋不反孙。不是还有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这事和章立凡先生的父亲大有关系,原来唱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是章乃器老先生向毛泽东提出后才改的。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承认的,称之为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也承认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缔造的中华民国是光荣的,把民国全部推翻,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据说最后何香凝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 



      作者:漫漫自由路 回复日期:2006-6-5 11:25:10  
  N姓家奴。
  
  改不改国号只是表面问题,对现代史恐怕没有什么大影响。


      作者:清秋子 回复日期:2006-6-5 11:54:14  
  历史是不能再来一遍了。我们也许永远要在“不尽如人意”中前进。


      作者:minenchou 回复日期:2006-6-5 14:23:38  
  卑鄙下流的东西!
  
  赞同改国号的充满了封建思想。加上汉奸的煽动,终于害了国家。


      作者:欲海漱石生 回复日期:2006-6-5 20:04:33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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