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谈文革史研究
(截止到200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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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谈文革史研究
(截止到2004年之前) (修订稿)
在2004年9月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004年 12月21日转录自<五柳村网站>新线博客日志
最早的研究要从七八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实际上胡耀邦提出要早一些,他到中央党校以后,布置中央党校研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提出"十次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对吗"?这就触及到文革(以下称为“它”)。比较集中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后来就是叶剑英的国庆三十年讲话,然后有一个《决议》。这项研究最早是官方开始推动的,但是民间的反思又比官方的更深,在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出现过一批反思的伤痕文学,什么《班主任》、《伤痕》。新的高潮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反思文章比较多,但都不是很系统的学术研究。八一年《决议》一方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能够讲毛泽东的错误,问题是另一方面又只能按照《决议》去诠释,所以大概从八一年以后官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就停下了。民间的研究没有停止,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前期没有太大的进展。 到八十年代中期又有一个高潮,就是它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民间学术界研究党史的,在这方面出了一些成绩,高、严的《十年史》,还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这两本书是民间研究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前者是它国内第一部专著,但学术价值不如后者。六四以后才出版了金春明的《史稿》四川出的,很快被禁止发行了。不久,席宣和金春明出版了另一个版本《简史》,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这本书在《决议》的框架下有一点研究者的思考,基本上是诠释的。 到目前为止官方批准它的书只有两本,一个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央宣传部批准的),还有一个就是席宣、金春明写的《简史》。我认为,国内研究它水准最高的专家就是王年一,他在史料考证方面做的那些研究的工夫,目前研究它的没有超过他的,通史性的研究著述就数王年一的这本书了。 国外研究的比较多,但是作为通史性的著作现在还没有出版。麦克法夸尔原来写的是前史(从四九年到六六年),正在写文化 大革命史。他在哈佛开了这门历史课,是个选修课,但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哈佛这门课是选修最多的,曾经达到四百多人,非常轰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进入一个低谷)。除了通史性的研究之外,国外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比较多,比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这类东西非常多。而且西方学者的东西还更有影响一些,比如说最近国内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菲力普•肖特写的的,从学术上说,在国内的学者眼里,水准一般,但是非常有影响。九九年出版,,今年在北京出了中译本,不到三个月印了三万册。北大、民族大学等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到处请他去讲座。就是像老雷打的比方,英语就是一个强势语言,再加上是一个西方学者或者是记者写的。(雷:这个作品翻译过来比原本更糟,错误很多。"鄂豫皖根据地"翻译成"鳄鱼湾根据地","包产到户"翻译成"个人耕作"。)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民间化本身有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出版,包括人物、事件、专题的。当然,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出现的。比如关于林彪的书,按照官方的意愿,是根本不能出版的,但是现在关于林彪的书包括传记还真不少,西藏出版社、远方出版社、湖北出版社的。在境外也出版了不少内地研究者的民间著作,比方说唐少杰的《一叶知秋》,专门研究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的。类似这样的研究的著作,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控制,但是它不可能控制得像一块铁板。还有一本书写"内人党"冤案的书,被禁了,但是已经出版了,虽然不是直接讲它,但是它是其中的个案。 在内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档案最具影响的是国防大学的《资料选编》三卷本(不是公开出版的),是目前国内研究这方面资料最完整的。官方内部有一个三卷本的资料,是为了起草《决议》编的,那更是不可能公开的,但是国防大学的三卷本收集了一些官方的资料。海外去年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三千万字,目前为止是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最完整的文献。八十年代后期,李郁他们搞了一件很大的工程——《文化大革命词典》,可惜现在出不来,如果出版,也是了不得的事。九九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是研究文革的,邓力群、汪东兴都参加了,王年一也被邀请了,那是官方的一次讨论会。一位与会专家流着眼泪对林彪这个案子提出了质疑。 另外要搞口述史。现在搞口述史的,国内也有好多家,但是我觉得并不冲突,人越多越好。历史就这样,大家都来做更清楚。做口述史最好有点计划,如果完全盲目,可能会事倍功半。它最好是分两层,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蒯大富据说最近在写回忆录,不知道其他的红卫兵"领袖"怎么样,聂元梓回忆录早就写好了。这是一个层面,再有就是高层的,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抢救资料的问题。最近出版了吴德的自述,谈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有史料价值。
对已经出版的口述著作需要考辨。《王力反思录》只能是做一个参考,要是完全以他的书做历史依据,那就上当了。(雷:比如因为康生对王力特别好,连康生贪文物,王力都说没有的事。据章立凡说,返还的好多文物康生都盖了章。)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六六年二月份去东湖向毛汇报《二月提纲》那件事,他的书里写着周扬什么的都去了,但是周扬并没有去,他自己没有参与这个汇报,他就写错了。香港出版的《文革御笔沉浮录》,作者是北大的梁效班子一个主要成员。这类人物不了解多少上层情况,但是亲历了一些事情,对于澄清真相不无价值。比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都说《光明日报》发表的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等人的夺权纲领,但是这本书里说这篇文章根本就跟姚文元没关系,是当时《光明日报》一位负责人布置的一个任务,那个负责人跟姚文元也没关系。后来为这个事,他一直被审查,一直到八二年才放出来。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做更多的考证。类似这样的材料对澄清关于它的官方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雷颐:但是对所有的它说法,尤其是以《王力反思录》为代表,就应该有个警惕,一定要有警惕性。还有一个典型是章含之,她把乔冠华干的坏事,都给过滤掉了。)章含之的回忆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带有一种情绪,一些应该反映的重要的历史情节,她却回避了。(雷:有的外交部老人看了这个回忆录,非常生气,但是外交部的老人都不愿意说,他们觉得说出来伤害了乔冠华。实际上都知道给周恩来最后一击的是乔冠华的发言。李:章含之在书里暗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几个月,章含之跟乔冠华,好像是为保护老干部,从侧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所谓工作,就是后来华国锋把这两个人打下去的原因,实际上是跟四人帮勾结在一起,反对唐闻生、王海蓉。乔和章介入了党内的最后的斗争,但是他们怎么介入的,江青怎么跟他们联系的,实际上她真正应该说的孙万国写了《古有窦娥,今有林彪》,他认为"九一三事件"林彪是最大的冤枉者。还有专门研究这个期间的学校、教育等等的著作,是这个,包括乔七三年批周的事,也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至于说乔冠华能讲出周恩来什么东西,对毛泽东的决策未必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最后一段的情况扑朔迷离,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一段,他们两个人搞些什么东西,包括乔冠华的联合国发言里的"按既定方针办",有,但是后来给删去了,以后整乔冠华的时候,说他"又在联合国讲了",章含之去查档案发现没有,乔冠华没有讲,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了,实际上讲没讲没什么关系,就是澄清了,人家照样整他。雷:因为他在外交部倒周倒姬鹏飞。李:他在最后几个月肯定陷到江青、张春桥他们的某个活动当中去了,但是这个官方没有讲,她也不讲,就像邓小平说的"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大体上你乔冠华犯错误了,犯的什么错误,这属于高层机密,很多都是这样。) 关于分期。西方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到一九六九年九大就结束了。要细分可以划分出若干阶段,但目前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上,也包括民间的学者比较认可的是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六年到六九年九大,这个阶段就是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六九九大年到七一年"九一三"事件,这个阶段在高层次实际上有两个路子,林认为到六九年它结束了,所以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林和陈伯达跟张春桥、姚文元发生冲突,陈伯达是根据林彪的意图,林彪认为它完结了。但是毛不这样看,毛认为到六九年整个国家的体制要按照他的想法去走,什么革命体制啊,清理阶级队伍啊,教育革命、文艺革命,整党建党,就要按照他的意图来建设这一个整套的国家体制和社会体制。毛对林和陈伯达就不满意。说从九大召开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的两年多是林和江两个集团的矛盾,这只是表面现象,甚至表面现象也不很多,实际是毛和林的矛盾;第三个阶段是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的内容是否定它和维持它的冲突。当然,要是再细划,三个阶段还可以分成很多个小阶段。 现在的研究还有好多的领域和专题是薄弱环节。比方说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生活,这块现在基本上是空白没有人去做。其他像政权体制(这个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体制,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一些个案研究,这些领域都可以做很多实证性的工作。还有农村,中国农村在整个当代历史上有三个东西是贯穿始终、时沉时浮的,是中共农村政策的晴雨表,就是包产到户、农村集市贸易、农民自留地,政策松的时候它冒头,政策紧的时候它就被打下去。再比方说朝农经验、共大经验;还有一些写作班子(像罗思鼎、洪广思、梁效),著名的刊物(像《朝霞》、《学习与批判》),都是很好的研究题目,但是现在基本上属于空白。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2004年9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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