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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中国抑郁症患者！！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他们病了。他们卧床不起，情绪沮丧，甚至崩溃和自杀。他们需要依靠安眠药、镇静剂和抗抑郁药来抵御这个悄然袭来的“灰色杀手”。这就是“21世纪最流行的情绪疾病”——抑郁症。
一系列数字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之外：目前的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症这种疾病的折磨。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超过癌症，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一步跨入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可能是中国目前“郁闷”人数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水平却没有能够“一步跨入”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刚刚落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议：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或许，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能够帮助中国国民解决一部分精神健康问题。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庄芳芳
2003年4月1日，香港演员张国荣跳楼自杀；
2004年11月9日，以《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的张纯如(华裔)，在自己的轿车内中弹身亡；
2005年2月22日，韩国女艺人李恩珠在家里上吊自杀；
2006年4月，台湾演员叶雯投海自尽；
……
这些以各种不同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艺人有一个共同的起因——抑郁。有报道称，陈晓旭出家前也曾因抑郁而试图自杀，后在“中国防治自杀第一人”朱海的帮助下获救。
抑郁，或者抑郁症，已经关系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这是因为，抑郁的极端结果并非只有自杀，它也可能导致抑郁者杀人。
2006年年初，19岁的延庆一中高三学生郭某因杀死舍友被市一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精神医学鉴定显示，郭某作案时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想通过杀人接受刑罚的途径实现“曲线自杀”；
2006年9月24日凌晨，吉林省柳河县柳南乡人患有抑郁症的石悦军杀死7人、杀伤4人后潜逃。在随后的逃亡中，又先后杀害5人、杀伤1人；
2006年发生在佛山南海罗村的“12·28”灭门案，犯罪嫌疑人黄文义也被专家认为患有严重抑郁或者精神分裂症；
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统计，仅2004年该市就发生精神病患者严重肇事肇祸事件211起，2005年又有207起。特别是2004年8月4日，北大医院幼儿园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临时工用菜刀砍伤了15名儿童和3名女教师，导致1名儿童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抑郁就像流感一样，随时可能袭击任何人，以至不知从何时起，“郁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口头禅。
目前这一“流感”正在中国蔓延。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纂的《两会特刊》“精神卫生专辑”指出，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
6.87%的人患病，62.9%的患者不治疗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在他的专著《别了，灰色的心灵风暴——走出抑郁的泥沼》中有这样一个统计：全球大约有1亿5千万人为抑郁而受苦，如果加上潜在的患者，起码有将近5亿人正在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换句话说，大约每10个人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
徐光兴的估算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大体相当。WHO调查发现，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约为11%。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它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人类认识这一疾病的历史已有250年。北大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告诉本刊，早在18世纪中叶，人类就知道存在一种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病。随着人类对这类疾病认识的加深，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修改了健康的定义，认为“健康”必须是一个人在躯体、心理、社会适应上的完满状态。国际社会对健康标准的重新认识已经延伸到临床医学领域。目前美国的一些医院已开始实行躯体专家、心理专家、社会学专家同时为一个人看病的接诊制度。
然而，中国认识抑郁症仅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很多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都提到中国1982年做的12地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个目前惟一的全国抑郁症调查显示，中国情感性精神障碍，即抑郁症的患病率仅为0.076%。“这一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1%的全球发病率相去甚远。”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侯也之告诉本刊，这是因为当时对抑郁症诊断标准掌握过严，甚至把抑郁症理解为精神分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信息的不断传入，中国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的存在。据胡佩诚回忆，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做过一个世界范围的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当时曾到过中国的北京和上海。结果发现，上海的住院病人合并抑郁症的比例高达24%。“正是这一调查结果，以及从80年代起不断增多的高校自杀事件，引发了国内对抑郁症的高度关注。”胡佩诚说。
2003年，马辛、郭红利、侯也之等众多专家采用国际通行标准，组织进行了一次“北京市抑郁障碍社区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现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可以信赖的抑郁症调查。侯也之说，在北京市，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也就是一生中得过一次抑郁症的为6.87%；时点患病率，也就是调查时正患有抑郁症的为3.31%。
多位专家指出，这一数字近年仍有不断攀升趋势。侯也之还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不到总门诊量的1/10。如今，安定医院门诊病人中接近一半都患有抑郁症。正是由于广泛的社会需求，2006年2月安定医院专门成立了抑郁症治疗中心。尽管如此，侯也之认为，目前中国抑郁症就诊率仍然不高。根据2003年的北京市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仍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抑郁自杀率：农村高于城市
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张艳萍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该中心做过一个全球最大的心里解剖课题，共调查1596例自杀和其他意外死亡、自杀未遂的样本。结果显示，6成的自杀死亡者和4成的自杀未遂者患有精神障碍。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的数量是居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自杀的各种原因中，抑郁症是罪魁祸首。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和他的同事从1995年起，在全国选取了23个点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结果显示，农村的自杀率是城镇的3倍多，近8成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其中农村女性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服用农药自杀的。农村自杀的妇女中，很多都是抑郁症。
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外的自杀，一般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国恰恰相反。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主流文化仍是男权文化，被覆盖在“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们的文化、制度、法律设计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至少落后了100年。
张艳萍说，在农村，农药放置非常随意，往往放在门后或墙角。“这些农药中有很多是一类有机磷农药，毒性很大。”她说，农村相对落后的医疗条件加上唾手可得的剧毒农药，让患有抑郁症的妇女更容易自杀。
张艳萍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令她颇受震动。一个农村女教师结婚不到一年，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下农药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称自己的死和其他人无关，只是因为觉得生活太痛苦了。后来调查得知，其实她死前是有征兆的。自杀前，她变得非常不爱说话，还总是起床很晚耽误上课。而且家人回忆说，她在上中学时曾有过短时间的抑郁状态。
“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张艳萍说，“遗憾的是，这是在她死后才知道的。”
高校特例：23.66%的抑郁症患病率
在安定医院抑郁症专科门诊的楼道里，记者见到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楼道边的椅子上候诊。她头低得很深，一言不发。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她旁边，一会儿整理一下女孩的衣领，一会儿把女孩的头发拢在耳后，就像对待一个儿童。
中年妇女姓张，女儿小林(化名)正在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大二。
张阿姨说，她们家住甘肃一个小县城。去年暑假回家，一向活泼开朗的小林变得一句话不说，还经常一个人含泪发呆。小林返校后不久，张阿姨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孩子情绪非常不好，请家长去北京。
到北京后，张阿姨找了家旅馆住下。谁知这一住就是半年，她被迫向单位请了长假，租了学校附近的一间民房长期住下来。
“医生说孩子有自杀可能，让我好好盯着她。”张阿姨说，小林班上还有三个同学，也是家长专门在北京租房子陪读的。这三个同学现在都是小林的病友，其中一个学生每晚吃一把安眠药，仍整夜不能入眠。
大学生因为心理问题由家长陪读在京城已不鲜见，而医生对小林可能自杀的警告也并非危言耸听。连年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经成为象牙塔内的噩梦。以北京市为例，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北京地区高校学生自杀身亡的有19名，2005年15名，2006年9名。
“已经可以肯定，导致很多大学生自杀的元凶就是抑郁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博士张继明告诉本刊，去年北师大跳楼自杀的那个学生就患有抑郁症。他生前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后来得知，这个学生曾到安定医院看过病，并被确诊为抑郁症。
另一个调查更让人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担忧。2006年12月，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共同推出的《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达到了23.66%。
“‘啪’的一声跨入高速旋转的社会”
大学生焦虑找工作，白领焦虑没完没了的加班，农民工焦虑年底能否拿到工资??黄悦勤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判断，存在抑郁状态的人高达30%。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的人陷入了抑郁？
“现代社会日益加剧且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是抑郁流行的原因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说，现代社会由于传媒的力量，使得尽管比尔·盖茨与我们远隔重洋，但他的富裕程度却无人不知；使得超女们的成功也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各种诱惑成为当今社会随处可见的浮躁心态的成因，浮躁程度的加深则演变为焦虑和抑郁。
张继明认为，科技进步使工作失去了边界，是抑郁流行的另一个原因。他说，各种通讯手段，如手机、电子邮件、QQ等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你，并把你和工作联系起来。另外，工作已经不像传统工业的生产线那样明确，更不像计划经济下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样悠闲，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管理大师比德·德鲁克说，21世纪的工作是一种智力工作，人们甚至不知道工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从业者对自己工作的掌控水平在下降，但老板对绩效的要求却在提高。于是，太多的人感到身心耗竭。
去年，美国《财富》杂志对中国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做过一个调查。被调查者中，觉得自己压力过大的人超过70%，20%的人出现明显的“职业耗竭”。
“发达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经过了很长的过渡期。”张继明说，而中国却是“啪”的一声就跨入了高速旋转的现代社会，从国家到个人准备都不是很充分。
社会和个人的准备不足还表现在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制不健全的焦虑，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变迁的焦虑。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提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社会“断裂”与“失衡”的观点，也许这正是抑郁这种社会病在中国蔓延的深层原因。
而大学生们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学生生活在比较与落差中。学生患者往往向医生和心理咨询老师倾诉自己的心理失衡。学生中的“贵族”对贫困生是一种“比较”；女生楼前排队的高级轿车对没车“理睬”的女生是一种“比较”，同居的俊男靓女对单身汉们是一种“比较”，而更为现实的就业“比较”更让许多学生变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干脆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感觉。
张继明认为，特别是“80后”的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依赖、自尊、敏感和特立独行等性格特征更让他们对“比较”结果的反应强烈。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人一旦离开父母，便发现自己变得异常无助和孤单。★
抑郁：并非只是心理疾病
抑郁症既不是心胸狭窄，也不是意志薄弱，更不是品质恶劣。它和感冒一样，是一种疾病
★ 本刊记者/李杨 ☆庄芳芳
“社会上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总认为抑郁症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深感自己患抑郁症时不被周围人理解。
的确，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抑郁症当成思想问题、闹情绪。很多抑郁症患者也和崔永元一样，觉得不被社会理解。他们有羞耻感，甚至忌医讳药。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已经认识到，抑郁症既不是心胸狭窄，也不是意志薄弱，更不是品质恶劣。它和感冒一样，是一种疾病。
药物作用胜过开导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向本刊介绍，抑郁症就是五羟色胺(大脑分泌的一种导致精神松弛和睡眠的物质)等单胺类大脑神经递质紊乱造成的。这和人受到刺激以后，发生内分泌系统紊乱的道理一样。
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存在生理变化，这一变化目前已经能够通过生化实验得到验证。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侯也之多年从事抑郁症临床医学工作。她在诊断抑郁症时，往往给患者化验24小时尿，由此观察这些神经递质的代谢终产物浓度。验尿，现在已成为诊断抑郁症的重要手段之一。
搞清了病理原因，种种抗抑郁症的药物相继问世。不少病人发现，心理医生的无数话语或开导，疗效却抵不过一片小小的药片。正是由于相关药物的诞生，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有了新的期待。
导致抑郁症的还有另一个生理原因，那就是遗传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认为，如果父母一方患过抑郁症，那你有15%到25%的几率患此疾病。这个几率要比其他人高一些，这是因为你承受压力的基因能力比正常人低，所以患此病的几率就比一般人增大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说，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抑郁症存在多种易感基因，而这些基因是有遗传倾向的。
抑郁：人类高贵的天性？
尽管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学者从积极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如同其他生理功能一样，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恰当反应。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陈蓉霞认为，轻度抑郁可能起着适应作用，它促使个体在逆境时积蓄力量，在安静时陷入反思与内省。这就如同痛感，尽管它给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但失去痛感的人非但没有生活在天堂中，相反，连生命都难以保障——他们可以在瓦砾成堆的地面上疾步如飞，捧个烫手山芋而不知罢手，结果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有研究表明轻度躁狂、抑郁与活力、创造力及魅力相关。这种基因可以给个体带来先天优势。因此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历史名人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都患过忧郁症，台湾女作家三毛以其丰富的阅历，饱满的激情，秀美的笔调描述异国风情，但抑郁的她却在作品选出版时自缢西去。
“所有的心理痛苦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体验对生命都是重要的，心理痛苦是自我成长的必经阶段。”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著名心理学家李子勋指出，情绪困扰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状态，就像白天和黑夜的更替一样，快乐和悲伤，开朗和消沉都是在人的生命中交替存在的。他甚至提出：“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人，对生命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因此，“抑郁并生活着，是人类高贵的天性。”陈蓉霞说。★
心理咨询业的双重尴尬
一方面，是整个心理咨询行业存在显著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多的公众不愿、或者不敢直面自己的心理问题
★ 本刊记者/蔡如鹏
“我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有勇气，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当问到对求助心理咨询的人的看法时，贾晓明这样说。
十几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告诉这位北京理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在中国要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场合，贾晓明都说，我们不担心来求助我们的人，而是担心可能问题很严重，却不来找我们的人。
一种特殊的职业
北京大学心理系钟杰博士说，心理咨询师与精神病大夫的角色并不一样，后者针对的主要是精神病患者，通过药物治疗缓解病人的症状。心理咨询师面向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群体，可以说，他们的工作为预防精神疾病修筑了一道有效的防护栏。
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认为倾诉聊天完全可以找自己的朋友。针对这种观点，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的看法是，心理咨询，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大有区别。一名有效的心理咨询工作者，不仅要接受严格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而且应具备这种职业行为所必需的个性品质以及其他方面的个人要求，正如卡可夫所言“咨询是生命的流露”。
有人说，一个拙劣的心理咨询师会把一个有轻微心理问题的人咨询成抑郁症，或者是把一个有抑郁症的人咨询得想自杀。
在欧美国家，不管是在医院、大学，心理咨询人员必须要有博士学位。除理论知识外，实践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环节。年轻的心理咨询师在独立从业之前，都要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在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称为督导)手把手的指导下工作一到两年。
鱼龙混杂的心理咨询业
心理咨询人员鱼龙混杂、各诊所之间在专业水平上参差不齐，这被认为是阻碍这一行业发展的瓶颈。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的朱文杰认为，这主要是心理咨询机构管理比较混乱，其从业人员准入门槛低造成的。
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失，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心理咨询机构仍是多头管理，比如，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的审批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而非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则应向民政部门登记。
中国也未建立统一的心理咨询人员执业资格制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心理咨询员”和“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标准，卫生部有“心理治疗师”考试，而卫生部与人事部又开设了“心理保健师”的评定。朱文杰说，这些部门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人力、物力进行监督管理，导致心理咨询人员准入门槛大大降低。
上世纪80年代，心理咨询进入中国后，各个大学临床心理学和咨询学专业的毕业生很少，因此在心理咨询人员的培养上，中国采取了以社会培训为主的办法。贾晓明说，这样的培训，短期培训居多，训练时间少的3至5天，多则几个月，这样短的时间，很难想象培训出来的人有多高的水平。
为此，贾晓明呼吁大学应多开设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以缓解专业人才缺乏的紧张局面。她介绍说，虽然中国不少院校相继设立了心理学系，心理学也成了一个热门专业，每年报考的人数也逐年增加，但由于学校教学资源的限制，各个学校每年招收的心理系本科生，只有几十人，研究生的数量就更有限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的心理咨询师数量还很少，以高校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张继明介绍说，目前他们中心有6个老师，面对的是18000个在校生。也就是说，心理咨询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为1比3000。这个比例在国内高校中还是比较高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捉襟见肘了。发达国家的比例是1比2000到1比1500。
文化让中国人不接受心理咨询
心理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人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者，而心理健康者正是那些敢于面对心理问题的人。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们一旦遇到诸如情绪低落、情感挫折、环境不适等心理问题，首先就会想到找心理咨询师。北京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教授介绍说，美国人把接受心理咨询看的像吃顿麦当劳那样自然、简单。
美国是现代心理咨询的发源地，也是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几乎每一个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有人这样形容说，美国成功人士的臂膀是靠两个人搀扶的，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心理咨询师。据统计，每5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名心理咨询师，30%的美国人定期做心理咨询，80%的人会不定期去心理诊所。
但中国人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很多人反而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人性格软弱或意志不足的表现。
“我们中心有30多个咨询师，但每周来咨询的人数还不到20个。”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的王生平说：“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费用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还在于观念。一些病人在外面都表现得很强大，觉得做心理咨询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北京海明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海明也说：“心理咨询的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有勇气咨询的还只是少数人。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但真正来咨询的大概只占两成。每周来我们这里咨询的大概只有几十人。”
贾晓明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联系。她说：“中国人的情绪是受到他人评价和环境影响的。譬如人们说不能‘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于色，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所以中国人的快乐和骄傲都不好表达，只是尽力掩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轻松。”
这种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久而久之，内心缺少真实快乐的体验，抑郁就会越来越严重，成为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很多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问题往往最后通过躯体症状表现出来。有调查发现，到其他各类门诊就诊的患者中，大约有20%的病人，实际上是心理问题。在贾晓明看来，心理问题躯体化正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临床现象。★
一部法与13亿人的精神健康
技术之外，健全的政策和法律是解决全民精神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精神卫生立法针对的不仅仅是1亿精神病患者，还涵盖了所有13亿人
★ 本刊记者/蔡如鹏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河南的人大代表郝萍和重庆的韩德云，尽管职业不同，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但他们的议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议题：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
作为大夫，郝萍每年都要参加由国家组织的专家医疗队，为贫困农民和城镇低保户进行无偿的医疗援助。她说，目前除了极少数精神病患者能够得到住院治疗外，绝大多数只能在家里接受治疗和看护，他们被关锁和受歧视的现象普遍存在，境遇十分悲惨。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保守估计，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在一亿人以上。其中大约1600万的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中，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定时炸弹’。”韩德云说，“精神病患者引起的伤人毁物事件，给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和危害都很大。”
“其实，近些年来精神卫生立法一直没有走出‘两会’的视野，每年相关的议案和提案都有几十份。”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说，“因为，这不仅有助于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和遏制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的发生，更关乎全国13亿人的精神健康和整个社会的心理和谐。”
难产的《精神卫生法》
霍金花也是关注精神卫生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在提交的议案中，霍金花写道：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精神卫生立法明显滞后。正是由于立法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精神病患者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社区防控监测体系缺失和专业机构条件的落后。
世界第一部《精神卫生法》1938年诞生于法国，这部法律强调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和财产，不得非法拘禁精神病患者。时至今日，已有100多个国家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还没有专门的精神卫生类法律。
目前，中国精神卫生管理主要依靠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比如，《民法通则》确立了监护制度监督和保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通过司法精神鉴定的方法免除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并确立政府强制医疗制度。
“但多数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霍金花说。
事实上，早在1985年，卫生部就曾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拟了不下20稿，但至今仍未出台。
唐宏宇认为《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太大。他说，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精神病患者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已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均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宁波、北京等。
中国疾控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青海、宁夏的精神科医师还不足30人，西藏更是没有一张精神科病床。
另一个原因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出台的法律多集中在经济领域。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重视不够，而实际上精神疾病早已位于中国各种疾病负担的首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78岁的教授刘协和，是《精神卫生法》(草案)最早的起草人之一，曾参与草案前十几稿的起草工作。
他说，由于政府和社会对该法重要性认识不够，该法草案迟迟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目前中国因为精神卫生的原因造成的社会损失，远远大于对精神卫生防治的投入。
不过，3月14日公布的《卫生部2007年卫生立法计划》显示，《精神卫生法》已经列入卫生部今年的立法计划，有望在明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另有消息说，1月上旬，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桑国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委员信春鹰，已率调研组到中国最早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的上海市，就条例的实施情况展开调研。
种种迹象表明，《精神卫生法》立法的脚步正在悄然加快。唐宏宇也证实，就在3月底，有关部门在长沙又一次召开了国家精神卫生立法专家研讨会，会议对草案做了较大的修改。
针对重点人群的预防
“精神卫生立法看似某一狭窄专业的行业立法，实则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公共卫生和人权保障等多方面状况。”北京市人大负责精神卫生立法工作的一位专家说，这部法律针对的不仅仅是1亿精神病患者，而是涵盖了所有13亿人。
唐宏宇说，《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原则除了维护患者权益、规范医疗服务和加强对重症患者管理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促进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一度认为精神疾病的产生是恶魔缠身所致，治病的惟一办法就是“驱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病患者不是被看作害人的魔鬼，就是被当成低人一等的贱民，同罪犯、乞丐一起被禁闭起来。这不仅使得精神病患者难以康复，也让精神疾病更加肆无忌惮地袭击毫无防范的其他人。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精神病患者的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精神卫生法》将把精神疾病的预防放在突出位置。”唐宏宇说：“明确规定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群展开预防工作。”比如，针对大学生群体日益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法律将规定每个学校必须按学生数量配备一定比例的心理教师；普通教师在上岗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心理知识培训；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等。
这样的重点人群还包括受灾人群、被监管人群、残疾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等。
精神卫生服务重在社区
从国外精神卫生立法的历史规律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就有能力关心精神病患者这个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支持。中国台湾地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制定精神卫生法，当时全岛人口1800万，人均GDP就在3000美元左右。
但由于《精神卫生法》的缺失，中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对精神卫生事业的投入却明显不够。例如，北京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该市也在2006年12月8日通过了《精神卫生条例》，并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但受国家财政体制和预算制度的约束，北京市的精神卫生工作费用仍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北京市有关部门日前在调研中发现，该市基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空间狭小、设备落后、人才缺乏、床位不足而病人人满为患的情况。与此同时，现有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流失严重。以国内知名的北京安定医院为例，2001～2004年间流失医生30人，占全部医生的1/5。
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的很多专门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康复服务的工疗站，由于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到2004年已大部分关闭。
北京市一位从事精神卫生立法的专家指出，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大量实践表明，精神病患者在其生活的社区内接受康复服务，更有利于患者逐渐适应正常生活，恢复社会适应能力，并最终回归社会。精神疾病康复服务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向社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黄悦勤也支持这一观点。她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社区服务体系越完善，患者在医院就诊的时间反而越短。同时，基层医疗机构能够起到监控和预防作用，这也是大医院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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