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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是李自成在朝廷的卧底

作者: -上传日期:2007/4/5
 
崇祯帝是李自成在朝廷的卧底
 

  明朝各级军队都比较头疼的是流民的蔓延性与流动性问题,对此,有不少当时执掌兵权的大员都提出过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其中,三边总督杨鹤最早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和缓政策,在他的这个政策的感召下,确实也有不少义军招了安,不过,在崇祯“英明”领导下,正规军还经常“欠饷”,发不起工资,何况招安来的人?明朝对招安的人做了很多承诺,无法一一兑现,这些招过来的人发觉上了当,又开始重新造反。

崇祯帝是李自成在朝廷的卧底

 

崇祯帝

 

  对于这种局面,崇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开始用了他最擅长的手段——以“滥杀”来弥补自己的挫败感。他逮捕了三边总督杨鹤,再次动了杀机。从此,和缓政策不敢有人再提了。逮捕杨鹤,这是崇祯在继和皇太极的“无间道”(协助皇太极杀袁崇焕)后,与流民势力又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信号。

  既然官匪难以合作,矛盾只能再次升级。不过,崇祯本人无能,手底下却从来不乏高人。杨鹤下台后,继任三边总督的是陕西布政使司洪承畴,这位洪承畴是明廷自袁崇焕后又一干才。他在接任总督之前,在陕西已经几次与流民作战取得胜利,他手下还有一个极得力的猛将——曹文诏,后来独当一面,成为流民军队的克星。这位曹文诏,先后跟随过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马世龙等名将,深得用兵之道,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平定了流民起事最凶的陕甘两省,将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强劲对手都赶走了,后来又转战山西,一连打了六个月,肃清山西流寇。

  可惜的是,这位勇将的命不太好,可能是脾气太刚勇的缘故,得罪了朝中的文官御史刘令誉,暗中参了他一本,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在一片形势大好之时,把他调去大同当总兵,他的职责原来是“节制山西诸将”,这下有功反而给降了一级,成为地方总兵官。曹文诏在大同遇上了皇太极,这人的水平就不是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他们能比的了,居然给他乘虚而入,绕道进入长城,丢了胜堡、灵邱等地。崇祯不念他征战几省有功,当即免职,充军。后来山西流民乘曹文诏走了又起事,势力愈来愈大,崇祯听从山西巡抚建议,命曹文诏前往山西,戴罪立功,走到一半,文官又来了暗箭,兵部尚书张凤翼素来不喜曹文诏为人,又命他改道河南,在兵力、粮食均都不足的情况下,命他限期剿灭河南流民义军。曹文诏一走,山西义军拍手称快,而这位戴罪立功的勇将也终于再难有所作为,后来在与高迎祥、张献忠的战斗中,因为兵少无援,战败自杀。

  崇祯七年,在没有了曹文诏的压力下,高迎祥李自成势力渐大,突破黄河防线,到达河南以西。这时,崇祯手下大学士出身的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与李自成军队正面作战。这位陈大学士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标准文官,当时位在洪承畴之下,但也真是个干才,他与另一位干才卢象升配合,不出数月,竟然屡战屡胜,一连斩杀一百七十七名流民首领,更以车厢峡一战大败义军,险些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农民军队困死。这场困战持续了两个多月,义军死了近一半人,迫于无奈,李自成等人投降。这位陈大学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杨鹤的命运,竟然接受李自成等人投降。受降的义军这时只剩下了三万六千人,这里面还有后来名声大震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陈奇瑜好事做到底,还派了五十几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结果,刚出来车厢峡栈道,三万多人一起动手,杀了几十名安抚官,又反了。李自成与张献忠这时侥幸逃脱,为以后东山再起积蓄了力量。

  为逃避责任,陈奇瑜牺牲了几位下属的生命,将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敌获悉此事,又岂能放过他?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参本,历数陈奇瑜罪行。崇祯除了自己,哪能容许手下人犯一次错误?于是,陈奇瑜比曹文诏还惨,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下狱、大刑伺候了!

  农民军在崇祯“相助下”,去了劲敌,势力愈大。崇祯九年,比陈奇瑜更有才华的洪承畴进入正面战场,连败义军。义军不得不在荥阳开会,十三家首领商议结成联盟,共对明军,在这次大会上,李自成脱颖而出,提出化整为零的战术,要十三家头领分头行事,“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产,一概十三家均分。”这个提议被大家认可,李自成虽然此时还是依附高迎祥,但在义军之中,已经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人物了。

  大计商定,但大家不久就发现洪承畴更非等闲之辈,只要碰上他,义军就极难有胜算。被洪承畴打得四分五散后,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侵入凤阳,烧了朱元璋祖陵。在这里,李自成与张献忠第一次翻脸,他们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张献忠劫获了几个守陵的小太监,因为他们会吹打,张献忠留在军中做娱乐之用。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索要,张献忠不给,两人竟然就此翻脸了,李自成率先破坏盟约,鼓动高迎祥散伙,转战陕西,与罗汝才会合去。为了这么点小事,两大农民军领袖就此结了仇,而且终其一生无法化解,今人看来,简直有如儿戏。

  农民军并不团结,荥阳大会后,基本上无人遵守“财物均分”的原则,反而多有争斗。也由此说明,义军直到时,仍然是流民习性,没有纲领,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思想,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在这个形势下,明军各大员纷纷出手,捷报频传。与洪承畴齐名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汉中将高迎祥困死,最后竟然将其捉拿砍头,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高迎祥死后,义军势力大大受挫,由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张献忠率领,转战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闯王李自成带领,辗转于陕西、甘肃、宁夏。

 

两支义军步履艰难,因为与义军相比,明朝的大将太会打仗了。此时,在接连杀、撤了几个不太成功的兵部尚书后,崇祯终于找到了感觉,重用了一向以权谋著称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位杨嗣昌是当年那位倒霉蛋杨鹤的儿子,接受乃父教训,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为擅权谋,在崇祯那里非常得宠。在对付义军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主战场,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为辅助战场,形成一个“十面之网”,主战场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对付李自成,辅助战场由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对付张献忠,洪承畴、孙传庭还有一个熊文灿,全是难得的干才,他们把李自成、张献忠打得无处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张献忠投了降。其他的义军在滁州碰上的是曾与曹文诏联手过的卢象升,他手下有大将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祖宽,更是打得义军无还手之力。熊文灿、卢象升再加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洪承畴、孙传庭,合这几人之力,眼看义军败局已定。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采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复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后,想利用另一军阀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私下许诺贺人龙,只要取胜就将左良玉的“平逆将军”的称号转赠给他,并上报朝廷记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玛瑙山一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将张献忠困住。杨嗣昌无法兑现承诺,贺人龙因此对他深怀不满,索性将此事对左良玉明说,此后左、贺两人与杨嗣昌形同水火,不再听他调令。

  张献忠的离间计,再加上杨嗣昌处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将帅失和局面日益严重,左、贺不再听命,产生恶性连锁反应,许多将领与杨嗣昌离心离德,导致杨嗣昌最后几乎无人可用,朝中政敌也趁机发难。由此战争局势逆转,李自成抓住机会,与刘宗敏等仅有的十几骑人突围出来,在河南东山再起。

  在杨嗣昌还为人事问题烦恼之时,义军缓过手来了。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以游击战术绕到明军后方,竟然击败左良玉,大举反击,并在后来的战斗中获得全胜,占领了四川重镇襄阳。李自成突围后转战洛阳,同样事事顺利。之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领导下,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其中福王朱常洵是万历与郑贵妃的儿子,当年曾掀起明朝整个文官集团参与进来的“三大案”,就是缘自于他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矛盾。因为其母受万历的宠爱,也连带着从小就得宠,虽然夺位没有成功,但也凭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盘最大,兼并土地最多,平时民恨极深。这次被义军捉住,剁成了肉馅,拌以鹿肉下酒,谓之“福禄酒”,成了下酒菜。当年万历为他,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万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一下了死了两个姓朱的王爷,其中一个还让贱民吃了,深知崇祯个性的杨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头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逃脱的罪行,“功虽未成,尽瘁堪忧”,(《明史·杨嗣昌传》)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杨嗣昌在忧愤恐惧的心情下,自杀了。

  熊文灿、杨嗣昌的死对于明廷有深刻影响,自此,能够挟制义军的将领已经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军阀有各大军区首长的前车之鉴,也未必再会尽力,相反,官兵在欠饷、文官内斗成风、主帅相继下狱的绝望情绪下,同样残暴如匪。到后来,明朝不但无一可用之将,还多了很多比匪更坏、扰民更狠的“官兵”。朝中无人,百姓离心,崇祯送了李自成一个大礼,将一个意志坚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实现皇帝梦的征程。(摘自《帝国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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