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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中国推进政治体制上端改革:靠制度还是靠自律?多篇精彩文章
【国家兴亡】中国推进政治体制上端改革:靠制度还是靠自律? ●汪玉凯(中国新闻周刊)
在加强对省部级高官监督的过程中,应该主要靠制度,还是靠高官们的自律?这实际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
回到24年前的尴尬
经历过“文革”恶梦的中国人,大概很难忘记,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面对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大胆选择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比如否定“文化大革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果断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等。这些今天看起来也许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当时的拨乱反正中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随时可能引来种种责难。
在邓小平诸多的论述中,有一段出自他内心深刻感受的话,至今被许多中国人所牢记。这就是邓小平1979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针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根源时所说的: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无可否认,这些年来,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很多方面,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法律制度的建设等,都与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然而恰恰在邓小平的论述直接所指的这个领域,我们似乎仍然面临着尴尬:即在制度和人之间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是相信制度的作用,还是更相信高官们的自觉、自律?
比如说对诸如省委书记这样重量级高官的行为控制,究竟要不要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制度?如果需要建立的话,什么样的制度对他们的权力行使才能真正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现行的监督体系为什么会在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官面前屡屡失灵?我们现行的监督制约体系中,究竟还有没有使好人走向反面的东西?
制度与自律之间
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要否定现行的监督制度体系,而是说现有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应该有明显的“盲区”,或者存在着它不能企及的特权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在某些特定领域,事实上在制度和人之间,我们又回到了以往的老路上去了。
其结果就可能出现像邓小平当年所讲的在西方国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在我们国家则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人的自律、自觉的作用,而是说,在制度与人的自律之间,我们更应该注重制度,这才像邓小平所说的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我们对一些特殊的群体如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官,把对他们信任和他们的自律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形成了制度缺陷,就可能为程维高、刘方仁这样的腐败分子,留下了腐败犯罪的空间。
按照人性的一般原则,社会生活中的人,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受的教育有多长,实际上他的行为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同样也存在着恶的一面。这正像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中给出的道理一样,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利性的倾向,他们称之为“理性经济人”。
其含义是说,一个人在为社会提供某种角色或服务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多数人来说,通常是在理性支配下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如果这些人拥有了公共权力的话,少数意志薄弱者就极有可能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实现权钱交易,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这被西方普遍形容为“权力寻租”。因此,西方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及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定要最大化地减少对政府对市场活动不必要的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自身的功能。否则就可能大大增加权钱交易的机会和可能。
这也是我们十分强调在对高官的监督中,一定要更注重制度而不是自律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上端改革的推进
按照现行的说法,中国的政治体制主要应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宪政体制、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属于典型的政治层面的内容;一是政府治理、公共管理等属于行政层面上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行政体制。前者可以概括为政治体制的上端;后者可以概括为政治体制的下端。
应该看到,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不仅在政治体制的下端进行了不间断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在政治体制的上端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是两者相比,似乎在政治体制下端的改革更有成效。比如在政府管理这个层面上,中国从1982年开始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成效并不一定那么大,改革也不可能有多么彻底,但是这种不间断的改革,使中国的政府管理与计划体制下相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对政府工作以及对行政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来看,如执政党、人大、政协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依法行政的加强以及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出台等,所有这些尽管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和过去相比,已明显加强。
然而,在政治体制上端的改革,则显得滞后。其中反映在诸如对省委书记这样的重要官员的监督方面,至少还收效甚微,或者十分薄弱。这说明,在政治体制的上端我们不仅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在这些领域我们还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大胆的探索。
在政治体制的上端,我们应该、也能够靠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保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这既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体现。否则,如何向中国老百姓交出一个解决省部级高官腐败问题的满意答卷?
有专家测算,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由于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大体相当于GDP的13.2~16.8%之间。而1999年全年挽救回来的经济损失只有15亿元,这还不包括在查处案件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花消,其监督成本之高,是非常惊人的。
国家经济损失的天文数字与反腐成本的居高不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就是要把有效的监督制度的确立,包括对省委书记这样高官监督制度的设计,作为政治体制上端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这大概是我们未来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已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是,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一些具有探索式的监督制约制度正在逐步确立,如中央建立巡视员制度,派出省部高级官员对地方进行巡视,其主要对象是省里的党政主要领导人员;在全国人大,今年新设立了特殊的专职常委,并赋予他们重要的权力。尽管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功能、作用等,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的验证,但是这种探索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它预示着,中国在政治体制的高端正在悄悄酝酿一场新的变革。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34期,作者:汪玉凯,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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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一名安徽农民在金水桥前自焚受伤 原因正在核查 新华网北京9月15日电(记者牛爱民)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点燃,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天安门前的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记者30分钟后赶到现场时,天安门前已经恢复了日常平静良好的秩序,密集的游人没有异常反应。金水桥前面的地上有一片清洗后留下的水迹,正有游人站在此处拍照。
经初步了解,45岁的朱正亮于14日和妻子乘火车从原籍来京。今天一早,他们夫妻俩来到天安门金水桥前,朱正亮往自己身上泼了少量汽油后点燃。经抢救后的朱正亮只是背部和手臂轻微烧伤,现已送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朱正亮的自焚原因有关部门正在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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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事】香港媒体:解放军5个师再传陈兵中朝边境 凤凰卫视9月15日消息: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对香港中文媒体有关解放军大举移防中朝边境,预防核危机失控引发不测事件的报导不置可否后,香港英文媒体9月14日再次披露说,中国已向中朝边境部署了多达15万解放军。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引述中国安全界匿名消息人士说,解放军5个师的兵力上月已被部署到同朝鲜接壤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汉春﹑图们﹑开山﹑三河和白京等边境城镇已看到大规模军事调动迹象,出现新建的兵营,军方直升机则在距离边境仅40公里的延吉市频繁起降。
消息人士说,解放军部署到中朝边境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防止朝鲜难民大量涌入中国。
上周,香港星岛日报曾引述中国外交部消息来源率先透露,解放军三个军的兵力已经被部署到中国和朝鲜长大1400公里的边境线中国一侧,每个军兵力为50000人,包括装甲师。消息人士当时指出,中国此举是为了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星岛日报的报导不置可否。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上周二在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他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解放军向中朝边境布防的消息。
在有关中国军队大规模调动的消息传出后,朝鲜唯一的核反应堆近日忽然暂停工作,令美国情报机构大惑不解。美国估计该反应堆要么出现技术故障,很快会重新运转﹔要么正采取观望态度,等待各方反应,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南华早报的消息还说,尽管解放军的调动被视为战略行动,但延边居民却相信此举也是为了阻止朝鲜军人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
延边警方说,两年前,北京发起了遣返朝鲜难民的运动,之后,朝鲜军人开始了针对中国居民的犯罪活动,包括去年6月杀害3名朝鲜族人,今年1月23日向一个中国村庄开火。
(宁方/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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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蒙代尔成思危对话人民币汇率 近期应保持稳定 ●肖宾(京华时报)
9月14日上午,素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称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就人民币汇率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对话。
两位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近期人民币币值应保持稳定,但从长期看人民币迟早会实现自由兑换。他们指出,国际上现在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了世界货币体系正处在新的演变之中。
对话焦点一:人民币汇率近期应保持稳定
9月14日,在由“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系列活动组委会”组织的见面会上,蒙代尔和成思危一致认为近期人民币币值应保持稳定。
蒙代尔表示,他个人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和保障就是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蒙代尔解释说,对中国方面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将会对中国的进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也将会随之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也将趋向严重。对国际方面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对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并不会有什么好处,像在中、日贸易中,中国出口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
成思危表示,近期国际上有一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有部分是从经济方面考虑的,但目前正值美国大选年,不排除部分呼声中是混有政治因素的。近期维持人民币币值的均衡稳定是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还是要建立更为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现可自由兑换。
对话焦点二:最终兑换时间有分歧
成思危和蒙代尔虽然都认同人民币长期应实现自由兑换,但两位权威人士对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却存在一定的不同看法。
蒙代尔表示,对中国而言,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是迟早的事,而他个人认为,2008年是中国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最佳时机,如果条件成熟的话,在2008年前,中国就应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现在可以每隔几个月时间就总结一下汇率放开的成果,逐步积累,从而为2008年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
成思危对此表示,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2008年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汇率政策上,中国的原则是“管得住,才可以放得开”,在实现自由兑换的道路上,中国将先会实现个人自由兑换、企业的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等等,最后才会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成思危还谈道,在近期,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有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按照经济学原理,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这三者之中,只有两项可以独立改变,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都不进行变化的情况下,结果就是现在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反映出来的统计数据就是,目前的广义货币增幅已高于今年上半年GDP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的12.8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中国现在已经在采取措施减轻热钱流入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比如放开外汇管制,对出境人员可携带外币数额上限进行了提升,并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以及在考虑让国内企业购买国外债券。从长期看,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努力。
对话焦点三:世界货币体系正在演变中
成思危和蒙代尔都认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现在的世界货币体系正处在一场演变之中,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蒙代尔表示,在近几十年,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和黄金进行兑换的货币,但对其他货币而言,美元的强势是不公平的。从近几年的经济情况来看,美元已经开始不是惟一的强势货币了,欧元、日元的地位也正在增强。但世界各国就新近的货币情况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进行协商,也还没有对金融规则问题进行过讨论。国际上现在关于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争论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变化的态势。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强国,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成思危谈道,在货币摆脱了金本位体系后,支撑货币的实际上是政府的信用,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就像是一场博弈,如果各国相互之间能进行良性协商的话,各国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中国正在下大力气改革金融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在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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