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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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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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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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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忆中的灾难(祁连山人)

作者: -上传日期:2007/1/29
                      文革:回忆中的灾难(祁连山人)
 
 
    我眼里的文革片段-回忆中的灾难之一“文化大革命”这个词,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陌生的。但是从网上还是现实中,我发现很多人只是把它当作了笑话,谈论的语气,并不是对灾难的反思,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怀念,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大人再回想小时候自己是“调皮大王”时的恶作剧,那时残酷的武斗,令人发指的迫害,似乎没有多少人在认真的忏悔。记得80年代的时候,那时间的舆论,好像每一个人都成了受害者,不断诉说文革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好像还人的人都从人间蒸发了;接下来就是90年代的回忆,残酷的灾难已经远离,人们开始流传文革的笑话,甚至开始为一些著名的迫害事件翻案,对其中的人物也开始用“新视角”观察。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那篇林豆豆写的关于林彪的表现。在这篇文章里,林彪成了一个受叶群、林立果等小人操纵的傀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了小人斗争的牺牲品。

    也许历史的真相已经被风霜永远的掩盖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父辈的回忆里探知一些一鳞半抓的事实,也许只有助于我们从一个自由的公民的角度认识那场浩劫。

    对于这段历史,在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出版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结论》已经从史学的角度说的很客观公正了,我的观点也是赞同这个决议的,其实现在重读这篇鸿文,我们也能在其中找到老一辈的共产党人追求历史真相,勇于自我反思的执著和勇气。正是这个决议,让人们放下了文革的包袱,一步一步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从历史的角度来追述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工作了,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在把前人的工作做一遍,何况我始终找不到相应的资料。我想做的是,把一些自己“道听途说”的传闻拿出来,当然这不尽真实,但我想会让我们反思一下的。

    在我读书的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穿戴整齐的老头或者老太太。站在道路的中央,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仔细听,他正在想不存在的听众讲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道理。周围的人或者避而远之,或者留下一道同情的目光继续赶路。我不敢和这样的老人对视,一方面是怕他们缠住我灌输“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实在是感到我年青的心理承受不了他们眼中所包含的辛酸的历史。于是,我快步走开,每每事后感叹一下完事。

    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对于笑谈文革,不由得有了一种恐惧:无数真正的民族精英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让解放以来的近二十年建设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对我国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科技时代中坚的知识分子队伍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的浩劫,居然成了谈笑,怀旧的热门话题?成了无数笑话的背景资料?

    我们在网上痛骂日本人忘记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一次一次激怒我们的卑劣行径,但是在文革方面,除了党和政府自“拨乱反正”以来的深刻反思,曾经参与过的人们,有几个认真的反思过?当当年的红卫兵们喝醉了酒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啊”的时候,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真的是东方民族就缺乏反思的传统?我忍不住写一些东西,来记录一下我眼里的那段历史——

    文革中的母校的几件事-回忆中的灾难之二重庆大学,是我的母校。是1929年建立的,几乎可以说,他是四川地区高等教育史上的发端之一。现在它有一些今不如昔的感觉,但在重庆,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还是举足轻重的。在文革时期,它的近万名大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重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似乎所有地方的造反派都分为两派。重庆最大的两派之一的“八·一五”战斗团就是以重大的学生为底子组建的。当年的重庆,就全国来说,武斗的激烈程度也是出名的。

    在那时的母校,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当地流传甚广的“钴60”事件。当时应该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在国际全面封锁的情况况下掌握了核武器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作为大学,自然掀起了科学创造的热情。当年重庆大学自制的火箭已经成功的升空了,当然,那只是一个简陋的模型。但在不懂行的人看来,重庆大学已经是一座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堡垒了。当年的校友曾经回忆说,当时的学校甚至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宣称:如果阶级敌人敢于侵犯重大,那么,校园里的“无产阶级战士”们,会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武器予以坚决的还击云云。

    “钴60”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当时的重庆,因为抗日战争和当时紧张的国际环境,到处都是防空洞,重庆大学也不例外,在靠近嘉陵江的山头上,有一条直达江边的大型防空洞。因为平时闲置,很多学生会在课余时间进去满足以下“探险”的欲望,当然,这个防空洞有时也储存一些暂时不用的物资和试验设备。

    这一天,几个学生进去了,之前,有一批物资也运进了防空洞。出来后这几个学生被隔离了起来,谣言也开始流传。原来有人宣称,刚运进去的物资中,有作试验用的“钴60”,这种放射性元素会极大地损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孕等等恶果。说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胆战心惊。于是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坐不住了,辟谣者有之,看热闹者有之,更有人暗中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很是轰动了一阵子。据我的老师们的说法,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了,至于是真是假,谁都不得而知,只是没有人再去回忆那几个倒霉的学生毕业后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晚辈们也无法检验这个谣言的真实程度了。在我看来,这是虚张声势,也许是为了威慑敌对派别而采用的诡计。

    分析一下这个“谣言”也很有意思。当时重庆武斗成风,曾经有一个学校的两栋教学大楼被两个有步枪的派别占领,面对面的打枪战,朝天门码头的军舰也被当时最大的派系“八·一五”和“八·三一”分别接收,在扬子江和嘉陵江会和的宽阔水面上玩起了海战。更有甚者,我曾经听老人回忆甚至连部队的坦克也被造反派们开到了大街上耀武扬威。小说《亮剑》很多网友都看过,那里的街头武斗场面不亚于正规正规军之间的巷战的情节,就是以重庆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派系武斗为原型的。

    可想而知当时的震撼。连坦克都被开到街头了,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而且重大是当地的最高学府,主要课程又是工科,恐怕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宣称自己有原子弹都有人相信。这里不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背景,这种混乱几乎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如果我们早上醒来从新闻里的指某个国家的军队的坦克开上了街头,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这时再有一所当地大学宣称学校里发生了核泄漏事故,照现在的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肯定会“严重关注”吧。如果这是一个小国,恐怕美国的飞机坦克不久就会出现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了,这个国家一定是“恐怖主义国家”,“无赖国家”,从而受到“正义”的美国大兵的讨伐。

    “钴60”事件和它前后的背景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有多混乱,可以设想,当时的重庆政府肯定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工作了。到处都是谣言和武斗,人的命运,就是一片浮萍。

    在重庆大学,有一个运动场被命名为“思群广场”。是纪念文革中被迫害的杨思群校长的。此人曾经是解放军的一个军长,作为当时的学校当权者,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被造反派的“无产阶级战士”们彻底批倒批臭。天天开他的批斗大会。在一次批斗中,他的一个警卫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着台下的学生们冲口而出“黑狗崽子!”,这当然是对“革命战士”的严重挑衅,当时有人问他:“谁是黑狗崽子?”心直口快的战士不知是计,直直的顶了一句:“谁打骂首长谁就是黑狗崽子。”这个心直口快的战士的命运可想而知。

    若干年后,我在校园里见到了一个身穿这不合时宜的全套文革打扮的绿军装,神态恍惚的老头儿。我不禁在想,他,会不会是当年的那个警卫员?——

    和老人们关于文革的几句对话-回忆中的灾难之三这个老人是我两年前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我们都在出差回单位的途中。火车上闲极无聊,我们就侃起了大山。聊着聊着,我们从当前的腐败现象聊到了当时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元帅,又聊到了当年著名的《海瑞罢官》和那篇引起了无数风雨的《评海瑞罢官》。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令人感到万分沉重的文革。据我所知,文革的发动,这场关于古人的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导火线之一吧。我无从知道老人的话是真是假,但是老人是个干了一辈子科研工作的知识分子,马上要退休了。根据我的社会经验,在这种几乎可以算历史回忆中,这样的老人也许会有记忆的失误,但不会故意造假。以下是我记忆中的老人和我的对话。

    ——文革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不是很了解,很多时候来看到的闲书上知道的。

    ——当时毛主席已经宣布退居二线了,但是老人家经历了57年的反右,60年的饥荒,感觉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自己的预想越来越远了,干部也越来越脱离群众。特别是刘少奇主政后的新政策,让老人家觉得资本主义又抬头了,决心发动一场从下而上的整顿,这也许就是文革的最初的动机。

    ——这我知道,我看过一些书,文革前夕,毛主席回到湖南,在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经过长期的考虑,决心发动文革,后来就是《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接下来就是《海瑞罢官》的风波了,我插言。

    ——是的。不过这段历史也许你不知道,当年我的一个邻居是27年的党员,解放后就几乎不问世事了,但是他始终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了解很多当时的情况。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经很恶劣了。60年的灾难对于国家是灾难,对理想主义的毛泽东更是沉重的打击。

    ——那就是彭德怀的万言书了?

    ——那只是一方面,他不过是指出了问题的存在。

    ——我看过十世班禅的传记,当年也是西藏的叛乱刚刚结束,对于西藏,民主改革刚刚开始,派到西藏的干部急于把关于国家发展的各类文件里的“除了西藏”的字眼删掉,工作有些急于求成,造成了藏民的怨言。有些报喜不报忧的干部被藏民们称为“扎西书记”(注:藏语“扎西德勒”是问好的意思,“扎西书记”相信大家都是道是干什么的了),另外,在平叛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情况,有些扩大化,班禅了解的情况,是有些总体居民不到两万人的地区,竟然剿灭了三万多叛乱者。班禅感到问题严重,经过几年的准备,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了一份“八万言书”。

    ——这我不太清楚,可能这个八万言书,和那个万言书让毛主席觉得无论党内党外,反对他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正在变得强大,所以更让他觉得又发动文革的必要,好巧不巧,北京的吴晗这时写出了《海瑞罢官》。而极左的姚文元又写了《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让毛主席觉得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就决定让《人民日报》发表,准备借此发动自己构思中的整顿,也就是把刘少奇他们打下去。

    ——我记得当时这篇文章是上海的《文汇报》发表的?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也是主管党内宣传的领导。不过我想当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的用心,只是感到这篇评论文章调子很偏激,不适合在党报上发表,就扣下来没有发。后来好像主席专门作了指示,但还是被彭真顶回去了,说是要经过中央讨论。毛主席拍了桌子,又想让《光明日报》或其他党报党刊发表,但是依然没有成功。毛主席当然不便把自己的用心说出来,难道他认为的敌人会把这篇讨伐的文章公然发表吗?不过中央好像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觉得不利于当时“百花齐放”的方针,也都没同意发表。

    后来主席也没办法了,就只好让江青借着休假的名义,秘密把这篇文章带到了上海,伺机发表。后来有书说江青自己说的,当时她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当时我没感觉,但是后来才意识到:这在当时,秘密携带中央不同意发表的文章,借此发动运动,绝对是反党的行为!(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激动,也有些愤慨),主席反党,想象这是什么样的问题,被发现了江青肯定是替罪羊,所以她这麽说绝对不假。

    ——后来就是文章发表后的风暴了。

    ——当时文章发表了,主席要求转载,但是彭真还是没有同意,最后实在扛不住了,也就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发表了,接下来的事历史书上就都有记载了。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彭真注定倒霉了。我记得好像当时毛主席说过,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关键是当时的宣传让主席不满意,当年主席说过“我不看《人民日报》,就好像蒋介石从不看《中央日报》”,其实说到底,不过是争权夺利罢了,毛主席战斗了一辈子,也许是不放心别人掌舵,也许是习惯了斗争的思维,结果是全国都成了牺牲品。

    ——就是担心“党变修,国变色”吧,我看的一些书分析,当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毛主席的刺激也不小,好像当年老人家提出的接班人的几个条件都把赫鲁晓夫当成了反面典型。

    ——国际压力也算是一个原因吧。但主要原因应该在国内。(说到这里,老人沉默了,好像又回忆起了那段岁月)

    后来我们又谈了很多别的话题,但我印象里最深的,是老人对毛主席的评价:雄才大略,小肚鸡肠。老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一个例子: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而风向骤变,经过几天的批判,毛主席发言了,他对彭德怀说:“你一贯反对我。”彭老总当然不服,于是主席慢慢举出了从红军时期到59年彭德怀对毛主席提出的反对意见。老人当时说的,几乎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好多事性情耿直的彭老总早就记不得了,当时彭老总哑口无言。根据我的印象,当时老人举出的是一些关于工作或政策理解错误造成的争执,但我不太了解这些历史,没有记住。

    我的评论:这件事发生在大约两年前,很多细节我都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这位火车上偶预的老人什么模样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些话总是在我的心里打转。其实文革的原因在那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我在老人的叙述里,感到作为起因之一的《海瑞罢官》风波的过程,就如同时下流行的玄幻小说里的政治阴谋,让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这位老知识分子对于毛主席的评价也许失之刻薄,无论毛主席晚年犯了什么错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同样不容抹煞。

    在此后不久,我遇到了一个老工人,谈起同样的话题,老工人很激动:你们这些年轻人,考虑问题一点都不全面,你知不知道,毛主席一当政,全国的妓院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多少传染病,也是没怎么费功夫就扑灭了,就说咱们国家现在叫得很响的高科技,哪一样不是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打下的底子?!老工人还在滔滔不绝的说,我只是在思索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许关于毛泽东主席的争论会永远存在,我们也会不断的在史料和老人们的回忆里逐渐接近真实的毛主席,真实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真实的自己——

    淡淡的伤痕-回忆中的灾难之四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被时间的潮流待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还是留下了它的痕迹。作为一个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有的影响消除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十年的巨变,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里讲述的是三个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作为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受的伤害,在我的眼里分外的醒目。

    第一个,是我高中时的物理老师。这个老师是有名的特级教师,他在讲课的时候,有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学者风范。高中物理课的最后阶段,讲到了一些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在基本知识。由于工作多年,当时的讲课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课堂上老师是用一种可以媲美教士传教的虔诚在讲述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场动摇了牛顿物理学根基的伟大变革。老师甚至不惜用宝贵的半堂课的时间在讲述我早已经知道的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卢瑟夫等等世界级的科学家的探索历程,而且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薛定谔的猫,第一次认识了玻尔,玻恩,郎道,爱丁顿等等被前面的人的光芒掩盖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在老师激情洋溢的叙述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当时激荡着这些年轻人从普通的学生走向世人敬仰的伟大科学家的那种激情,让因为升学不得不努力攻读的枯燥乏味的课本不再那么让我生厌。离开大学后,我买了不少“第一推动丛书”的书籍,一大半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老师的讲述让我希望回顾那物理学变革的黄金时代。功利的高考并没有完全体现出这位老师的水平,但是他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科学的种子。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师的时候,对他的印象却是他须臾不离手的拐棍和他那条不足以支撑身体的左腿。他的眼光是坚定而执著的,但是那一瘸一拐的腿让我感到心悸。后来在一次作业讲评的时候,老师淡淡的说:“不要怕犯错误,不要怕成绩低,有错就要改,不会就问老师。几个叉算不了什么,不要像文革时候的那些学生,老师批的叉多了,就让老师挨棍子,害人害己。”——他那那条腿,是被他自己的学生打断的。其实这算不了什么,刘少奇主席尚且蒙冤而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尚且投湖自尽,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的遭遇,几乎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他没有死在那场浩劫中,已经很幸运了。再后来,我听说他原来是西南师范大学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因为在运动中站错了队,被剥夺了留校任教的资格,发配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做了一辈子的普普通通的物理老师。也许,当年如果没有这场灾难,他会有更加辉煌的人生,也许现在就是一个学术界的令人尊敬的老前辈,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教了一辈子高中物理,拖着一条残废了的腿,所有的才华都必须服从高考命题组的普通高中老师。

    第二个,是我初中时的一个语文老师。他的语文教学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但他带过我们的美术课。老先生算是多才多艺,我们初中一共换过三位美术老师,两个是美术师范的科班出身,另一个就是他。在我的印象里,这位语文老师代其美术课来并不比那两位老师差。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后来在初三的时候,师范学院有两位化学系的毕业生来我们班实习,见到老先生后居然毕恭毕敬的行起礼来,让我们感到很诧异。那个实习老师说,老先生原来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有名的才子,平时酷爱文学名著,也时不时的写几篇文章,文笔非常好。有一次,也许是受了《巴黎圣母院》的影响,老先生在文章里灵感乍现,鬼使神差的形容当时学校里的敲钟人像阿西莫多,更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只见他宛如猴子一般……结果,被平时嫉妒他的几个人扣上了“诬蔑劳动人民”的大帽子,结束了才子的生涯,发配到了实习老师所出生的人民公社当起了民办教师。然而才子就是才子,当时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被学校推荐到公社的广播里当作范文,成为当地孩子心目中的明星和偶像。后来老先生被落实了政策,来到我所就读的初中,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能够看到老先生展示他的文学才华,在我眼里,这位昔日的才子已经是“泯然众人矣”了。

    第三个,是我高中时的地理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有些神经质的人。他讲地理课的水平公平的说是不低的,但是听他的讲课,往往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因为他常常讲着讲着就离题万里,开始无休无止的抱怨起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这种离题万里的抱怨,被他称之为“举例”。他能在讲述时区的差别的时候,给我们举出同一个老师教导之下,有些学生成为正人君子,有些堕落为恶棍,可见老师的影响有限的例子,再降到生态平衡的时候,他会大肆向我们描述人类的种种禽兽不如的恶行……对于处于叛逆时期的中学生,这都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被老师彻底打败了,因为他开始“举例”的时候,总是说上几句就紧张的环顾四周,然后不厌其烦的说:“我只是随便说说,你们别想靠着打我的小报告获得什么好处,文革的时候我见得多了,这种人没好下场的!”忙于学业的我们,谁会有兴趣去打一个副科老师的小报告?而且都什么年代了,谁会对小报告感兴趣?看到我们不以为然的神色,老师跟紧张了:“你们千万不能打我的小报告……”直到我们公然起哄,让他继续讲课,他才收敛一些,然而正课没讲多久,他老人家又开始“举例”,尔后又开始警告我们“不要打小报告”……折腾几下,一堂课就结束了,本来就没多少人听得副课有被这位老师又七折八扣了不少。作为遗害,我在和美国的朋友联系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以为他所在的休斯敦在佛罗里达州的笑话。

    这个老师应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看来他对社会有一种书生的怨气,但又被那个年代人人唯恐别人打小报告的气氛吓怕了,结果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哭笑不得。

    我常常觉得我很幸运,周围没有什么在文革中受到极端的残酷迫害的例证,但是在第一位老师那残废的腿上,在第二位老师有些平庸的脸上,在第三位老师那神经兮兮的语言中,我看到了那场灾难中的一些不是时间就可以消除的伤害。前两位老师如果不是文革的灾难,我的生命也许不会和他们有交叉点,对于第三位老师,我无言的同时,体会到了一种很压抑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个可以算恐怖的时代就像诅咒一样,纠缠着他脆弱的灵魂,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里提到了“淡淡的血痕”,我在这三位老师的身上,感觉到了岁月抹不去的淡淡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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