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曾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作者： -上传日期：2003/9/10        [谈古论今] 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                                                 作者: 何蜀   抗日战争中的1943年4月15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长期以来，这个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成了广为人们熟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原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那两座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深入人心的，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  在那时最为轰动最为畅销的长篇小说《红岩》中，写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就描写了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去后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1949年新年联欢会时，特地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后，这句话改成了审讯江姐时的台词，“美国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电影中的徐鹏飞审讯江姐时还有这样的台词：“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在小说《红岩》第十九章中，更虚构了这样一个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情节：共产党员成岗被带到“中美合作所特别医院”接受审讯，“医生”在一个长着“黄麻似的鬈发”、“高高隆起的鼻梁”、“灰蓝颜色”眼睛、“白皮肤”的“美国医生”指挥下，给成岗注射麻醉剂后进行诱供……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第六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审讯室）中，特务头子沈养斋对渣滓洞监狱政治犯闹事发牢骚说：“……这几个月来，他们绝食、抗议、斗争，搞得我们手足无措！试问堂堂中美合作所，如今闹成了个什么样子！？”敌看守魏吉伯对江姐说：“你，你要知道，这是中美合作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沈养斋还向江姐唱了一曲（剧中第三十七曲）：“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是这样吗？  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  其实，当时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所长由中方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中、苏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总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让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  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军统局原混城队为基础，又在汤恩伯、李仙洲等集团军中挑选了部分官兵，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因此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已集结于桂南待命。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据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唐纵1942年4月日记中记载：“英国与我国特务工作之合作，我始终认为英国另有企图……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务工作之掩护，以便各地活动。周伟龙得我指示后，已渐渐发觉其真面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战区设立爆破训练班，已令顾长官制止。别动军之工作，已严令约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动……”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合作意向，唐纵1944年3月27日日记记载：“林主任交下中英谋略合作方案……英国人真利害，一次不成二次三次无数次来，不达目的不已。”1944年9月25日日记又记载：“对英情报合作问题，都是为了金钱物品，彼此的争议，原都如此。”其间，中统局想要插手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国民党内遭到阻止。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也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逞。英国首相邱吉尔还为此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电召赫尔利回国报告究竟。唐纵1945年2月25日日记记载：“据英方表示，美国外交系由美孚公司及教士指导，彼等目的似欲排斥英国，以便战后独占中国市场。其实，英国之目的亦在争取中国之市场……”  在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34页，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同上书第41页）。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在歌剧《江姐》的最后一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江姐在就义前，得知敌人就要逃跑时，嘲笑沈养斋说：“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编导和演员都不知道，其实“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这个剧情发生的四年前就已摘掉了。  恶名影响深远史实早被澄清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说：“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6页）  由于这样一些历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便被算到了它的账上。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的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更被宣传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使“中美合作所”声名狼藉，成为后来反美、反蒋（国民党）宣传中的一个重要靶子。许多人不再清楚它当初究竟是个什么机构，而只以为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了。再加上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的一系列渲染，“中美合作所”作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过了同样在重庆而有着更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红岩村。  甚至一些美国人也对中美合作所持怀疑甚至厌恶的态度。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在中国》一书中就专门写了一章《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势力蠢蠢而动》，中译本于1982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这一章曾在《参考消息》上连载，颇有影响（有人在回答对中美合作所历史真相的质询时，就拿此书当作证据）。其实，书中虽写到梅乐斯利用中美合作所从事“扶蒋反共”活动，但仔细阅读就会清楚，那大多是梅乐斯的个人行为而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同时，书中明确写了，梅乐斯的这种行为一直受到美军驻华战区司令官（先是史迪威，后是魏德迈）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驻华大使馆及罗斯福总统的代表等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和竭力阻止。  本来，在中国社科院1988年第3期《美国研究》杂志上，就已发表了当时在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编研室工作的邓又平先生（现在重庆市博物馆）所写的《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澄清了许多史实，列举了有力的证据，否定了以往给中美合作所加上的“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等罪名。但因该杂志发行面窄，一般读者不易读到，再加上小说《红岩》还在不断再版发行，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还在继续上映和演出，所以中美合作所在许多人印象中还是“法西斯集中营”。  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吗？  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两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监狱。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其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在1949年9月至11月底，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对这里关押的以共产党人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无党派人士（还包括军统局的违纪犯）在内的200余名政治犯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被认为是这两座监狱之上的总名称。在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在中国》一书中也写到：“梅乐斯还亲自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讯，审讯以后，政治犯遭到活埋。”但书中对此并未举出实证，而称只是“据批评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说”。这种“据说”显然是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原则相悖的。  其实，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如果说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白公馆就是监狱（或集中营），那么，关在里面的犯人是谁呢？难道是那些住在里面的美方人员吗？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邓又平先生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先生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第33、34页）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明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讲学。一日从重庆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他又补充说：“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此事后来仍然没有查出结果（见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由此可见，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据曾任军统局息烽监狱监狱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周养浩1969年在战犯管理所回忆：“‘中美合作所’，这是解放后人民对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的总名称，其实这个地区内机构、单位、性质、名称不同的很多，有的是军统本身编制内的单位，有的是军统外围机构单位。”“其实这个地区的住宅和办公房屋，多半是军统局直辖单位人员占据的，中美所人员不到三分之一。例如缫丝厂办公处、建筑工程处（这个单位当时职工数字很大）、白公馆、渣滓洞、立人小学，以及先后办的大小几十个特务训练班，其中只有一个特警班是中美所办的，其他全是军统局管辖的。”“在‘特别区’范围内，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气象台等几个单位也驻在这里。”“所以中美合作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只能算是这个地区内的军统与美海军情报机关合作的一个单位，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所有军统特务机关和单位。”“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解放前都叫作军统重庆缫丝厂地区……这个地区内实际上大多是军统局直辖的机构单位，中美合作所除本机构外只有一个特警班。至于白公馆和渣滓洞当时和中美所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第133～136页）  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小说《红岩》却让徐鹏飞口口声声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这自然就与历史相违了。  最近在《红岩春秋》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的何鸿钧的回忆《逃离中美合作所》，写了抗日战争后期他们一批大学生被军委会征调为盟军做译员，他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后，因发现这是与军统局有关的机构，不愿与特务机关发生关系，要求改调它处，未获批准后，他自行逃离了，事后遭到了通缉，但过了不久，他得知形势缓和，从外县回到重庆，向军委会外事局交上签呈，很容易就撤销了通缉，恢复了学籍，甚至中美合作所还补发了他离开这三个月的工资。这一经历，也从另一侧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作所并非什么血腥恐怖的“集中营”。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会充分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TOP        [历史档案]  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现代人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3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5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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