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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学蓬 《我的天堂之路》
我成了一名知青
1970年夏，18岁的我成了江津县龙门区梁家公社梁家大队第6生产队的一名社员。全队的男女老少都亲热地叫我“罗知青”。下乡插队，于我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那在公私合营前与人合伙开了家小照相馆的父亲，不明不白地被抬举成了个“内控资本家”。在城里，我活得极压抑。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我不敢奢望大有作为，只图改变下生存环境——当然，即使落魄如我者，也绝未真心实意地巴望在农村扎根开花过一辈子，下乡是必由之路，当知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挣表现，蹦出去。招兵、招工、招生三道关，蹦进一道关就算修成正果。
队里照顾我，给我这个新手评了妇女中的最高工分，干一天7分，年底结算下来，折合人民币2角1分钱，买一包“朝阳桥”香烟还得添8分钱。钱虽少，我仍得拼命地干，因为我自知 “先天不足，命不如人”，父辈非“红五类”，我只能屈居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而这批入了另册的知哥知妹，要想上调回城简直是难以上青天。可即便如此，也还得一步一步地去攀——毕竟，人还得靠希望活着啊！
那时候，时兴群众推荐，我便努力去体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最高指示的内在涵意。由此，我悟出了一个真谛：单靠埋头苦干不行，还得使巧，处事要巧，干活要巧。我那时不抽烟，但身上常备着一包1角2分一包的“春耕”，见了干部和在队里说得起话的人就恭敬地奉上一支。下班回屋，不忙着烧火煮饭，先挑着桶出去，给张家来上一挑，李家来上一担，脸上堆着永恒的微笑。效果十分明显，干活时，大家都帮着我。大队的干部有时来检查工作，众人也一片声夸我勤快巴适。这年春节前杀过年猪，我一口气吃了28家，尚余4家，有 3家因为太穷，杀不起过年猪，另一户姓周的人家是富农，他不敢请我。当然，即使请我我也不敢去的，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半点也不能含糊。干活要巧并不是偷奸耍猾，而是卖力要卖在亮堂处，栽秧挞谷，犁田耙田，以乡下就算既苦又累又需技术的活路。我一个大小伙子拿的是妇女工分，却抢着去学干这类重活难活。而且，每当要犁耙大路边的水田时，我更是踊跃而上，扛着犁，牵上牛，见人便主动打招呼，好不得意。干活时，我打扮得破破烂烂而非不堪入目，一副艰苦朴素精神抖擞的样子。干着活路，眼睛却不时往大路上瞅，总希望公社、大队的领导路过时能看见我，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像。遗憾的是，我的“阴谋诡计”几乎回回落空，望穿秋水，终不见伊人的倩影。
那年月，中国第一夫人抓文艺，抓得来全国只剩下了8个样板戏，报纸上电台里照样是“ 文艺界硕果累累，形势大好”。而基层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却出现了一种畸型的繁荣景像。为投上层所好，乡下的领导自然也把政治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全县各公社纷纷成立了宣传队，凡能吹拉弹唱的知青，一概被视为宝贝，宣传队倘去县里、地区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捧回奖牌，就算为公社挣了脸面。能进宣传队，成了每一个知青梦寐以求的事。想想，他们既能免除劳作之苦，还能从政治上捞它一票，如此美差，哪一个知青不眼红？
我很幸运，遇上了“上帝”，而且帮助我的“上帝”不止一个。二队的黄洁（现在重庆渝州大学任教，副教授）、三队的黎建新（现系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主任、副教授。）、九队的傅革新（现系江津市总工会干部）、新店大队的柯祥国（现在江津聚奎中学任教、高级教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傅革新的笛子吹得霸道，柯祥国的舞蹈编排在全县有名，黄洁的小提琴、黎建新的二胡，拉得也极出色。梁家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成立，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队里的台柱子。
那时队里照顾我，安排我每天去公社担潲水，一去一回十多里地，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到公社、卫生院、学校把潲水收进桶里，挑回队里往公猪圈里一倒就算完事。每次到了公社，我总爱去泡在宣传队里看他们排练节目。我虽不是队中人，但彼此熟悉。在那里，我就认识了一个叫陈永昌（化名）的回乡青年，他身材匀称，长得舒舒气气，衣着了很整洁。回乡青年在农村也算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比较注重自己的形像。我注意到他的领扣、袖扣大热天里也是从不解开的，头发梳理得也很光生。他喜欢和队里的几根台柱子摆龙门阵，和我也摆。他看出我和宣传队里的几根台柱子都是好朋友，对我也就格外的热情。摆谈中，我发现他有意无意地想表明他和一般农民不同。他和黎建新是一个生产队的，一把二胡拉得吱吱嘎嘎叫，活像杀鸭子。我问过黎建新，他这二胡水平，咋个也进宣传队了。黎建新说，他是大队龙书记未上门的女婿，他有这个要求，你能不同意他来么？水平差点，人倒是不错的，勤快，对知青很巴结的。
某日，傅革新对我说：“学蓬，宣传队里缺跳舞的男生，你身材还可以，脸上雀斑虽很刺眼，上了妆，油彩一遮，形像也还过得去。来跳舞，干不干？”
这人的脾气躁，我是晓得的。他是宣传队的副队长，实际上的管事人，这话听似征求我的意见，说穿了就是我非参加不可。
在梁家坝众多的知青里，傅革新算得个人物。他伯父傅汝霖，和聂荣臻、江泽明（非江总书记，如今聂帅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张他男扮女装与聂荣臻的合影）是江津中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即参加了红军。聂荣臻天下闻名，江泽明解放后也曾任二机部的副部长。只可惜傅汝霖英年早逝，在红军中任副师长时战死于洪湖之役。他若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想必也会去八宝山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而傅革新，就是过继给傅汝霖遗孀的，所以解放后他成了革命先烈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因了这原因，傅革新就明显地有着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下乡前他大闹县武装部的事，在知青中也传为美谈。一段时间，正如同当代生活中曾“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满城的小青年都以头戴黄军帽为时髦，外出解放军头上的帽子常常被人抓了就跑，笔者也曾数次成功地夜袭过解放军战士。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县武装部长亲自带领一帮“群专”队员满街抓“黄帽子”。风声骤紧，红色恐怖之下不少小青年只好将心爱的黄军帽藏在家中，光着脑壳上街了。傅革新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着顶黄军帽操独市。一上街，就让“群专”队员撞上，一窝蜂拥上前去，将他抓进了县武装部。“群专”队员是专门养来专群众的政的，三天不打人手就发痒，傅革新撞上枪口，也免不了皮肉之苦。可他毕竟不是寻常百姓，在如狼似虎的“群专” 队员面前英勇不屈，声如雷霆般大吼：“好啊，你们这群臭虾子连我也敢打！你们晓不晓得我是哪个？叫你们的部长出来，老子要见他！”挨打的人比打人的人还凶，这倒是史无前例的稀奇事。“群专”队员全被镇住了。此人虽不像个领导，但气宇轩昂气焰嚣张，绝非普通百姓可比……，想莫不是把县革委主任的公子给打了？便惶惶然争先恐后地住了手，带他去见部长。进了部长办公室，傅革新掏出个小红本本往办公桌上猛地一拍，怒目注视着部长喝道：“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哪个？你们敢毒打残害革命先烈傅汝霖的后代，我看你咋个脱得了爪爪？”部长翻开红本本一看，吓了一大跳，赶忙请傅革新坐。傅革新不屑坐，傲气凛然地将部长连同“群专”队员们臭骂一顿，然后抓过自己的黄军帽，周周正正地带上，八面威风，扬长而去。
我和傅革新是校友，我是初67级的，他是高68级，因了这缘故，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更亲密一些。当然，在许多方面都是我更加主动。
中秋节后不久，我去帮他挖自留地里的红苕。两人正挖着，他突然双手拄着锄把，脑壳戏剧性地往后一甩，高声大嗓地叫道：“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见他癫癫狂狂的样儿，我忍不住咧嘴一笑。傅革新陡地拿拿眼将我盯住，似要发火，不料，他这连声大叫，竟将旁边桉树稍头两只乌鸦惊起，聒噪着惶惶飞去。傅革新目送两只鸟儿在天边消失，似有所悟，脸色方变得和缓，以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态语气喟叹道：“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一课恰巧我学过，禁不住脸皮发烫，却装聋卖傻地说道：“你好能干哟，种的红苕比我那那块自留地里的大得多哩！”
公社级“文艺大腕”
这时听傅革新说后，我欣喜若狂，可又想，自己啥也不会呀，便不好意思地说：“想当然想，可我从没跳过舞，连简谱都不识，咋个能上台？”
“上帝”们争相给我打气。
柯祥国说：“你来你来，跳舞么，我负责教你就是了。”
黎建新说：“教简谱就算我的了，只要你舍得下功夫，要不了一个月，我保证把你教会。”
黄洁也说：“来嘛，大家天天在一起，好耍。”
我还能拒绝么？这样，我就轻轻松松地进了公社宣传队。
负责舞蹈的柯祥国教起舞来严酷得毫无人性，每天早上6点，就准时把我们十几个男男女女赶起来练功，下腰、压腿、旋转、劈叉，还真是有点正规专业的样儿。压不下腿，他就拿扁担来帮着硬压，好多人一开始都被他整得上厕所都没法蹲。他把我当做重点培养对象，在我身上下的工夫最多，我吃的苦头也最大。我也算豁出去了，任他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喊爹叫娘，我也硬着脑壳坚持下来了。凭柯祥国的的舞蹈水平，准能进地区文工团，只可惜身材矮矮墩墩像个腰鼓。他自小喜欢舞蹈，舞艺日进，身子长到1米52，却无论如何不肯再往上冲了，黎建新教我简谱也一丝不苟，日复一日，每日两次，手拉着我的手，翻着《战地新歌》，击着拍一句一腔地教。连陈永昌有时也主动来对我进行简谱辅导。他肯定也看出我是个可造之材，用不了多久必将成为宣传队里挑大梁的人物，而他则可有可无。没用多长的时间，我跳舞已有了模样，简谱也能凑合。而且，“上帝”们居然还发现我有副不错的嗓子。一次，他们说让我唱首歌试试。我想了想，说：“那就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大家便操起乐器，替我伴奏。过门一完，我麻着胆子唱起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一曲歌毕，竟把大家镇住了。
黎建新以掌击膝大叫道：“怎样？喂，我说他嗓子不错嘛！”
黄洁颔首道：“唔，可以，可以，明亮抒情，有点小李双江的味道。”
傅革新虎地站起来，用笛子指着我的脸，很威严地说：“罗学蓬，明晚演出，你上个独唱。”
在众位“上帝”的精心调教包装下，我渐渐地“红”了起来，在舞蹈《洗衣歌》里我跳解放军班长，让一群鲜花般的姑娘嘻嘻哈哈满台追遂，打情骂俏，看得台下的乡下汉子们心猿意马，欲火中烧。“白毛女”片断里，我跳王大春，未婚妻“喜儿”是新店大队的妇女主任、共产党员，一个长得清清新新俊俊秀秀政治上很红的铁姑娘（她叫邓世蓉，现在龙门滩镇“计生办”工作）。“喜儿”真正的未婚夫不是我假王大春，而是区里公安特派员的公子。这位真正的王大春常来宣传队看望他的“喜儿”。他长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待人热情客气，毫无公子作派，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们每次奉召去龙门滩演出，“喜儿”的那未来的公公都要坐在前排观看。我知道他腰里别得有“硬火”，一次，便对“喜儿”说：“邓世蓉，今晚我两个最好演马虎一点，要不可能会出事。”“喜儿”两粒眼睛瞪得像桂圆核，问我为啥子？我说你你恐怕不晓得这样一件事。解放初期，文工团去一支部队慰问，演的是歌剧“白毛女”，演到黄世仁逼死杨白劳欺侮喜儿时，一个苦大仇深的的战士突然开枪，“嘣 ”的一下就把台上的黄世仁打死了。“喜儿” 说你演的是王大春，台下就是有人开枪，打死的也该是演黄世仁的柯祥国呀。我笑着说那倒未见得，你没看见上回来区里演出，你那未来的公公一双眼睛满怀深仇大恨地一直在盯着我么？吓得我这王大春沟沟直冒冷汗。“喜儿” 开心地笑着擂我一拳，说你这人好坏，我今晚偏要认认真真地演，让你挨一枪。
这是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不必当真。可万没想到我和一位重庆女知青的二重唱，还真出了点小麻烦。
二重唱，一男一女台上站，不仅唱，还得对视、表情，彼此共交流感情共同渲染气氛。农民最欢迎我们的二重唱，说就像新郎倌和新娘子拜堂，安逸得很。信息反馈回来，我一笑置之，谁知道我这位搭档却放在心上了，这晚演出，我唱着上句，掉过脸去满面笑容地欲和她表情，她突然然黑下脸来恨恨地吐出一句：“不准对着我笑！”恰似一串惊雷打在我脸上，我恨极无辞，却不敢当众发作，强装笑脸把歌唱完——当然再没看她一眼——刚一下场，我就吼开了：“不演了！不演了！这个二重唱我再不上了！”
傅革新赶紧奔过来问：“出啥子事了？你惊咋咋地吼。”
“她不准我对着她笑……嘿嘿，笑死个人！二重唱，各人扭着脑壳黑起脸唱，和那吵架有啥区别？”
傅革新走到女知青面前，很严厉地批评她：“你这是干啥？不准看，张振富和耿莲凤唱得再好，要不表情，观众也会哄他们下台，几句闲言碎语都经受不了住，还能搞好革命工作，还能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么？你背一下，革命是什么？毛主度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女知青轻声地、诚惶诚恐地背诵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 ……”
听她一字不漏地把这一段最高指示背完，傅革新点点头说：“你还没忘嘛，咋个落实到行动上就走样了呢？你以为在台上办小娃儿的‘家家酒’么？你是在宣传战不无胜的毛泽东思想呀，这是好严肃的任务，可你……”
“傅队长，我晓得我错了，我改，一定改！”女知青一见傅革新上纲上线，赶紧知趣认错。
“咋个改？罗学蓬能不能对着你笑？”
“能能！他咋笑都可以。”
“你今晚上台后，从头到尾脸上没挂过笑，也不和罗学蓬表情。”
“下次上台我一定笑！一定认真表情！”……
这位当年不过十六七岁的重庆女知青，我至今还忘不了她那美丽的名字和那副清纯可爱的模样。她的人生道路显然远不及我们共同发出的歌声那么美好动人明朗灿烂，她虽然在我之前调回了重庆，但她走的却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她万般无奈地地嫁给了大队长的儿子（这人和我很熟，长得粗壮墩实，虎头虎脑，一张大圆脸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石磨盘），离开农村后，又如释重负地和丈夫分手了。
月夜约会却躲过了一场灾难
大男大女们整天泡在一起，有些人之间难免便有了亲热的举动。我这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梦中也时常与“窈窕淑女”相会。我思恋的对象，是我从幼儿园一直到中学的一位同班同学。情窦初开时，我便对她有了好感，进入中学后，她恰好坐在我前面一个位置，这好感便愈发地强烈，害得我常痴望着她的背影在脑海里里编织出许许多多我和她之间的美丽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她身材修长，文静秀丽，两条长辫子又黑又粗，在班上的女同学中，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了。我和她虽是“青梅竹马”，但却仅仅是对她心存那么一点“邪念”而已，从未向她表露过半分企图超越一般同学关系的意思。可谁知有一位和我还算要好的刘姓同学却比我早熟，竟然迫不急待地妄图踩着我的肩膀捷足先登。某日，刚摇过上课铃，同学们正乱哄哄地拥进教室，刘同学急步走到我面前，塞给我一个折成三角型的纸条，目光向前一瞥，低声说：“帮个忙，递给她。”上课后，我悄悄拆开纸条看，上面写着：啊，青春多么美丽！可是，一个人的青春是苍白的，而只有两个人的青春合在一起，它才会变成一束熊熊燃烧的辉煌的火焰！好一束火焰，烧得我勃然大怒，难受万分。我气恼地回过头，看见刘同学正挤眉眨眼地示意我快把纸条递上去。
我突然勇敢地站起来，大声报告：“老师，有人写了一封追求女同学的信！”
我这话无疑似弄响了一枚重磅炸弹！教室里顿时议论纷起，变得像个大蜂房。
老师代勤瑶，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来不久尚未许人的年轻姑娘。她接过纸条一看，脸上唰地就红了。红过，即刻又挂上了一种与她的年龄十分不相称的威严之态，扬起纸条声色俱厉地喝问道：“哪个干的？给我站起来！”
空气霎时凝固，同学们面面相觑。 “是他！”我立场坚定地戟指着刘同学。
代老师训道：“人小鬼大，不好好读书，写这些不正经的东西干啥？给我去办公室站好，下了课我再来收拾你！”
在全班同学鄙夷的目光下，刘同学像个被当场抓获的阶级敌人，灰溜溜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刚出门坎，他蓦地回过头来，目光像刀子般深深地剜了我一下，才掉头而去。
我很坦然，为了保护我心中的偶像，为了使我的感情世界不受侵犯，我理所当然得奋起自卫。
这位刘同学，至今与我同处小城，彼此常在街头碰面，却视我若同路人。
我和她同一天下乡。我到了龙门滩，她却去了长江对岸的油溪区。半年后，我鼓足勇气，给她发出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封求爱信。我告诉她，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希望能在春节放假回城时见她一面。
信发出，心中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盼到了春节临近，疾如星火地赶回县城，却不敢主动去找她。她家就在我家对面的一条小巷里，三分钟就到了，可我以前从没去过她家，眼下“ 心怀鬼胎”，就更无勇气登门了。无奈，便只好去大街上闲逛。那是初春里一个极好的天，太阳灿烂得有些过份。准确地说，那一天是1972年1月3日，因为那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载入了史册——《江津县志?大事记》。其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我在这一天开始了恋爱实践，而是因为，就在我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江津发生了一场大悲剧！
节日里，知青们都回城了。老同学见了面，便站在街边树荫下神吹。吹啥哩？原来前一晚上部队放了一部朝鲜故事片，有的同学看过了，把那电影吹得来天花乱坠。不单我们在说那电影，连城里好多人都在谈，见面便问：“呃，《卖花姑娘》，看过没有？咋？还没看呐，那你娃白活了！快点去搞票，今晚上还有最后一场。”
正听得起劲，倏地，我一眼便看见她了。我的心顿时狂跳如捣鼓，大胆地用目光迎着她。她也看见我了，羞羞一个笑，赶紧偏过脸去，消消停停地从我面前走过。仅一个笑，我就被陶醉了……那羞羞一笑，不就是她给我的最明确最明白的答复么！那一刻，我已经感受到什么是幸福、甜蜜的滋味了！
我借口有事，撇下知青们，急步向她跟去。
她没回头，却知道我已经在她身后了。
“嗨，别跟这么拢，让人看见笑话。”
“见个面，谈一谈嘛。”
她没吭声，紧张地四下看了看。我猛想起她的告诫，赶紧往后退了退，不即不离地跟在她身后。
接下去的情形，颇像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区秘密接头一样。
我说：“今晚上武城山谈谈，行不行？”
她说：“今晚上部队要放朝鲜电影，都说好看惨了，把人哭得死去活来的，起码要带三张手巾才够揩眼睛水。我也想去看。”
我说：“电影再好看，还不是假的，莫非比我们两个的事情还重要么？”
她说：“可我妈，不准我晚上一个人出门。”
我说：“你扯个谎嘛……哦，对了，就说跟几个女同学一路去部队操场看《卖花姑娘》去了，不行么？”
她想了想说：“要得嘛。”
我说：“那天黑后我在南安门马路上等你。呃，一定要来呀！”
天黑后，我在武城山脚下的马路上等了不到10分钟，她果真来了。
“嗨，我还怕你来不了哩。”我迎上去，兴奋地说。
“我答应了你的嘛。”她大方地说。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莫耍得太晚了。”
我们上山去，山道上满是疙丁暴鼓的鹅卵石，走在上面，脚下“叽叽咕咕”响，身子直晃荡。突然，她轻轻趔趄了一下，她的手臂碰到我的手臂，那零点几秒的身体接触，犹如正负电流碰击一样，在心中爆闪出一连串绚丽缤纷令人晕眩的火花……那一刻，我们彼此感到了对方身子的颤栗，但是，道德教化的作用促使我们谁也没有犹豫，即刻便分开了。
那是一个年轻人谈情说爱的绝好夜晚，一弯指甲般的月牙儿在苍蓝深邃的空中若隐若现地浮游，黑瓦鳞峋的县城，在暗淡的月色下泛着青光的长江，以及离我们不远处的烈士陵园那高大雄伟的牌坊，全都变得来迷朦绰约，让人看不真切。润浸的河风一阵阵漫涌上岸，把人吹得清清爽爽。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无疑对我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为了爱情，我们俩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们上山不久后，看见山脚下的公路上有人奔来跑去，解放军也一队队地由东向西跑，还能听到惊惊惶惶的叫喊声，好像出了啥事。但，这一切丝毫也未影响我们的情绪与气氛。
一晚上，我们几乎只谈生活不谈理想。我们的谈话甜蜜实在缺乏诗情画意和浪漫色彩。我问她生产队一个工作值多少钱？分配的粗粮多还是细粮多？自留地里都种了些啥蔬菜？我还地告诉她，我在公社宣传队混得不错。她听了很惊异，不相信，说我乱吹牛，以前在学校搞文艺活动从没我的份，咋一下乡就变得多才多艺了？我经不住激，自告奋勇地说：“你不信，我唱支歌给你听听。”
她说：“好呀，你要真唱得好，我就信。”
于是，我就站起来，俯视着脚下的的县城和远处的长江，高歌起来：“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呃，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罗，山高水长情意深，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我自我感觉发挥得比任何一场演出都好。
唱罢，她果然相信了，拍着手为我鼓掌。
我兴犹未尽，紧跟着又来了几个王大春的舞蹈动作，“过门坎”、“大劈叉”、“剪式变身跳”，落地后倏地一个亮相，得意地问：“怎么样？”
她高兴得直嚷：“好，好，真没想到，你下乡后进步这么大！”
时间过得异乎寻常的快，不知不觉，月牙儿就斜了。她站起身说：“该回家了，再晚，我妈要骂我了。”
少男少女在荒山野岭上呆了一个晚上，别说拥抱、接吻，连一个爱字的边儿都没敢沾。我不甘心，在下山的路上，我有意有话题往实质上引。
我问她：“我们的事，你不给你妈说么？”
她说：“不慌嘛，我妈被厂里开除后，脾气大得很，过些时候再说。”她的回答确也在理。她妈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3539工厂的工人，这家工厂解放前替国民党军队生产军装，解放后则为解放军生产军鞋军靴。她妈自小就在这家工厂里当童工，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一字不识，算得个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把她抬出来忆苦思甜作大报告，让她在厂里、地方上很是红火了一阵子。后来，扶持她的“反到底”派垮了台，对立派“8.15” 掌权后就把她开除了。她的脾气很倔，想不透自己一个心眼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咋会落到个如此下场？竟然连饭碗也出脱了！便拿着本红宝书，每天去厂里闹，同迫害她这红色革命战士的资反路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支持她的“反到底”工人自然不少，就闹得一个厂子不安宁。在这种大敌当前的情形下，她显然不宜去向她妈妈谈及自己的婚姻小事。不过，我对她妈妈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下乡之前我和她都是学校“反到底”派的战友，武斗激烈时还一起离乡背井去成都、自贡吃过“1.25” （省革委规定的补助标准，每人每天1 斤粮、2角5分钱）。我们和她妈妈都是“反到底”的战友，爹亲娘亲还不如派性亲哩，她不同意女儿嫁给我这个“反到底”派的亲密战友，难道还会让女儿嫁个“8.15”派的？
下山路上，脚下依然叽咕响，身子依然摇摇晃晃。我很想再享受一下刚才那种肌肤相触的消魂快感，几番蠢蠢欲动，却终无胆量付诸实践。
终于分手了，看着恋人的倩影消失在夜色已渐浓重的夜幕中，我才乐得屁股一颠一颠地回家去。
现在，我应该谈谈那一天里江津所发生的大事了。
世上有“拼死吃河豚”之说，那显然是为了贪图物质上的享受而敢于赴汤蹈火。倘若笔者要告诉读者朋友，我们中国人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曾经干出了“舍命看电影”的傻事，或许不会有人相信——然而，让你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是，在重庆江津市，就在我第一次与女朋友约会和晚上，偏偏就发生过一桩为看一场电影，１５人送命，上百人受伤的大悲剧！
荒唐年月出荒唐事，报纸广播天天都在大吹特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亿万老百姓却兀地发现生活中却已经没有了文化。银幕舞台上转来转去总是那八个钦定的样板戏，开初老百姓还舍得自己掏钱看，可看过之后宣传部门下文件各单位出钱购票又强迫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进电影院，依然看那八个样板戏，看得老百姓死去活来还不敢有一点异议。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问题，这就把老百姓弄得苦不堪言。
在那样的背景下，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以它生动的情节、优美的音乐、主人翁悲惨的命运震撼了中国，使已经处于文化沙漠中的中国人趋之若鹜，能带着手帕去守着银幕伤伤心心哭一场，借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泪，心里似乎才好受许多。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驻津部队占自身有利条件首先弄到了《卖花姑娘》的拷贝。部队为了加强军民鱼水情，不忍独享，首场在师部礼堂放映时将地方革委会中的头头脑脑们一并邀请去观赏。紧跟着便连续放映战士专场。而在电影接连放映期间，闻讯赶来的老百姓已如潮水般在师部大门口汹涌激荡，与警卫战士纠缠一夜而终不能进，首长见此情景，考虑到军民关系，遂决定次日晚，在师部大门对面的大操场上为老百姓再放映一场。
喜讯不胫而走，再加之又是江津有史以来第一次放映宽银幕电影，更加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心。笔者那时已去乡下插队，因节日返城，回城，正巧遇上这等好事，自然不肯放过。只可惜那票是由组织上逐级分配，知青挂靠不上任何组织，我父母又是普通老百姓，故而与票无缘——当然，后来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使我有票，我也肯定也会毅然放弃的，因为，和女朋友和第一次约会显然远比电影重要——谁知我和女朋友却因忙于谈情说爱，而躲过了一场大灾难。
3日傍晚，县城已是万人空巷，有票者无票者皆呼朋唤友，邀邀约约地往大西门外的部队操场拥去。我的几个同学也都去了。
部队操场相当宽敞，比两个足球场还大，四周以单砖墙环绕，操场大门与师部大门彼此相对，其间只有一条小马路相隔。
部队派出了众多的战士加强安全保卫，但是，这一晚来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多了。太阳刚一下山，操场上已经挤得爆满。而围墙外面到处都是涌荡的人海。部队首长急坏了，拿着半导体话筒亲临大门口劝老百姓离去。可任他喊得嗓子嘶哑喉咙冒血也没人肯听，能看《卖花姑娘》是所有人此时的惟一心愿，愿望得不到满足，有谁会甘心离去？部队首长奈何不了群众，只得火速调来更多的战士维持秩序，以防不测。但是，他们简直就像被淹没在喧嚣沸腾的人海里。胆大的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逾墙而入，有的被解放军战士拖了下来，有的却得逞了。我的同学们就是公然从墙头上翻进去的。
电影终于在墙外的一派嘈嚷叫喊声中放完了。场里的人急着往外走，而场外的人赖着不散，要求解放军再放一场，而且还有许多人大声唱起了“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嘿嗨，咱们是一家人” 。
就在这时候，悲剧突然发生了。东北角上陡地发出了一声巨响，与此同时便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尖叫声、悲嚎声。场里的人全都站住了，目瞪口呆地痴视着眼前惊心动魄的一幕，围墙像倒多米诺骨牌似地垮掉了一长段。虽然是星光黯淡，但操场上的电影放映机和师部大门口有电灯，操场上幢幢黑影大呼小叫着胡乱疯狂地奔突，不少人倒了下去，有的地方人与人压成了一片。那种垂死前从喉咙里发出的惨叫令人心悸！有人在恐怖地叫嚷：“踩死人啦！踩死人啦！”
而场里的不少人却呆若木鸡！片刻后，大家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价值，显然比一场虚构的电影更为宝贵，操场上顿时大乱，人们扔下自己带来的小凳小椅开始集体逃命，可到了这要命的一刻才蓦地发现操场的大门实在是太小太窄了。大门旁边的两段围墙顿时被势不可挡的逃命大军訇然冲垮，更为致命的是围墙外的脚下正在翻排水沟，沟面上的石板已被撬起，排水沟则成为一道长长的陷阱，许多人尖叫着跌倒在沟里。场里涌出的人与场外来不及疏散的人相互挤在一起，撞在一起，不时有人倒下，未倒下的人则在倒下者的身上践踏而去。
我的几个同学都经历过“文革”武斗的洗礼，扛过枪，上过阵，可如此近距离地目睹死亡，却同样体会到了死之将至时的那种丢魂丧魄的感受。同学们相互招呼着拉扯着跌跌撞撞地从围墙缺口处突了出来，看见顺着长长的排水沟倒下了长长的一溜人。死去的已经毫无反应，受伤的则在人堆里蠕动、挣扎、呼救。我的同学们没有冲向进城的小街，因为那条破烂仄逼的的小街此时已被逃命的人群塞满，而是冲出人流，穿过田野，向着武城山上的江津中学方向跑去。
到了江津中学大门口，随同学们一同而至的逃命者不下五百人。人人惊魂未定，脸变色地谈着刚才发生的惨剧。几个同学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余国强。这一下吓得不轻，赶紧回现场寻找。可是，却已经进不去了。人群已经像潮水般消退，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封锁了现场。我的同学们，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寻找亲人朋友或是怀有好奇心的群众隔着警戒线往操场内外张望……地上惨不忍睹，一派狼籍，倒下的许多人，除死的不动，没死的都在呻吟、哭叫、爬动。一股强烈的血腥味、屎尿味刺激得围观者想呕吐。部队把附近汽车营的车辆全调来了，神色紧张的战士们正把死者伤者往车上抬。操场上、外面的小马路上，到外是椅子、凳子、鞋子，还有眼镜、帽子。
无法弄清余国强的下落，同学们自不放心，便一起整齐地扯着嗓子喊：“余国强！余国强！”喊了几分钟，仍没有回音，一位同学说：“嗨，莫不是他出操场时和我们跑散了哟？走，我们快到他家里去看看。”
余国强的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家也住在幼儿园里。同学们赶到他家里一看，糟糕，余国强还没有回来！他们把情况向伯母一说，伯母吓得要命。赶紧和几个国强的同学们一道风风火火地往县人民医院赶去。
此时的县人民医院里灯火辉煌，一片忙碌景像。大厅里、过道上，到处躺满了伤员。许多亲人也闻讯赶来了，楼上楼下，到处响起了亲人们的呼喊声。找不着的急得发疯，嗷嗷大哭。找着了的悲喜交集，抱头而泣。同学们陪着余国强的母亲走遍了所有的楼层，也没寻着国强的影，连停尸房也去了，当时里面有8具尸体，（此后又有7人陆续死去），同学们逐一看了，死者中同样没有余国强。
一直到天快亮时，同学们才知道了国强的消息。他是重伤员，解放军把伤员一送来，医生按照轻重伤的程度为顺序，首先把国强送进了手术室抢救。
几天以后，我们才获准进病房去探望国强。国强虽然保住了一条命，相貌、身体却完全毁了。他是在和同学们一道冲出围墙时跌进水沟里去的，面部正好撞在条石砌的沟沿上，当时他就昏迷了过去。他的面部受到了严重伤害，背脊骨也被踩断，使他永远直不起腰来。
国强出院后，作为特殊情况县“知青办”同意他办病残返城。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自然不可能有就业的机会。也没有分文收入，全靠他母亲微薄的工资抚养。时间一久，国强产生了强烈的自悲，对生活也丧失了希望。知青大返城时，国强受到强烈刺激，曾上吊一次，幸被他母亲及时发现而未果。
国强终生未娶，母亲去世后，他便靠每月不多的民政救济和一小烟摊维持生活。连续两年同学聚会，请了他，他一次未到，大家也就不便再请。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年代里，这样一桩重大的事件居然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披露过只言片语。笔者实在难以想像，朝鲜的电影艺术家们倘若能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心情将是如何？（注：此事件已列入正式出版并获四川省社科奖之《江津县志?大事记》）
特殊行动
回生产队之前，我们互赠了照片，都是四寸大头像，她那一张，端庄稳重，笑不露齿，我则头戴黄军帽，下颚微翘，小眼大睁，努力表现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英勇气概。大形象还过得去，但不能细看，细看，脸上就有破绽了。
热恋中的情人，喝水也甜，老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和她隔河相望，鸿雁频传，充实而又愉快。
这一年冬天，我大伯的儿子，和全国闻名的董加耕、邢燕子同时代下乡的大哥学全调出了农村，当上了攀枝花矿山公司的工人。要论家庭成分，大哥比我还差。大伯解放前便是全城最大的“仿容”照相—！））￥*馆的老板，公私合营后是摄影社的资方经理，算得上小城里货真价实的大资本家。可大哥却成功了。大哥的成功全靠他自己的勤奋。大哥1964年下乡后，写过诗、画过画，还练出了一手小提琴。大哥不仅多才多艺，长得也不落俗套，深眼窝，下巴尖而往外翘，很像伟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哥有风流才子的遗风，很能讨姑娘的喜欢，却难以持久。他先后谈了好几个女知青，没成，后来又和一位四川美院教授的女儿好上了。这位教授女儿和大哥是一个茶场的知青，她还把大哥带到了重庆家里，和教授父亲见了面。教授很看重我大哥的聪明勤奋，知道我大哥喜欢音乐，便把他的心爱之物——一把留学时从意大利带回的小提琴送给了他。两年后，教授女儿和我大哥吹了灯，但她却没把小提琴要回去。这一次，我大哥就是靠着小提琴功夫，被攀枝花矿山公司当作“特征”对象弄去充实矿山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的。
知道大哥要走，我特意赶回城去送他。招工的和被招的，全住在城里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就要出发了。那晚，我和大哥谈了很久。分手之前，大哥把那把凝聚着他的爱与恨、失意与得意的小提琴赠送给了我。
大哥说：“学蓬，我们罗家的子女，政治上差人一头，只有发奋学点特长，今后才能为自己找上个饭碗。这把琴，你拿去接着练，我到单位上，公家会发新琴给我。”
我双手捧过小提琴，庄严得如同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一样坚定地说：“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你能靠它出去，我也能！”
第二天匆匆赶回梁家坝，黄洁一见我的琴，拉了几下，爱不释手，连声赞：“好琴，好琴！”
果真是一把好琴，通体棕红发亮，背板上的虎皮斑纹清晰可见，高音清纯明亮，低音浑厚柔美。 我拜黄洁为师，开始学琴。
再没有比为了饭碗为了生存而学习的动力更大的了。何况，希望绝非渺茫，活生生的榜样就在眼前。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哥能成功，我就不能？
我练琴练疯了。每日一大早起来，半小时空弦，半小时音阶，再拉一小时练习曲才吃早饭。黄洁要求我这学生比要求他自己严格得多，不准我拉任何乐曲，枯燥得如同整天喝白开水。可我一丝不苟，硬挺了下来。练完《霍曼》、《开塞》，又练《小顿特》、《法拉拉》，农忙时节宣传队暂时解散，回到生产队照样苦练。闹钟一响，我便翻身起床。社员们给我取了个绰号“罗叫鸡”，说每天一听我的琴响，就起来煮早饭，我的琴声比公鸡报晓还要准时。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练艺突飞猛进，到第二年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时，我不仅能唱能跳能演，还能参加乐队演奏，成为一名很醒目的多面手。
没过多久，风闻大学要恢复招生了，知青们蠢蠢欲动，纷纷把丢荒了多年的课本捡来做准备。可是后来情况却有了变化，公社革委会把全体知青集中在一起，宣读了上级有关招生的文件，大家才明白，今年招生采取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而且，这考试和推荐的大权，都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紧跟着，公社就成立了考试推荐领导小组，特意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来出题。这题出得极具时代特色，锄头为什么会生锈？新秤半斤折合老秤多少？默列农业24个节气。农业“八字完法”是哪八个字？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政治觉悟虽高但保密观念极差，还未考，全公社的知青差不多都已知道了”标准答案“。我对此次招生却异常冷淡，因为，我基本上还算有自知之明，几十个和尚抢一碗饭，这头一批名额，哪会有我这个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份呢？
知青们一个个都明显地变得浮躁起来，心里相互比高低，掂轻重，估计谁将成为自己的对手。我落了个好，谁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可是，却因一桩偶然的事情，平平凡凡毫不起眼的我，却一鸣惊人，成了全体知青无比妒忌和痛恨的热门人物。
根据惯例，每逢重大节日到来之前，当地政权机构都要组织民兵，对“黑五类”分子家庭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突袭性搜查。此举意义重大深远，一者可表明地方领导对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的态度，二者在政治上可以对阶级敌人显示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从心理上予敌以威慑，迫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
这任务如此重要如此光荣，但以往组织起来民兵们却不踊跃。乡下人忠厚，彼此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夜半更深冲进别人屋里去翻箱倒柜的折腾，总让人抹不下脸面。干这种事虽说有党和政府撑腰，便总容易使人联想到明火执杖夜闯民宅的强盗。所以，连不少民兵的老人妻子也拉后腿，说这是做缺德事，干多了要断子绝孙的。
于是，这次，“七一”到来之前的搜查任条，便历史地落到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没机会从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知青们肩上。
大队领导把政策掌握得细致，虽说我的成分不够格，但让我这样的人去专“黑五类”分子的政，这种形式的本身就是对我最好地改造，所以，我才荣幸地得以参加。
这晚，我们十几个男知青在大队部秘密集中，先由大队长交待任务，然后编成两个小组，各由大队长和大队书记率领，兵分两路，开始对全大队的“黑五类”分子家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对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打家劫舍”的勾当，我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了凶神恶煞的红卫兵是如何冲进我大伯家，对我大伯家人连同我们是如何采取革命行动的。只不过那时我是革命的对象，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大家人被强行驱赶到一块，规规矩矩接受“红色风暴的洗礼”。而如今换了天地，我却有幸成为了革命的依靠对象，扬眉吐气地去专别人的政——被人整惯了的人第一次有权利去整别人，我有一种政治上的翻身感！幸福感！绝对不会去想一想当初自己一家人被人整时的那种痛苦感受。
这一夜，我们在龙书记的带领下，辗转奔波，连续搜查了4个生产队12名“黑五类”分子的家，威风固然耍够，战果却一点没有，这就弄得龙书记的精神实在难以振奋。
快天亮时，搜查小组顶一头露水来到了6队富农分子周士均家。这是一所宽大而破旧不堪的宅院，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气派。周士均老两口和一个20来岁尚未嫁出去的幺姑娘住正厢房，四个儿子虽早已成家立业，自立门户，但仍挤住在两侧偏厢里。这周老头大概快70岁了，身高，背微驼，满头白发灿然无一根杂毛，身上衣衫破烂不堪赛过杨白劳，一张皱纹密布的老脸上，似乎永远挂着可怜卑微的笑。
说实话，我对周老头并无恶感。我们两家是近邻，我的住处就在周家院子后面的竹林盘里，彼此相距不过30米远近。我来到生产队的第一天傍黑时分，周老头也来看过我。他很注意自己的身份，没敢进屋，站在门外很巴结地说：“罗知青，要吃菜，到我家自留学生里随便弄，我跟满屋人都打了招呼的。”鬼影似地来，丢下这句话，又鬼影似地去了。我望着他既高又驼的背影，阶级斗争的弦“铮”地一下绷紧了……那么多的贫下中农都没有叫我随便上他们家的自留地弄菜，为啥一个富农分子会对我格外“关心”？我立即意识到这肯定是阶级敌人射向毛主席的知识青年的糖衣炮弹！思想上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后，我最终还是被这枚糖衣炮弹打垮了。周家自留地里，我常去，不仅吃周老头，也附带吃他的几个儿子。或摘回个瓜，或扯回几窝菜。当然，得尽量背着队里的其它社员。
我欠下一条人命
可今夜里，我却不能不对富农分子周士均实行专政了。
搜查队进了周家院子，便气势汹汹地大喊着擂门。稍顷，屋里的油灯亮了。门刚一开，傅革新、黎建新几名外生产队的知青吼关“搜查！搜查”一拥而入。
龙书记一般情况下是不直接露面的，我系本队知青，自也不便出头，于是均去檐下黑地里蹲着。
周家几个儿子媳妇被惊动了，披上衣服赶了出来，见是大队书记带着一帮提棍拿棒的知青打上门来，明白是咋回事了，便失了声，木然地立在门边看。
我怕他们发现我，埋下脑壳，用手捂了脸。
这时，忽地听见黎建新在屋里惊喜万分地嚷：“龙书记，快进来看，有重大发现！”龙书记“嗖”地站起，赶紧进屋。
我按捺不住好奇，也跟着进出了。
“龙书记，你看，这是我从富农分子的衣柜里搜出来的。”黎建新把一个纸折儿交给龙书记。
那纸折儿已沤得发黄，皱巴巴的，展开，一股子呛鼻的霉味儿。龙书记是杀猪匠出身，刀子玩得熟，却不认得字的，就顺手递给一旁的我念。
我把纸折儿凑到油灯下，见抬头上写着“红契分管大约”，下面的字儿又黑又小，写着：周士均，马桑沟大田一块，三石二斗；土门杠干田两块，一石二斗；风车一部、龙骨车一架……。末尾，还写署着中人和立约人的名字，捺了几个乌黑的手指印。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春。
听我念完，龙书记像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怏怏地说：“这是当年他们周家兄弟分家时立下的契约。这东西，乡下家家户户都有，算得上啥子重大发现？”
黎建新却比龙书记想得仔细。“龙书记，你往深处想想，他一个富农分子，解放都二十几年了，还把这东西藏着，他究竟是何居心？”
这么一分析倒着实把龙书记点醒了，眼睛一鼓，猛地在脑门上击了一掌，大叫道：“嗨，日他娘！这不就是阶级敌人保存的变天帐么？还是你们知青眼睛厉害，要不，今天差点就让他从我手板心里滑脱了！”他猛抬头，目光如电，冲那和老婆、女儿龟缩在墙角落里的富农分子厉声大喝：“周士均，走！跟我上公社去老实交待！”
就那一刻，我脑海中犹如电光石火般一闪……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该利用这件事情来做点什么名堂。
天亮后，我从公社回到生产队，虽已疲惫不堪，但仍强打精神，提起笔来做一篇大文章。我明白这事要让其他的知青抢了先手，我就痛失良机了。
下午，我赶到公社，把一篇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的文章《从一份变天帐说起》，庄重地交给了公社贫下中农考试推荐小组的组长、公社革委会主任江之良的手中。
当天傍晚时分，全公社的人都从广播中听到了我的名字，以及我写的大块文章（我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近五百万字，而处女作，无疑应属这一篇）。
没过几天，公社召开知青会议，又特意安排我登台讲了一番我如何在三大革命实践，尤其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提高政治觉悟的。台上，我激情洋溢口沫四溅地讲；台下，近二百名男女知青红眉毛绿眼睛地盯着我——谁都明白在此重要的人生关头，罗学蓬的突然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可惜，最终我却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一年，辽宁跳出个比我厉害千百倍的张铁生。我好歹还写了五千多字的一篇文章，他一字不写，仅用一张白卷，就惊动了老态龙钟深居简出的毛主席。毛主席一发怒，就把全国的招生工作给一风吹了。
而那周老头，更惨。公社刚向县里的公检法机关报了材料，他就跳进院塘淹死了。尸体捞上来时，他一屋人伤伤心心地哭，社员们也都围在旁边看，我却不敢出门。自那以后，我就再无勇气上周家自留地里去了。
连遭重挫
公民罗学蓬，不仅以笔作刀取人性命，而且还被当作台湾空投特务，麻烦野战军出动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将我抓进公安局，让我领略了一番“铁窗烈火”。
1972年，是我的灾难年。这一年里，我遭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
我倾心热爱的姑娘把我抛弃了。她母亲——那位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当初落难时勉强接受了我，可是，一旦她孤军奋战取得胜利，重新回到工厂上班后，她那工人阶级的优越感又恢复了，坚决反对女儿继续和我保持恋爱关系。她振振有辞地教训女儿：“姓罗的老汉是个剥削工人血汗的资本家，你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后代，李玉和智斗鸠山那场戏里不是说过，两股道上的车，咋也不会跑到一起。”她开初很坚定，一心想和我“跑到一起” 。在她妈妈竭力反对的时候，她向我表示了她的痛苦，也把她妈妈反对的理由告诉了我。我说，其它啥事都好办，惟有你妈反对这事，没办法。她说，你放心，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向她屈服的。
我对她的态度深信不疑。 不料，这年夏天，当她刚刚接到江津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来得及去学校报到，便给我来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无字的信，信封里，仅装着当初我送她的那一张头戴黄军帽的大头像。我始而痛苦不堪，继而勃然大怒，当即也将她送我的大头像寄还给她。同样无信，我把像片翻过来，在她后脑勺上重重写到：一个工人阶级的小姐，怎么可能嫁给一个资本家的崽子呢——你母亲和李玉和说得对，你和我，毕竟是两股道上的车。跑不到一起。
8月失去恋人，10月，我又跌了一个大跟斗。
冬季征兵开始了，我们梁家公社宣传队奉区革委之命，到龙门滩去慰问接兵部队。那一场演出，男知青们都十分卖力，一门心思，全落到了坐在前排的十几个解放军身上。演出完毕后，区革委领导陪同接兵部队的唐营长上台接见演员。唐营长握着我的手连声夸我：“小伙子，不错，不错，是个难得的多面手。”
这称赞被知青们听在耳里，回到旅馆，大家都说我被唐营长慧眼看中，这回当兵肯定有望。
我心中暗暗高兴，却稳住神说：“弟兄伙莫拿我开心了，当兵，哪有我的福份？”
第二天吃过早饭，宣传队刚准备动身回梁家坝，我的一个已调到区粮站工作的同学郑小平急匆匆跑到旅馆里来，说唐营长要见见我。
知青们一下全愣住了。
我撇下他们，兴冲冲地跟着郑小平到了区革委招待所。唐营长正在房间里等我。军人说话单刀直入，刚坐下，唐营长便问我想不想当兵。
我兴奋得大声回答：“想，做梦都在想！”
“我们是西藏部队，条件很艰苦啊。”
我宣誓般说：“我不怕苦，只要能当兵，叫我上喜马拉雅山站岗也干！”
唐荣长满意地笑着说：“嗬，决心还真是不小嘛。”
“唐营长，”我未雨绸缪，哀哀凄凄地说，“我得事先对你说清楚，我的家庭成分…… 恐怕……”
唐营长挥挥手，说：“这问题你不用担心，刚才小郑已经把你的情况给我讲了。成分不好，党有政策，既要看出身，又不完全看出身，重在个人的政治表现嘛。你下乡后表现不错，又有文艺特长，我们可以对你实行特招，如果地方上有什么不同意见，工作由我们部队出面去做。”
有唐营长这番话，我还能不放心么？我喜极欲狂，我要能穿上军装，“一颗红心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无疑会给我的父母，我的两个兄弟，我们罗氏家族的几十口人从政治上挣个大光彩啊！
个人的问题落实后，我又想，要是公社宣传队这几位知青都能一起去西藏当兵，今后有个伴，岂不更好？于是，我又向唐营长推荐了傅革新、黄洁、黎建新、柯祥国。
回到生产队没两天，征兵工作便开始了。报名、推荐、体检，在唐营长的呵护关照下，我过关斩将，一路顺风。可是，我最终却在政审关前翻了船。我父亲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立场坚定斗志强，死活不肯盖公章。他不仅挺身而出勇敢地和亲自前去摄影社搞我的政审材料的唐营长争执起来，还理直气壮地给县征兵办公室写了一封信，指责唐营长丧失阶级立场，放着这么多无产阶级根正苗红的后代不特招，偏偏要特招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强烈要求上级派人调查这位姓唐的营长和罗家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一帮知青聚集在梁家3队黎建新处，为第二天就要出发去西藏的黎建新、傅革新饯行（黄洁的父亲系知识分子，和我同样因政审不过关而惨遭淘汰）。在此之前他们专门通知了我，但是我却悄悄地回避了。我是应该去送送他们的呀！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好老师，是造就今日之我的上帝，是他们把我这昔日的小赌棍、小杂皮，改造成了一个红遍全公社、全区的歌星和舞星！文艺之星！可是，我却一个人在野地里孤魂鬼影般乱蹿……噢，成功不属于我，欢乐不属于我，我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孤儿！一想到傅革新、黎建新穿上军装的神气劲儿，我就想嗷嗷地痛哭一场！我好羡慕妒忌他们啊……因为那一身绿军装一颗红五星对我来说，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特殊意义呀！
傅革新、黎建新走后，宣传队元气大伤，那以后的日子，就有些苍白。
转眼，元旦快到了。
元旦，是喜庆闲暇的日子，回到城里，要好的知青们总要聚一聚，乐一乐。这种聚会的形式就是吃“转转会”，一个一个轮流着做东。那时，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异常窘迫，前些年父母外出躲武斗，两年多的工资分文未补。父母工资极低，加之我和弟弟下乡，每月还得向家里伸手……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带上一大帮知青去家里大吃大喝一顿，我不忍心。但是，这顿招待必须要办，张着嘴巴吃了朋友自己不还个礼，我丢不起这张脸！
人被逼到绝境，总能想出办法来。
我对涛儿家的狗一往情深，涛儿他爹是梁家坝上有名的石匠，家中吃喝相对要丰足一些。故而他家的狗，也比一般人家的狗长得高大肥壮。知青偷鸡摸狗的事，我听得不少，但自己从未干过，这次真要下海，倒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涛儿，我在此向你主动坦白，倘若你能看见这篇文章，还望你能从轻发落。
那天，我去公社担潲水，顺便到公社卫生院药铺里买回五颗马钱子。有关马钱子的知识，我是翻《辞源》时偶尔得来的。我那开照相馆的父亲偏偏喜欢舞文弄墨，虽然这给他带了了许多的麻烦，他却仍然希望我也能步他后尘并弄出点名堂。所以我下乡时他送我的惟一礼物便是《辞海》。然我从中学到了偷鸡摸狗之术，则肯定是父亲始未料及的。辞书上载：马钱子，剧毒，中医学炮制加工后入药，主治喉痹咽痛、疰块肿毒等症。
回家后，我将五颗马钱子放在火上烤泡，再研成香喷喷的细面子，然后揉进晚上特意剩下的红苕饭里，捏成个鹅蛋大小的饭团。
一觉醒来，闹钟脆响，正指着3点。我捏着饭团，贼似地出门，向着土门杠蹑行而去。 乡村的冬夜，冷冽萧瑟，寒雾在田垅上浮涌荡漾，遮住了一弯冷月几粒疏星。天光黯淡，土门杠像一座浮在海上的小岛。涛儿的家，就在土门杠脚下。院子边，一道条石砌成的矮墙上挂满了一络络干枯的丝瓜藤。
我脚步虽放得极轻，那狗还是听见了，“汪汪”地便开始叫。
狗一叫，我顿时恶向胆边生，一扬手，像扔手榴弹似地将那饭团扔进了院子，然后疾步退回，蹲在一块刚能掩住头的麦地里，暗窥动静。
四下里凝固般地静，连那狗咀嚼饭团的声音也能清清楚楚地听见。随后，这点轻微的声响也消失了。雾很潮，风拂动着挂满露水的麦稍，将我浑身衣服弄得湿漉漉的。大约有一支烟工夫，那狗先是凶狠地低吠了几声，紧跟着便尖厉地狂叫起来，声音凄惨而悠长，叫得我魂飞魄散。我赶紧趴在地上，像蛇一样钻进了麦笼里。幸亏那狗叫了几声，便倏地失了声。我趴在麦笼里足足等了半个钟头，确信涛儿家的人未被惊醒，才钻出麦笼，猫下腰向涛儿家的院子潜去。我从石墙上探出脑袋，一眼，便看见已倒在地上的大白狗。我逾墙而入，将大白狗扛在肩上，翻过墙头，飞快地往家里跑去。
那狗好大好肥，剥皮去脏后，起码有30斤净肉。
天亮后，我背着背篼下龙门滩去乘揽载。背篼上层，装着红苕。
有社员在坡上干活，老远向我招呼：“噫，罗知青，就背几个红苕回去过新年啦。”
我嘴里应答着，心里却说：“红苕？我这背篼下面可不是红苕哩。”
靠着“自力更生”弄来的这条狗，我气气派派地做了回东，清炖狗肉、红烧狗肉，吃得一帮知青们满嘴流油。
我成了“空降特务”
第二天，轮到黄洁做东。这晚，却出了桩了不得的大事！
黄洁的父亲是四川省果树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科研人员，“果研所”就在县城西门外的长江边上，漫漫阔阔十里果林，像一片碧波粼粼的海。黄洁的家，就在这“海”中央。知青们吃饱喝足，再把龙门阵吹够摆够，就已过了午夜。于是出得屋来，主人客人一道在林中逶迤。正值果熟季节，风中带香，虽见不着绿树丛中万点红的景致，但累累果子，触额碰脸，着实令人垂涎。何况这“果研所”里的果子，全是市上不可多得的希罕品种，就更能吊人胃口。
我经受不住这种诱惑，伸手在枝头弄出一串轻响。
“学蓬，要不得，谨防挨抓到。”黄洁赶忙招呼。
我将两个鹅蛋大的锦橙塞进口袋里，笑笑说：“都下半夜了，鬼才看得见。”
一行人继续前行，眼看就要出林子，上大道，这时，前面突然闪出条黑影，迎着众人直端端走来。
“糟啦，是照林子的。”黄洁低声道。
知青们顿时虚怯，默然无语，惴惴而行。
那黑影也不吭声，与众人交臂而过。没走几步，蓦地驻足喝道：“站到！你们哪个偷广柑？”
一声吼，震得众好汉全失了颜色。
黄洁挺身而出，涎笑道：“师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正人君子，不会偷东西的。”
那人头一甩，翻着眼白嚷：“偷没偷，老子一闻就晓得！是哪个龟儿子，拿出来！”
众知青不敢乱动，用鼻一闻，空气中果然有股辛辣味儿。
“咋个没人动？日妈哟，再不老实，老子就动手一个个地搜！”
我万没料到今晚果真撞了鬼，早已吓得尿滴，一听要搜，更加乱了方寸，惶惧间目光东看看，西溜溜，趁看林人尚未注意到我，陡地转过身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大河边奔去。
“捉强盗啊！快来人呐！”那师傅狂呼乱叫着拔腿便追。
寂静的果林被嘈动了。四处电筒光柱乱闪。到处响起了吼喊声、奔跑声。知青们也都跟着往河边跑去。穿出林子，众人在河坎上蓦然止步。宽阔的长江横堵在脚下，静静地在夜色中漫流。
我和追我的师傅都已下了河滩，摇摇晃晃地在鹅卵石河滩上奔跑。到了水边，我一刻也没停留，不顾死活地向大江中扑去。
看林人没我这份勇气，赶到水边，只有跺着脚大骂。
河水湍急，夜色昏暗。很快，我便顺水而去了。
众人全都以为满天的乌云就这么散了，却没料到，接下去发生的事情，离奇得简直就是一则当代的“天方夜谭”！
我随波逐流，也没能坚持漂拢县城。我在冰冷的河水中漂了大概十来分钟，冷得受不了，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539工厂的家属区一带上了岸。上得岸来，夜风一吹，冷得我浑身发抖。我记得我有一位初中姓田的女同学的家就在这河坎上的巷子里，便一路寻了去。果真让我找着，待叫开门，女同学一家见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吓了一跳。女同学的父亲也是3539厂的工人，听我把情况说明白，才同意我进屋，还找出一套自己的衣服给我换。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就奇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样的奇事，偏偏就发生在了我身上。
正当我抖瑟着站在门外，向女同学一家解释的时候，对面住着的一个在居委会里担任点职务的老太婆被惊醒了。她从门缝里看到这情景，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马上使她产生出极为丰富的联想。待对面关门后，她片刻也没有迟疑，慌慌出门，向附近的驻军师部赶去。
到了师部门口，老太婆用紧张得变了调的声音向哨兵报告：“解放军，不得了！快去捉特务……特务钻到我对门的田家屋头去了。
特务！？年青的哨兵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他活了快二十个年头，还只是在电影上、小说中看见过特务哩！
“老人家，这事，弄错不得的。你老……看清楚了，果真是……特务？”哨兵半点也不敢马虎。
老太婆连连点头：“我看得清清楚楚，水鸡儿一样穿起衣服从大河里爬起来的。”
夜半更深从江里爬出来，钻进了重要军需工厂的家属区……呀呀，这不明摆着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么！可刚才，没听见天上有过飞机的声音呀？
“呃，解放军，快点嘛！你要再一耽搁，特务还不跑了？”
哨兵让她一催，哪还顾得上细想，抓起岗亭里的电话赶紧向首长报告。
兵贵神速，片刻后，一个加强连的解放军战士带着机枪、步枪、冲锋枪，跟着老太婆出了军营。
未进巷子，解放军已兵分数路，有的堵住两头巷口，有的攀房爬屋占领制高点，有的则包围了目标。
待接近田家大门，发现那门并未闩上。于是，指挥员果断地一挥手，众战士猛虎般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口中一齐大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屋里的男人女人。
一屋人全被吓了个半死。
正在里面换衣服的我被几名战士反扭着手臂架了出来。
我被这场面吓得魂飞魄散，又莫名其妙，结结巴巴地冲军人们嚷道：“你们这是干啥子嘛？我不就偷了‘果研所’两个广柑，还要麻烦你们正规军来抓我？”
指挥员盯着我：“你不要狡辩了，你来大陆干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快把武器、电台交出来！”
我叫了起来：“解放军，你们弄错了！我真地就偷了两个广柑！”
指挥员机智地笑了：“偷广柑？江津的广柑就这么好，值得蒋介石专门派飞机把你从台湾空投到这里来偷？”
听了这话。我才明白今晚已经错得太离奇太严重了，吓得嗷嗷哭叫起来：“啥 台湾，啥蒋介石，我一点不晓得！我不是特务……是个小偷……偷广柑的小偷！”
指挥员无心听我狡辩，手一挥，喝道：“把这国民党的空降特务给我带走！”
当夜，师部就把我移交给了公检法机关。我生平第一次正式进了监狱。
这事当然很快就查实清楚了。第三天上午，我在饱受了皮肉之苦后，终于被放了出来。
御赐金牌
1973年春节前后缺煤的惨状，许多川东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各地抢煤风潮迭起，煤点、运煤的列车、驳船纷纷遭到明目张胆地抢劫。江津县也是一日数惊，公检法人员频频出动，疲于奔命，可面对洪水般涌向铁道线、码头、贮煤场的群众，却束手无策。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开枪弹压酿成大乱的恶性案件。
这一期间，我也和队里的社员们一道，挑着箩筐成群结队地去15里外长江对岸的古家沱火车站抢过煤。
县革委头头们心急如焚，再弄出几个大乱子，这广播里报纸上天天吹嘘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岂不成了连三岁小儿也骗不了的鬼话？
要使群众不乱，首先得有煤，可上哪儿去弄煤？近在眼前的在府煤矿、永荣煤矿已停产闹革命多年，如今连矿工家里煮饭，也还得自己背上背篼去矿洞里掏哩。
头儿们里面毕竟有聪明人，拍拍脑壳，主意就蹦出来了。随即，几十张盖有大红印的县革委调令飞往全县各地，把几十个能歌善舞会弹会唱的男女知青火速集中到了县里。
这是一支受命于危难之际担负着特殊而重大使命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有幸成为了这支宣传队中的一员。
春节刚过，我们就出发了。宣传队加上运输队，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浩浩荡荡的远征军。全队有大卡车30余辆，除四辆装宣传队员和演出道具外，其余的全部重装满载江津的土特产：白酒、广柑、米花糖、花生。
因事关重大，县革委副主任王汇昌（现已退休）御驾亲征，辅助他的，则是分管财贸的南下牌老干部祁明（现已离休）。两位头儿和宣传队员们同甘共苦，在大卡车上颠簸了三天，到达了贵州的“六（六枝）盘（盘县）水（水城）”大煤田。我们到各个煤矿、洗选厂、贮煤场、火车站巡回演出，给管煤的和管车皮的人送去形而上的毛泽东思想和形而下的土特产，故而所到之处，极受欢迎。每到一地，先以演出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演出完毕，带队的两位头儿再和对方的的领导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双方桌上握手桌下踢脚，讨价还价笑里藏刀，嘴上说得冠冕堂皇，心里却是雪亮，你盯着我的广柑白酒花生，我盯着你的煤炭和车皮，仅此而已。
“六盘水战役”胜利结束，“远征军”又挥师安顺、遵义、桐梓、打通等地，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长征路“慰问”，连劳改煤矿也不漏掉。转战数月，“远征军”战果累累，不负众望。装土特产的汽车空了，头儿一个电报发回去，新的重载车队又源源不断地开出来。与此同时，救命的煤炭则一列车一列车地向着江津开去。
待“远征军”凯旋回津之际，这一年的招生工作已经开始了。王汇昌、祁明两位领导在和宣传队员们共同的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知道犒赏这帮劳苦功高的知青最珍贵的物品是什么。在他们的促成下，队伍解散时，每一个宣传队员都领到了一张盖有县革委大印的证明。上面写着：某某同志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热情，成绩突出。此次招生工作中，如同等条件下，可予以优先考虑。
对所有知青来说，这样一份证明在此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不啻是一道“御赐金牌”啊！
宣传队解散的第二天，我便迫不急待地赶回了梁家坝。
此时的梁家坝上，已是烽火连天月，万马战犹酣了。知青家长们纷纷从重庆、江津赶到乡下，不惜钱物，同子女并肩作战，向各级农村干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我有“御赐金牌”在手，用不着浪掷钱物。
何况，我也没有。
公社革委会一把手江之良看了我的证明，爽快地对我说：“既然是上级的精神，我们执行就是了。不过，这推荐得一层一层地来，三榜上墙，下面要推不上来，我们公社也不好硬把你拿上去。”
江主任这番话让我忧喜交半。喜的是公社领导态度明朗，生产队估计问题也不大，忧的是大队这道关，我能否打通？
大队龙书记一直待我不错，可要命的是陈永昌今年也参加了推荐！
我驻靠一纸公文，怎敌得过他翁婿之情？
不管咋的，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我把队里几个说得起话的人请到家里，几瓶白酒就把事情搁平捡顺了。但我对他们的口头允诺仍不放心，为了把推荐材料搞得更扎实一些，我提着根打狗棍，揣上纸笔，印泥盒，爬坡上坎，挨家挨户地去社员家里做工作。敬上支烟，陪上个笑，社员们全都夸我好，可我究竟好在哪里？怎么个好法？他们却很难说到点子上。这，就得靠我的工夫了。我翻动三寸不烂之舌，耐心地启发，遇上启而不发的，就逐字逐句地教，教会了，由他们的嘴巴把我的意思说出来，我再黑字白纸地记下来，等他们的手指头蘸上印泥往纸上一戳，就变成贫下中农的意见了。
事后证明，我付出的代价千值万值。我这份呕心沥血炮制成的推荐材料是全公社知青中最独特、最生动、最好的，堪称典范！
生产队推荐，我轻易过关，公主宰房墙上，我初榜有名。但我丝毫不敢大意，因为我学深知，大队，才是我的生死关。
此时，预选名额已逐级下达，全公社共有两名大专，五名中专。事情明摆着，一个大队只能推荐一名。
形势严峻，竞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各级“贫下中农推荐领导小组”一下子收到了许许多多的匿名信。
检举信。知哥知妹们反目为仇，相互攻讦，连过去一些情同手足无话不说的兄弟伙，如今见了面，也绝口不提推荐的事。 我的推荐材料获得了领导们的好评，让我小出了一回风头。但我牢记“韬光养晦”的古训，待人愈发地和气恭敬。不料，就在这关键的时候，陈永昌公开跳出来地向我猛砍了一“ 刀”！
中午，我正在自留地里担粪淋菜，涛儿去公社商店买盐巴回来，顾不得回家，急匆匆来地里告诉我，说陈永昌在宰房墙上贴了我一张大字报，有满满三大张。我一听急了，丢下粪瓢撒腿就往公社跑。宰房门口围着不少人，正仰着脖子看，我眼睛往墙上一扫，霎那间，脑壳轰地一炸，我懵 了！《且看罗学蓬——一个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表演》。几个墨迹未干的字，活像一群张牙舞爪的蝎子，咬着我的肉体、我的心。我魂魄皆无，仇恨的巨浪在胸中翻腾怒吼。陡然间，我想杀人！
我在梁家坝上的知名度很高，认识我的人有的主动与我招呼，眼中流露出同情的目光。也有不少人站在一旁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弄得我无地自容。我把大字报匆匆浏览了一遍，不敢在此多停留，转身便走。刚到场口的商店门前，巧，正好碰见陈永昌从里面出来。
我意识到我突然便有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四目相视，无言对无言，尴尬与仇恨全写在我们各自的脸上……稍顷，我撇下他，大步而去。
田野上阳光晶明，山风悠悠，我却像个燃烧的汽油桶，随时都可能爆炸。我流血的心在悲怆地嚎叫：“陈永昌，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呀？”
当天夜里，我迫不急待地去公社找江主任。江主任到区上开会去了，我向武装部长周泽树汇报了情况，并激愤地表示，我决定同样以大字报的方式，对陈永昌进行反击。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探探公社领导们对这件事的态度。
周部长劝我打消报复的念头，他说：“大字报我看过了，他写了那么多，无非是说你表现不好。你究竟表现得好不好，他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得广大的贫下中农说了才算。你没有像其他知青一样长期在生产队上班，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宣传毛泽东思想，咋能够说不重要？他不也在公社宣传队干过么，咋个就忘了？再说，县革委给你开的证明，也完全能说明你的政治表现嘛。”
我的心情陡然一松。
周部长继续说：“他乱来，你也跟到乱来，不就把水越搅越浑了么？如果把其它关系也牵扯进去，恐怕就更麻烦。”
我听懂了他的话。
“还有，有些事情，你几句话咋个说得清楚？比方他说你玩弄农村姑娘的感情，我今下午特意问过宣传队的几个知青，还有邓世蓉。他们说的就和陈永昌不同。像这种事情，恐怕你也不好拿到大字报上去公开解释。名字一上墙，别人一个年轻姑娘咋受得了？人不能做鬼事，总还得讲究点良心嘛，你说是不是？”
我连声说周部长你讲得只有那么对了，我一定不折不扣完全彻底地按你的教导去做。
回家的路上，细想周部长的话的确不无道理。
陈永昌指责我出身不好，表现差，不能当作优秀知青推荐出去；攻击我长期提着小提琴东游西荡，不安心在农业第一线学大寨；揭露我欺骗民心，精心伪造推荐材料，凡此种种，于我的伤害还在其次，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他谴责我道德败坏，硬把一位清清白白的农村姑娘拉出来代我受过。大字报上，他列举出的事实足以证明我和这位农村姑娘确有恋爱关系。他说我已接受了姑娘送我的爱情信物，并且，姑娘还征得了家人的支持，曾大办酒席请我，公社宣传队的人也前去作陪——就差说明这是农村人家的订婚酒了。
陈永昌所言，确有其事。但，这一切仅仅是表象，作为宣传队中的一员，他完全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追星姑娘
1972年秋末，公社的重点水利工程，地处农庆大队的苦担沟水库上马，一下了抽调了近千名农民上阵。我们宣传队也移师第一线，半天劳动，半天排练，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一年多。时间一长，我们和附近的农民便相处熟了。没多久，我们认识了胡昭莲（请原谅，本文中惟有她，我用了假名）。我说我们，而不是我，这是因为胡昭莲最初是和宣传队里的女孩子们熟悉，然后她常到水库来看我们排练。这样我才有机会认识她。在农村姑娘中，她确实相貌姣好，身材苗条，巧的是和我原来的恋人一样，也蓄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她的脸庞清俊秀丽，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她喜欢看排练，来了，就把装牛草的大背篼反扣在地上，坐在背篼上笑盈盈地看。那双眼睛看我，也看别人，但停留在我身上的时间明显地要比别人多一些。我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生活中的人和与舞台上的人不仅有区别，这区别还很大。比方说我，家庭出身不好，自身条件也很一般，但往舞台上一站，浓墨重彩，能歌善舞，确也显出几分人模狗样。而且——向毛主席保证——也确曾有女知青大胆主动地向我表示过好感，都被我装聋卖傻对付了过去。绝非是我被贫下中农“再教育”得已戒绝了七情六欲，达到了坐怀不乱的境界，而是那时候我心中也有了个“她”。
初恋是神圣的，我不敢稍有亵渎。 胡昭莲和大胆的女知青不同，她仅仅是常来看排练，看我，却从不与我说话。但一个大姑娘的目光老是落在一个小伙子身上，时间一长，总容易招来闲话。
闲话一起，我就沉不住气了。
虽然那年月上级大力提倡男知青娶农村姑娘作老婆，女知青嫁农村汉子，还把这样的事情升华为全心全意扎根农村开花结果的实际行动，涂抹上种种政治色彩而大加赞扬。可我的觉悟，毕竟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我自知命不如人，但不到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地步，我是绝不会在农村安家落户挖一辈子黄泥巴的。她胡昭莲喜欢看我是她的自由，可我…… 天呐，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啊，硬把我和一个家村姑娘扯到一起，我的自尊心咋受得了？思前想后，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我珍藏的恋人的像片在宣传队内部“公开展出”，一者借她为我挣口气，证明我罗学蓬尚未落魄到娶农村姑娘做老婆的地步；二者可以封住众人之口，事情公开了，看你们还能说啥？
谁知，这一招并不灵验。
胡昭莲仍和往常一样地来，仍喜欢看我，仍不和我说话。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得出，她在我面前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把“喜儿”——她和胡昭莲最要好——拽到排练棚子外面，着急地问：“邓世蓉，我有女朋友的事，你跟胡昭莲说了没有？”
“喜儿”说：“早跟她说了呀。”
我说：“她晓得了为啥还来？”
“喜儿”生气了，说：“嘿，你这个人才怪古稀奇的哟，别个来看排练，关你啥事了？你演得好，她喜欢多看你两眼，这是你的光荣嘛，旁的人想让她看她还不看哩，就值得你冒这多大的火！”
想想“喜儿”的话，我也觉得我这人好没道理，别人确实没对我有过任何表示呀，我这样神经兮兮的，不是自寻烦恼么？
这以后，胡昭莲简直就成了我们宣传队的编外人员，有时制作道具要竹子，她知道后一声不吭，回家砍了几根便拖来，还带来弯刀，破竹子，划篾条，和大家一起动手做道具。在水库大坝上演出，她场场看，下大队，她也跟着去，抢着背道具，提乐器，我的小提琴，成了她的抢手货。
宣传队的人谁都明白她的意思，谁都知道这事根本就不可能，甚至就连她自己也明白个中的道理。但姑娘的感情偏偏就如之怪，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却不是为了目的……久而久之，我不能不被感动。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去五台大队演出归来的路上。
当时，夜已很深，月亮又圆又大，把田野照得亮晃晃的。
我们急匆匆往水库赶。走到一道岚垭上，我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便给走在前面的黄洁打了个招呼，钻进路边的一块高梁地里蹲下了来。
夜很静，渐渐的，他们的脚步声就消失了。
解了水火之急，我系好皮带钻出高梁地，不料却看见路边站着个人影。
月光亮如白昼，我看得清清楚楚，是胡昭莲！
“呃，你咋个还站在这里哟？”我紧张地问。
“等你呀，怕你找不到回水库的路嘛。”她低垂着头，一只手提着我的小提琴盒，另一只手搅缠着辫稍，一副又羞又怕的样子。
笑话。这五台大队我一演过多少次了，还能找不到回水库的路？我敢肯定，明天，水库工地上又有“故事新编”出版了。我的心情好复杂，既怨她不懂事，又不忍伤她的心。
“走吧。”我说。
她没动，放下小提琴，从她挎着的一个兰布包里掏出一个拳头般大的瓦罐儿，往我手里一塞，说：“给你的。”
我拔开包谷蕊儿做的塞子，看不见里面装的啥，只闻到一股浓香从罐口冲出来。
“是腊肉呀！”我好高兴，瓦罐里足足装有半斤，够我打个牙祭的了。那年月，肉是稀罕吃物。
“我切成片片的，肥得很，你展劲吃嘛。水库上顿顿吃南瓜冬瓜藤藤菜，见不到几滴油花花，把你都潮瘦了。”
我以手做筷，吃着香喷喷油旺旺的腊肉片子，心中好温暖。
“我听邓世蓉她们说，你的女朋友也是个知青，她们还看过相片？”
“唔，有这回事的。”我当然乐意承认。
她怯生生地说：“我想……罗知青，我也想看一眼那相片，行么？”
“当然行！我这事，一点不保密。”我揩揩手上的油腻，把相片掏出来给她。
她双手捧着，在月光下极认真地看，看了许久，然后真诚地、轻轻地发出一声令我心颤的赞叹：“哎呀，她长得好乖哟！”
时隔20多年了，我至今仍忘不了当时她脸上那种天使般善良真诚的表情和那一声出自内心的赞叹 ，也是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人，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上几件毫不带功利动机的事情的。
自那晚以后，胡昭连和我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相互打个招呼，说几句话的地步。那年春节前，她家杀了过年猪，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交一半留一半，就半片猪，她还把宣传队里20来个潮得肠子都生了锈的男女饿鬼请到家里海吃了一顿油大。全家人热情得近乎巴结，好像我们的“光临”给她家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似的，其实，我们谁不清楚自己究竟算个啥东西？大家饱餐一顿后，回水库的路上，都说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全沾了我的光。弄得我心里酸溜溜的好不是滋味。
陈永昌攻击我玩弄农村姑娘感情的全过程，就是这么回事；而爱情的信物，恐怕就是那一瓦罐腊肉了。 令我余恨未消的的是，胡昭莲请吃杀猪酒时，他陈永昌也去了，大块肉大碗酒，他敝开肚皮大干，吃得绝对不比我少。
最后的斗争
虽然周部长的谈话使我对公社领导的态度比较放心，但是，大队这一关我却只能是悬着心吊着胆。陈永昌的优势明显地在我之上。
事情明摆着，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如今，他已拔刀伤人，我岂能坐以待毙？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紧闭门窗，让思维无拘无束地在黑暗中缭蹿。有谁说过黑暗是诞生罪恶与阴谋的最好土壤，我对此话深以为是，两天以后，身子小了一圈眼睛大了一圈的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克敌制胜的毒招。
打蛇需打七寸，陈永昌有恃无恐，不就仗着他是大队龙书记的准女婿么？
我看准了陈永昌的七寸，立即开始铤而走险。
那些天，我担潲水回生产队的路上，常常拐进龙书记家，无话找话，神色闪烁地和他摁上几句，又担着潲桶离去。我想逐渐给他留下一个印像，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但因其重要，故而我心存顾忌，几番欲言又止。
龙书记是个杀猪匠，一字不识，办事说话都喜欢像杀猪一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直来直去，撇脱干脆。
大队开推荐会的头两天，我又去了。一番故伎重演后，龙书记果然忍不住了，问：“罗知青，你好像有啥事瞒着我？”
他婆娘也在场，睁眉鼓眼地盯着我。
“唉！”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满面痛楚地说；“龙书记，你老眼尖，啥事也瞒不了你。可这件事，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你……”
龙书记认真起来：“啥事情那样为难？莫非你还信不过我？”
“哪会呢？龙书记，我来梁家坝几年了，大队干部里除了你老人家真正把我当亲人，还有哪个对我好？连办事公正出了名的龙书记都信不过，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
“那你就痛痛快快讲嘛。”
“我只是担心，你女儿……晓得后……会受不了……”
他婆娘急了，连声催我：“快说呀，罗知青，你莫把人急死了！”
看看火候差不多了，我才做出副愿为龙书记两肋插刀的豪壮样子，说道：“龙书记，这件事，如果不因为陈永昌贴了我的大字报，我早就应该来向你汇报了。现在来讲，我确实担心你会误会我是为了报复陈永昌，才来下他的烂药的。”
龙书记说：“有啥事，你快点讲，该咋个处置，我晓得。”
于是，我就说开了。我说陈永昌不是个东西，他在公社宣传队里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他根本就看不起你龙书记的女儿，他一表人材，又有文化，而你女儿木头木脑，大字认不到几个，人长得皮厚骨大不说，牙齿又龅。他说他和你女儿保持恋爱关系，只不过是为着拿你老人家当跳板，今后一旦跳出‘龙门’，就天高水阔自由了。还说你一个小小的大队书记，论官位和电影《抓壮丁》里的王保长差不多，到那时只有跳起脚板骂皇天了。”
我一边义愤填膺地说，一边观察着他两口子的表情。龙书记大小是个官，还能沉住气，他婆娘就不同了，一张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气也出得不均匀。我刚说完，她就拍着脚杆叫开了：“狗日的东西！我不聋不瞎，早就看出他身上有股子不土不洋的怪味道，没想事情还没成，他就想打翻天印了！”
龙书记腮帮上的咬肌微微颤，一字一板地说：“他娃娃想给我玩下三套，哼，端阳上市的子姜，还嫩了点。”
我“难过”地说：“龙书记，这件事，我还是不该说的，你看……让你们生气了。”
龙书记拍拍我的肩膀说：“这事，我晓得就行了，你莫再拿到外面去说。”
我见目的已经达到，便起身告辞。
龙书记送我到院坝边，又叫住我，说：“罗知青，你把县革委给你开那份证明给我，后天，大队就要开推荐会了，我好给推荐小组的人都看看。”
这话的意思明白得连傻子都能听出来。我也的确被这美满的结果如此轻易地到来而惊喜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第三天，喜讯飞传，陈永昌的名字被勾掉了。二榜上墙，梁家大队就剩下我和另一名重庆知青。那榜，就贴在陈永昌写的大字报旁边。没过多久，公社这道关口我也顺利通过，三榜上墙，我成了全大队惟一的中专预选生。
轰轰烈烈的推荐工作总算是结束了，落马者骂天咒地，怨爹怪娘，随后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以期来年再战。成功者则纷纷收拾行李，打道入城，参加下一轮更加激烈的角逐。
这时候，各地招生老师已经云集到江津县城，住在由文庙改建成的县革委招待所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知青们进攻的新目标。有关系的动用关系，邮电局业务量猛增。没关系的则使用钱物作武器，以图杀开一条血路。大、中专预选生们谁都清楚，推荐到县离跨进校门，征途遥远，山高水险，3:2的比例，意味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最终会遭到无情的淘汰。
正如《国际歌》里所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
我既无关系，又乏钱物，要让招生老师垂青于我，当然是白日作梦。对于体检，我信心百倍，22岁的棒小伙子，当兵也是合格的料。过去最让我发怵的政审，这次我也不十会担心，临回城前，我到公社去找江主任谈过政审的事，江主任说：“读书嘛，又不是当兵拿枪杆杆，对出身要求不会那么严的。”有江主任这句话，我放心不少。
我家就住在招待所大门不远的路边上，看着那些预选生们和家长整日提着大包小包拥进拥出，我急得不行！
我也去招待所里转悠了两天，院坝里，过道上，到处都是知青，脸皮厚的，主动进屋和招生老师套近乎，陪笑，敬烟，逢迎巴结，无所不用其极。感情一到位就送钱送物。脸皮薄的，则作壁上观，神情沮丧，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一个见过其面不知其名的男知青在院子里脸红筋胀地吼：“妈哟，要啥子？月亮坝上耍关刀——明砍嘛，像这样端起刀头找不到庙门，硬是急死个人！”
心里躁得慌，回到家里，我便拉琴解愁。练习曲一概免掉，专捡那优美动人的乐曲乐段来拉。琴声飞上大街，很能抓人，经常，我家门口观者如堵，静静地听，听得过瘾，有人便夸我几句。
能当众卖弄手艺，并让人说个好，毕竟也能暂时地消除一点烦恼。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琴声竟然会把两位救命菩萨引进了家门。
那天，门口一大堆人正在看我拉琴，一位操外地口音身穿干部服长得高大胖壮的中年人饶有兴趣地地问我：“小伙子，会拉《梁祝》么？来一段听听。”
我没吭声，拉了《梁祝》中的“化蝶”一段。乐曲的情绪和我此时的心境很接近，我拉得很投入。
拉完，中年人夸我拉得不错，指法弓法很正规，看得出蛮有基本功，不像有些人，小提琴拉出股子二胡味。
我看他是个知音，就请他进屋坐。他说我们是两个人哩，我说那两个人都请进屋坐。中年人就和另一位黑黑瘦瘦戴眼镜的男人进屋坐下了。, 我接着又拉了几支乐曲，中年人听得高兴，就和, 我摆起了龙门阵。他说中国的乐曲里他百听不厌的就是《梁祝》。我见他不仅喜欢还能说出拉这首乐曲一举成名的上海姑娘俞丽拿，知道创作这首乐曲的是陈钢、何占豪两位年轻人，便不由对他添了几分敬意。后来，眼镜向我介绍说，他两个都是重庆石油校来江津招生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学校革委会的秦主任。我惊喜得目瞪口呆！别的预选知青端起刀头还找不着庙门哩，而我没敬刀头，菩萨反而跑到我家里来了。这千金难买的机会，怎能放过？我赶紧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我父母也赶出来了，手忙脚乱地给二位从天而降的“菩萨”敬烟、泡茶。
秦主任直戳了当地问我；“小罗，你愿不愿意上我们石油校？”
我想都没有想：“秦主任，我太愿意了！”
眼镜摘下钢笔，掏出个小本本放在膝盖上，说：“那我们就决定录取你了。我先把你的情况记下来……哦，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而，你可不能三心二意，见了更好的学校就跳槽啊。”
我急忙说：“咋个会？只要你们肯收我，我就铁了心只上你们石油校！”
表完态，我仍不放心，又把过去当兵特招因政审不过关而夭折的事向他们诉说了一番。
秦主任说：“出身不由人，既然江津县已经把你推荐上来，就证明你的政治表现是好的嘛。小罗，这次你放心，政审，我们去搞，单位如果不提供，我们也硬把你带走。要打官司，我们陪他打。解放军拿他没法，我们去，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还怕个小小的照相馆？”
听了这话，我，我父母高兴得不行！还没拿到录取通知书，那接下去的几天日子里，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个石油校的学生了。
人往高处走
可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最终，我却辜负了秦主任和那位眼镜老师的一片好心。
当我得知体检时还要对音、体、美、外进行加试时，我立即意识到，我还有一次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我决不会放弃，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也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成事在人，谋事在天，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县里在文艺单项上比我强的大有人在，但论全面我却是凤毛麟角。而且那些单项上比我强的知青都因各种原因没能推荐上来，在预选生里，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我惜时如金，闭门谢客，三伏天里，挥汗如雨，我躲在堆堆柴禾的破楼上，拼命苦练应考的乐曲。我身上只穿条裤衩，就那裤衩，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8月26日，我提着小提琴盒，赶到了位于县城上游的白沙镇。全县推荐上来的知青都在江津师范学校参加体检。加试考场，也设在这里。
我是加试的头一天下午赶到师范校的。我过去的恋人，眼下正在这所学校里念书。在大饭堂吃饭的时候，我极想看见她。终于看见了，她也看见了我，但彼此连打个招呼的情份都没有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接待了我，他如今和我过去的恋人正巧是同班同学，我和她之间的事，他一清二楚，而且，沾了她的光，他们班上的不少人也都知道我的名字。
江津师范学校的男生寝室低矮潮湿，破烂不堪，裤衩、背心拉扯得瞒天过海，几十张上下双人床把一间大屋子塞得密不透风，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墙角里放着尿桶。大热天里，尿臊味、汗臭味、脚屎味三“味”一体，熏得人头晕脑胀，昏昏欲望“醉”。
因为我的小提琴在江津算得小有名气，故而天黑下来后，同学们都想听我拉琴。我就拉，琴声一响，相邻寝室的同学们大都闻声而来了，床上地下全挤满了人。我一口气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拉的听的全都汗流浃背。有人建议我到外面的大操场上去拉。
江津县师范学校座落在长江边上的驴溪半岛上，三面环水，岛上绿树葱笼，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我高坐在压蓝球架的条石堆上，同学们把席子拖出来围着我铺在地上。我看见有不少女同学也来了，精神便愈发地来得抖擞。我当然更希望能看见她，可我最终失望了。
那是个理应有音乐的夜晚，有皎洁的月光，有大河的清风，还有数百双少男少女仰慕的眼睛。
这是我生平独一无二的“罗学蓬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月亮作灯光，操场作剧场，条石堆便是舞台。然而气氛却庄重肃穆。同学们都知道我为何而来，他们过去也全都是知青。我们走过同一条坎坷崎岖的路，我们的心与心完全相通，情与情极易交融，我用琴声，而同学们则回报我以热烈的掌声。
临上考场之前，我度过了一个令人销魂的夜晚。
睡下时，与我同挤一床的朋友激动地说：“学蓬，我和她是同班同学，你如果愿意和她重修旧好，我去给你当说客。”
我想到她在饭堂对我视而不见，想到我的琴声把师范校拉了个翻天覆地，男女同学倾巢出动，惟独她置若罔闻，不禁满腹幽愤地说：“当初要是我对不起她，我可以自己去向她负荆请罪，可是……算了，不说了，我不能做这种没脸皮的事。”
朋友说：“她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我知道追求她的男生不少，你不上，以后恐怕会后悔的。”
我说：“我绝不后悔。”
朋友追着问：“你真地就算了？”
我肯定地说：“算了。”
后来，我这位好朋友成了她的丈夫。他们夫妇二人如今都在江津当教师，工作出色，生活美满，她做母亲时，我还和同学们一道特意去她家里看望过他俩和他们的小宝宝。
第二天上午，最后一搏的时刻来到了。
参加音乐加试的男女预选生长蛇般逶迤在师范校音乐室门外，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编有号码的小纸片。听到叫号便进屋去加试。等候时，人人心神不定，加试完毕，大都垂头丧气，神情沮丧。而我却充满了信心。在这班考生面前，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几年的宣传队生活锻炼了我，我和他们不一样，许多人一进考场犹如上法场，面对正襟危坐主宰着他们命运的考官就吓得双腿发软，声音哆嗦。而我从不怯场，人越多，场面越大，我就越兴奋，演得越来劲，越投入。这种惟我独尊压倒一切的心理素质对正常发挥自己的艺术水平至关重要。而且，我深知今天这样的生死关头，只能厚颜无耻一往无前地上，谦虚和畏怯，无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当考室里叫到我的号码时，我提着小提琴盒，精神抖擞地走进去面对着二十来位考官站在了讲台上。
“你考什么？”一位考官和气地问我。
“主考小提琴，副考声乐、舞蹈、音乐创作。”我大言不惭，一下子报出一长串。
门口挤满了人，窗台上好像突然生出了密密簇簇的黑木耳，师范校的学生们争先恐后地跑来观战。在所有考生中，我成了众所瞩目的对象。！
“那就开始吧。”
我把小提琴放到一边，先跳了舞蹈《蓐秧歌》和《八路军战士纺线线》，接着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与《乌苏里船歌》。舞毕歌毕，我注意到不少考官严肃的脸上已露出了满意之色。我暗暗松了口气，这是我特意安排的，我的强项是小提琴，如果仅以舞蹈声乐就能引起考官们对我的注意，那小提琴，就更将使我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拿起小提琴，借调弦的片刻松弛了一直绷得过紧的神经，然后演奏起来。我位了一支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接着又拉了一支流行的小提琴齐奏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琴声未落，考场外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不能充许的。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浪，我清楚这是我那位朋友和头一夜曾被我的琴声征服的师范校的学生们在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替我助阵。他们希望掌声能够影响考官们的评分。我的目光匆匆往窗处一刮——我多么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能看见她的脸庞。那是足以改变我和她的人生命运的瞬间啊！可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考官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张小纸片，说：“你视唱一下。”
纸片上，是几行简单的五线谱。而且是无升降号的C大调。我心中一喜，练了这么多年小提琴，几行五线谱还能难住我？我流畅而且准确地唱了出来。
考官不动声色地把纸片收回去，说：“好了，你可以下去了。”
就这一句话，我的自信心陡然被粉碎了。我凄惶地往台下扫了一眼，眼中流露出一句任何考官都能明白无误读懂的话：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收下我吧！
从考室出来，我脚步粘滞。虽然有那样多的师范学生拥上来，恭维我琴拉得好，歌也唱得不错，为我打气，可我心中没底，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刚走上大操场，忽然听得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后面叫我。
我回头一看，是两位戴着眼镜的女考官撵了上来。
年纪稍轻的一位女考官热情地说：“我们是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师大）音乐系的教师。我叫吕德玉。”她指着年长的一位介绍说：“她叫周学娟。”
“啊，两位老师好。”我赶紧弯了弯腰。
学生们将我们围在了中间。
吕老师说：“你刚才的考试成绩，我们觉得比较满意。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唔，你愿不愿意将来做一个中学音乐教师？”
这喜讯来得太突然，乐得我差点晕倒……西南师范学院，那是大学，是天堂啊！我这个资本家的狗崽子，居然也能跨进天堂之门！那一刻，我仿佛在云山雾海中浮游，我的表情滑稽，语言笨拙，一句话，我简直不知道我对两位和蔼可亲的老师都说了些什么。
吕德玉显然错把我当成个可造之才，对我情有独钟，我进西师后，她便坚持把我要到她门下，成了她的一名钢琴学生。结果三年过去，我却成了她最不争气的学生。钢琴演奏水平糟糕得一塌糊涂。并非是我对那乐器中的“国王”生来反感，我对钢琴极不热衷自有吕老师无法说服我的理由：江津那时穷得来全县连一台钢琴也没有，我花费精力学了它今后有啥用？ 江津县师范学校的音乐室，权做了考场，365位紧张得脸上或红或白或青或紫的知青在二十几位目光炯炯的考官的注视下，轮番登台，厚颜无耻地吹拉弹唱，老天保佑，我竟取了个头名状元！凭着一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一马当先’冲进了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的神圣殿堂！不料世界却是一个不大的圆圈，三年后，我毕业后分回江津县师范学校担任专职音乐教师，居然在那同一考场中正襟危坐，虎视耽耽地面试一个个被紧张得战战兢兢的考生，所有考生的衣食饭碗人生前程，全凭我一句话定夺。可是，艺术上的评判并不是惟一的，我的抽屉里还塞着一份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领导交办的关系户的名单，这涉及到我的生存环境，我不能不加以考虑……结果，通过的狂喜得敬祝我万寿无疆，落马的却恨不得我立即暴病身亡，我真想将他们一个不剩全部收下，可是……唉，那行吗？
虽然我已是“名花有主”，但仍然担心会不会发生点什么意外的事情，害得我前功前弃。白日里，我神不守舍，夜里却老做美梦，梦中的西师，犹如《圣经》里描绘的伊甸园，而音乐系，则成了金碧辉煌仙乐缥缈的玉宇琼阁。
终于盼来了那一天，1974年9月12日的中午。
天气暴热，浑汗如雨，我在家中坐卧不安，索性赶到20里外的龙门滩去打听消息。刚走到凉风垭口上，一个正站在黄桷树下歇憩的姑娘看了看我，突然开口问道：“喂，你是不是梁家公社的知青罗学蓬？”
“啊，我就是罗学蓬。”我从口音里听出她是个重庆知青。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套递给我：“给你，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区里的罗文书叫我顺路带到你们公社去的。”
我双手捏在手里，不敢拆，
“嗨，我是西师数学系，你是西师音乐系，我们现在就算是同学了哟。”
我呆了，口呐呐而不能言，胸中翻江倒海。
……一霎那，我想起了文革中被批斗时勾腰驼背的父亲，想起了一月之内先后饿死在荒年苦月里的婆婆、外婆。我眼中泪花闪闪。
女知青看看我，理解地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中午时分，四野无人，阳光照耀得山川大地亮堂堂一片。蝉在青杠林里鸣唱，一只毛色绚丽拳头般大的秧鸡在成熟的谷田里蹦跳撒欢。
我拆开信套，将录取通知书匆匆看了一遍，难道，这又是在梦中？这样的美梦，我已经做得太多太多。使劲在腿上掐一把，痛！这回不是梦，这是真的……啊啊啊啊，我是个大学生呐！
我没有回生产队，一口气跑了50里地，傍黑时分冲进了家门。我疯疯癫癫的样子肯定把正吃晚饭的父母吓坏了，怔怔地瞪着我。
我把录取通知书高扬着大喊：“爸爸，妈妈，西南师范学院！我考上了！我是大学生啦！我熬出头啦！”
爸爸哭，妈也哭，一家人喜泪纵横，哭成一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津向阳小学胡晓虹转罗学蓬
邮编 ４０２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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