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出版文革研究专著的《自序》]:《我的文革经历--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我的文革经历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郑光路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1958年我正在成都天仙前街小学读书,连学校也贴满"大跃进万岁"、"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口号。而教师、学生每天仅几两米吊命,饿得半死半活。食堂用大小盆子找来许多人尿暴晒,当时有科学家声称"尿液可提炼高蛋白",食堂就用那美名其为"小球藻"的"尿毛"液体合在红苕粉中蒸馒头,我们凭定量饭票抢着购买,现在回忆真觉可怜……我几乎天天看见有人用破席子裹着饿殍去成都五桂桥坟山掩埋(近年资料披露,大饥荒中四川“非正常死亡”700至800万人),因饥饿吃人肉的事远不是新闻…… 这种纯为“人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熬过,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若干务实政策、国民经济稍有恢复。数亿中国人刚吃几天饱饭,毛泽东就独断专行地发动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只有经历过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者实在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学生不过十六七岁,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同学,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破四旧”中,我读书的这个九眼桥附近的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沿街“痛打落水狗”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打成肉酱! 我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团”,我“造反”了!是“造反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请见本书专章)……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 我至今认为那种“文革蓬勃发展是因为中国人民无限崇拜毛主席”的看法,是极其浅薄的,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真实的了解。文革前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历次运动伤害了无数中国人。文革之所以成为“全民运动”,固然有一些中国人迷信毛泽东,但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利用民众去打倒政敌和以此实现其“宏伟”的政治构想的情况下,民众也利用文革运动维护或改变自身可怜的生存环境,通过残害同类而保存自己,是地道的“兽性”。许多人以疯狂“造反”的“文斗”“武斗”来发泄所受的寃屈——这才是文革运动之所以一浪高一浪发展的深层因素和广泛社会基础。我亲眼目睹无数“相互乱整”的情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造反派”批斗“走资派”、“造反派”斗争“保皇派”,“造反派”斗争“造反派”……被整的人,上至当时被骂成中国西南“土皇帝”的西南最高官员李井泉、下至走路都要人搀扶的居民老太婆……而批斗大会上那种愤怒的口号声、疯狂的投入性,令人热血沸腾又深觉滑稽。我想到古人一首嘲讽诗:“但见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是头终须剃,何人不剃头!”当时无数中国人已发现“神圣”光环下的“文革”运动,只是别有用心的人挑起来的几亿民众荒唐大混战! 正因为在“革命旗号”下疯子般的“你整我、我整你”,运动才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武斗”。四川当时是“全国之最”,打得天昏地暗。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动“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虽然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牢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打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这样的“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六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从虚幻的“红色彩虹”中坠落,被严酷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一下子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30余年了。 研究文革的中外人士,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时间阶段从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但以我亲身经历感受,我更同意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这种观点。所以许多学者公认:1970年后的“后文革时代”,因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毛泽东极权统治年代,史料丰富,政局相对平稳。研究文革最困难的,是1966年到1970年文革高潮时期。这三四年中,中国各省市地方政权机构完全瘫痪,处于最为狂乱无序的运动中。而要披露、研究当时真实情况,要想用当时文革当局留下的档案资料,那只能是为人唾弃的“伪史”。文革结束后,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书藉中,要么主要讲中共上层争斗史,要么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见闻和回忆,很少有从文革期间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现实现象、文化现象系统、全面评述的。 有学者早就认为:中国关于“文革”史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全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机构,甚至连学会也没有。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引人注意的是,近年也有人提出要肯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大搞“文革”式的学生运动来解决现今腐败问题。我认为这种“以暴易暴”的观点是错误的,很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了解文革时期的血腥荒唐的真实社会情况。 多年来“文革”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庸俗化倾向。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一些“文革”题材的“纪实”作品,打着披露“内幕”、“秘闻”的幌子,随意杜撰史实,这只能让人曲解历史。 我写作此书,抱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极严肃态度,决不作空洞的理论阐述、决不作凭空的杜撰虚构,而主要根据本书作者曾亲历、所见、所闻,根据本人搜集的极其丰富的资料并从中沙里淘金、甄别筛选。本书以文革高潮时期最主要内容——“文斗”、“武斗”作为主要脉络,我希望使之成为第一部以客观公正态度、以极详实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再现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来填补文革研究中的某些空白。 如果读者看罢此书,能了解到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历史,我将为30年来写作此书虽费尽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流沙河先生1957年因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被认为嘲讽时政,曾引起毛泽东注意,而成为名惊中国的大“右派”,此后直到文革中饱受迫害。文革结束他写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以其惨痛、感人的文字饮誉海内外,被学者赞誉为“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承蒙沙河先生为《文斗》书稿题词:“险人弹冠,良士戴帽。真理暗哭,妖魔红笑”;为《武斗》书稿题词:“争权夺鼎,虎攫狼吞。大官苟活,小民偷生”。先生题词,言简意赅,我在此向沙河先生致谢! 中国著名作家、诗人雁翼先生,文革中饱受迫害、数年牢狱之灾。文革刚结束,他就写了揭批“四人帮”的剧本《十月风云》,被拍成电影风靡全国,电影获文化部颁发国家级大奖。尤其是他写的反思文革的优秀作品《囚徒手记》,更是受到海内外人士高度评价。雁翼先生今年77岁,抱病欣然为本书作长序。我在此向雁翼先生致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们,对我研究吃力不讨好的“文革史”始终不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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