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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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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祥:《论巴蜀诗歌的发展及其特点 》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2/14




      论巴蜀诗歌的发展及其特点 


      廖永祥


        四川简称蜀。在先秦时期又称巴蜀。巴和蜀,都是我国西南很古老的部族。《尚书·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这个范围不小的区域内,以巴和蜀这两个部族为主体的古代民族,很早就在这里辛勤开拓,建立了国家,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巴蜀文化。一些诗人、学者尝比喻巴、蜀为古希腊,自昔江汉炳灵,岷峨毓秀,以山水、文学著称,诚文雅之渊薮。我国文坛第一流的名公巨手,如: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慎、张问陶等,在这里诞生、孕育,说明它文化传统的深厚。
        一
        巴、蜀素好文雅,其来久远。史称:武王伐纣,得巴、蜀之兵,载歌载舞,可知早在西周,巴歌、巴舞就引人注目。《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至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宋玉是战国时楚的辞赋家,巴、蜀民歌受到他如此的关注,楚人属和者这么普遍,想见这种歌谣当时影响就很大。常璩《华阳国志》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锐气喜舞。帝(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渝舞也。”此种巴歈之歌,后被选入汉官乐府。
        从一些史籍记载,巴、蜀不少古帝文学素养都很好。蔡邕《琴操》说:“秦惠王以美女迎蜀王。死,葬之石镜。王追思之,作《幽魄之曲》。”又,《书钞》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纳武都女子为妃,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及其物故,蜀王乃作《臾邪歌》、《龙归曲》,以哀之。”这些歌辞虽未流传下来,亦说明诗歌远在先秦就是巴、蜀文化特色之一。
        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原中华文化逐步占主导地位。新的文化输入,本籍古巴、蜀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似乎告一段落。但从无数墓葬所发掘的文物,人们发现在西汉前期,这里仍以巴、蜀式器物为主,与汉典型器物并存。反映巴、蜀遗民,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风俗。到汉武帝以后,蜀地尽管陆续汉化,但巴、蜀文化仍在许多方面保持强大的生命力。苏轼《谢范舍人书》说:“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比于邹、鲁。”两汉盛行辞赋,全国文坛四个杰出的辞赋家,出于蜀中的就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三个。汉文翁兴学,确实推动了蜀中文教事业的进步。但不应忘记,文翁引进的是以儒、墨六经为主的齐、鲁之学。而司马、王、扬所代表的辞赋,则是以《庄子》、《楚辞》为主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从渊源来说,很大程度上受江汉楚文化的影响。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都是描述战国时的三峡风光的。见之于《古今乐录》、《水经注》的《巴东渔者歌》、《滟歌》,都是先秦时巴人的流行歌谣。武王伐纣时的《巴歈之歌》和楚人属和的下里巴人,等等,都说明巴文化与楚文化早有接近。反映三峡山高水恶的西汉铙歌《巫山高》,备言巴蜀铜梁、玉垒之险的乐府瑟调曲《蜀道难》、《蜀国弦》等,从汉以来,就成为历代诗人咏四川山水的普遍命题。还有唐代诗人杜甫、顾况、刘商、刘禹锡等,来蜀累见的竹枝词,也是源远流长的巴、蜀民歌,感染了不少寓蜀的外籍诗家。凡此,都与文翁没有多少关系。试问如没有巴、蜀先前的固有文化作基础,汉初的短期内,蜀文化就能并肩齐、鲁,并产生司马相如这样“文章冠天下”的人物,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二
        常璩《华阳国志》根据五行学说,认为蜀在西南,“其卦值坤,多斑文章”,似乎是天注定的出文人的地方,这倒未必;但言人杰地灵却很适当。四川山水雄奇,足以激发灵感,陶冶诗情;加上地大物博,土沃民殷,且偏处一隅,不易受中原战乱的影响,人们衣食丰足,自有余裕发展文学艺术。加上,固有的文化(巴、蜀文化)这个内因和中原文化这个外因,不断融合,因而经济、文化很快就成为全国发达的地区。自秦汉起,蜀的文风一直长盛不衰,诗人高手,踵相承接。全省除两晋、宋元、明清之间,因战乱、灾荒等浩劫,人烟几乎绝灭,是文化的三个低谷之外,先后出现汉、唐、前后蜀、两宋和明、清这五个峰。
        两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期。汉官庭乐,本有《巴歈之歌》,惜其辞未流传下来。常璩《华阳国志》提到他作此书之前,蜀人撰写史志之风很盛,作《蜀本纪》有8家,作《巴蜀耆旧传》有3家,加上可考的史志著作,不下二十多种,记录蜀诗巴歌不少,但全都散佚了。《巫山高》算是最早反映三峡山险水恶的民歌。其他,如《先民谣》,说“蜀有蹲鸱”、“蜀有广汉”,是最早歌颂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出产丰富的作品。东汉时期的廉范之歌,表彰廉范为蜀郡太守,“不禁火,民安作”,是最早写成都城市管理的民歌。《刺李盛谣》,写蜀郡太守李盛贪财重赋,揭露了汉代吏治的腐败。西晋至隋的二百余年间,蜀先后经历东晋、宋、齐、梁、谯纵、西魏、北周8个政权的统治,战乱频仍,人口由东汉的469万,减少到27万,民不堪命,说不上有什么文学。但一些古籍,仍给我们记下了不少民歌。郦道元《水经注》记录的《巴东三峡歌》、《黄牛歌》,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唐代的蜀地,大部分时期尚能安居,经营稳定、繁荣,加以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玄宗、僖宗逃蜀,德宗逃至梁州,关中大批文人、学士逃难入蜀,给两汉之后的蜀文学带来了高潮。唐和前、后蜀,蜀地的文化都很繁荣。陈子昂、李白的雄奇瑰丽的许多篇什,真正开始了蜀人歌咏自己乡土的诗作。李白去陈子昂仅四十多年,其《赠僧行融》说:“梁有汤惠休,尝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释惠休,姓汤,与鲍照是好朋友。史怀一、峨眉僧。李白把僧行融与惠休、史怀一比,把自己与鲍照、陈子昂比,并称为“凤与鳞”,足见其对陈子昂的尊慕。这两人都胸襟阔大,独辟蹊径,同开盛唐一代雄健、朴素的诗风。这两人在全国文坛的出现,说明巴、蜀文学土壤的深厚!他们之后,继起者,近五十人。薛涛,其先为长安人,童时就随父宦游成都定居,应为蜀人。她是郑振铎《插图中国文学史》所提到的唐朝三位女诗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之一,她的诗,轻蒨、艳丽,颇足称道。雍陶,唐文宗时任国子监《毛诗》博士,诗清新、自然。在唐代,巴地的诗人也多起来,如:李远,云阳人,唐文宗时,历任忠、建、江等州刺史,诗写得很有气势。先汪,合江人;张仁宝,阆中人。还有孙定,为涪州大戎之子,是先秦遗民在文坛露头角的少数诗人之一。五代前后蜀的六十余年间,中原几乎无日无战事,仅只西蜀和南唐略保稳定。故中原不少文士,流落两地,形成了两个文学中心。但南唐不及西蜀的笔阵雄壮。从后蜀赵承祚编辑、欧阳炯作序而印行的《花间集》,即可概见。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的总集,收词500首,始自温庭筠,终至李洵,唐宣宗大中以来80年间,“诗客曲子词之精华”,收录以尽,为宋词之先导。“花间派”的18位主要成员,除一二位之外,其余大多为蜀人,或仕蜀、寓蜀的文人。他们的诗,虽不及词影响大,但也有可观的。以韦庄为核心,门庭扩大,包括贯休、张宾、唐求等七十余人,自成局面,使西蜀俨然成了一个文学的重镇。
        唐时,原巴、蜀这块地方,分东西两川。至北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起,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简称“四川”。北宋四川社会安定,无大战;南宋,因金兵被阻于陕南、甘南,四川为大后方,未受战争的大破坏。这样,四川政治、经济稳定,长达250年,占两宋320年的大部分。人口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万。因之,文人倍出,著作繁富,为蜀学称盛的黄金时代。据《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一书说,两宋蜀人作者,计:有县籍者842人;县级无考,只有省籍者105人;存疑作者73人,共1021人;著作不计其数。诗歌作者,约有329人。唐开元间内江范氏一家,出范崇凯、范元凯两位全国闻名的文人,但自谓:“南北东西几千里,除兄与弟更无人。”那么到两宋,一个家族、州县,形成一个诗歌作者群,则比比皆是。类似眉山三苏这样科第、文章并盛的家族,如:梓州苏易简、苏耆、苏舜钦,华阳的王泳、王珪、王琪、王巩和宇文虚中、宇文粹中、宇文时中,新津的张商英、张唐英等,都是累世文士踵接,历数十百年不衰。其中许多人,都是诗词能手。元灭宋的过程中,在四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据《元史·世祖纪》载,全川人口不断下降,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四川有户12万;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五年,只剩8万户。有的县,如:中江,知县上任,只管土著人户七八家。元朝的97年中,四川说不上有什么文学,在全国知名的,只虞集一人而已。此人诗文都很擅长,著有《道园学古录》50卷。
        明初从湖广等省进行了一次大移民,到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四川人口猛增至214万户,1464万人。到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人口上升至310万人。明代一些著名诗文能手,如:新都的杨慎、巴县的刘春、铜梁的张佳胤等,其先世都是这次从湖广移来的。在人烟几乎绝灭的情况下,当局采取了插占土地等不少措施,以抚人丁,开发荒芜,这就产生了一批田连阡陌的豪族,他们中拥有大批典籍,子孙读书者多。明代蜀诗,虽不及宋代,也略次于清代,但作者数量和作品质量,仍是可观的。诗名卓著,有专集行世,为人们所熟知的杨基、杨慎,固不用说;还有赵贞吉、任瀚、熊敦朴,他们和杨慎的诗文,均有特色,被称为“蜀中四大家”。和杨慎友善的安磐,著有《颐山诗话》2卷,他留下的诗虽不多,也被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中评价为:“风神独绝,而世罕知之。”铜梁的张佳胤,兼有“高才贵仕”之誉,官至兵部尚书,他的诗很受王世贞的器重。明中叶的赵贞吉、来知德,包括杨慎的夫人黄娥等,都是学者兼诗人。赵贞吉为王阳学派第三代传人。来知德终生“麻衣素食,誓不见有司”,隐居深山30年,写成《周易来注》一书。黄娥“博通经史,工笔札”,“诗不多作,亦不存稿”,但《寄外》一诗,却以真挚的情感与整齐的韵律,脍炙人口。万历间的黄辉,不仅能诗,书法也与董其昌齐名。
        从崇祯初,张献忠农民军入蜀起,到康熙二十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三藩之乱”的平定,四川兵战延续47年。清军的屠杀、南明军和川楚的夔东十三家军抗清斗争,加上地主武装割据、吴三桂之乱,滇、川、黔都成了战场。这五股势力除少数耕种自给和履亩而税之外,多数都靠劫掠扩张势力。四川人口,到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只剩2698万人。除奉天外,略高于贵州,占全国人口倒数第3位。不少文人避难外逃。如:新繁大族费经虞、费密父子,避走陕西,最后到江苏泰州定居。费密潜心著述,著作达32种,为杨慎后蜀人诗文作品最多的一人。其子费锡琮、费锡璜,都是著名的诗人。遂宁的吕大器、吕潜父子,诗都写得很好。李调元《蜀雅》称大器的诗“音旨凄壮”。潜为大器长子,明亡,流寓江苏吴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归蜀,以卖书画自给,为诗以清朗著称。康熙时,通江县的李蕃和李钟峨父子,也以诗著称。其后,直到乾隆、嘉庆间,蜀中的文学高潮才到来。丹棱的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兄弟,诗文兼能,皆名重一时。罗江的李化楠、李调元父子,为诗多纪事之作,敢于针砭时弊。化楠著有《石亭诗集》10卷。调元著有《童山诗集》。遂宁的张鹏翮官至吏部尚书,也是能诗的。他的孙子张问安、张问陶,都诗才超逸。问安著有《小琅诗集》。问陶,号船山,著有《船山诗草》20卷、《船山诗草补遗》6卷,在全国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大量移民,四川人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已增至3843万。土著之户,依山耕田,专力农桑;移徙的新籍,将种甘蔗、烟、苎麻、红苕等新技术推广开来,既种玉米、稻谷,又注重经济作物,还兼营工商,大大促进了全省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到了晚清,四川文坛除诗外,更兼词风亦逐渐兴盛。广汉的张祥龄、富顺的宋育仁、荣县的赵熙、华阳的林山腴诗词兼胜,称“蜀雅四大家”。还有刘光第、杨锐、杨沧白、龙剑鸣、吴虞等人,他们处于清末的变革之秋,其作品反映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一定程度地表达了时代的呼声,这是与前代诗人有很大不同的。辛亥革命中,四川牺牲烈士佘英、谢奉奇的《绝命诗》及《辛亥保路竹枝词》,尽管作者不一定是诗人,但其诗属革命之诗,弥足珍贵。
        三
        源远流长的巴蜀诗歌,由于受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往往全国处于低潮,而蜀却是文学发展高潮。“天下先乱,蜀未乱”,众多的外籍人才入蜀避难。如: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中原动荡。蜀作为刘汉的后方基地,不惟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得到发展与加强。当时,中原人才大量流蜀;中央政权亦有计划地迁关中、汉洛吏民、豪强入蜀。其中不少人是专家、学者。他们为发展西南文化事业发挥了作用。类此现象,在唐有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之后的史迹可寻;在前后蜀、南宋,更是如此。李调元《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诗说:“自古诗人例到蜀。”我国著名诗人,与四川无缘的不多。杜甫发同谷入蜀,在其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在蜀中所作的就达八百多首。这些外籍诗人通过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本籍诗歌的发展。
        (二)一些本籍著名的诗歌高手,几乎都是外地来蜀落户的。《汉书·扬雄传》转引扬雄《反离骚》说:“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这就是说,雄的祖先出于西周王室,而被分封在汾水之滨。又据《史姓韵篇》载:扬雄“其先出自有周伯乔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扬,春秋时周同姓之侯国。其地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故扬祖籍,实为山西人。陈子昂,其先出于中原陈国。他所撰《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说,十二代祖祗,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蜀为晋灭,其子孙避晋不仕,便世居涪南武东山。所以,陈子昂的祖籍,应为河南人。唐李白的祖籍,为陇西成纪人,5岁时随父由安西都护府碎叶城,迁蜀彰明县落户,他生前在诗文中,自谓“蜀人”。北宋苏氏三父子,据苏洵所作《族谱引》和《族谱后录)说:“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其支庶家于赵州。赵州滦城人苏味道,为武则天时的大手笔,被贬为眉州刺史,他死后,有一子在眉州定居。这样,“三苏”的祖籍实为河北赵郡滦城。明杨升庵,其先为庐陵人,元末避乱,先徙湖北麻城,后入蜀落户新都。清张问陶,其先亦湖北麻城人,明初那次移民中,来遂宁落户的。
        (三)这些文坛巨公,大都是在重文章功业的环境下成长的。陈子昂之先,仕蜀汉为尚书令。蜀镇晋灭后,居涪南,广占山泽、土地,与唐、胡、白、赵五姓豪强相结,私置新城郡,剖制二县,五姓轮流,世为郡长,历齐、梁、隋各朝。这样的家庭,聚书是很多的。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专精坟典,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卢氏说他“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这并非偶然。苏轼尝谓自己出身“寒门”,实则不然。从苏味道起,苏氏在眉州是书香世第。所处环境,也是陆游诗中所说的“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唐、宋古文八大家,苏氏父子占三,这是很自然的。自宋迄于明、清,四川类似的学术、文章世家,是不少的。如:北宋时阆中的陈省华和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父子,新都的杨廷和、杨慎父子,遂宁的张鹏翮、张问陶父子、兄弟,罗江的李化楠、李调元父子以及新繁费氏,华阳王氏、范氏、宇文氏,遂宁席氏、吕氏,丹棱和井研的李氏,中江的苏氏,眉州的史、程、唐三家,都是文章家族。许多家族,不仅父子、兄弟能文能诗,就是妻、妾和姊妹等,也是诗文能手。一个家族,一个寺庙,一个州、县,形成一个文学群体或学术派别,是屡见不鲜的。
        (四)许多文章、诗歌高手,不出之于官学,而是由家学、私塾、书院造就的。苏轼、苏辙,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以父为师”。其实,包括老苏,都是受程氏夫人影响、成长的。除类此家学渊源之外,多数均系延聘名师讲学。早在西汉,西蜀私人讲学、授徒及游学之风,就很盛行。东汉初,资中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从四川出土的汉砖《讲学图》上,至今我们还可概见当时的盛况。相传新都杨厚,授门徒多至3000人。士子游学,如:名雒(今四川广汉市)人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这种风气发展到宋代,就兴起办书院的制度。这种书院,自唐贞观间遂宁创办的张九宗书院始,多为文化名人主办。如:盐亭东台书院、大元书院,是宋代文同等人少时的读书处。类此的书院,高于启蒙的私塾,聚徒讲授,讨论切磋,不似作为科举附庸的州、县官学那样,束缚较多。创办与主持讲学者,多为乡党之贤士大夫留意于斯文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以作育真才为目的。如:蒲江魏了翁办的鹤山书院,丹棱李焘办的巽岩书院,等等。这种私人讲学机构,有其民间的独立性,山长办学精神较开明,内部学风严谨、自由,蜀中不少杰出的诗文能手,都是书院培养的。
        (五)印书、聚书的优良传统,促进了人文的进步。陆游《初入西州境述怀》诗称:“借书亦易得”;另有《晚兴》等诗,说:“千卷蠹书忘岁月”,都反映蜀中藏书较多。大概从文翁置石室,蜀人就有聚书的传统。四川产麻纸,历来造纸业都较发达。唐代又两次把成都定为陪都,印刷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五代,后蜀宰相母昭裔提倡刻板印书,雕九经诸史,官家和私人印刷、出版事业,空前发达。宋代四大巨著《册府元龟》、《大平御览》、《开宝藏》、《文苑英华》等,前三部都是在四川刻印出版的。北宋赵匡胤,曾令孙逢吉在四川搜集图书。仅成都城北郭友直家,就征集七千余卷,皆朝秘阁所缺,足见蜀人聚书所花工夫很大。宋时,不仅官家子孙以刻书、售书致富,还出现了成都辛氏、临邛韩氏、蒲江魏氏、眉州苏氏、三台刘氏等蜀中著名的印刷出版家族。蜀刻甲天下,不仅文集巨细皆备,且校刊甚精。书坊,如:广都费氏“进修堂”,成都“西蜀崔氏书舍”,眉山“万卷堂”等,都是以版本精细著称的。藏书家,如:彭秉“聚书万余卷”,李调元家聚书数万卷。可见,四川出苏轼这样的文豪,杨慎这样的博物君子,与“石室盛诗书”是分不开的。
        (六)历来诗文高手,多出在原蜀国所在的盆地西部及沿长江、岷江两岸。先秦东、西部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一直延续下来。由中原入蜀的干线——西北古道两侧的广元、剑阁、梓潼、绵州、汉州、梓州,是蜀国开发较早的地方,但远不及川西平原的成都、华阳、新繁、新都等县。加上眉州、嘉州、丹棱、井研等县,四川历代诗人,这一带就占了大部分。也就是说,历代诗文高手,绝大部分出在四川西部。东部巴地的文化开发,最早恐怕算阆中了。常璩《华阳国志》所载的巴郡士女,西汉13人,阆中就占了12人。东汉以后,陆续有了江州、垫江、忠州、夔州的文化代表人物。其中,夔州在唐、宋间,与川西的成都,同为巴、蜀两大诗城。宋、明间的巴县、广安、达州,先后有冯时行、蒲国宝、黄辉、李长祥等个的崛起,显示涪水以东巴地的人文有很大进步;但仍比西川有较大的差距,直到清末,历史遗留东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虽有一定变化,却未根本改变过来。
        四
        为了能够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巴蜀诗歌的全貌,正确把握它的特点,我们应该对巴蜀诗文典籍有所了解。自古以来,巴蜀诗人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因此,四川的诗文典籍,是很不少的。蜀词人的总集,以《花间集》为最早。蜀诗文的总集,恐怕最早就是南宋宁宗庆元间袁说友主持编纂的《成都文类》。该书辑录汉以下、迄南宋淳熙间,蜀中诗文为50卷。袁说友以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由他拨公款组织幕僚及成都学界耆旧完成是书。其后,明嘉靖间杨慎主持编纂《全蜀艺文志》;清林应芳等,辑有《补续全蜀艺文志》。这些著作搜括甄录,博稽深订,内容极为浩繁,包括赋、诗、表、书、策、序、碑文、谱、跋、行记等各方面的艺文,是很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
        真正蜀诗人的专集,大概要算明费经虞的《蜀诗》,自洪武迄于崇祯,计收蜀人诗264家,共15卷。清李调元以此为蓝本,辑明后期迄清乾隆初这一段的蜀人诗,缀以评语,定名《蜀雅》,共20卷。后来继起者,有张邦伸辑《全蜀诗汇》,张沆辑《蜀诗》,彭乐斋辑《蜀名家诗》,陶恒辑《四川人诗》,顾也樵辑《诗缘正编》,王增祺《诗缘正续编》,孙桐孙《国朝全蜀诗钞》等,先后问世。这些先贤为保存蜀文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慷慨奉献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由我编纂、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蜀诗总集》,共收录2300余家的作品,不仅选录一流作家,还选录二、三流作家的作品,这是选录本籍诗人作品的一部相当完备的集子。我深信这部《蜀诗总集》对于深入研究蜀诗是有意义的。
        (廖永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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