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西风残照大寨行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2/5            鄢烈山：    西风残照大寨行 　　10月初接到赴山西长治参加“第二届太行山新闻论坛”的邀请，我本无意与会，因为去年我已赴河北邯郸参加了第一届论坛，圆了寻访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椐地之梦，且上个月有西部10日之行，回来诸事猥集。然而，想到赴山西可趁机造访大寨，我还是决定出门。亲眼看看大寨，是我积藏了30多年的一个心愿。 　　10月16日，会议组织者安排的日程是参观离长治市区160公里的黄崖洞，一个红色旅游风景区，次日还有据说其自然风景为三晋之冠的“太行大峡谷”。可是，我满心想看的只是大寨大寨。美丽的自然风景区多得很，大寨却是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历史文化风景点呀，岂可失之交臂。 　　那天上午随大队人马赶到“黄崖洞”，打冲锋般匆匆往大峡谷里走了两三百米，望了望“镇倭塔”，来不及看左权将军隐身的山洞和八路军的兵工厂旧址，就与南方日报的同事小周两人往长治机场，去赶每日一班的支线飞机。下午3点出太原机场，我的大学室友康宁兄已守候在此。他本山西人，是太原一家报刊社的“冒号”，推掉一切应酬为我们做司机兼导游，专诚去看大寨。他说：“快点上车吧，太原到大寨有160多公里，虽说高速公路为主，但山区的路弯多跑不快，修新路后我也没去过，我们争取用两个小时赶到，不然天一黑，你们就白跑一趟！如果可以退掉明天12点的回程机票，咱们就在大寨住一夜窑洞明早再看……”我们周一要回单位上班，退票不可能。于是，我们比秦叔宝“走马取金堤”还仓促，直奔目标而去。 　　坐在车里，我又一次问自己，缘何对大寨如此“深情”？ 　　出门前朋友转发给我一篇正在流传的网文，曾在原中国石油部工作多年的退休官员胡祺懋写的《“大庆红旗”是如何被逐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虽然文章披露的内幕令人骇异，为我闻所未闻，却激动不了我的情感，“大庆”、“铁人”、“石油”这些关键词之于我，远远比不上“大寨”、“永贵大叔”、“梯田”亲近，能触动我的心灵。我想，这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父亲、二伯父都是农村干部，中国迄今仍是农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农业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曾那么长久那么密切地影响和支配了我、我们农民乃至全体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大寨之于我这一辈人，有永远化解不了的“爱恨情仇”。 　　出太原往东，我们奔驰在“太（原）旧（关）公路”上，除了公路近旁的护坡墙上偶见一挂挂色彩斑斓的爬山虎，举目远望，满眼灰黄，窗外的风景实在单调。虽是深秋的时节，若草木植被尚可，何至于如此索然无趣？上个月中旬，我曾有陕北之行，从西安过咸阳，出渭北平原北上，经洛川、富县到宜川壶口瀑布，一路弥望皆有绿色，足见退耕还林卓有成效。那边是黄土高坡，这边太行山区是土石山岭，二者有不可比因素；然而，与这边学大寨最卖力，“以粮为纲”大造农田对原有植被的毁坏更彻底是否有关呢？我感觉山坡上那灰黄的一片是收割庄稼后残茬暂留待新春的景象，否则这时节不论人工还是野生的树丛，都会有几片绿叶未曾凋尽的。 　　冯东书在陈永贵评传的第一章《世界之奇》中说，“农业学大寨”是“世界史中规模最大的‘官办’农民运动”、“世界上最‘左’的农民运动。”这两点评价我认为很中肯。（顺便说一下，在关于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的几种著作中，人民日报社记者凌志军所著《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宏观背景上为我们理清了脉络；因长期宣传大寨有功而被邀参加周总理最后主持的一次国宴的冯东书，则以他的亲见亲闻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血肉丰满的人物故事和生动鲜明的生活细节，我相信今日的他的叙述有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之风，以致我的大寨之行自始至终都不时想到他书中的那些情节，以下的转述不再一一说明出处，你不妨将本文当作《“文盲宰相”陈永贵》的读后感）但冯先生说，“农业学大寨”是“世界上农田基本建设成就最大的农民运动”，“这应当是陈永贵（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份功劳”，我却切切以为不然。我倒认同胡耀邦当年的看法。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陈永贵官大时，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不以为然地说那是“劳民伤财”，以致话传到陈永贵耳中，火冒三丈地大骂“胡乱邦”。实践证明，当年以粮为纲“战天斗地”修梯田、围垦山林、湖沼和牧场是一场破坏农业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大灾难。如今连大寨不是也“退耕还林”，搞农、工、贸多种经营了吗？ 　　有些人，包括挨过饿的我的同龄人，他们之所以赞美当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以今日这种建设荒废不治造成的反差为心理背景的。他们不去想一想，中国古代或外国没有“人民公社”和“学大寨”照样也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是想，要不吃那些年留下来的老本，今日农村还不知会败落得怎么样呢！殊不知，今日农村的问题是今日的现实原因造成的（在城镇化进程中，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种田的比较收益太低，人们无心务农，不愿投资农田建设；乡村自治进程受阻，农户间的合作缺乏基本的协调机制等等），合理的态度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好时光”里，而是寻找新对策。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就到了该下高速公路的地方。同学说，算你们走运，我们今天没有走错路。 这地段属平定县。干嘛叫这么个名字呢？这地方古时候出过大骚乱大暴乱吗？“大寨”这名字就有点怪，我原猜想它可能是个土匪的大本营，就像张家界风景区离高山湖不远处的那个鹰嘴岩曾是匪巢，故而民风强悍；后来查资料获悉，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别人的官兵及眷属。 　　从平定路段下来，出口处指示牌告诉我们离昔阳县城还有24公里。昔阳与大寨是并列在道路指向牌上的，岔道口不算多，但是路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水平，不宽敞不分道却也平坦无坑。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时，这种不上等级的小公路如何在承受潮水般涌来的朝拜车辆呢？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第一次带着李先念、罗瑞卿两位副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即副总理）科列加到大寨参观。他们是从河北石家庄市坐直升机飞到离大寨五里的松溪河滩，然后转乘吉普车。江青的专列则是开到大寨四十公里外的阳泉市火车站，然后改乘“红旗”牌高级轿车。她怕路颠，车子每小时只走10多公里。如今我们恨不得10分钟赶到，却也跑了近半个小时。沿途的村镇景物教人提不起兴致，与湖北我老家30多年前的情形相差无几，就是北方普通乡村的破败模样吧。 　　“司机”不识路，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我们便闯进了昔阳县城。得指点往左拐。那条街新楼旧房工地皆有，本属正常；自行车、汽车、摩托、板车穿行在各色人流之中，那般乱象却似小镇赶集。不客气地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县城，但愿这一角并不代表该城的全貌。 　　想当年，昔阳县城神圣如麦加，比井岗山、比延安还红火呢。据大寨接待站登记，那些年到大寨参观取经的有七八百万人，没有登记的肯定以百万计。只有外国贵宾和国内高层领导人才有资格住在大寨，其余的朝谒者就住在县城的几个招待所和旅馆里，住不下的人只有到附近的乡镇和平定县城、阳泉市区去留宿。我没有问过，生产队长吴思当年参观大寨住在哪里？ 　　1975年9月中旬，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开幕，全国2000多县委书记都到会了，与会官员3700多人。此后，又搞过一次全国学大寨的“群英会”，与会者有来自全国的2500多名代表和英模，“盛况空前”。那年月，昔阳县城的人气该是多么兴旺！大街上绝对不会容许出现今天这般乱哄哄的样子吧？路出名区，我心中涌起的是“白云苍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些古老的感喟。 　　大寨离县城仅5公里；要是在珠三角，可能早已被城市吞进去了。来到“寨口”，一看手机时间，已过了17点，来不及打量周遭，赶紧去旅行社找导游。还好，还有一位小姐没下班。开价1小时50元导游费，我们只求赶在天黑前多看点，请她快上我们的车。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把留作纪念的导游费发票找出来，仔细辨认上面的公章，上面印的单位就是“大寨旅行社”5个字。冯东书的书上一再写的可不是这5个字。当年管接待的有3个牌子：一个叫“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有青石窑洞和平房，设备比较现代化（就是后来我们参观的江青、周恩来等人的住所吧）；一个叫“国际旅行社大寨支社”，是一栋现代化楼房，用来接待外国贵宾，据说缅甸总理奈温，荷兰王储（后为女王）在那里休息过（不知是否今天的“大寨宾馆”？）；还有一个叫“大寨接待站”，接待各地朝觐者的。那时节的接待站长刘树岗，“文革”前、中，都是昔阳县委副书记，是陈永贵显示团结政策的领导干部；陈永贵失势后，他接任昔阳县委书记收拾摊子。那个时候不叫导游，叫接待员，手提喇叭，领着三四百一拨的人群，循着固定的线路在虎头山半山腰绕上一圈，向大寨行注目礼。可不似今天，出50元钱就能请得动的。当年的接待员是县里专门培训的，只能按讲稿说，不回答提问。今天的这个导游，我们问她是哪里人，她答称是县城的。她会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还教我们复习“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大寨红花遍地开”这两首一度传唱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歌曲。我们感觉她很守职业道德，尽心尽力按旅行社定的基调推介大寨和陈永贵，对不够恭敬的问语面无表情地略加解释，但绝不冒犯顾客痛加批驳。 　　导游告诉我们，郭凤莲就在村口“大寨宾馆”的四楼办公，今天是星期日没来，明天上班时间会来，采访须提前预约。 　　我们没有预约，也不打算预约采访。一来我根本不具备记者的秉赋，生性羞怯，不善于与陌生人打交道，更不乐意死乞百赖地去纠缠人，却自信有比较敏感的观察能力，只要实地走一走，总能生发一些别人不能给予的感触；二来我也没有非做不可的采访任务。临行前在网上搜得关于郭凤莲的几篇文章。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大寨”（阳泉市一个38岁的前建筑工人、现收藏文化商，叫李建伟的昔阳籍经理，一个“农业学大寨”与陈永贵的超级“粉丝”办的个人网站）中“郭凤莲专题”里转载的一篇题为《大寨·铁姑娘·梦》的文章，作者杨凤山记述2003年秋冬，他作为CCTV—7新栏目“乡约”的编导两度去大寨采访郭凤莲的经过。总的来说，作者对郭凤莲和大寨是怀着崇敬情感的，但文中披露的郭凤莲对记者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和傲慢，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本来，我对郭凤莲怀着一种天然的好感。她总使我想到我的堂姐鄢烈凤。她们年纪差不多，都是1940年代后期生人，都是高小毕业，那时候高小毕业的女生比如今高中毕业的女生还稀罕（柳青名著《创业史》的女主角徐改霞，50年代念了个小学三年级，就可以离开恋人梁生宝支书进城当工人了），都是在生产大队当“孩子王”，然后成为妇女干部，像男人一样摸爬滚打，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练。郭凤莲与我堂姐命运的差别，只是所处的政治坐标不同，郭凤莲的政治遭遇有独特的大起大落。 　　我理解她对记者的厌恶。大寨与陈永贵大红大紫时，报刊广播铺天盖地尽是记者的阿谀奉承之辞；大寨与陈永贵失势后，“记者”落井下石，报刊广播把大寨与陈永贵说得一无是处。可是将心比心，记者们都愿意这样吗？你郭凤莲那年月到处传经送宝，讲大寨“七斗八斗”，说什么“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未必都是真心话吧。你必知，大寨当年“作为世界上惟一什么经验都出的地方”，“大寨人”不得不讲许多违心的话。贾进才连钢琴什么样都没概念，却被迫在广播里向全世界表态，赞美江青搞的《钢琴伴唱红灯记》。 　　1975年9月，邓小平代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到大寨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国真心诚意学大寨（同时，邓小平抵制江青“以小（她树的天津小靳庄，以赛诗会唱响全国）压大（寨）”，令陈永贵引为知己。随着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陈永贵这回想不通，按兵不动；但拖到1976年春节后，还是表了态，拥护批邓。甚至，对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陈永贵出于对周恩来真挚的敬重，同情悼念的群众，对镇压行为持抵触情绪。可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正是郭凤莲，受“支委”陈永贵遥控）最后还是按上面定的调子表态支持镇压，痛批“邓纳吉”。郭凤莲你岂不明白，在那个年头，在这种事上，大寨人与记者是同一根藤上的苦瓜？大寨，固然如冯东书所说，是“一个没有不说话自由的地方”；可是，作为“舆论导向”的政治工具，哪家报刊广播电视有说真话、唱反调的自由？ 　　今日郭凤莲早已“非复吴下阿蒙”。1978年7月24日她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访问40天，履及13个州的102个农业相关单位，早就大开了眼界。1991年复出，重返大寨任党总支书记；虽然挂着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她的立足点还是在大寨，实职是大寨农工贸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她无疑是有商业头脑的。复出后，利用“大寨”的品牌效应，到江苏、天津等地学习，很快在虎头山下办起了十几家企业。2001年郭凤莲代表大寨村到首都亮相，赞助200万元与国家体育总局、旅游总局、凤凰卫视共同举行“申奥万里行”新闻发布会；在首都以打出“大寨人热烈祝贺北京申奥成功”的巨型标语引人注目。她当然明白宣传与广告的重要性，管理企业非做不可的事很多，因此不愿被记者骚扰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凡事总是利弊相生的，不可能完全由你主动，而让各路记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当年陈永贵说“百分之九十五的记者是反大寨的”，他讨厌记者却又离不开记者的宣传，便动辄对看不顺眼的记者发火，两次将冯东书驱逐出大寨。冯东书当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能抗命不去大寨热脸贴冷屁股。记者今日并无宣传大寨的政治任务，郭凤莲也没有当年陈永贵那样的皇恩隆眷，我们何必去讨她嫌？我想，她若像对新华社、中新社记者那样，“把自己的名片往桌上‘刷’地一扔，让客人自己去拿”，我可能扭头就走了。你再重要、再忙，也比不过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也得耐着性子与记者打交道，对记者保持基本的礼貌呢。就算80年代你受了很大的委屈，被当“三种人”接受审查，被“挂”起来3年，接下来被贬大寨之外的晋中果树研究所和昔阳公路段任职，但经过这番波折，又快到“耳顺”之年，应该变得谦和些才对呀。 　　杨凤山还在他那篇采访手记中告诉我们，郭凤莲终于答应让大寨村会计兼民兵连长、37岁的退伍军人贾海文陪他在村里转；转了3天，此人的答话不离3句：不知道、不清楚、没有。冯东书曾说当年的大寨是“全国最封闭的村”，身为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记者，他既不能自由接近社员，也不能下地同社员一起劳动，更不能列席大队党支部的会议。他“采访”大寨那么多年，只认得几个社员；社员更不敢主动接近记者和外来参观者，整个大寨被管制得像“铁核桃”。记者把向大寨接待站呈交采访计划戏称为递交“国书”，冯东书这样长驻大寨的记者只能根据大寨干部的应景讲话，用旧材料“炒冷饭”。当年的大寨这样对记者对社员，一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二是采访、参观的人确实应接不暇，为不影响大寨的日常生产生活非得有严格的限制不可。如今的大寨为什么还要如何“自我保护”？莫非20多年过去了，大寨的“革命传统”还没有被风雨销蚀？康宁同学笑着对我说：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1987年来采访过，那时候大寨正处于低落期，盼个记者为大寨说句真心话都盼不来。我是教育战线的，采访的是大寨的校长，人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什么都对我讲，希望我登出去为大寨人辩白。可是我很惭愧，最后只能发表关于大寨教学情况的正面报道，叫人家失望。那一次，我亲眼看到郭凤莲与张玉凤的“双凤会”，两人都热泪盈眶。那时候，你若找郭 　　凤莲采访，她肯定不会冷落你…… 　　不管今天的郭凤莲对记者的态度如何,其实，我就想问郭凤莲一个问题：今天你怎么看待自己1966年在爱情与“革命事业”之间的那个选择？据凌志军的著作讲述，那一年的某一天，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19岁的凤莲泪如雨下，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双方相持3个晚上后，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终于令这个可怜的少女屈服。其余的铁姑娘也纷纷斩断情缘，并宣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今日的郭凤莲对当年的抉择后悔吗？或者有些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感伤？假如当年任性“爱情至上”，郭凤莲当然不会有后来的显赫地位与名声，极可能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子……这样的问题我又怎么忍心提出来呢？又怎么能指望得到爽快而诚恳的回答呢？ 　　闲话少说。导游建议我们趁天色未暝，先上虎头山。村口通虎头山森林公园的柏油路看着就很爽，据介绍是郭凤莲为开发旅游业新铺的沥青。路两边高大浓密的垂柳好漂亮，爱煞我也。沁人的深绿，一扫沿途视觉的郁闷，心底不禁叫道：瞧，大寨，就是不一样！来到森林公园的入口，守门的是两个中青年莫辨的男子。停车，我先掏出记者证递上去，康宁也递上他山西报刊社的记者证，他们一一验过；小周从小包里掏出的却是南方日报社的工作证，是那种印有单位、姓名和彩照的长方形铁牌，查票员不认，一定要他拿出记者证来。我说，我们俩都验过了，他这个工作证很难假冒，天快黑了，给我们行行方便吧。他们不肯通融，小周只好去开汽车后备厢取旅游袋找记者证。我这才注意到门票是20元一张。来前在网上看到有篇大寨的游记说是12元呢，20元是今年刚涨的？太原的市标“双塔”（带明代牡丹苑的永祚寺公园）门票也就20元。不过，这虎头山公园据说2003年评上了山西的“省级森林公园先进单位”呢，涨到与双塔寺平级也说得过去吧。 　　进门转过一道弯便来到半山腰的停车场。车没停稳，收费的中年妇女便来了。大寨人经商的效率也是挺高的。 　　停车场边的店铺和地摊，卖的什么旅游产品，我们已无暇扫瞄。先是极目远眺昔阳县城，再俯瞰不远处的大寨村庄。见大寨的旧楼房确似三排长长的列车卧在那里；而新建的居民区，红瓦白墙的一栋栋小楼静静地矗立在山坡间，沐浴着暮秋温柔的夕晖，呈现出一种“高尚住宅”的风韵。导游说那是大寨村民的集资房，谁家交得起5万元就可以入住。自然，跟江苏华西村的福利楼房一样，外地人哪怕是高贵的北京人、上海人，来本村企业打工是没有资格购买的。又自然，城里人通常也不愿在这种地方买房常住。几年前我到江苏开会，我们去参观华西村，看了带车库的“联体别墅”，我问同行的南京小伙子愿不愿到华西村上门做女婿，“假如陪嫁这样一套别墅的话”，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来”。 　　停车场旁是个颇大的蓄水池。导游说，大寨有3个这样的蓄水池，这个是六十九军帮助建的。我知道，解放军帮大寨修蓄水池，帮大寨用推土机造田，帮大寨搞定向爆破开山，阳泉煤矿派技术员帮大寨架高空运输线，还有架渡槽、埋水管从郭庄水库给大寨引水，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有方方面面的支援。这都不难理解。我一直没搞懂，陈永贵为什么“派性”那么严重，要跟先任六十九军军长、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谢振华作对。关于陈永贵与谢振华斗法的故事，冯东书在《造反与派性》一章中有比较详细的描写。结果是弄巧成拙，虽然达到了将谢排挤出山西的目的，却没有打倒谢，反而让谢官升一级由军长升到兵团级，当上了昆明军区的政委。对研究权术有兴趣的人，不妨找有关资料来瞧。 　　瞅了瞅蓄水池，我们赶快上山去看主要的风景点。 　　上得山来，迎面见到一块巨石蹲踞在大路的东边，红漆题着“虎头山”，落款为“叶剑英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导游说，是从叶帅《游学大寨杂咏》绝句八首里取来的，并非专为“虎头山”而题。就是嘛，叶帅怎么想得到政治性十足的虎头山日后会变成旅游休闲观光的商业性景点？ 　　那是1977年9月，叶剑英和刚在“十一大”上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带着胡绳一班大“秀才”到大寨来参观。那时他已年逾八旬，腿脚不灵便；不辞劳顿千里迢迢到此一游，岂止兴致之高，更见用情之深。不论后人怎么评价农业学大寨，叶帅对大寨的真情总是令我感动的。我想，不论是最先推介大寨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还是后来赞扬过大寨精神的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身经百战的强人，他们心底里最敬重的，当是陈永贵和大寨人那股子不屈不挠的劲道，也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推崇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论陈永贵后来有没有政治野心，不论“大寨之路”是否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起初大寨人遭受了特大洪灾，不怨天尤人，“先治坡，后治窝”，奋起生产自救，不仅不要国家钱、粮、物，而且照样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和“余粮”，这种临难不惧的英雄气概，总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三战“狼窝掌”、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敢于向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的志向，总是显示了那么一股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无论何时，这种艰苦奋斗的刚毅之气，总是值得我们尊敬并发扬的。 　　这时一轮皓月从东面湛蓝的天幕边缘冉冉升起，圆圆的，照临苍松翠柏间点缀着红枫黄栌的山山岭岭，比画卷还美。我赶忙请小周打开数码相机，站在两株垂柳之间，取明月与秋林为远景，拍照以为永久的纪念。 　　转身西望，风景同样十分优美。夕阳火红，暮霭渐渐变浓，红白之间是满目深深浅浅的绿，点染以一丛丛的黄，教人心旷神怡之际，想起大寨与昔阳人为“改天换地”所作的牺牲，不禁百感交激，有那么一刹那，我竟怀疑自己坐享其成之际，纵意褒贬，是否失之于轻薄？ 　　离“虎头山”碑石不远，西边是“周恩来总理记念亭”。是“记念”而不是“纪念”，据说意谓世世代代记住周总理对大寨的关心爱护，念念不忘。亭子所建之处就是周恩来在重病缠身的1973年4月，陪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来访时，最后登山歇息的地方。这位墨西哥总统对大寨人蛮有好感，回国后送了大寨一套农田喷灌设备，后来又邀请陈永贵副总理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给了他在国外一展风采的舞台。 　　这是周第三次到大寨。第二次是1967年4月，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陪“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来访。第一次则在1965年5月21日，是陪“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来的。据知晓内情的冯东书所说，让科列加来参观大寨，是要用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教育阿尔巴尼亚客人。众所周知，阿尔巴尼亚当年是中国的3个小兄弟中，政治上与中国关系最亲近的；也许是欧洲人娇贵吧，接受“援助”的胃口最大。不到中国一个“地区”平均人口的一个小国，中阿友好那些年共“吃”了中国人200多亿元，数额跟交战中的北越差不多。据说，接待科列加时，中方一反平常的盛宴款待，故意只上四菜一汤，桌上摆起大寨人天天吃的玉米窝窝头、山药蛋和小米稀饭。但不知科列加是否像今日城里孩子下乡旅游吃“农家饭”一样感到新鲜？反正他们当天就回到了石家庄市。无论内情如何，科列加的到访是大寨人难得的荣誉，是“大寨红旗”走向世界的象征。3天后，山西省长卫恒就敏锐地提出，“学大寨问题现在不仅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随后的1974年、1975年，两年间，中国政府就在朝鲜、法国、意大利、巴拿马、澳大利亚、扎伊尔、索马里等40多个国家举办的中国展览中向世界突出介绍了大寨；一直到“大寨红旗”轰然倒下，每年春秋两次的广州进出口交易会，都有大寨的展览。大寨，是毛泽东的大寨，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结晶！ 　　“记念亭”的碑石，一面刻着周总理3次视察大寨的介绍，另有一面则刻着“敬爱的周总理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一九六四年”。周恩来的这个概括，最先出现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念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的报告当然是毛泽东审定的。报告的原话把“政治挂帅”前的“无产阶级”和“思想领先”的“毛泽东”两个不言而喻的定语省略了，“文革”中才不厌其烦地加上。周恩来这个总结很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林彪正迎合毛泽东的意旨大搞个人崇拜，“突出政治”、“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全国已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话语。1964年3月陶鲁笳推荐大寨为自力更生和稳产高产典型的初衷已经大大地背时，以致后来陈永贵要痛批他是“公然篡改大寨精神”的“砍旗能手”。 　　看罢“记念亭”往前走不远，就到了这座山的主轴地带。那里便是陈永贵的墓地。陈永贵的陵墓可以说是虎头山公园的，也可以说是“大寨”游最重要的景观，而其他一切都附丽于斯。虽然从网上的“导游辞库——大寨”里已有了解，但它的气势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导游告诉我们“陈永贵之墓”是交椅型的，是要让永贵同志好好地休息，他一生太劳累了。墓前用不锈钢护栏围着“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大理石碑，碑的阴面刻有“陈永贵同志简历”和立碑的时间“公元一九九三年夏历癸酉年三月十四日”。这个修墓的日期表明，大寨人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陈永贵是1986年3月2日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的遗嘱骨灰不进八宝山而要魂归故里，葬在虎头山。当年护送陈永贵骨灰回乡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处级干部以及昔阳县四套班子的头头都不愿进村，只送到大寨村外的国家粮站。1991年底郭凤莲政治复苏；1992年5月朱镕基参观大寨……于是，大寨人便放心大胆地建起了陈永贵纪念工程。 　　这个主体景观当然是我们参观的重点，但西边的太阳就要下山了，我们决定先逛前头景点，回头再来细品它。前行10余米，就见到“老英雄贾进才之墓”。我注意到是“进才”而不是“进财”，有关材料两种名字都有。按照乡下农民取名的习俗，该是“招财进宝”的“财”；但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业绩是正当盛年时，主动推荐陈永贵接班做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为陈永贵展露峥嵘创造了条件，以致叶帅游大寨时还清晰地记起他“让贤”的事迹。这不是有名有实的“进才”吗？我还注意到贾进才这个与普通村干部和中国国民身份相称的墓碑，是“大寨党支部村委会二00一年十月一日立”的。也就是说，是作为陈永贵陵园工程的后续、配套子项目之一设计施工的。 　　导游小姐大概觉得贾进才墓相形之下太普通，对我们解释道：老英雄的妻子宋立英还健在，待宋立英百年之后夫妇合葬再改建。我想，怎么个改建法？建多大？贾进才本来就是陈永贵的陪衬，不论从政治符号的认知份量还是从旅游景观设计的主从关系上，贾进才墓园都不可能与陈永贵比肩嘛。从私人情感上讲，贾进才“让位”有恩于陈永贵；陈永贵在比贾进才年轻20多岁的宋立英提出离婚时巧言劝和，后来又让宋立英一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的核心成员，官至全国妇联执委、省妇联副主任；陈贾二人算是各不相欠吧。而从来天无二日，刘邦的老子是太上皇也得对汉高祖刘邦礼数周全。陈永贵倘若活过来，又岂能容忍贾进才与他平起平坐？陈永贵处于政治巅峰状况时，跟毛主席亦步亦趋，编造自己一贯代表正确路线的光荣史，已组织秀才班子编写了《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要不是风向改变，这本书就在上海出版了。而陈永贵正确路线的对立面首先就是贾进才。那是“土地改革”之后、合作化之前，贾进才当党支书，搞过一段时间的“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组织村民集股开煤窑，到河北跑贩运，虽说政策允许，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接下来还有什么他的“好汉组”与陈永贵的“老少组”之间的“两条道路”斗争……贾进才能保住后来的地位和陪衬的尊荣，应该知足了！ 　　再往前行，崖边有个不算太小的独立陵园，是专门纪念大文豪郭沫若的。有一方与人视线平齐的碑石，阳面刻着“郭沫若同志永垂不朽”，阴面刻着郭老1965年12月写的“颂大寨”的五言律诗：“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成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那一年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率领一批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化人访问了大寨。这块碑石前是一株翠柏；翠柏下是一块“郭沫若纪念碑”，简述了建园立碑的原委，即郭何日来参观，立何遗嘱，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郭沫若诞辰一周百年”立碑纪念。这篇简短的碑文教我感佩。瞧，大寨人知恩必报，记得那么真切，选郭诞辰百年的时刻立碑，用情多么深厚！从前，我辈提起郭沫若临终遗言将骨灰撒在虎头山，往往是嗤之以鼻。如今，我觉得他真是聪敏有才，托付得人。再细想，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6月12日，那时质疑大寨的声浪已然大响，可见他并不是趋时才这样安排后事的。他是当年上虎头山的确被大寨人万难不屈的奋斗精神感动了，还是对“八宝山”的哀荣存疑，甚或不愿跟某些人永远躺在一起？导游小姐对我说：你们看这个陵园的构思，这棵树象征着他的饱满的巨笔；另外两棵树上面修剪得像托盘，是给他备墨的；碑后那面粉墙，似一张铺开的白纸，是留给他挥毫再题诗的。郭老的诗魂听了这番话，想必感到欣慰吧。 　　导游小姐还告诉我们，山西作家孙谦的墓地就在下面。孙谦是最早宣传大寨的作家之一，写过《大寨英雄谱》。巴金也到过大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散文，不过那是在大寨已名闻全国之后，其宣传价值属锦上添花，不会让大寨人像对孙谦那样感念了。 　　时候不早了，我们张望了一下郭园下边比上海的高架桥更雄伟的渡槽，以及对面山头退耕还林的梯田——还可以望见梯田石垒的崖壁，就急忙踅回再细看陈永贵墓地。 　　端详“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碑上戴的屋顶型浮雕，压脊的是两条龙，作“二龙戏珠”状。我想起在韩国参观王宫，韩国导游面无表情地介绍御座时说的话：“中国的皇帝宝座是九龙图案，我们韩国的国王只能用五条龙，这是中国定的礼制。”陈永贵当过“副宰相”，比不上亲王和藩王，也就只能配两条龙吧。导游小姐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陈永贵同志的陵墓是仿南京中山陵设计的。我看只是依山而建的气势，有那么点“天王盖地虎”的王霸之气。导游说，从山下陈永贵雕像拾级上山，共分三级共118个台阶。第一级72个台阶，代表他享年72岁；第二级38个，代表他的党龄；第三级8个台阶，代表他在北京工作8年。我暗忖，这倒是颇具匠心，可惜没有细化到表现他担任副总理五年零八月。台阶的宽度可以容纳多少人并排上下？只比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稍宽，比不上长安大街嘛。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过，是永贵大叔最后一次上虎头山对郭凤莲交待，死后将他的骨灰安葬在这里，不要埋在狼窝掌，那儿不吉利。现在这个墓地不是永贵大叔所指的那个具体地点，而是特别设计的，所以只放了一部分骨灰，另一部分葬在他想葬的地点。 　　在山下，背倚“大寨展览馆”，苍茫的暮色中，默默打量永贵大叔的半身雕像，面对这个永远固执地头缠白毛巾，一度叱咤风云而今沉默不语的草莽英雄，我真要心驰八荒、思接千载了。 　　行前刚刚读过《凤凰周刊》对香港新近出版的《大哉李锐》的书介，说曾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老革命李锐在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他希望用‘个人崇拜即邪教’的理念，让大家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为现代化扫清障碍。”大寨人这样“纪念”陈永贵，是不是还在搞陈永贵的个人崇拜？是，又不是。我理解大寨这样隆重纪念陈永贵，心理背景是很复杂的。有对他的敬佩、感激和怀念的情感因素，更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开发需要。“大寨人”、“昔阳人”并不是单一的自然人，被陈永贵当作“对立面”整过的干部和乡亲非止一二，他们不可能对陈永贵心悦诚服，事实上陈永贵后来在昔阳以绝对多数的反对票落选出席中共“十二大”的党代表。当年，“大寨公社的农民当中，有二十人走出山门，掌管了县一级的地方权力。昔阳县涌现的‘大寨式干部’则被调往其他县里担任要职，其中五十多人进而掌握中央以及省一级的权力。据说昔阳‘陈、郭、王、李四大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中迅速发迹的多至二百余人。其中陈氏家族一百多人，郭氏七十七人，王氏二十人，李氏二十八人”（见凌著）陈永贵与大寨的起死回生，对这些人固然是求之不得的机遇；那些在陈永贵得志时并未直接受益甚至受过伤害的大寨人、昔阳人，今天照样是“陈永贵”和“大寨”品牌的受益人。大寨如今一年近千万元的旅游业收入，是“大寨人”共享的；来吃饭、购物、住宿的人，并不问店主与陈永贵的亲疏远近呀。去年曾有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小儿子刘源中将与毛泽东子女亲切会见的新闻报道。王光美、刘源当然不会忘记刘少奇是怎么死的，但她（他）们现在从“大局出发”，认可了现实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两家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毛泽东在世时出于政治谋略，鼓励林彪带头搞他的个人崇拜，但对于身后事有具体而明确的遗言，是签字画押承诺不留遗体的。华国锋出于争正统嫡传的政治目的，接班后在天安门广场这块“祖国的心脏”的“二尖瓣”上筑起“毛主席纪念堂”（注意了，是“毛主席纪念堂”而不是像林肯纪念堂、孙中山纪念堂那样叫“毛泽东纪念堂”；这使我想起我们村的一个文盲妇女斥责别人野心太大时，说“你还想当毛主席不成”，在她心目“毛主席”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最高的职位，是皇帝的别名）。在后华国锋时代，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建起了花坛，像城市公园靠近，但“毛祠”依然耸立在那里。我想，别管“文革”中许多被迫害致死的那些高干的子弟如何看待，至少五十万“右派”中的大多数是对此是心有不爽的。那么，毛泽东本人今日有知，是乐意还是不乐意让人朝谒他的遗容？陈永贵鼎盛那些年，职务从大寨大队、大寨公社、昔阳县、晋中地区、山西省一直“兼”到国务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外面恃宠而骄，说一不二；在大寨村里，则被塑造成一尊神，即便在外挨了批评，传到大寨城堡里，仍然是他无往不利的好消息。冯东书总结陈永贵具有“实践性、群众性、封建性”，这后一性是必然的。 　　提到“封建性”，我不禁想起刘邦、朱元璋这些崛起于陇亩的开国君王。我首先是为他们骄傲，为中国的农民骄傲。中国的乡野草泽从不乏秉赋卓异的杰出人才。只要风云际会，一个小县里就出了刘邦、萧何、曹参这样一伙睥睨天下的人物，就可以打败所有的贵族；只要风云际会，贫穷的凤阳一带就冒出了朱元璋、徐达、常遇春这样的群雄，就可以纵横南北，一统江山。20世纪一度主中国沉浮的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彭德怀等人，不也都是从三湘一隅走出来的吗？陈永贵也是优秀农民中的杰出代表。他身上的英雄气质是任谁也抹煞不掉的。面对洪灾旱灾肆虐，他从不甘示弱，他是那种敢于面对任何挑战的硬汉。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也是相当杰出的。他始终明白，自己的根基在大寨，靠大寨的实绩对中国对天下人说话。所以，不论政治形势如何复杂，他决不忘抓大寨的生产，不忘记大寨人的增产增收。为此，他成名之前不放“卫星”沽虚名受实祸，抵制“四清”运动整干部，甚至冒险抵制风靡全国的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他兼职再多，别的都可以不管，大寨的的事即使人不在也要遥控指挥。可见他的头脑在这点上是多么清醒！他也不乏胆识和谋略。他在昔阳县造反夺权后，两着棋子定乾坤（一是为“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三级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虽然这并不妨碍他掌权之后制造所谓“反大寨”的冤假错案；二是免除全县社员历年所欠的集体储备粮，以账面的“粮食”换回民心与实际的丰收），甚至以农民的“狡黠”，将“忆苦思甜”批国民党旧社会的全国通用模式，偷换成“忆苦思线”，让社员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挨饿之苦、让昔阳县干部回忆“四清”挨整之苦，而将罪过挂在刘少奇与“资本主义错误路线”上。 　　我最敬佩的是，陈永贵这个“老农民”的自尊自信。中国农民历来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更沦落在“九地”之下，至今仍是被歧视的贱民。但是，陈永贵从不自卑，这里面有那么一点无知者无畏，但更多的是人格上的自尊自重。贵为大国副总理，也不愿脱农籍，头缠白毛巾踏遍千山万水，直视全世界王侯将相富豪英彦。他为全中国的农民争了气！ 　　陈永贵的局限与悲剧在于：第一，他生错了时代，又出道太晚，失去了学习文化的能力。20世纪的中国不同于刘邦项羽这些人的时代，20世纪的英雄人物需要相当的文化知识素养以及辨别世界潮流的眼光。可是，他是一个文盲，暴得大名既太“暴”又太“老”，不能像木匠出身的李瑞环那样自修，连象穷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那样进修也做不到了。第二，他生错了土地，生在封建主义土壤极其肥沃的中国。他就是有毛泽东那样的传统文化知识，熟读24史与资治通鉴，学的也不过是文盲王熙凤也能无师自通的统御术。本来，他的政治教育是从演帝王将相的晋剧中熏染而得，学的不过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一套。他不仅提拔他的已故前妻的弟弟王金籽当上了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还与王金籽一起，为王金籽的哥哥、正在服刑的强奸罪犯王金魁搞伪证翻案；他长子陈明珠的媳妇的弟弟二苟小也仗他之势，动辄说什么“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大寨……反对党中央”，他的长子陈明珠后来也被报刊批为“虎头山下一恶少”；所有这些最终都让陈永贵“埋单”丢人现眼，不过比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侄儿毛远新（“辽宁王”、主席病榻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公开受审下狱要体面一点点。后来，进入高层权力圈，他见识了现实的“宫廷政治”和阴谋诡计，破除了官大定然觉悟高、马列主义水平高的迷信，深感政治的“复杂，复杂”，再加上权力与荣誉的腐蚀，他作为一个农民的淳朴本色也就所剩无几。他整起人来毫不心慈手软。那个依照法律与组织原则写信举报陈永贵包庇王金魁的青年工人岳增寿，1976年12月被逮捕，在陈永贵为书记的晋中地委指示下，由十年徒刑加判为十八年，要是陈永贵不下台，岳增寿非坐满期不可；岳虽于1980年9月平反，绑在椅子上用卡车拉着游斗的屈辱以及妻子被赶回农村、被迫离婚的代价，却是无法向陈永贵讨补偿的。 　　“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同是著名劳动模范，从不讲假话的“老实疙瘩”李顺达，论人品、论在当地的威信都比陈永贵高一筹；陈永贵曾说：“山上是银行（种树）、山下是粮仓（拦河造地）”就是向李顺达的西沟大队学的。可是，后来，以至今日，李顺达的名声、地位根本不能跟陈永贵相比。 　　在“盖世英名”之下，陈永贵带头造反开山西武斗之先，期间死的白死，挨斗的白斗。谁还记得“反大寨的黑干将”、前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被造反派踢得“擀毡”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谁还记得有个文艺评论家叫赵云龙的，由于和晋剧《三上桃峰》有点儿关系，被当作陈永贵的对立面谢振华的人受迫害致死？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 　　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24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1956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不“适”不“存”，瘐死狱中。1962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博。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1962年5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 　　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他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然而，中国的“历史”又何尝公平过？成者英雄败者寇。武汉长江日报社的同事罗时汉有篇游记，写他的湖南行。毛泽东的韶山冲里香火鼎盛，刘少奇的花明楼还算有点人气，彭德怀的故居则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夫复何言！ 　　15日晚我与几个与会朋友在长治市特意去看了吕日周工作过的市委大院。却见对面的市广播电视大楼上冒出一方“炎帝故里保卫处”的霓红灯指示牌。嘻，这是第几处神农故里？我们湖北的随州是一处，湖南有一处炎帝陵，陕西的宝鸡刚搞过炎帝祭典……说穿了漏水，不都是想打名人牌“开发”旅游业赚钱呢？谁管它真假优劣，“注意力”就是“生产力”呢。这么一想，我心释然。 　　天色已晦到看不清永贵大叔的脸，我们转身去参观“大寨展览馆”。我知道，这个“大寨展览馆”并不是从昔阳县城里搬来的；县城里那个“大寨展览馆”早已抠掉镏金的郭沫若手书，改为文化馆了。这个馆是大寨新盖的。 　　展览馆的大门，与陈永贵塑像、山上的墓碑在一条中线上，馆有好几个厅规模不算小。大门边守着一中年女人。我们很感谢她还未锁门，也许在守候这几个人买票参观吧。我们大步流星在里面逛了一圈，根本来不及细看大寨毛虫变蛹化蝶，经夏历秋和再现芳华的全过程。我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有“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的图片。这个魔头曾以柬共总书记、政府总理身份来访，我想看看他当时的神情。可惜，灯光既暗，又一目十图，没有看到。估计可能根本就没展出这个当年不可一世而今千夫所指的独裁者。 　　转了虎头山，就该进村了。寨门前有块“陈永贵故居”的广告牌，导游说现在已经关门看不成了。料想这故居已无陈氏家属，长子陈明珠和养女陈明花早已不住这里；《中国大寨》网站上转载的一民事判决书透露，陈的小儿子陈明亮是“澳大利亚成功集团董事”，陈的后妻宋玉林是“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干部”。这故居与吴思书中描写的在他去世5年后华国锋重访大寨时的情景应无二致：一壁矮墙隔开的院落，前院正窑是他会客的厅堂，后院是厨房和卧室，房间里挂着他与华国锋的合影。这个地方不看也罢。 　　进村直奔当年专门接待中央高官的“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大院。进大院又直奔江青的住处。还有哪里比江青故居更有窥视价值呢？就像莱温斯基和璩美凤比安分守己的贞节女子更吸引眼球，上海滩女演员与主席夫人、“四人帮”帮首江青自然是我们这些未能免俗的中国人瞩目的首选。 　　江青的住所是3间仿窑洞的房子。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可称寒碜（前几天看过从延安买回来的一个“文革”史光碟，看到老帅们大闹中南海怀仁堂的那个会议室旧景，桌椅沙发竟远不如当下北方的村委会办公室，更勿论珠三角村干部的会议室），但王者气象依稀可辨。房间的地毯都是专门从北京运来的。进门是会客室，摆放两只沙发。右边的屋子是卧房；窗帘厚厚的，导游说那是专供江青晚上看外国电影的，在全国人民只准看8个“革命样板戏”的同时，专列带来一箱箱的片子供她欣赏。左边的屋子摆沙发，似乎是谈话的密室。稀罕的是里面有一只中西合璧的马桶：外观呈圆型、暗红色调，有“民族特色”；内里是西洋坐式的容器。这马桶当然也是从北京带来供江青同志专用的。 　　有人曾说，厨卫设备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看来江青的卫生标准确实可以让中国人无愧于世界。去年我到西柏坡去参观，在那里发现有一只洁白的瓷浴缸，是毛泽东和江青同志卧房独有的。今年9月到延安参观，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发现只有在那里暂住的毛泽东的卧室内，特设了一个洗澡间，放着一只木质大浴盆。可见，毛主席和夫人都是最讲卫生的中国人。 　　3间房子留下来的陈设很简陋。墙上几个玻璃框里挂着江青在大寨的生活照。有骑白马上山的，有在大寨商店里购物的，有挥锹挖战壕的，有扬臂打谷子的，不可谓不多姿多采。 　　冯东书有一章写“江青与大寨”，细数了第一次她驾临大寨的种种行为：专门带来4匹马与一大帮随从；不喝大寨水；半夜派人到阳泉市买香水来洒房间；晚上看电影上午睡大觉，这期间30里内不准有炸山的爆破声，不准开有线广播，不准近处开自来水，不准食堂用吹风机，不准小汽车在院内发动而要让警卫战士先推出去……大开眼界的昔阳人“困惑不解，毛主席怎么连自己老婆变成这样都不管呢？怎么还让她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她第一次来是1975年9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她不得志来大寨散心和拉拢陈永贵。第二次是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病重，直到9月5日晚中共中央电话通知毛泽东病危，让她马上返京时，别人在收拾行李，她若无其事在房间打扑克。大寨人、昔阳人很不理解这个神经兮兮的婆娘，是怎么回事。这当然只怪乡里人少见多怪，太天真。有人说特权与腐败是改革开放和搞市场经济产生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造成的。对这一点，见识过江青女皇作派的大寨人是不会认同的吧？ 　　与“江青故居”毗邻的挂“首长”住处牌子的假窑洞，是哪些“首长”住过的，我们已来不及转，导游让我们趁还有一点光亮快看看与“窑洞”成丁字形的那排平房。平房第一套居室是周恩来住过的。导游说，这套房与这一排别的套房结构、陈设都一样，不同的是，唯有这一套没第二人住过。进门是小小的客厅，沙发上摆着印有太原的国宾馆“迎泽”字样的垫子，是当年“借”来的。茶几上摆着周恩来遗像镜框；里面是一间卧室，也就够放一张双人床，墙上是周恩来视察大寨时的照片。看得出来，两间小小的屋子盛满陈永贵和大寨人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敬爱。倒不是陈永贵认为周恩来没有排场。周恩来共来过3次，有一次随行的有150多人。陈永贵私下嘀咕说，若像某大队一个记者用4个人陪，全大寨的社员来陪都不够；冯东书告诉他随行的记者只有15人，其余是来大寨体验生活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陈永贵似信非信不改口。但周恩来平易近人，不要“一级保卫”，拿起大寨人的水就喝，让大寨人觉得总理拿农民当人，一点也不嫌弃。周恩来多次批评陈永贵，尤其是逼他承认“陷入了派性”，要他公开向山西人民检讨，但陈永贵打心眼里认为周总理是为他好。叫他向李顺达学习，在虎头山上种树是为他好；当他闹武斗被困平遥城、命悬一线时，是周总理得到情报，调动军队及时救出了他，更是为他好。这是可以列举出来的事例，难以言说的感触想必更多。“卿本善良”的陈永贵，心里自是感念不已。 　　出了套房，我们草草瞄了一眼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住过的房间，觉得早已游过1小时而耽误了导游小姐下班，便决定结束参观。然后，就去找大寨村民开的小店吃农家饭。相定了一家，康宁同学让老板娘兼厨师兼服务员给我们熬土鸡汤。趁她做鸡的工夫，我们到村子里逛逛。新村是啥模样不能细看了，这旧村确实太“革命化”：民房活像工厂的集体宿舍，根本没有各家种菜园的地方！如今的大寨村民大概也只能靠买菜吃吧？好在他们只有少数人种地，大多数人进了工厂或从事服务业了。 　　看了两家小店，卖的东西没有什么特色。“为人民服务”的绿挎包，不知从哪里进的，要价20元一个，又没印“大寨”二字。打着“大寨”牌子的那些杂粮，多半不是大寨人种的，因为导游对我们说过，退耕还林后大寨人只种点口粮了。 　　大寨旧村的几排房子之间有一大块空地。场地一角有一株大柳树。柳树下不声不响走过一条家乡狗，过一会儿溜来一只猫。一轮满月从碧空泻下清凉的银光（回来一查，这天是农历十四），整个村庄显得那么恬静。当年可不是这样的。这里是全村人开“饭场会”的地方，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听干部讲话，或者是“忆苦思甜”、“忆苦思线”，或者以“大批判开路”开斗争会。 　　这株名闻中国的大柳树曾经见证过一个村庄所能具有的最盛大的典礼。那是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74岁生日，也是他老人家亲切宴请陈永贵3周年纪念日。陈永贵在红旗如海、彩灯胜星的大寨组织欢庆丰收，接受17个县、20个公社和340个大队的贺礼，收到400张喜报、100份“决心书”以及至少4个歌舞团青年男女的献舞。那盛大豪迈的场面，显示“大寨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之后的近30年里，有过热闹，有过兴奋，有过紧张，有过哀怨……如今归诸这般静谧。 　　大寨人真的甘心回归本真了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又是确定的。作为“红色旅游”资源，30年后不会有多少人还知晓“大寨”品牌的政治文化内涵；作为太行山“绿色旅游”的景观，大寨的发展还有诸多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离开大寨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大寨的历史难道仅仅属于陈永贵和大寨人吗？不！大寨的发展史，“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亡史，不仅属于陈永贵、大寨、昔阳，甚至不仅属于中国，它的思想、文化意义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 　　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乌托邦的理想在中外皆源远流长；欧文、傅立叶以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支是在当今欧洲雄踞主流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参见法国人让·马雷与阿兰·乌鲁合著的《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另一支是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先有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后有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后一支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是违反人性与人道的国家强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与传统的所有制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实行“两个决裂”，是试图培育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空前规模的实验；不论成败，在其人类思想史上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忽略的，至少具有里程碑和路标的价值。 　　而席卷中国、影响世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则是以上两者的交汇与融合。 　　我基本认同凌志军在其著作中所概括的：“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影响”（第269页）。他所说的是事实，只是话“狠”了点。 　　不是吗？毛泽东搞的所谓“三面红旗”，其中“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口号，像“为人民服务”一样，本身没什么不对，今天仍然可以喊上几嗓子；“大跃进”没折腾两年就闹得饿殍载道，闹腾不下去了；唯有这“人民公社”，从1958年兴起，到1985年残余的249个公社全部解体，祸害中国达1/4个世纪有余！本来，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亘古未有的人民公社制度就算一场“试错”该被实践抛弃了。可是毛泽东执迷不误，靠刘少奇们推行“三自一包”（自留地——容许农民各家拥有小块菜地，自由市场——容许农民到附近农贸市场交换一点产品，自负盈亏——搞一点工副业生产，包产到户）度过难关之后，毛泽东一直在盘算如何巩固人民公社制度。从1964年3月在河北邯郸的专列上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中知道陈永贵的过人之处，经过长达3年多的酝酿，毛泽东终于决定在农业战线树立大寨这面红旗，于1966年5月16日的中央正式文件（即臭名昭著的宣布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五·一六通知”）中，郑重号召中国农民学习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并于稍后的8月12日，发布4天前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告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副主席地位的同一天，以中央文件将毛泽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战略决策隆重告知世人。毛泽东为何如此器重陈永贵和大寨！无非是想以这个典型证明“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这个制度是可行的有生命力的。陈永贵不单是一个劳动模范，大寨大队也不单是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榜样，毛泽东看中的是他（它）的政治价值。1964年6月，他在关于要自力更生的讲话中，还将山东曲阜陈家庄的劳模陈以梅“排”在陈永贵之前；山西太行山区的著名劳模李顺达，早在1950年9月就在国宴上坐在毛泽东身边，代表全国农民向毛主席敬过酒！但他们都不是毛泽东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意中人”。下乡做过生产队长、上大学前朝拜过大寨、做过农民日报记者的历史学者吴思，将自己所写的传记题为《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也就是说，陈永贵，一个文盲，一个地地道道地“老农民”，能在20世纪致位中枢，出掌一个泱泱大国的农业，不是他的个人意愿能达成的，千秋功罪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一个自觉不自觉地串演闹剧、喜剧、悲剧的角色。 　　至于说“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愚蠢、卑劣甚至野蛮的，我理解所谓“野蛮”，即以阶级斗争的专政手段强制推行那一套“一大二公”的办法。大寨以“大批促大干”，“批判会”是制造“红色恐怖”的主要手段。昔阳干部在大寨受训先后达40批，5000多人。1966年至1978年的12年间，这个至今只有20多万人的小县，死于“全面专政”的达141人，伤者不计其数；被逼者或上吊或投水或跳崖，还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见凌著第273页）。至于全国有多少干部群众死于“反大寨”的罪名就不得而知了。 　　所谓“卑劣”，是指这种典型弄虚作假，玩的是掩耳盗铃的把戏。早在1964年12月26日陈永贵被邀出席毛泽东生日便宴时，就有内参参他少报田亩虚报单产。那时候的陈永贵倒不一定存心作假；而后来的陈永贵贪功造假却绝非“白云出岫本无心”。1973年，为了证明他是“大旱之年夺丰收”，居然要审核削减气象观测报告中的卫降雨量。陈永贵失势后，1980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的材料，报道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五年间虚报粮食产量2.72亿公斤，占实际产量的24%。更有报刊给大寨算了一笔账，计算国家与方方面面对大寨的照顾与支持，大寨每向国家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大寨成为红旗后，客观地说，受各方“支援”，多半是被动的，是有关方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心，但各地那些学大寨的红旗是如何树立的呢？不用多说，历来农村树的典型，包括“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多数是“吃小灶”，不惜人才财力精心培植供观赏的“路边花”。平时“蹲点”的领导利用特权搞化肥、良种等生产物资，农忙时就让机关干部、学生到那些地方去帮忙播种、收获。1973年夏天，我们沔阳师范学校的同学到本县“学大寨”的典范石垸大队去割稻插秧，有几个同学因不知深浅说了几句“怪话”，被大队干部揪住，不让回校参加毕业分配。听说邻近大队的群众对这个典型一向不服气，有几个贫下中农子弟仗着出身好，在相邻地块竖起挑战牌：“X X 人民有志气，要和石垸比高低”！（我还记得那个大队的支书吴某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访问回来在我们学校作报告，抱怨天天吃牛奶面包苹果而没有米饭，得意洋洋地讲他如何在教堂参加时故意碰倒凳子弄出声响。） 　　所谓“极为愚蠢”，我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与人心作对，强制推行“大公无私”的那一套做法。陈永贵当然不是师承“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而是基于“均贫富”的古老愿望，又受了“一大二公”、“斗私批修”那一套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据长期报道大寨，与昔阳人和陈永贵们有诸多“亲密接触”的冯东书说，大寨那一带自古贫苦，老百姓从前不知鸡汤可喝、排骨可吃，不知鱼怎么做，有酸菜下饭就算不错的日子了。所以，在陈永贵眼中，社员大可不必有自留地种菜，想过稍好一点的日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但毛泽东可不这么简单。周恩来教训陈永贵不该取消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搞“大概工”等极左政策时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写过的：没有什么“大公无私”，我们要求大公小私、先公后私（就可以了）。这和报上宣传的“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可不一样。毛泽东强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一方面是他怀有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更是一种现实政治谋略的选择。早在1953年12月，几乎是发布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做了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毛泽东形容为这局面是将“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由此不难窥知，搞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是为了达成国家对农民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所谓“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国家主义的实现。诚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国家控制人民公社的程度并不比控制国营工厂低，区别只在于国家控制国营工厂要承担控制的后果，包工人的生老病死；而控制了农民却可以不承担后果。 　　“极为愚昧”的第二条是，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已初现端倪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农业却仍然基本承袭古老的扩大再生产模式。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和铲高填低的消灭脑体劳动差别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这种愚昧的典型表征。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就对毛泽东讲过，美国当时只有40%的农业人口，毛将信将疑。盘踞他头脑中的是那种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所谓农业“八字宪法”不过是耕作原素，所谓“农业现代化”尤重机械化，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的工具改良和地块整理，以便为扩大集体生产单位的规模、加强国家控制打基础。由一个文盲来主管全国的农业，上行下效层层由这种缺乏现代科学素养的人当家，真是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1964年春毛泽东表彰陈永贵，树立大寨红旗，到1979年春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打破大寨神话，决定“学大寨”要冲破禁区，“反大寨”的帽子一律推倒，这场兼负巩固、发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在农业战线推进“文化大革命”双重使命的群众运动，历时长达15年之久！显然，“农业学大寨”与“文革“的酝酿至失败相始终，其思想文化标本意义十分重大。 　　如果要搞“文革博物馆”，“农业学大寨”就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什么顾忌不能搞“文革”博物馆，那么不妨先搞个独立的“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实上，北京旧“十大建筑”之一“农业展览馆”，从1965年11月办起《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到1978年4月举办第三届《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有关大寨的展览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是全国农业展览馆的灵魂。 　　今天若办大寨与“农业学大寨”的展览，当然由国家来办最好，前提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真正做到直言无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民间的个人或基金会若要来办，也是公民和社团应有的合法权利。只有一家来办是最没有历史认知价值的，那就是由大寨人当作旅游项目来开发。——这样的出发点，必然为利润驱动，受市场导向，难以“价值中立”，做到忠于历史。 　　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客观而全面展现“农业学大寨”历史过程的展览馆呢？我期待。 　　2005年月11月14日改定 发布时间：2006-10-20 学术中国 版权所有 Copyright(c)1999-2008 www.xschina.org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互联天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京ICP证 0604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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