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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 [第1期(总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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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 蜀
“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1967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1]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7月底，通过《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4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5]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10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2月11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1967年1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1967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0]
1967年1月3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40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5日的“批叶、陈大会”。
1月23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5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月26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6月26日，43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7月1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7月15日至17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1967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1967年“7.20”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1967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1967年2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3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11]
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12]
7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7.20”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13]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2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4]
另据杨成武回忆，7月24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7.20’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15]
7月25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7.20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中称：“7月24日20时10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16]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7.20”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17]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8]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19] 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7.2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1967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7月27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7月31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4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1967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1967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1967年7月底、8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20]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967年的第12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40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21]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1967年8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9月4日的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22]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7.20”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23]
毛泽东是在“7.20”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发表（7月30日广播，31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1967年7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375页。
[2]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71页。
[3]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第291－292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201页。
[5]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09页。
[7] 出处同上，第218页。
[8] 出处同上，第226页。
[9] 出处同上，第227至228页。
[10]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11]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
[12] 出处同上。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260-266页。
[14] 《王力反思录》，第1011、1927页。
[15] 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291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0页。
[17]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 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3页。
[1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4、265页。
[20] 王力，《王力反思录》，第291页。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
[23] 《杨成武将军自述》，第304、306页。
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 [第1期(总第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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