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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１９５８年第５期发表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其中以“高产卫星”为事例，来证明“粮食增产有限论”对自然界知识的“贫乏”（无独有偶，文章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今天看来，用违背自然界常识、人为制造出来的“奇迹”,去证明怀疑“高产卫星”者自然知识的“贫乏”,其中包含了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
陈毅在《广东番禺县访问记》一文中（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６日），写了他在四川和广东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番薯、６０万斤甘蔗、５万斤水稻的“经历”。陈毅说：“这块实验田像个苍翠的山冈，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雄伟的气势，远远就吸引着我。最初我还想，一亩田收获一百万斤番薯，该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长薯块，又往哪里长？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
陈毅感叹道：“一滴水可以透视太阳,我所到的番禺县普通乡村,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基层。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六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对农业“高产卫星”更是欣赏备至。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他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为各地的“高产卫星”兴奋不已。８月份，他在天津视察时曾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他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
８月份他主持召开了北戴河中央政府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计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将要达到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增产６０－９０％，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１０００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７０００万担左右，比１９５７年增产一倍左右。按照７月份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数字新进行的统计，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估计是１万亿斤以上。北戴河会议似乎还打了点“埋伏”，只公布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亿斤。
毛泽东亢奋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年七八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泽东是想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制造一个落后国家一夜之间走向富裕、变为强国的奇迹。这个奇迹，实际上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卫星”。他要让这个“卫星”在亚洲、在社会主义阵营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为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卫星”升空，曾一生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毛泽东，这时却把人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超乎一切。 （P.58-P.60） ↑[返回顶部目录]
◆ 灾 难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从１９５９年开始，中国大陆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
城乡人民的年平均粮食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０６斤降为１９６０年的３２７斤，减少了１９.４％,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２３.４％；植物油年平均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８斤降为１９６０年的３.７斤，下降了２３％，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３１％；猪肉年平均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２斤降为１９６０年的３.１斤，下降了７０％，其中城市人均消费量下降了７８％。
饥饿首先带来的体力下降、营养不良和疾病滋生。
据卫生部１９５９年春天的一份报告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１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１１个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１０５.５万余人。死亡６７００余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１月至４月１４日发生肿病病人７７.９万余人，死亡６８１人。仅４月１日至１０日一旬即发生肿病病人１７.３万余人。
其次是河南省,从１月到４月２０日发生肿病１５.３万人,死亡２０００余人。关于肿病发生的原因,报告综合各地区的情况指出：
第一,口粮较紧。也有个别地群众误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一两以上（正常日需三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也有吃野菜而引起的过敏反应。
第二，食品种类单调，长时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
第三，去年患过肿病未根治，今年复发（河南省较多）。
第四，原患有慢性病（如钩虫病等）、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卫生部的报告远远不是完全统计，而且仅仅是１９５９年春的情况。但是，从报告的内容已经看出当时的缺粮及饥饿状况。
“大丰收”的１９５８年刚过，各地就发生严重的饥饿情况，人们不得已用多食盐、挖野菜的办法来抵御饥饿。但这些反而招致浮肿病，饥饿加疾病又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 （P75-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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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字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
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１６００万至２７００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１９６１年总人口应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２７００万人， 两者相加，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４０００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３６４页）一文中说：“全国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４３１９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２１５８万人（见《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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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候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 年 份 |
-2度区(涝) |
-1度区(偏涝) |
0度区
(正常) |
1度区
(偏旱) |
2度区(旱) |
120个站总指数 |
全国平均指 数 |
| 1954 |
41 |
29 |
26 |
16 |
8 |
-79 |
-0.658 |
| 1957 |
15 |
17 |
35 |
34 |
19 |
+25 |
+0.208 |
| 1958 |
20 |
37 |
35 |
30 |
8 |
-21 |
-0.175 |
| 1959 |
13 |
34 |
35 |
25 |
13 |
-9 |
-0.075 |
| 1960 |
14 |
21 |
33 |
44 |
9 |
+11 |
+0.092 |
| 1961 |
12 |
36 |
28 |
29 |
15 |
-1 |
-0.008 |
| 1965 |
6 |
9 |
30 |
34 |
41 |
+95 |
+0.792 |
| 1972 |
5 |
12 |
26 |
35 |
42 |
+97 |
+0.968 |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１９5９－１９６１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１９５７年（总指数＋２５，平均指数＋０．２０８）和１９５８年（总指数－２１，平均指数－０．１５７）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０。（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６７－３６８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 人 祸！
所谓人祸，就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套“左”倾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这其中以浮夸、虚假为主要特征的“高产卫星”是一大“祸”。
１９５６的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将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定为５０００亿斤，棉花产量定为４８００万担。“高产卫星”开始之后，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帐，就将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指标分别提高到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亿斤和６５００－７５００万担。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两次提高这两个指标，分别为１５０００亿斤和１５０００万担，比第一本帐高出两倍和两倍多。
竞放“高产卫星”导致对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一次更高的估计。８月份北戴河会议公报宣布：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将达到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７０００担。１０月份,谭震林在西安召开的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说，１９５８年全国粮食产量８０００亿斤是肯定的，１万亿斤是可能的。
１２月份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了些纠“左”的努力，认为西安会议的估计有水份，在全会公报中打了折扣，宣布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将达到７５００亿斤左右。
实际上，后来经过落实的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４００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的３９００亿斤只增产了１００亿斤。
但是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和人民生活,却是按照７５００亿斤的虚假产量数字来安排的。
１９５９年起，粮食实际产量连年下降，但仍按虚假产量数征购粮食和安排人民生活。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低幅增长（１９５８年）和连年下跌（１９５９年以后），另一方面则是高征购，高销售。
１９５７年产粮３９００亿斤，征购９６１亿斤，占产量的２４．６％，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１９５８年实际产量４０００亿斤，征购１０９５亿斤，占产量的２７．３％，这已经征多了。
１９５９年实际产粮３４００亿斤，征购１３４８亿斤，占产量的３９．６％，１９６０年实际产量２８７０亿斤，征购１０２４亿斤，占产量的３５．７％。
实际产量下降，征购却反而提高，一少一多，使农村留粮减少，由１９５７年的２９４０亿斤，减少到１９５９年的２０５２亿斤和１９６０年的１８４６亿斤；按人口平均的农村粮食消费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０９斤降到１９５９年的３６６斤再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２６４斤。也就是说，到１９６０年，中国农民人均每天消费粮食才7两多。同一时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也受到巨大破坏，人均供应量也大幅度减少。使人们的饥饿和营养不足更加严重。
这是放“高产卫星”形成的可怕链条:从定高产指标到发射“高产卫星”,搞浮夸，再到高征购、高销售，再到农民粮食被挤占，农民吃饭“瓜菜代”，到逃荒要饭，高发病率，直至饿死人，造成灾难！
（P.79-80）
>> 例 证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５０００斤到１００００斤到２００００斤的水稻，亩产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斤再到２０００００斤的山芋，亩产３０００斤的烤烟，亩产２０００斤的玉米，亩产１０００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１９５８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９月１６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７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１３０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１９５９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 情况来说，１９５７年生产计划订到２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８亿斤的指标。
１９５８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１９５９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１２亿斤的指标,超过了１９５８年实收产量１８２６６万斤的６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１９５８年实收产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１３６０万斤，却虚估为４０５００万斤，超过实产３．６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１９５８年实收粮食１８２６６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１１８０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７１０２万斤，特别是１９５９年，总产只有１０９６０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５９７４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１２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４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
１９５９年冬到１９６０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２月１日）
１９５８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２４０户，１１７２人，缺粮断炊的有１８４户，８９２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４０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２００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１９５９年初）
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０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１１１９６人，占农村总人口３３５６９８人的３.３％。发病人口达１０２９９４人，占农村人口的３７.７％，其中:浮肿病２７７３５人，妇女子宫下垂６９３２人，闭经８２３７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５２２３３人，发病的就有２６０１８人,占４９.８％，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６０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５８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１７４８２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２月１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两年，共死掉６０２４５人，占农村人口的１７．７％ 。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５３７５９人，死去１４２８５人，占２６．６％，小溪河公社死去１４０７２人，占２６.９％。宋集公社原有４７４３人，死去１１３９人，占２４.２％。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４１００人，死去１６２７人，占３９.７％。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７０死掉４８人，占６８.６％。
全县死绝的有８４０４户,占总户数的３.４％。死、跑而空的村庄２７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２１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２０户，死绝４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１２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３４口人，死去３０人。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１５８０人，孤儿２２８９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２月１日）
…… ……
作家王立新８０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１９６０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P.81-85） ↑[返回顶部目录]
（来源：“汽车文化”网站http://wh.nanqi.com.cn/Soft_Show.asp?SoftID=4）
延伸阅读链接：>>> 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郑光路）
>>> 关于庐山会议（来自中国新闻网）
>>>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两难处境（来自网易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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