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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左日记（1967—1968）
作者:汝其
原载《天涯》1999年第一期
1967年8月7日星期一
老谢通知我，杜(甫卿)校长从北京打电话来，经中央同意，军队院校可派群众组织代表，列席在京召开的河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批判何运洪(河南省军区政委)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校可列席两名代表。“红总部”(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在京的卜明已参加了会议，“革纵”(革命造反纵队)派一名代表立即赴京。老谢说，“就让你去吧。”并说，这也是杜校长的意见。
1967年8月9日星期三
河南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代表中央主持这个会议。
杜校长告诉我，中央调26军政委程世清去解决江西问题，并主持江西的全面工作。现在也住在京西宾馆。杜在65年来我校当校长之前是26军下属的77师师长，彼此比较了解。程要杜一起去江西，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只要杜同意就行。因为程的“组阁”是周总理授权的。杜非要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不可，杨司令员劝他千万不能去，结果没有去成。程向杜提出，从我校抽调二十名干部去江西支左。这是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
晚上，杜校长陪同我与卜明到程世清的房间去见程。程希望我们俩都去江西支左。我是南方人，当场表态一定去。卜明是北方人，又最怕热，只是说，考虑考虑。
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
“红总部”的头头说，去江西支左必须是左派。有些干部因为站错了队而不能报名。一共只有十五名干部报了名(其中团级2，营级2，连级5，排级6)。为了凑够数，又增加了4名战士。有3名穿便衣的职工愿意去，当即办理参军手续，发给军装。
战术系的张广东、服务社的吴慈悯和我被指定为临时服务组成员。卜明负责送我们到江西。
晚上八点，学校在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欢送我们去江西支左的22名同志。校领导和“红总部”的头头在会上讲了话。我代表支左人员致答词。
晚会之后，研究了明天出发的问题。因为铁路交通不畅，决定先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坐民航飞机到南昌。
1967年8月20日星期日
江西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拥有枪支，武斗很厉害。我们去支左，就像上前线一样。得有牺牲的准备。一想到这，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泪。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闸门都打开了，几十个送行的战友、家属和我们哭成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看着几十个解放军的干部痛哭流涕，周围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下午三点半到达郑州。在火车站内整整等了三个小时，军区支左办公室才派来汽车，把我们接到招待所。
1967年8月22日星期二
郑州到南昌没有航班。民航的同志告诉我们，上海到南昌有航班。于是我们决定乘晚上的火车去上海。
晚饭后，收拾行李动身。临行前，我去支左办公室，请他们给我们开一个(张)到上海购买去南昌的机票的介绍信。他们拒绝开介绍信。并说：“你们军队院校是开展‘四大’的单位，没有支左任务。你们是私自外出串联。我们不能给你们的非法活动提供方便。”
我说：“我们不走了。你们得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到底是支左还是搞串联。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中央军委询问。不过，由此而延误我们执行任务，该由你们负责。”
于是我从窗口招呼楼下正准备上车的同志都回来。正在这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来了。几天前在北京开会时，他见过我。而且他也知道，从我们学校抽调干部去江西支左，是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他说：“你们不要从上海走，我请空军派飞机，直接从郑州把你们送到南昌。”
张司令员立即要通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电话。吴法宪说，动用飞机要经周总理批准。
张司令员便往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总理秘书说，周总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去了，能否派飞机，明天上午答复。
1967年8月23日星期三
上午十一点，支左办公室转来张司令员的电话，周总理批准，从开封空军调一架军用飞机到郑州，把我们送往南昌，今天下午三点起飞。
下午三点，我们坐车到了郑州机场。空军从开封调来一架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式双引擎小型运输机已在机场等候我们。
三点半起飞，六点半到达距南昌30公里的向塘机场。
江西军区派来一辆敞篷车接我们。他们指着我们挎着的手枪说：“还是把这玩意都放在挎包里吧，否则会有遭围攻和抢劫的危险。”
“军人带枪还有危险?”一位战士惊奇地说了一句。
这里形势的严峻远远超过了我们来以前的想象。
沿途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红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在街上飞驰，车门两边站着手执冲锋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我们到了一个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的城市。
1967年8月24日星期四
吃了早饭后，我们从招待所出发到原省委办公大楼去开会。突然从附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我们不敢从大街上走，只能沿着小巷，靠着墙壁过去。
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后，便开始分工。我和张广东被分配到“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秘书组。组长是在26军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的徐秉坤。成员还有：济南军区政治部干事包清，南昌步校政治教员卢澍和武渺。我们六人全部是军人。
从今天起，江西省革命委员筹备小组各办事机构正式开始办公。瘫痪了一个时期的江西省省级政权开始恢复。
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原省级机关造反派“大联筹”，派来几个走资派协助。帮助我们打扫办公室的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艾寒松。这就是五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作者。这本书在我的前进道路上起过不小的作用。今天见到他，内心不禁肃然起敬。他用一块特制的小钢片包着抹布，可以把窗户上的楞角擦得干干净净。即使是在挨批斗的时候，他也想尽办法把分配给他的任务完成好。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7年8月25日星期五
虽然已经过了“三伏”，但气候仍十分炎热。热得没有办法睡觉，晚上只得到办公楼顶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见平台中央没有人，就把席往中央一铺。别人忙制止说，中央不能睡，太危险。前几天晚上飞来流弹，差一点把睡在中央的人打伤。我只得在靠墙边找一块空地铺下席子。屋顶上虽然凉快，但铺底下太热。过了半夜，热气才能散尽。
1967年8月26日星期六
抚州地区对抗中央的决定，当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指挥部队和民兵进行伏击。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他们打飞机，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中央(周总理)定性，这是“军事叛乱”。他们的势力还不小呢，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
谁说中国没有内战?
1967年9月1日星期五
昨天晚上我值夜班，为赣州发生的杀人事件，我忙了整整一个通宵。
刚上班不久，在赣州支左的121师政委于厚德打来电话说，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五位红卫兵头头，今天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头头游街，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并声言明天继续游街批斗，还要枪毙一大批。鉴于这种严峻的形势，他们已无法控制局面，强烈要求省里立即派人去赣州，把这五位红卫兵头头请回南昌。
我必须立即把这个情况向程政委报告。要电话，电话不通。好在办公室离程的宿舍不远，步行一二十分钟就到了。先见到程的秘书，他要我直接向程政委秉（禀）报，但提醒我一条，程政委听完秉（禀）报后，会询问我对问题的看法以及解决的办法。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程政委听完我的秉（禀）报后，果然提问我：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随意枪毙人，这是一件严重的违法事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应该怎样处理?”
“必须立即将这五位头头拘留。这件事，赣州的支左部队就可以办，而不必省里派人去。”
“好。就按这个意思答复。”
于是，程政委口授了复电的电文：“南昌的红卫兵头头在赣州枪毙一武装部长，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现责成赣州支左部队立即将他们五人拘留。程世清。”
程让我把记录转给他复诵一遍，他认为准确无误后才让我离去。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拨通了赣州的电话，把程政委的答复给于厚德念了三遍。他记录下来后，又给我复诵了一遍。他说，他要立即开会传达。
半个小时后，于厚德又打来电话。他说，他们几个领导进行了研究，因为这几个红卫兵头头都有枪，弄不好会惹出大乱子。
所以，还是请省里直接派人来拘留他们。
我又去向程政委作了秉（禀）报。程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红卫兵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你转告于厚德，我命令他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红卫兵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厚德这回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两个多小时后，于厚德打来电话告诉我，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就把那五个头头拘留了。他们被拘留以后，个个痛哭流涕，现在正在写检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放下了。这时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当我想到，今天在赣州，那场新的流血事件可以避免时，我又欣慰得毫无睡意。
1967年10月7日星期六
喇叭里反复播放“特大喜讯”，毛主席表扬江西的工作搞得好。到外面一看，到处刷上了大标语，还散发传单：“特大喜讯：吴法宪同志给省革筹小组来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吴法宪同志向省革筹小组表示热烈祝贺!”
各种小报都刊登了九月十七日毛主席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对抚州地区的军事叛乱很关心。并询问了支左部队的伤亡数字(牺牲五人，受伤五十七人，挨打的有四五百人)。
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
卜明通知我，领导决定，让我到省公安机关(包括公安厅、检察院、高级法院)军管会任办事组副组长。这个机构又称省革命委员会保卫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主任是陈昌奉，卜明是副主任。
在省级机关支左的军人，都住在阳明路的洪都宾馆，并办起了自己的小食堂。生活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改善。
1968年3月21日星期四
今年二月，在信丰县南部山区破获一起准备暴动的反革命集团案。
破获这个案件的是一个担任民兵排长的复员军人。
这个民兵排长是在这伙反革命分子正准备集结时发现并抓获的。省里准备树立他为标兵，大力表彰。派我和法院的一个同志，前去调查落实。
长途汽车票不好买。我们决定坐火车前往。先乘火车到韶关，再从韶关坐汽车到赣州。准（备）星期六(二十三日)晚上出发。
1968年3月31日星期日
三十日去拜访那位民兵排长。他姓余，四十多岁，个头长得很魁梧，住在深山的一个小村庄里。他说，那是今年一月的一个晚上，他刚从大队开完民兵工作会议回来，警惕性特别高。只见门前路上有几个黑影匆匆经过。他便大声喝令：“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那几个人做贼心虚，反而加快了步伐，往后边的山上奔去。老余连声大呼：“抓坏蛋啊!”村里十几个男人，跟着他一齐追了上去，发现在他们村子后山一个小庙里，就是这伙暴徒聚会暴动的地方，有两箩筐米饭，还有一锅煮好的猪肉。就在这个庙里，他们逮住了来不及逃跑的五个坏家伙。经过县里审讯，这是一个图谋暴动、夺取公社和县里的枪支，而后上山为匪的反革命集团。
老余领我们去后山上察看了那个小庙。
今天回到信丰。住县武装部。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研究和整理材料。
1968年6月15日星期六
卜明通知我，上午到滨江宾馆会议室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滨江宾馆是专为毛主席盖的一个宾馆。此外，只接待政治局常委。据来自江西独立师支左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来江西视察，省里安排他住江西宾馆。毛主席问服务员：“这个房间一天收多少钱?”服务员回答：“每天三十元。”毛主席说：“我住不起，每个月的工资连房租都不够交的。”省里领导领会了这个意思，于是特地在赣江旁边建造了滨江宾馆，专门为毛主席来南昌视察时住宿用。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开展对敌斗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需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策水平。卜明给我写了个条子：“能否尽快编一本小册子?既有毛主席的论述，又有中央的有关文件。”我说，可以。于是就退出了会场。开始紧张的编写工作。
1968年6月17日星期一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终于编出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文件选编》的初稿。小册子约四万字，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毛主席论对敌斗争”的语录；第二部分摘录了中央的十几个文件，后面附录了江青的三个讲话。
初稿打印了几份，送保卫部的领导审。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领导同意后，准备付印十万册，发给全省各基层单位。要求七月一日以前完成。但是，南昌市的新华印刷厂任务很忙，插不进去。只得把书稿拿到赣州去印。
1968年8月10日星期六
八月五日起召开的省革委三次全会，今天结束。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但也有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老杨负责统计每天各地报来的斗争对象自杀数字。他忧心忡忡拿着报表对我说，开展“三查”才个把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已超过五千，不得了呀!我说，我们的报表每天都上报领导了，他们是清楚的。
1968年8月24日星期六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在公安厅支左的老陈谈了上午公安厅发生的一件事。
一位同志从外地出差回来，带了一些毛主席像章。他把像章从挎包里往办公桌上一倒，很多人都围拢上来抢，很快就抢光了，一位同志刚从办公室外边走进来，见到这个场面就说：“你出差捞了这么多的‘稻草’(指像章)回来，也不给我留一枚。”说罢就上来夺他手中剩下的一枚。他说：“我自己就剩这么一根‘稻草’了，你也要来夺。”两人正在抢夺中，旁边一个人听了，便说，“你们二人把毛主席像章说成是‘稻草’，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攻击，是现行反革命!”于是大家立即对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现场批斗。那位夺得毛主席像章的人，为了表达自己是衷心热爱毛主席的，当即把汗衫脱下，将像章后面的别针插进胸脯的肌肉里，别在胸脯上，只见鲜血从胸前直流，流到裤子上，……即使这样，他也没有获得人们对他的同情，批
斗会照样继续进行，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才散会。
老陈说，他觉得这样搞，有点太过分了，但他不敢说，害怕革命群众说他右倾，对毛主席没有感情。
看来，那两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得戴下去，那位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里会别到何时?天气这样炎热，他就不怕发炎、化脓?
1968年9月7日星期六
江西开展“三查”运动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国外。
下午，外交部来电：据我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反映，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他们纷纷收到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在运动中，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理。我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
卜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并让小李一同前往。
1968年9月8日星期日
水电部×工程局的施工地点在南城县的洪门水库。
清晨六点，我们就驱车前往。上午十点左右，到达南城。先到南城县人武部了解情况。
兼任南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人武部长接待了我们。
他说，这个工程局在洪门水库担负建设地下水电站的任务，把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几乎掏空了，电站全部建在这座掏空的山中。他们是属于地专级的单位，没把县里放在眼里。
这个单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武斗就搞得很凶。那还是去年二月，他们刚开始起来闹革命。造反派逼着该单位的武装部长要枪，武装部长不给，被他们几乎打死，县里知道后，就以他是“反革命”的名义，将他拘留。实际是“监护”。现在还押在监狱里。
饭后，在县人武部长的陪同下，我到监狱里去探望了这位武装部长。
这是一位山东大汉，至今仍不能站立。他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向我们谈了他被斗挨打的经过。
造反派逼他要枪，他被打得没法，就胡说：“枪藏在附近一座布满荆棘的悬崖绝壁上。他们派了几个勇士，费尽力气，终于爬了上去，什么也没有找着，返回时有一个险些丧命，于是对我又是一顿毒打。我就说，放在水库的大坝底下。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他们派了几个小伙子，喝足了白酒，光身潜入水库大坝底下，还是什么也没有捞着。这回打得更厉害了。这时候，幸亏县里把我拘留到这里来，否则，我早被他们打死了。”
到了洪门水库以后，才知道电站已经完工，等待验收。工程局的机关和施工人员已经转移到赣西北靖安县的新的工地去了。这里只留下少数留守人员。他们说，不了解情况。
为了不虚此行，我们找到了电站的建设单位的领导谈了谈。他说，工程局的阶级斗争搞得很凶，特别是开展“三查”运动以来。一些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纷纷自杀。他举了两个极为悲壮的例子。
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这时，走廊两旁各个办公室的门口挤满了围观的人，他们个个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他们眼看着自杀者将肠子一节节的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板上，地板被血染红了。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咽气了。
另一个自杀者在挨斗的时候，被称为顽固不化者。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顽固不化，找了几个(根)三四寸长的四方形的土铁钉，趁上厕所之机硬是用砖头将一枚铁钉打进头部的颅腔，另一枚打进一半，他倒下了。当看守人员见他久久不出来，闯进厕所时，他已不能说话。后来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
我是毛骨悚然听完电站建设甲方负责人讲完这两个自杀者的故事的。
这是一座人间地狱。不知道他们在斗争中使用了哪些残酷的刑讯逼供的手段，才逼得这两位自杀者采取如此残忍而壮烈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然而，当我们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这位甲方负责人却闭口不谈。他说：“工程局有一位老管理员，也是老革命了，你们可以把他带到县里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可以如实反映情况。”
晚饭后，我们把那位老管理员一同带到南城县。没有想到，工程局的保卫组负责人竟开着小车尾随而来。他阻止管理员同我们接触。
1968年9月9日星期一
上午九点，县人武部长来找我。他说，县革委正在开常委会，工程局的那个保卫组长闯进来硬是不走，他们对他毫无办法。让我去把他请出去。
我立即打电话给南昌的卜明，把一天来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正好，保卫部的几个领导正在开会，他们商量了一下，让
我转告南城县革委会，由县人武部立即把工程局的那位胆大包天的保卫组长拘留起来。
晚上回到南昌。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明天去靖安。
1968年9月10日星期二
上午，驱车直奔西北靖安县西边的九岭山的水电站工地。见到了工程局革委会李主任。他否认逼迫在运动中有问题的家属给援外职工去信，要求他们回国的事。他可能已经知道拘留了他们的保卫组长。对我们的调查，态度极为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问题搞清楚，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
回来向领导作了汇报。为了彻底揭开这个单位的盖子，省里决定，将他们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
1968年9月11日星期三
外交部派来两个同志，了解我们对工程局援外人员家属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三天来所作的工作。他们对我们的迅速行动表示满意。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
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上，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1968年10月29日星期二
根据工作需要与个人的志愿，有一半人留在江西，其余的人员回学校。我本来是希望留在江西才来支左的。但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工作实践，我既不适应这里炎热的气候，也不适宜在这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领导机关工作，所以我坚决要求回校。
领导为照顾回校的同志，派车送我们去参观井岗山。
1968年11月1日星期五
上午去参观黄洋界。黄洋界是当年红军在井岗山的五大哨口中的主要哨口。一九二八年黄洋界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
解说员告诉我们，现在这块大石碑是去年新建立的。原来的石碑炸掉了。因为那上面的“黄洋界”三个字是朱德题写的。现在新石碑“黄洋界”三字为林彪所题。背面是毛主席的词《西江月·井岗山》。由叶群临摹毛主席的笔体。我问：《西江月·井岗山》词，有毛主席的亲笔字，为什么还要由叶群临摩呢?解说员答不上来。她说：“上面是什么意图?我也说不清楚。”
1968年11月3日星期日
今天到达宁冈。宁冈县城边有一块操坪。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农民起义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在这里会师，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朱、毛会师”。但是，今天解说员向我们讲解说，这是“毛、林(彪)会师”。林彪当时虽然只是朱德领导下的一个营长，但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我们把这次会师，称作“毛、林会师。”
1968年11月9日星期六
明天就要离开南昌返回学校了。今天晚上江西省军区在军区大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我们十几个同志。从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到达南昌，到今天整整一年零三个半月。
这难忘的一年零三个半月!
日记写作者：汝其，干部，现居洛阳。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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