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中学教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1/19     文革时代中学教育-- 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运动，是一种普及性的政治教育。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然而，由于它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带有“特殊”的教育性质，这种性质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是“文化大革命”赋予它的特殊印记。笔者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教育背景下度过了中学时代。“千万颗红心在剧烈跳动”  　　1968年3月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形势的发展真可谓迅猛异常。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铺开，那些被两派武斗期间所“冷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黑帮”分子，重新被拉出来批斗，被办学习班、关“牛棚”、蹲“小号”，备受折磨。这还不算，暗藏的“阶级敌人”不断地被挖出来，私设的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出现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颂扬”的热潮，这是继“文革”初期领袖崇拜的第二次高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一切宣传工具和手段，都充满了对领袖人物的赞誉之声、溢美之词。 　　196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命令。门合是青海省军区某部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执行支左任务中，由于装置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门合为保护在场的27名阶级兄弟，猛扑到炸药上，献出了生命。 　　《命令》中称：门合同志“二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即“三忠于”——笔者注），“以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为了表彰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此即“四无限”——笔者注）的崇高品德，决定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门合同志学习”。自此，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表“忠心”活动席卷全国，深入千家万户。 　　这年夏天，我到长春市某中学报到。学校完全按照部队建制编班，有向解放军学习、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含义。我被分到“一连八排”。 　　长春“武斗”时期，我已有一年时间未踏进中学校门了。重新回到课堂，学习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其他课时被大大压缩。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往往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尺度。语文课也多以政治内容为主，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了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背诵如流，烂熟于心。就连有限的几篇古文，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们灌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平民意识，以体现阶级的差异。 　　第一堂英语课，学生们接触的单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chairman mao is our great teacher……（删节，意为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即“四个伟大”）。每天的课间操，就是大跳“忠字舞”。数百名学生在操场上像做操一样散开，这时，广播喇叭里传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曲，师生们随着曲调手舞足蹈。有一天，由于我做得不认真，被站在高坎上领舞的体育老师看见，他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又叫我跳了一个“独舞”，算是对我的惩罚。有一位姓蒋的同学，是部队干部子弟，对这种全民“竞舞”的活动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简直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我当时听了感到很惊讶，他竟能说出多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话来，我急忙劝告他，你可千万别当外人说，这可够“上纲上线’了！ 　　这种政治狂热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灵活多变，并且被推而广之。从首都到边疆，从南方到北方，全国变成了“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无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厂矿企业，每天早晨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然后要进行“天天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大量的金属材料被用来制作毛主席像章。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上街宣传，集会*；晚上还要进行“晚汇报”。 　　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们，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些活动的，他们只能跪在地上，对着毛主席像“请罪”，口中或念念有词，或嘟嘟嚷嚷，忏悔自己的“罪行”，表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我家住的大院里也开始活跃起来，常有街道组织的宣传员到居民委，教老头老太大们跳“忠”字舞。几个女宣传员是副食品商店的，“文革”初期就很活跃，推着卖菜的车上门服务，同时不忘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她们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从最初的纽扣儿大小，变成了“小碟儿”，别在用红色绒布做成的红心上，挂在脖子上。 　　每次表演开始，都有几句时髦的开场白：“永昌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真像坚守“阵地”似的，手捧“红宝书”，昂首挺胸，十分虔诚的样子。 　　打那以后，宣传阵地扩展到了每家每户，邻居有办家庭学习班的，有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的。母亲每天哼着从街道学来的歌曲：“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中升起红太阳。”这首有点东北民间小调韵味的歌经她一唱，就像是哄小孩睡觉一样。 　　这年秋天，军宣队进驻学校，队长姓贾，是部队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据说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篇叫《红箭射黑靶》，是批刘少奇的，班级里还组织过阅读学习。由于他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巡回讲用，师生们对他很是敬畏。队员里有一位姓李的战士，常在学校集会时高谈阔论，“最高指示”随口即来，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李大嘴”。还有一位队员是江苏兵，忘记了他的姓名，常在体育课时，代替体育老师上“军训”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叫丁宁（化名——笔者注）的军宣队员，和我的年龄相仿。据说他12岁当兵，除文艺兵之外，这在步兵连队是极少见的。 　　一天下午没课，我和几个同学到乒乓球室打球。李华仲坐在一旁看《南方来信》，这是一本书信体纪实丛书，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不知什么时候，丁宁推门进来，问李华仲在看什么，李说是《南方来信》，丁一把抢了过去说，哼，胆子够大的，你还敢看黄色小说，没收了。 　　李华仲一边争辩，一边上去抢。丁把脸一沉大声地说，你还不服哇，那就和我到“军宣队”走一趟吧。同学们知道去军宣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好把李华仲拉走。李愤愤地说，什么狗屁军宣队的，一个小“鼻涕孩儿”，懂什么香花、毒草？你肯定是看过了，要不你怎么知道是黄色小说呢。 　　我知道丁宁所说的“黄”，是指书中几处美国大兵蹂躏越南妇女的描写。那个时代，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任何书籍，都有被视为毒草的可能。 　　12年后，我竟和丁宁不期而遇，在大连陆军学校共事5年。当我向他提起那段往事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1968年，长春市兽医院的孙焕钧，在一份“检查交代”材料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被作为“专政对象”到某工地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在工地旁边一栋新建宿舍里，一位12岁的女孩子，在跳“忠字舞”时，不慎一脚踏空，从4楼阳台上跌到地面，不幸身亡。交代材料里把小女孩的死亡称做“牺牲”，说她是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而“牺牲”的。它纪录了一个年代的“特殊”政治氛围，也在一些人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忠馆”——“大颂扬”的里程碑 　　1969年2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长春市动工“敬建”（当时的敬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馆址选在红领巾公园（“文革”初期儿童公园的新名称）的西南端，靠近人民大街大专院校较为集中的地方。 　　按照当时的设计构想，建筑面积为24500平方米，南北长170米，东西长为112米。展览面积为12000平方米，展览路线总长2000余米。主楼高3层三面附楼为2层，主楼正面为“柱廊式”造型，近似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中央，矗立高达14.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建筑工农兵形象的群雕。因整体风格呈“忠”字形，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忠馆”。展名是林彪的亲笔题词。 　　“忠馆”于当年2月破土动工。此处原有一座建于30年代的露天音乐堂，由钢筋混凝土浇筑，阶梯型石凳能容纳千人。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举行过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在一幅历史照片上还能看到日本关东军为所谓“海军纪念日”举行音乐会的场面。为了给展览馆开辟一块地基，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拆除了露天音乐堂，砍伐了一片茂密的林带。省革委会号召各大专院校学生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添砖加瓦，并专门成立了“敬建”指挥部，负责“忠馆”建设期间的统一调度和任务落实。新闻媒体称：“‘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敬建’，是吉林省17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许多院校都承担了采砂和挖土方的任务，各中小学还组织学生捡拾废铜烂铁、砖石瓦块，说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我家居住的院子向东望去，即可看到建筑工地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成片的杨树林被伐倒，爆破时崩起的土块飞到百米开外的人民大街上，隆隆的阵响持续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在长春人民大街两侧，靠近解放大路与自由大路一带，是长春大专院校集中的地方，东北人民大学、吉林财贸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以及吉林工业大学都位于此。这里是“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中心，思想激进的大学生们，为历次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当时长春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春城红卫兵》刊登如下报道：接受了省“敬建”指挥部交给的1500立方米掘运砂子的任务后，吉林农业大学校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提出“热爱毛主席，胜过一切；为了毛主席，舍得一切”的口号。浩浩荡荡的采砂大军在战地指挥小组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手捧宝书，高唱革命歌曲，英姿飒爽开到了伊通河畔。“大干十四天，誓把忠心献，为建忠字馆，宁愿流血汗”。东北人民大学、长春地质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一直紧张地战斗在怀德县大榆树车站和长春车站，提出了“春节不休息，　突击运‘金砂”’的倡议，得到了吉林师大、吉林工学院、兽医大学等单位的响应。汽车厂革委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调来了五台汽车，参加运砂会战，长春铁路局调动车皮，保证“金砂”的及时转运。走进建筑工地，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革命的生气、劳动的欢乐，这里是红色的海洋，劳动的海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到了这一年底，地面一层的水泥框架已经落成，如从空中下望，“忠”字形的主体结构已具规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兴建，把“三忠于”、“四无限”式的“大颂扬”推向了极致。然而到了1969年，这项声势浩大的“敬建”工程却停顿下来，或许是因为资金短缺？或许因为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酿成了“珍宝岛”事件，“敬建”工程与战备的形势不相适应？总之，“忠馆”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胡子工程”。直到80年代末期，这项工程才断断续续地完工，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它与最初的建筑构想已大相径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实行之后，长春市开始了又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起了人防工程，一条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从地质宫广场，辐射到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斯大林大街，经“忠馆”的南侧，到平阳街一带。我们曾经参观了吉林省医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四五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然而，数年之后，这些地下工程和“忠馆”一样归于沉寂，没有人会想起我们的脚下，还有一条空空荡荡的地下长廊。 　　“学工”教育 　　还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其中针对学生的论述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那时起，老师们不再“传道、授业、解惑”，学校也容纳不下一张安稳的课桌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1970年参军前的两年中学期间，从来没有背过书包。 　　那年秋天，我们在长春车站送走了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第一次为自己的前程感到忧虑。看来，无论你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知识，今后只有下乡一途，别无选择。　　 　　我们班原有40多名学生，到1969年初，十多名学生随家长走了“五七道路”。每天走进教室，只有二十几名学生坚持上学，不过是为了在签到簿上画个圈。老师在讲台上应付差事，学生们围着火炉开小差；到了下午，一部分学生就自己放了假，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人数最少时，只有四五个“听话”的学生在冰冷的教室里搓手跺脚耗时间。 　　1969年春回大地，逃学的同学们陆续回到课堂，他们不是回来学习书本知识的，而是“兼学别样”，进行“学工”教育和劳动锻炼的。 　　学校组织学生们以班为单位脱砖坯，烧出成品后，供修筑坑道和掩体所需。许多单位和学校都建起了砖窑，烧出的“黑心砖”（火候掌握不够）随处可见。我们班承担6000块砖坯的任务，这样，分到每个人头就是200块，在班主任陈受诚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操场占据一块平地，从小南湖边的坡地上挖来黄土，然后挑水和泥，脱坯晾晒，脱了3天，还不到1000块。就在大家精疲力竭的时候，一场大雨把砖坯浇个一塌糊涂。我不想和大家一起“磨洋工”，就领了200块砖的任务回家去完成。那时，我家居住的居民楼是一栋伪满建筑，中间有一座闲置多年的礼堂，当年曾用来集会和举办舞会。我找来几个小孩帮忙，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200块砖坯的任务。一个星期后，我用手推车将砖坯送到了学校。班里的脱坯任务。前后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回想这件事情，我或许可以称为“文革”时期“包产到户”第一人了。 　　转眼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开始到长春市内工厂“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到长春市铝制品厂、量具刃具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纺织厂、玻璃制品厂、长影等6个单位从事劳动锻炼。校工宣队的刘师傅是量具刃具厂的老工人，他曾安排我编写《劳动战报》、出黑板报，并对我说，劳动的现场，就是你们的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数”，胸怀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要教导你们的“数、理、化”。在长春纺织厂劳动期间，我们在粗纱和细纱车间干杂物活。每天，我们把成堆断线的纱管聚到一起，任务是把缠绕在纱管上的废线头剥下来，然后把纱管装在很大的竹筐里，送到机台上。那纱管堆得像小山一样，在物理老师带领下，我们十几个分工剥纱管的同学围坐在“小山”旁，每天“挖山不止”，这“小山”虽然不高，并且不断地被“挖平”，但是仍在不断地增高，似乎永无止境。干了十来天，有的同学已经对这种枯燥的劳动工序产生了反感。他们开始去和女工们学接棉线，有的去和极少的男青工学修理机器。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物理老师也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一个女工，他就抬起头来，行“注目礼”。我们就看着一身“呆气”的老师偷偷发笑。青年女工们一脸“傲气”，对我们不屑一顾，因为她们是时代的“宠儿”，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而我们正面临着前程未卜的窘境，对青工们充满羡慕之情。每天，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做饭，装上满满一饭盒高粱米饭，和一饭盒漂着几点油腥的炖菜，这是我学工劳动期间的午饭。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也是一个穿着粗布夹克式蓝工作服的“准工人”了，尽管我的“工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玻璃制品厂主要生产保温瓶内胆，加热后的玻璃原料变成金黄色的晶体，软软地如同一块老皮糖，吹泡车间的工人们能熟练地将它吹成各种形状。在焊接车间，工人们将内胆和外胆焊接起来，切割掉多余的瓶口。这道工序有一定的危险，在切割瓶口过程中，灼热的碎玻璃经常迸到脸上，工人们都配发了眼镜，以防止碎玻璃迸进眼睛。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待遇。因此，我在焊接车间劳动时，经常被碎玻璃灼伤，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碎玻璃迸到眼睛里。 　　所有工序都是流水作业，通过长长的传送带，将全厂的劳动分工组合到一起。我干得最久的一项工作，是将半成品的保温瓶内胆，从一条传送带转换到另一条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瓶胆，像淌出的小河，我必须准确而熟练地把它们抓起来，然后迅速地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如同机器人一般。稍一迟缓，瓶胆就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换句话说，这道工序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 　　我每天坐在板凳上，机械地重复着永远不变的动作，任凭身边嘈杂的机器声汇成一片交响乐，心情茫然　得像一团乱蓬蓬的野草，无非是一天一天地耗时间，整天地胡思乱想。有时也为这些终日劳作、挣一点有限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们叹息：这些工人师傅，真是太辛苦了。时间一久，我有了一个发现，传送带上有一处用铆钉固定的接口，它转动一圈刚好一时，这样计算时间，只要它转动4圈，就到了午休时间。于是，我每天就在心里数着盼着那接口出现的时刻，它给我带来的枯燥、无奈、劳累和欣喜，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这个时期，学生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成帮结伙地在一处嘻笑打闹，有的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唱“黄色歌曲”（被官方禁止传唱的电影插曲等），聚众斗殴。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非但没有使学生们受到教育和约束，反而使这种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理想、前途、命运，似乎都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和把握的事情了。 　　这一点，工宣队的刘师傅深感忧虑，他曾多次和陈老师进行家访，对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挽救”，以免更多的学生走“下坡路”。当他见到我常在东北人大校园的树林里，和一群青年舞枪弄棒，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不叫我和那些社会青年交往，把我当成了“挽救”对象。 　　这一时期，城市里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已超过5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和军、工宣队能够解决的，对我们这些处在动荡年代的学生们来说，工人师傅们的“说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的运动，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在“左”的思想下，这场运动是依据1967年公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来实行的。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条规定实际上被扩展到“攻击”林彪、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都要被当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 　　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办案人员得出结论，青少年作案在90％以上，看来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这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们参加了多次批斗会，给学生们打政治“预防针”。在春城剧场，批斗了一个“叛国投敌”的青年学生，那个学生在台上弯腰低头，由早已组织好的学生对他进行批判。我听明白了他的罪状，大抵是读了古今中外“所谓”名著200多部，这些都是“封、资、修”的黑货，是极端反动的东西。在“文革”中读刘少奇的《论*员的修养》，并对人说，不去读，怎么知道它是毒草，不知道是毒草怎么进行批判。最后，由于他“中毒”太深，不可救药，终于“叛国投修”跑到了朝鲜，又被遣送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有两项罪名的惩罚是最重的，一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恶攻罪”），二是“叛国投敌”罪，无论你逃到哪一国，都会被当做国家和革命的叛徒而受到严惩。这个青年学生最后被军管人员押出会场，投入了监狱。 　　不久，班里给学生们发了一个小册子，名称叫做《李剑峰反动日记摘抄》。这是长春市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标志着一场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战役拉开了帷幕。 　　李剑峰是长春市搪瓷厂的工人，那年26岁，是个不甘寂寞的青年。从那个小册子里，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还萌发了一种不可告人的敬慕之情。李剑峰称得上一个有志向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词曲赋，因此，他在“文革”政治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还大着胆子多次给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写信，索要《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诗律学》等专著。此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王力先生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王力先生给这个无所畏惧的青年回了一封短信，称现在正“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并婉拒了李的请求，其本意也是避免祸及他人吧。然而这几次书信往来，最终落到“群众专政”组织的手里，于是顺藤摸瓜，把李剑峰“揪”了出来，又抄出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是撞到枪口上的猎物，在“一打三反”的形势下，李剑峰大概要在劫难逃了。 　　那几天，我总在不停地翻看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个青年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理想和追求，苦闷与狂妄，压抑和宣泄，希望与失望，都被上纲上线，成了反动思想的大暴露。 　　他羡慕“玲珑剔透之学者，潇洒飘逸之诗人，继往开来之史家”；他慨叹“几年的临时工生活，将自己铸成了一块废料”；他憧憬“春风吹起鸿鹄志，沧海云帆有来人”。他还以青松自喻：“参天青松，傲屹人间，笑视桃李，冷讽春蝶，满腹纹材，尚成栋梁。宁做青松如故，不为桃李折腰”。 　　当然，他还有一些青年人的苦闷、狂妄和困惑，与现实似乎格格不入，于是就把它写到日记里，其中有对国际形势近乎幼稚的断言，称中美苏三足鼎立为“新三国之事”。还在一首《雪夜街行》的词中抒发自己的苦心情，写道：“忆昔少岁，卧薪尝胆，万卷指鹏程。怎堪回想，宏图壮志，雪片飘摇已去，寒窗灯火，半生潦倒，一梦南柯方悟，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首词被上纲为追捧成名成家的思想，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是他中“封、资、修”流毒太深的必然反映，说了“阶级敌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老实说，在当时看到李剑峰的日记，我只是感到因日记获罪真是过于残酷，那些内心的独白虽然还欠成熟，但绝对够不上“反动”。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我第一次从“反面”接触到一个文学青年在黑暗中的摸索和挣扎，也第一次对古典诗词和写作发生了兴趣，这大概也是中了“封、资、修”流毒的缘故吧。几天以后，我在人民广场的宣传栏上，见到了李剑峰的两篇文章《说一句半》和《哈哈哈》，李对自己的“反动罪行”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反而用近似调侃的口吻来为自己辩白，如同哪吒闹海一样的轻狂。并且很敏锐地感觉到，他已经成为“桑伟川第二”了。桑伟川是上海煤气公司一名技术员，因在《文汇报》上撰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结果惹怒了张春桥一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新闻媒体的口诛笔伐，290多次的批斗，关押7年之久。我心里佩服李剑峰的胆识，同时也暗暗为他的处境担心。他的“反动日记摘抄”，我抄到了日记本里，故能保留至今。 　　直到30余年之后，我在与同事的闲谈之中，才意外地得知李剑峰后来的情形。在恢复高考后，李剑峰上了大学，与我的同事同班。据说王力先生仍然记得他的名字，感念他的勇气和才华，收李剑峰为自己的研究生。如今算起来，李剑峰已是六十有一的年纪了，不知他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会有何种感想。　　 　　“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长春公安机关军管会从重从快处决了数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会之后，都要将犯罪分子们游街示众，由宣传车开道，绕城一周。将要执行枪决的罪犯被五花大绑，身后插着“招子”，由解放军执法队押解着，然后送到刑场处决。 　　一天，又听到了广播车的喇叭声音，由几十辆车组成的车队由北向南驶来，前面3辆车上分别押着3名“大同党”首犯，最前面的被处以极刑。第二辆车上的叫做夏清鉴，20岁，判了死缓。第三辆车上的叫徐新堂，18岁，被判了无期。我不知道“大同党”为何种组织，这几个岁数不大的青年有什么力量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当时的宣传材料上看，他们是一伙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党团，是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理所当然要成为“阶级敌人”，重点打击对象。总之，与国民党反动派差不多，是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到80年代我又听说，在“公安六条”的指导下，双阳县“大同党”案件牵涉了许多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冤假错案（见《长春市志·公安志》）。 　　不久后，学校组织我们到“黑嘴子”刑场去看处决罪犯。以政治老师的话说，就是给学生们上一堂“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黑嘴子刑场位于长春市南郊，刑场的东南两面是坡地，连着一面开阔地带。我和几个同学赶到那里时，坡地上已站满了人，像我们一样的青年学生很多，大概都是前来接受“教育”的。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神经很是紧张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中有人认得今天要被处决的某个死刑犯，但他们不会是死刑犯的直系亲属，因为直系亲属是不会被允许到现场来的，而多数亲属首先考虑的，就是与这些“罪有应得”的罪犯划清界线。 　　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约近中午时分，远处传来广播车的声音，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远及近，驶进了刑场，人群里一阵躁动，向远处张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有几辆解放牌汽车的顶部还架起了机枪，一是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来“劫法场”。在此两年前，长春市对杀人抢劫集团首犯纪鸿卿等人判处死刑以后，纪鸿卿在汽车厂的造反派组织曾策划了劫法场的行动，后来，不得不易地执行枪决。这一次被执行枪决的罪犯是11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动的会道门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几年前被判死缓，因在狱中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这次被枪决。 　　这时，广播喇叭开始发出指令，声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于35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执法组注意，现将现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强化“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心理攻势，对这11名罪犯的枪决，是逐个进行的。 　　两名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架起反剪双臂的罪犯，前行约20米，然后将罪犯按跪在地上。跟在罪犯身后的解放军战土，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抵在罪犯的后脑上，听到一声脆响，罪犯头顶闪出一团血色，应声倒地。 　　这20米，就是罪犯们的生命尽头，转瞬之间，已隔阴阳两界。78岁的“五台山道首”赵羡久，几乎是被拖到行刑地点的，由于没有裤腰带，裤子掉到腿弯处，露着白色的裤头，十分狼狈。判决材料上讲，他在东北沦陷时期就是五台山道的道首，解放后，继续传道，发展道徒，奸污妇女，勒索民财，被判过徒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勾结另一个道首赵魁选等人，恢复五台山道，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徒2500多人。赵羡久、赵魁选等道首被判处死刑，这次一块被枪毙了。 　　那些被处决的罪犯，很少有人为他们收尸，多数被市内的几家医院拉走。我和同学们在上学的路上，就曾爬上医大基础楼一层的窗户，看到被用来做解剖的罪犯的尸体，上面挂着一块写有名字的小木牌。 　　往事如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反复推敲和思考了这个命题。在今天，特殊教育大抵是指对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所从事的教育吧，我不知道是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教育，是抱着“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目的来进行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下，试图对青年学生们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呢？它对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那场全民性的运动，并引以为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来源：《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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