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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上辈骄傲——
读《川人大抗战》
题记：让我们在心里为他
如今，６０多年前那场悲壮的抗战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身历抗战的老人们基本上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的年青人对我们川人当年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已经非常模糊。说到四川人的抗战，一些青年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李老栓”、“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以及以《傻儿师长》中川军用尿淋坦克中的日军这样的搞笑镜头。
历史不可忘记。在６０多年前的那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大抗战中，四川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直到抗战胜利，四川的征兵额达到３０２万５千多人；为完成抗战军用机场的修建，川人服工役的民工总数达３００万以上；粮食是抗战的主要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总数在８０００万石以上，四川供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购”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贡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为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为正面战场贡献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中国的抗战军队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故当时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出川抗战的３５０多万川军，有６４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高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川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以说，缺少川人的抗战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川人的大抗战，是中国抗战史中浸透了鲜血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为此，当时的《新华日报》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代表全国人民对我们川人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表示了衷心的谢意。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多数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对川人的抗战不够了解甚至冷漠。感谢郑光路先生，他撰写的《川人大抗战》一书，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当年川人在抗战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每一个重大史实都注明了出处，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并配有近２００幅极具历史价值的照片，使该书图文并茂，更加引人入胜。
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我以极其虔诚的心情读完了这部４０余万字的巨著。不敢独享，于是把心得介绍给蜀州的各位朋友。
９１８事变爆发以来，川人的反日运动日渐高涨，１９３６年，日本企图在成都设领带馆，遭到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８月２４日，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民众游行大军到达大川饭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当场将田中武夫，濑户尚打倒在地，另两名日本人深川经二和渡边恍三郎逃到正府街一家香烟店时被群众追上，被分别拖出打死在华阳县政府门前。后查明，来川的四个日本人，都是日本特务组织“黑龙会”的成员。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川人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中。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刘湘应邀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行前在欢送会上，刘湘慷慨陈词：“四川竭力支持抗战，所在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８月１４日，刘湘飞返成都，次日即在督院街省政府大礼堂召开四川军政首脑会议。８月１８日，管辖川、康两省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约见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等军事将领，召开川军抗战出川协商会议。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这里举行。于是，几十万川军，身穿破旧的军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政权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但实际上蒋能治理的仅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余地区仍在各个军阀的统治下，他们不仅相互混战，还经常与中央政权大打出手。这种分裂状态也是中国的抗战打得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保住自己的军队，不惜放弃大片国土，最终被枪毙。而四川军方虽然以前打过不少丑恶的内战，但在抵抗外敌入侵时他们却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正面战场的各路军队中，川军是最穷的一支部队。他们穿着短裤、草鞋、手握“老套筒”步枪，背着大刀、斗笠、背包，有的步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即来复线，以保证子弹头离开枪管后高速旋转前进避免打转）几乎被磨光。到达战区后，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川军竟然没有棉衣！
但尽管如此，川人在抗战中却表现得极其英勇。《川人大抗战》一书详细地记载了川军参加的各个重大战役。为节省篇幅，这里，仅列几起有代表性的战斗。
出川后，川军每天要走１００多里地，宿营后还要连夜打草鞋。一直行军到湖南辰溪才乘上船。而这段５０多天的路程，川军只走了２４天。到长沙后再换乘火车赶赴淞沪战场。川军１２日到达上海，１３日就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团长向文彬４０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展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桥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向文彬团在这次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硝烟弥漫中清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４人，士兵只剩１２０余人！据不完全统计，除团长林相侯、营长弋厚培等３人阵亡外，营长负伤２２人，连、排级军官伤亡２８０余人，士兵伤亡７０００余人，所余部队只有５０００余人。另一支川军４３军接防大场防线。师长刘石卿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正是１０月中旬，白天敌机轮番轰炸，房屋、树木无一幸免，敌军陆上、海上几百门大炮和一批批飞机又不断轰炸，有时还派出十辆、八辆坦克向我方阵地直冲……我军阵地周围，战士尸体成堆，残肢断体在竹林、树梢上随处挂着，其牺牲之惨重，非笔墨所能形容！”
再如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时任２３集团军中将师长饶国华（四川资阳人）率部２０００余人到达前线。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饶国华即上书请缨杀敌。出发前，他回家乡省亲扫墓，祝老母７０寿辰。他拜托业师伍钧老先生说，“此行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学生如幸得马革裹尸还，学生家属尚望恩师照顾！”行前又对妻子兰紫仙说，“我此去，为国而战，义无反顾。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老母年高，只有靠你尽心奉孝了。”
战斗中，饶国华部陷于敌三面包围中，官兵仍浴血奋战，寸土不让，饶国华最终悲壮殉国！川军以自己的牺牲，延滞了日军的进攻，有力地掩护了中国主力部队的撤退。
饶国华将军为国捐躯后，被追授为陆军上将，其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据《资阳县志》记载，人们向饶国华母亲吊唁时，这位坚强的老太太垂泪说，“我生的儿子为国而死，这是大好事啊，我宁愿受你们祝贺也不接受你们的吊唁。”
在台儿庄大战中，川军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川军１２２师王铭章部防守滕县。王铭章是四川新都人，大战前夕，王铭章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给家里预留遗嘱：“日寇入侵，国家危在旦夕，我知道我们是以弱对强，很可能战死，这是我的夙愿！……我死后，你们要和睦相处，不必孀居，可以改嫁，任何人不得阻挡，家产大致分了一下……”
滕县战斗中，矶谷的第十师团，打了四五天才攻下滕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王铭章身中两弹，此时日军见众多的中国士兵簇拥着一人，知是中方的高级将领，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抓活的。王铭章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县长周同跳下城墙自杀，其余重伤川军拉响手榴弹自尽，誓死不当俘虏！
１９３８年２月，３６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率部参加山西前线战斗，日军在大量空军掩护及优势炮兵、坦克配合下，向东阳关侵犯。川军所用武器都是川造，质量极差。川军虽奋力抵抗，但装备悬殊，川军死伤累累。２１日晚，川军弹尽援绝，官兵们用破枪、砖石、拳脚与敌军肉博，无数忠勇的四川儿女血洒战场。守城司令李克源等督促士兵肉博巷战，亲率预备队，逐街战斗至深夜才从南门撤出。李克源和副司令李克渊、参谋长李浩东等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官兵与敌拼杀至死。营长杨岳泯，连长夏抚涛、杨显模等，负重任后宁死不作阶下囚，举枪自尽……５月，李家钰部遇敌伏击，经浴血奋战，李家钰最终以身殉国。他是川军是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
川军抗日英雄不止于上述将领，我们耳熟能详的“哈儿师长”即是以８８军军长范绍增为原形的。
八年抗战中，川军足迹遍布全国战场，先后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西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
川人为抗战做出的贡献不仅限于正面战场，作为国家抗战的大后方，后方的川人也为抗战做出了惨痛的贡献和牺牲。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轰炸重庆，无异于对平民宣战，其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国人放弃抵抗投降。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８日，日机１８架首次轰炸成都。其中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７日，日机１０８架轰炸成都，这是成都受到最为惨重的一次轰炸。日机轰炸成都时我的父亲是防护团救护队的成员，他生前经常给我讲当年日机轰炸成都时的经历。如有次他的一位朋友躲在一鱼塘处，以为安全，殊不知突然飞来一块弹片，一下子就把这人的下巴整个削掉！在日机轰炸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时，被炸得飞起来的人的手臂、腿脚挂公园的树梢上，到处都是。除成、渝两地外，四川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
日机的轰炸使后方人民认识到必须加强空军的建设，于是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开始了。献机热潮先在重庆展开，各小学学生率先响应，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戏剧界筹献“剧人号”，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筹献“新军人号”，市１１中学生筹献“青年号”……紧接着献机运动席卷全川。
国难当头，军粮成为抗战中一个重要问题。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的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除“田赋实征”外，又实行“借征”。四川由于是大后方最为富庶的省份，无论是实征还是借征，四川都远远高于外省。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产粮区都沦为沦陷区，全国粮食供应万分紧张，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靠四川供应。于是四川省政府制定措施，很多地方军民都实行一日二餐制。
仅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四川共征收稻谷８２２８．６万担，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３８．７５％，稻麦总量的３１．６５％．这么多粮食，是从四川这头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和奶，是四川老百姓勒紧裤带做出的奉献！
四川还每年向前线输送１０万至３０万壮丁，成为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四川八年总计征壮丁２５７８８１０人，占全国五分之一强！这个征兵数还不包括西康省（西康原从四川分裂出去，后又回归四川）征的３０９３８人以及特种部队及军事院校征的１０余万人。如加上以上数字，四川共征收壮丁近３００万人（还不包括各集团军自行回乡招募之数）。这个数字再加上川军７个集团军４０多万人，总计３５０多万人，也就是说，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上前线，难怪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当年川人为保卫国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西充八百壮士赴国难”。１９３７年８月，西充人民利用“古佛会”活动宣传抗日，当天就有１０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义勇壮丁队。后报名人数继续增加，仅占山场就有１８人报名。当地联保主任及士绅专门办酒席欢送，以后西充共有８００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壮丁们出发时，公路上站满了送行的人。西充义勇壮丁年底补充到川军二十六师（即在淞沪大战中立下了战功的郭汝栋部），１９３８年在江西与日军作战，伤亡１０余人。１９３９年攻南昌，又伤亡１００余人，１９４０年再攻南昌，战斗异常激烈，军长陈安保阵亡，西充壮丁伤亡３００余人。两次攻南昌阵亡的川军官兵尸骨，都埋在异乡的江西进贤县梁家渡２６师阵亡将士公墓内。
１９３７年冬天异常寒冷，青壮年请缨杀敌却形成热潮。安县曲山镇（现属北川县）１００余青年向政府请缨杀敌，成立“安县特征义勇壮丁队”。壮丁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从曲山镇寄了一面出征旗到县府。通常人们送别外出亲人都是祝福亲人平安，然而人们展开这面旗帜时却大吃一惊，原来上面只有一个大字：“死”！右角题了两句很直白的勉词：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方用韵体文写了这样几句：
国难当头 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 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 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 自学请缨
赐旗一面 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 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 勿忘本分
１９３９年，四川德阳萧尤军等爱国青年３７人组成“德阳县八角井抗日志愿军”，．奔赴抗日前线。
新津县的爱国模范、７２岁高龄的高尚奇老先生，把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三个送上抗日前线。
……
１９４３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四川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第一期四川各地从军者有１．４万人，成都地区有８０００人，第二期全国共征选应征青年１２．５５万人，两期中共有川人４万以上，居全国之首。这些青年中有１．５万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９个师的番号。
十万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远载入史册。
大后方的四川像一头奶牛经连年挤压，奶和血几近挤干，仅以四川的公债为例，从１９３７年８月的第一次认购１９００多万元的救国公债开始，又先后认购、发行过“建设”、“军需”、“同盟胜利”、“兴业”等战时公债数十种，每次多在１亿元以上，如１９４０年５月才发行了建设公债。８月又发行兴业公债１个亿。而各种捐款、税款更是名目繁多……
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日军最后猖獗，攻占中国大片领土，前方战事吃紧，将士浴血奋战，却因物资供应困难，缺吃少穿，后方人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献金运动。在献金大会上，冯玉祥将军亲自上台演唱他老家的民歌《爸爸在家》。合川这个小县，至４月１日晚献金总数已达１２５０万元。在泸县的献金会上，一群乞丐用破饭碗盛钱送上主席台。断手断脚的伤兵们，把自己编藤椅、制雨伞义卖所得的１．２万元呈献……盐都自贡的盐工们早在１８４２年的献金运动中就献金１１００万元之巨，冯玉祥再到自贡动员献金时，盐商余述怀一个就献金１０００万元，自贡首富王德谦献金１５００万元。还有献金６００万元而不愿留名者。
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起，国民政府决定赶修“特种工程”先后在全川修建空军基地３３座。以便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此工程时间紧、工程量大，都是民工们用血汗筑成．据统计，抗战时全川被征调民工不下３００万人。诗人流沙河事后回忆说，他当年１３岁，也身穿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劳动。
抗战中，成都留下了许多著名的雕塑。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夫妇１９３９年迁居成都，在成都共建立了１０座雕像，其中７座是纪念牺牲的川军爱国将领和战士的：如盐市口的刘湘像，少城公园的王铭章像，南门刘湘墓园的刘湘立像，中山公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饶国华将军率军前进铜像，北门的李家钰坚守阵地的铜像……但最有名的还是“无名英雄铜像”。当年３００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老的嘱托，坚定地走向抗日的战场。“无名英雄铜像”即是以这些川军为原型塑造的。塑像于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揭幕。关于“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老一辈的成都人都记得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传说。有个寒冷的冬夜，一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的卖汤圆的小摊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只顾呼呼地吃汤圆，可眨眼间又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的“无名英雄”从阴间回来吃汤圆啰！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大冷天，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人们流着泪端来一碗又一碗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在重庆同样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雕塑。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垣残壁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高7丈7尺，取名“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又在原“精神堡垒”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战胜利纪念碑”，内有旋臂式梯１４１级，碑上镌刻着八年的抗战史略，碑下埋有纪念钢管。把当天重庆市的报纸、照片、名作、邮票、钞票，以及有关人士的签名、设计图装入钢管内。碑正面面向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碑座有石碑八面，铭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及国民政府重庆行营兼代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熊昌写的碑文，还刻有市长、市参议会的题词。碑内的浮雕碑文是１９４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赠给重庆市民的卷轴译文。
岁月如水，如今抗战已经成了历史，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念碑”早已不见了，成都的抗战将领纪念像相继被拆除。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四川抗日将领刘湘的尸骨被从墓穴中拖出来扬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仅存的“无名英雄铜像”又以“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毁。文革结束后，该塑像于１９８９年重塑于万年场。今年又被迁走，原拟于１０底安置于人民公园东大门。不久前我去人民公园，却不见塑像。问及路人，称“无名英雄”在搬运时不慎把他的腿弄断了，只得推迟安放时间（注：此说法非出自官方，且未经证实）。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在人民公园里见到当年出川抗日的军人的英姿。
行文至此，让我们一起在心中为当年慷慨赴死的川军将士献上一炷香吧。
说明：毋须否认，在抗战中，四川的军政官员不可避免地存在腐败现象，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非空穴来风；抗战后期强拉“壮丁”的现象更是事实。但我们今天要纪念的，当然是我们川人的前辈在国家面临危难时英勇赴死的崇高品质，而不是那时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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