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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 2004年第10期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 王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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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当年的《江青文选》一样，早在“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伯达文选》之类。笔者收藏至今的一册《伯达文选》，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依笔者所见，这大概是收辑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
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全文如下：
为了帮助我校的广大的师生、教员、工人、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我们选编了《伯达文选》，作为内部学习参考资料。
为了力求资料尽量完善，《伯达文选》所收的文章，讲话等，虽然基本上是解放后公开发表过的，但也有少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和解放前发表过的，而且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是特别加以说明的。因此，本书只作内部学习参考资料，不得外传。凡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一律不得扩散、引证。“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关规定。若有违犯，要严加追究。
编者一九六九年七月
从这个说《说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将陈伯达视为类似江青那样的“文化革命旗手”、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按照当时流行说法，叫“毛主席司令部”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至高无上地位来看待陈伯达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连周恩来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能享受这种“尊荣”。当时无任何机构组织出头编印《周恩来文选》便是证明。因此才有说明中要帮助人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又相当针对现实的话。
从内容方面讲，这册《伯达文选》，所有文章、著述、讲话按时间顺序通排，大致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从1933年到1949年止。第二部分为建国后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第三部分为“文革”时期。陈伯达一生著述的“精华”，几乎都在建国前的那部分里。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说的“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几十篇”，大约其多数包括在其中。
《伯达文选》开篇文章，为陈伯达写于1933年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平心而论，这是陈氏较有学术水准的文稿之一，同类者还有《文选》中的《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扬子哲学思想》、《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最后一篇是1969年4月底或5月初（原稿无具体日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此《文选》编于1969年7月，算是包括陈伯达的最新讲话文稿的一个文集。以陈伯达“一贯紧跟”的政治形象，当时身居高位的显赫，编纂者这也算是“跟得紧”的一种表现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选》卷首有三页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第一幅是毛泽东与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二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4位最高领导身穿军装满面笑容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的合影照，世称“四巨头”照。在当年（陈伯达倒台前）极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说明文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最后一幅照片是陈氏在天安门城楼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表讲话。照片上，陈伯达处于突出位置，他左边是毛泽东及林彪，毛泽东正呈拍手状，为陈伯达的讲话鼓掌喝彩。照片的说明文字也别有深意：“陈伯达同志向文化革命大军说：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显然，这幅照片更是突出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显要作用，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路线紧跟，以及受毛泽东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态。
其实，照片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册《伯达文选》的“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题为《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短文。其实，那是陈伯达的一份大字报原稿，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政治表态，当时就很引人注目。
在1966年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运动的攻击点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此举极令与会者震惊与困惑。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则是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于毛泽东大字报的第二天，写下这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陈伯达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一样，没有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却露骨地攻击刘邓是“镇压群众”，“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还从所谓的理论高度，对毛泽东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阐释，并试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方面，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寻找依据。
无论当时还是事过之后来审视，陈伯达这种“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也获得了相当的报偿。几天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组，此前，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资格领导人之前，成了中央第5号人物（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本来陈伯达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4位，因江青嫌陈伯达文人出身，怕其压不住刘、邓等人，就将本来名列末位的陶铸提到陈伯达之前的第4位，以镇住刘、邓等。不过，几个月后陶铸因故被罢，陈伯达名正言顺成了中国政坛第4号人物）。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与会者（也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主打讲话”（这册《伯达文选》中亦全文收入该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文革”的“经典讲话”之一。这个《讲话》中，陈伯达“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提法”，将所谓“刘邓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文革”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讲话》深为赞赏，并于几天后不仅亲笔批示：“该稿看过，很好。”而且还进一步批示说：“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毛泽东将陈伯达这篇讲话大量发行到全国每个党支部，甚至红卫兵小队，可见对其赞赏好评到什么程度。反之也可证实，此时陈伯达其人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册《伯达文选》编印之时，尽管表面上陈伯达仍然以中央“第4号人物”的身份在“无限风光”，其实私下里，他因为与江青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已经失势，被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这也是陈伯达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林彪集团的主要理由。只是当时此事仍为“高层机密”，一般人无从知道罢了。也因此才有《伯达文选》的问世。一年后陈伯达在庐山翻船，这册《伯达文选》不仅成了“禁书”、“毒草”，被收缴，被焚毁，而且编印者均受到严厉无情的政治审查，有些人还因此而身入囹圄大吞苦果。这又是当年试图对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讨好拍马，跟风吹捧的造反先生们始料不及的。如今，这册难得的《伯达文选》不仅成了较为珍罕的“文革藏品”，也成了当年“文革”进程的一份历史见证，可供史家学者们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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