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评《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张云
文化大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经历十年，涉及到中国大陆社会的各个角落，关系到数亿人的命运，成为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在世界的特殊影响力，使得文革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地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诚如费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复杂性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事实也是如此，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学术界对文革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并且我相信费先生的预言，关于文革的研究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目前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研究文革的学术或非学术的著作中，摆在我眼前的这本《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是一本非常值得注目的专业论著。无论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还是是最后的结论都显示出这是一本具有极高品位的学术专著。
全新的研究视角无疑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从书名的副标题------“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就可见一斑。虽然不管在中国大陆还在海外已经有大量文献对文革进行探讨和解释，但多数研究者都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眼光，把视线集中在毛泽东一人身上,
也就是说持的是“毛中心论”。这是目前学界对文革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缺憾，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感受和行为以及他们与政界人物的相互作用被研究者忽视了。而这种忽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为文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数亿中国人被这场动乱牵涉达十年之久，仅看毛泽东一人实在不能完全解释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非常佩服作者的眼光独到，他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以文革中的群众为他研究的对象，普通百姓成了书中的主角，这在众多此类研究中确是一个大胆而新鲜的尝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充满全书的是作者的问题意识，这一点给了读者强烈的印象。本书试图要说明的有以下几个问题：官方的政策是如何产生和发生变化的？为什么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为什么他们表现为一定的而不是别的方式？他们与“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关系如何？他们是怎样影响文革的过程和结果？等等。
作为一本专业著作，作者的这些问题展现了他良好的学术修养。仔细考察这些问题，不得不说作者的思考在这个领域里是具有宏观性和前瞻性的，至少在当时（本书的出版年代1993年）可以这么说。一场运动自有它自身的逻辑，它要按照自己的而不是个别人的逻辑向前发展。毛泽东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的决定权是有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对毛的权力最有效的限制就是群众的所作所为。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就是在思考群众何以有这些所作所为的，以及群众的行为对文革的影响。
这里稍微讲一点题外话，文革当然是一场群众运动。（1984年中共在进行反对派性教育时确立的主题是：“文革不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点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和一般百姓所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语，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内权势和秩序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方向。然而，在中国，群众运动一词所唤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它代表着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场“浩劫”，象征着人性中狂热、非理性、自私和残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轰大嗡、社会动乱、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热。似乎每个人都被这一词语带来的强烈印象而蒙上了双眼，鲜少有人认真深入地去思考那场动乱中的群众究竟有着怎样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以作者的这些问题就显得意义非凡。
确立了研究目的之后，寻找适合的切入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本书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出色。作者是从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平等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入手的，这是现代每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人们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把平等与经济增长这两种价值置于同一体系中是困难的。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发展，需要物质刺激和高报酬来鼓励生产和成就，使一切服从生产的要求，其结果势必会增强公民中的不平等。这个切入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前因后果，文革也并非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它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所有现代国家中，这个基本矛盾从未得到解决，使所有社团都满意，可以说要在平等与经济增长这两种价值观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似乎是一项很难的政治活动。当时的中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又没有工业基础、有文化的人口和民主传统的情况下追求高速现代化和平均主义式的社会转型，因而这个基本矛盾就显得十分突出，并且在三个层次展开，即错综复杂的政策侧重点的变换；领导层的分化；无所不包不在的社会冲突。
我以为这个分析是非常到位的，且不说它是否正确，至少它提供了解释文革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在以往很多学者的论述中，似乎文革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怪物，但从作者的这个分析看来，文革之前中国碰到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这个问题被放大和变形了。这让我觉得作者提供了一个可能会更加客观的研究文革的思路，即把文革放到世界大环境中去，应该会得到一个真实的文革再现。
全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在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之下，沿着他开辟的切入点，详细而深入地研究文革中普通群众（主要是在武汉）的所作所为，并尽力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可以说从第2章到第22章，作者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努力建立以群众事件为分析单位的时间序列结构，试图真实地展现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历史。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我觉得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致力于揭示群众运动的自然史，如果联系当前主流文革研究（尤其是中国大陆）现状，它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始终让人觉得是雾里看花，捉摸不透，其中时间顺序、人物派别、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以及精英和群众谁起决定性作用问题等方面的模糊和颠倒是导致这种文革如同一潭浑水的感觉的主要原因。本书避免了这些缺点，其价值自不待言。
说到研究方法，除了上面提到的阐释学的方法，作者还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结构，事实上谈起文革，或者说谈及中国政治，很难避免马克思的理论。矛盾的概念、阶级之间和派性之间的冲突的概念构成了作者的分析基础。此外，从书中屡屡可见传播理论、组织理论、领导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语言。我认为作者运用的最出色的研究方法是用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来分析文革中群众的派系冲突根源，既得利益者（保守派）希望维护和巩固现存体制，处在社会底层的人（造反派）则认为世道不公，要求改变现状，由此产生社会冲突。在意识的层面上，他们（各派群众）固然显得很盲目，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就显现出来了。
我要说写下这个结论是需要非常的眼光和勇气的。因为在崇尚公益、鄙视私利的中国，谁敢说自己追求的是私利，但谁的心里想的又不是私利，作者运用潜意识理论不仅将派系冲突根源解释清楚了，并且对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极具启示意义，也就是对人与生俱来的私欲不能像以往一样去压制，而应该给予更多的尊重和适当的引导。
本书的结论部分，也就是第23章写得极为精彩，作者在研究文革中武汉的普通群众的行为之后，一方面回答他自己在引论中的问题，一方面得出自己的结论。文革中的群众是“真正的信徒”还是“理性冲动者”；超凡魅力的领袖气质的剖析；以及毛泽东超凡魅力消失的原因，这些问题都讲得非常独到，很值得细细品味。我不否认，在读了前文的分析后，我是赞同作者的结论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很欣赏的。最后，作者又把他的视线拉回他一开始的切入点，“然而，一直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指出如果一直得不到解决，那么由这中固有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似乎就不可避免，对今日中国社会发出另一次大灾难的警告。我以为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以自己的研究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做研究不仅要澄清以前的事情，更要对今后的事情有所稗益，才不是做死学问。
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点不可不讲，就是作者对资料的收集和处理的能力将这本书的价值提到一个相当高度。迄今为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偏差和遗憾。诚如宋永毅先生所言：“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
“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进展。”
。
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官方权威史著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对原始材料和事实来源的极度轻视。关键性的事实陈述通常是没有注解和引文的。当然，即使官方史学家能看到内部的、秘密的档案，因其秘密性质，注明来源也不可能。这个问题并不限于官方史著，在非官方色彩的主流文字中也同样如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所特有的纪实文学。高默波对此评论说：“叶永烈和戴晴属于这类纪实文学作家，他们很少引证文献资料。他们很自信，以为相信他们的话就象相信文献资料所证明的一样的天经地义。”
然而做学术研究不是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不可以用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和奇闻轶事的“真实”来对历史的真问题实行喧宾夺主。作者在资料的收集和处理方面做出了令一些同行学习的成绩。
第一，对象集中。作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一个城市，即武汉，原因有三，一是他在那里长大，并亲眼所见文革的经过；二是收集了很多文革期间有关当地政治的有意思的材料；三是他认为武汉的文革比其他地方更为典型。
第二，来源广泛。有作者自己对那些年的回忆；十年之中作者个人的日记和与朋友往来的信件，有全国和地方的官方出版物；文革期间有群众组织控制的全国和地方报纸；当地的档案，等等，这些材料都是作者于1986年在武汉实地考察所获得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同80位各行各业的人的谈话记录。
对象集中是必要的，中国的情况复杂，各个地方差别很大，选择一个熟悉而又很典型的地方无疑是上上之选，笔力集中，呈现的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来源广泛使得研究成果是有根有据，增强真实感和说服力，全书的主体部分看上去更象一个资料的汇集。从作者在资料上下的工夫来看，这是一个治学极其严谨的学者。
孟子说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说了这么多《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的内容，而不说到它的作者，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考察一下作者的背景，对于书中的一些问题将会了解得更加透彻。
本书的作者王绍光先生可是大有来头，是目前被新右派点名批判攻击最多的自由左派的主要代表。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他于一九八二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九零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一九七二年至七七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零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他已出版六本专著，即：《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左脑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等。以及本书的英文原著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他还与胡鞍钢等人合著了多本著作，即《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致良出版社，199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M.E.Sharpe, 1999)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计划出版社，1999) ；《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 2000) ；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 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
(M.E.Sharpe, 2001) ；《政治学的本土化》(台湾：桂冠出版社，2002)
。此外，他还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篇。
从这一段作者的求学和研究背景介绍中可以看的出，王先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当然，在这篇文章中，我最关注的还是他成就本书的经历，以及他与文革研究的关系。
正如文章开头所讲的，中国文革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章，所以对文革的研究从来就不曾局限在中国大陆。先行一步的国外文革学研究者，以及异军突起的海外中国学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国内学者做得更好。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力是中年学者，他们对文革有完整的个人体验，许多资料中的欠缺，很容易凭借记忆、推论去丰富；然而在学术上，这也便成了他们的弱点——每一位学者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研究的客观性。与海外学者相对的冷静、客观不同，他们一不留神，就可能在研究中带上感情色彩。所以海外对文革的研究与国内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海外学者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头脑，追求学术见地。这其中包括九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在海外从事文革学研究的中国人。他们多是自中国大陆赴欧美留学的，其中有些人的研究已在国内水准之上，王绍光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海外中国学人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既可以回国做实地调查，又享有国外方便调阅的文革资料，始终令国内同行艳羡。国内的学者也承认，他们的眼界可能更开阔，他们在理论与思想方法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丰富了中国的文革学研究。王绍光先生以这部专著向人们展示了这些优势以及由优势带来的丰硕的研究成果。
当然，在阅读过程中我还是对本书感到有遗憾的地方，最大的遗憾的一点是，由于本书是作者的英文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的中文缩写本，论文原有30章，近千页。为了缩小篇幅，中文本砍去了分析文革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头六章，并对以后各章有所删节，故只剩下23章。更重要的是，删去了原著中的所有注脚，使得读者看不到资料的来源，这是让读者非常不满足的地方。
另外一点就是，既然王先生可以用母语写作，为什么他自己的英文著作要交由别人翻译，为什么不自己翻？难道他不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翻得不到位？要知道译者和著者之间永远有距离。我不太明白王先生是怎么想的。
十年之后，我来看王绍光先生的这部关于文革的专著，仍然觉得他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是值得称许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眼光，真可说是，换个视角，立刻别有洞天。不过正如宋永毅讲的那样“说不尽的文革”，希望以后的学者能受本书的启发，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独树一帜的视角，扎实深厚的理论，丰富翔实的资料来研究文革，从而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王绍光著 ,燕青山 易飞先 张爱茹译,杨德校,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参考文献：
1、王绍光《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页21。
2 、《孟子·万章篇（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香港：中华书局，1994），页251。
3、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
4、卢周来《文革七问》，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五四期 ，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5、宋永毅《说不尽的文革和被禁锢的文革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导言》，华夏文摘增刊第二八一期 ，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