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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1970年的公安部19期《公安工作简报》称：政治疯子属于敌我矛盾，罪行重者，判刑劳改，一般的由公安机关集中关押管教……
根据这一精神，全国的一些精神病患者开始倒了大霉，他们因病情发作时的一些“胡言乱语”成了判他们刑的罪证，许多人被关押入狱。
陕西省全省对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的好多精神病患者当作“政治疯子”判处有期徒刑或长期关押。如武功县的马俊德，对林彪、“四人帮”迫害刘少奇和老一辈无产革命家不满，书写散发“刘主席，永远忠于你”、“坚决拥护刘少奇老人家”、“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内容的标语，也有对领袖（毛泽东）不满的话，即被判刑10年。再如王丙西，原任华阴县财政局长等职，因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化、“文化大革命”不满，对刘少奇、邓小平等无一辈无产革命家遭诬陷、迫害有义愤，认为是毛主席重用林彪、“四人帮”的结果，便在匿名信中辱骂了林彪、“四人帮”，也有打倒毛主席的词句，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70年判处死刑。铜川市有个女疯子许加林，1951年就患了精神病，胡言乱语多年，无人不知，但被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1970年判处死刑。
我的家乡——户县也有几个遭严厉打击的“政治疯子”案件，现作一简单介绍。
一、工人雷田忠“现行反革命案”
雷田中是四川省重庆市人，家庭出身“伪职员”（这个身份从来没有过准确界定），他是地处户县的国营惠安化工厂的工人，案发时40岁。
雷田忠长期患有心回性精神病，1968年他在西安32中当工宣队员时，突然病发，人们送他到市第六医院看病时，他在医院候诊室多次大喊：“打倒毛主席！拥护刘少奇！”
1969年2月，雷田忠在15号楼，对着刚从北京参加“8.15”会议的代表们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们不敢讲，我敢讲，你们选我当九大代表，我要为刘少奇翻案！”
一天，他竟冲进正在开会的会场，大叫：“打倒刘少奇我不同意，我要为刘少奇翻案！”他还在整党学习班小组会上公开散布：“刘少奇的《修养》前半部分不好，后半部分是好的，可以学习。”
1969年3月他在本厂医院住院时，在病房及走廊，“多次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用手指着墙上的毛主席象说：“把这个统统给我拿下来，贴上我的象！”又一次，他竟当着人们的面，把毛主席的象甩在地下，并说：“不要了！”更胆大的是，他竟在工房门口墙上撕下毛主席象。他还说过：“我学毛主席著作是倒学的，你们说不好，我说好，我和你们相反！”他还针对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说：“不能象圣经那样让人抱着去读，就是圣经也只是过礼拜才读。”他在医院走廊里说：“你们要打倒刘少奇，我也没有见过刘少奇，谁知道刘到底怎么样？我不能下结论！”
更为严重的是，雷田忠竟以梁炳松的名义给周总理发信，“诬告我红色政权”，内容是：“陕西户县惠安化工厂还私设牢房”（此时属实，当时，惠安化工厂正正早着全省最大的一宗假案——“卫国救义军现行反革命案”，关押多人，酷刑拷打，致多人死亡，多人残疾）。1970年2月25日，单位动员贯彻“一打三反”运动提出要镇压反革命时，雷田忠大喊：“我不听你那一套狗皮膏药！我是反革命你就抓！”并且将《毛主席语录》本甩在**，“恶毒”地说：“谁学这耶稣教干什么？”
雷田忠被认为：多次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百般诋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仇视中国共产党，诬蔑解放军，公开为刘贼翻案，破坏三、五、六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实属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0年5月15日，雷田忠被五花大绑送进监狱，1972年元月因他却患有精神病，才被“教育释放”。
1979年，惠安化工厂对雷田忠案件作了复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雷田忠被拘留前确患有精神病，1972年元月教育释放后，至今仍患精神病住院未愈。雷田重在患病期间散布了反动言论属实（还带有尾巴）但属于患精神病，不能自控所致。
雷田忠最后终于得到了平反。
二、农民朱令年“政治疯子”案件
朱令年，又名朱庆存，地主出身，案发时34岁，是陕西省户县秦渡公社父慈大队人。
人们都知道，朱令年有精神病，但他在一些政治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1971年，正是政治气氛十分严酷的时候，当时人们整天喊“毛主席万寿无疆”，偏偏就他敢站出来，大声批驳：“这是唯心的！毛泽东根本活不到一万岁，连一千年也活不到！如说能活一万年，尽是历史的罪人！”人们阻挡他再说下去，他反而更大声地说：“我就要这样说，真正能活一万年，就是历史的罪人！”
1971年4月的一天下午，在他家后院“大肆攻击大跃进、公开为彭德怀一伙鸣冤招魂”，大叫：“五八年搞坏了！谁说没有问题？劳民伤财！”他还明目张胆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就他曾被关进监狱的事说：“我在监狱里**，心想宁可吃无产阶级的屎，也不吃资产阶级的饭，……我觉得世界上只要有吃的东西，我都要吃，我是为了活命，或者就是要同敌人作斗争！”10月的一天，他竟然公开说达到刘少奇是不对的，刘少奇“是工人阶级的精华”。27日上午，工作组找他就此事谈话时，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叛徒、内**、工贼！”指斥他为何为“刘贼”翻案，朱令年竟气势汹汹地说：“翻！一定要翻！……翻不过死不收兵！”“胸中自有雄兵百万！”1972年4月的一天下午，他在地里大声喊道：“毛泽东，是个猫！猫爪子根本就搂不深！”6月29日在麦场收麦时，朱令年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队长的面，诬蔑我文化大革命”，说：“乱打人，不应该叫文化大革命，应叫武化革命！”他还多次对他家从中农成分升为地主表示不满，到处告状、“翻案”。
朱令年的这些“恶毒攻击”、“现行反革命”言论使他遭到了百般折磨，他曾被多次被批判斗争，两次拘留，受尽了苦难，导致病情大发作，长期精神失常。
1980年，户县公安机关对当年朱令年的“恶毒攻击”、“现行反革命”罪行作了认真的复查，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现经复查落实，原来对朱令年进行打击处理时，所认定的问题，都是朱令年在文化革命期间，对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强烈不满；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邓拓、吴晗等大批革命干部遭受冤屈迫害的极端愤慨；对任意打、砸、抢、抄、抓，破坏民主生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表示的忿恨；对一些政治理论、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盛行一时的“万岁”风等形式主义的东西，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对将其家由中农成分上升为地主和自己长时间遭受打击迫害进行的反对和抵制。均属坚持真理、据理争辩的正当言行，依法拘留处理，最后以“政治疯子”结论，纯属冤案。
朱令年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但他因长期遭受折磨，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时间不长，就离开了人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