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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宇慧 “毛时代的民间写作”初论
作者:秦宇慧
(本文刊载于《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论文摘要:
在充斥着“毛文体”的毛时代,民间写作因其无法压抑的个人表达欲望而存在于官方体制化写作之外,本文就这一阶段中民间写作的特殊性、类别表现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毛时代 民间写作 毛泽东 潜在写作 地下文学
本文中所谓“毛时代”,是指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开始,直到毛泽东去世乃至其后相当长时期内,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影响的文学时代。在这一时代,许多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学创作被称为“毛文体”,即一种政治化的话语方式及思维方式的体现。而“民间写作”,并非传统意义上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学”,而是特指并未通过官方渠道发表的个人创作。
一、 毛时代民间写作的特殊性:
民间写作自古有之,在现代出版业诞生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属于民间写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民间写作与流传是一个很自然的文学产生流程。
而在毛时代,官方不仅垄断了作品的出版渠道,而且客观上禁止了民间写作的流传。即,除非作品得到审查机构的认可得以公开发表,否则其大范围的流传便具有非法性。
官方对文学作品出版、流通渠道的垄断,不仅体现在延安时期战争背景下对文艺界采取军事化管制上,而且体现在1952年后政府对私营出版业及书店的全面改造收编的行动中:至1956年底,全国356家私营出版社被彻底根除,国营出版社成为共和国文学作品出版的唯一渠道;2400家私营书店、1900余处个体书摊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遍布各地直属于出版总署或当地出版行政机关的新华书店完全接管了图书发行的渠道。[1]
同时,在毛时代,作为承担推广文学作品功能的文学评论,也一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为蓝本,而对民间写作不屑一顾。事实上,这种文学评论亦是体制内的计划任务,早在1951年3月21日,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便联合发出《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制定了编辑们定期召开会议研讨、建立出版行政机构的图书审读部门等政策,使文学评论由感性、理性相统一的个人行为,变为行政任务的一部分。
建国后,文联和作协的成立,将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作家,统合到官方文化机构内部,赋予其在官方出版渠道发言的话语权力,使其成为后来研究者所谓的“体制内作家”。写作,对于这些体制内作家来说,成为职业的责任及占有“文学场”中一席之地的必须。而建国后便开始的一波波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批判,其威慑力更是对所有体制内的作家产生巨大的暗示效应,即写作必须统一在官方的文艺政策之下,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2]的心态下,体制内写作的产品,几乎完全失去了文学本来应该有的特质:对普通真理的理性追求及对个人内心情感表达的感性追求。
然而,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这种理性与感性追求却是许多人无法压抑的欲望,因此,在毛时代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许多人在民间秘密完成自己的作品,然后束之高阁或仅仅在小范围的亲友群中流传,由于其隐密性,几十年后才与公众读者见面。这些民间写作中的矫矫者,使我们发现了一个迥异于毛时代主流话语体系的新的精神世界,而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也成为了解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甚至历史发展的重要工作。
二、 毛时代民间写作的类别分析:
从广义说,凡是未经官方渠道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划入民间写作范内。笔者将之划分成两个大的类别,“时代共名之作”与“反时代共名之作”。所谓“时代共名”,即可以涵盖时代的某种主题,它是一个时代中大多数作者们集中反映的重大而统一的主题。在毛时代,从1942年的“民族救亡”与“爱国主义”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阶级斗争”……表现这些时代共名是体制内作家的共同选择。在民间,则出现了多元的选择。
首先,是具有时代共名特征的创作,即其主题思想与写作方法均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大方向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是投稿却因某些原因未通过审核机制的筛选,或是作者畏于筛选机制的繁琐,而在完成后并未投稿。这类作品,尤其是前者,由于创作时考虑到拟想审核者的阅读取向,而无法完全代表作者个人的真实思想甚至文风。这一类作品,虽然没有得到公开发表,却不具有真正民间写作的优势与独特性。
这类作品往往在写作当时便在民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并产生过影响,因此才得以被后世所见以至进入研究领域,并被归入“地下文学”的范畴。在这类作品中,虽然其趋同于官方范本的一些特征损害了个人性的表达,但细究其文本却往往可以了解到那个特定年代中的社会现实及某种集体无意识:如《少女之心》中显露出的,当时男女两性关系及相关性知识受到人为压抑的现实;《梅花党》中,以带有明显时代色彩的民间逻辑(反特推理)解释高层权力斗争(毛刘之争)的荒诞情节等。
其次,是在主题与表达方式上与时代共名有对立之处的作品。这类作品的作者,往往在创作之初就明白其创作将不为官方出版机制所接纳,因此主观上也就放弃了公开发表的意图,不会刻意取悦于审稿者。如此一来,作品便呈现出更为真实的思想与情感,文字上也更加自然朴实。
反时代共名的作品,包括曾经在民间私下传播的“地下文学”与创作后便束之高阁的“潜在写作”。前者如毕汝协的《九级浪》、赵振开的《波动》;后者如《顾准日记》(顾准)、《从文家书》(沈从文)、《无梦楼随笔》(张中晓)等。
在毛时代,由于官方对文学的政治化索求,公开发表的作品往往欠缺历史深度与个人情感,甚至连客观反映现实也无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反时代共名”的民间写作便凸现出更加重要的意义,为以后的读者与研究者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民间情感的文本。
三、 结语:毛时代的终结及民间写作时代的来临
新时期开始之后,接踵而来的“伤痕”、“反思”、“改革”等一系列文学思潮继续延续着体制化的时代共名式写作,与此同时,体现政治思维与话语方式的毛文体也仍然占据着一定的出版空间。而九十年代之后,全面市场化的商业出版又增加了对文学创作者的另一波冲击,是表现个人思想还是一味地媚俗从而取悦最大多数的读者,进而得到出版商的认同,成为作者们面对的另一种两难选择。而依旧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编辑们,对具有异端色彩思想的敏感度,远远超越了对不健康趣味的警惕。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才一定程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在网络时代,作者与读者完全可以跨过传统的官方审稿体系,得到相互交流认可的机会。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及表现方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时代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表达的时代,也将是文学真正回归民间的时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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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数据引自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第十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事业》,22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2]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上海文学》1962,5.
(本文刊载于《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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