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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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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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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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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与中介:传记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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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战子

传记与中介:传记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第五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侧记


  第五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年会于2006年7月27至31日在德国美因兹市的约翰•古滕堡大学召开,会议的组织者是该校英语与语言学系美国研究部主任霍农教授(Alfred Hornung)。与会代表来自五大洲,有一百七十多人,规模超过了往届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自传/传记与中介理论”。

  中介(Mediation)的含义非常丰富,简单地说,就是在多媒体经验的今天反映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形式,包括传记研究和不同的媒介、以及各种中介过程的关系,尤其是力图超越欧美的研究范围,而包括来自其他地域、其他学科的声音。小组分为:文学、文化、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舞台演出,主办人认为自传传记研究可以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间成为中介。

  以下根据本人参加会议的收获,将会议的研究动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 互联网时代自传/传记写作的多种样态;二、 对出版商的责任和社会良知的关注;三、 传记与身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四、 代际关系的建构–通过对子女书写父母的传记的研究;五、大屠杀回忆录和中介的伦理; 六、 传记文学研究促进跨学科的交融。

  一、 互联网时代传记写作的多种样态

  来自美国的托马斯•R•史密斯(Thomas R.Smith)以“我,中介者”为题,考察了当代读者和作者是如何从文学史、语类的概念、其他文学形式以及文学阅读的乐趣等方面理解自传的。他还考察了非印刷介质中的自传—电影、绘图小说、绘画、雕塑、和摄影,这些形态扩大了我们对自传概念的理解,他指出“自传”一词已经成为“自我表征”的替代,因此任何自我表征都可以是自传性的。孙建秋(Sun Jianqiu)的发言“照片与性格分析传记:孙明经 -- 多中介的传记写作”介绍了她的父亲孙明经(1911--1991)作为中国教育类和纪录片类摄影家的一生,作为该领域的先驱者,他把一生献给了电影和电影教育,孙建秋正在撰写的父亲的传记将使用他拍摄的一些失而复得的珍贵照片,因此是多媒体的形式。张新科(Zhang Xinke)分析的中国古代传记的重要载体“墓碑”也可以看作是在多媒体传记概念的延伸。他详细介绍了墓碑的特点、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在书法、篆刻、历史研究等方面的价值。

  二、 出版商的责任和社会良知

  加拿大学者苏珊娜•伊根(Susanna Egan)分析了一起“作为媒体丑闻的假冒自传”案,她指出,假冒自传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其身份“受阻”,即它的价值和意义被过分地决定,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为不可避免。这些身份来自或取决于极端的或对立的情形,穆斯林和基督徒,穆斯林或纳粹或犹太人,白人或黑人,原住民或移民等等。这些作品也很容易被复制,因为它们基于固定模式,并强化接收者文化中对它们简单化的、常常是恶意的偏见。伊根质疑的是媒体在建构这些受阻的身份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媒体迎合了公众对丑闻的趣味,并制造出一种有利于假冒作品滋长的阅读文化。例如,哈娜(Jumana Hanna),一个从可怕的折磨中英勇地逃出来的伊拉克妇女,就完全是媒体杜撰出来的,她由于2003年7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故事”获得了美国的避难权,还发了一大笔财。哈娜被揭穿是由于另一名记者在作关于哈娜的研究时试图核对故事中的事实。哈娜投机的成功是由于媒体在萨达姆的受害者和愤怒的美国公众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因此伊根认为媒体为哈娜成功的假冒提供了某种权威。她的提交给大会的另一篇论文则详细分析了一部假冒作品的创作和破产,以及媒体在此过程中的作用,那就是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百万小碎片》(A Million Little Pieces)。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卫•帕克(David Parker)将传记写作看作是价值的中介,或者说传记传递了什么是哲学家所谓的“善”。作者指出,现代人喜爱阅读他人生平的原因在于:由于我们一直在寻求应该如何生活,所以我们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秉持的是什么价值观,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善”。传记作品试图回答的正是古希腊人提出的永恒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作者重点分析了在中学和大学中流行的几部代际关系的传记,说明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对道德成长的描述,其目标不仅仅是获得康德所谓的“理性的自治”,或尼采所谓的“成为自己”,而且还有一个相辅相成的目标,那就是对他人的完全的认可 – 在自我的和超越自我的范围内。作者认为虽然在后现代的怀疑主义浪潮中谈论古老的“善”看上去有些过时,但其实在当今社会对伦理和评价的清晰表述应该成为教育和生活的重要目标。

  三、 传记与身份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来自维也纳的哈内斯•施韦格(Hannes Schweiger)发言的题目是“没有边界的身份?移民自传中的文化中介”,移民经常被认为是文化的中介者,他们通过自己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特权位置成为文化差异的桥梁。但作者认为,这种关于移民的特权位置和成就的话语、以及把移民看作是文化中介者的观点有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对移民的屈尊俯就,并沿用了身份政治的策略,把移民被排斥在圈外,使他们永远被看作是与众不同的、来自外国的,并把他们多重的文化身份消减到文化或国家的起源地,从而消除了他们的话语颠覆文化的复杂性和潜力。作者分析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移民写的自传,提出了如下问题:移民的作品中身份是如何构建的?这些作品在作者原来的国家和现在居住的国家分别有怎样不同的视角?移民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是如何被定位的?他们的自传在哪些方面挑战了国别文学的概念?并为多元文化的对话提供了哪些见解?用移民来做文化中介者以促进多元文化对话 – 这其中有什么缺陷?作者的出发点是后殖民理论、尤其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和第三空间概念,以及斯皮瓦克对文化中介的局限性的探讨,但他同时指出需要用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理论对后殖民理论的局限加以超越。

  许德金(Xu Dejin)分析了“中国叙事、中介和《华女阿五》、《女勇士》中的读者”,讨论了这两部以自传为形式的作品中跨文化和跨地域的中介问题,以及作者在写作时在心目中创造的是怎样的读者。

  四、代际关系的建构—子女书写父母的传记

  来自英国瓦维克大学健康关怀研究中心的安特•林德梅耶(Antje Lindenmeyer)通过解读两部家庭自传,说明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考察社会和自我的历史是如何和家庭的疾病相联系的。

  来自美国霍福斯特拉大学的著名学者托马斯•库色(Thomas Couser)的发言题目是“作为了解他人的自传/传记 :代际叙事的中介”。人到中年的他为自己制定了两个研究项目,一是综述和分析子女为父亲写的回忆录 – 在美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很多这类作品,另一件就是写自己父亲的回忆录,重点写他父亲有孩子之前的岁月。在第二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书写去世已三十年的父亲,这并不是一不寻常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显然是一部“关系的叙事”,出自他与一个遥远的父亲之间复杂的关系。关于父亲的经历主要通过他留下的文稿—如书信等,而那些东西是当时父亲为自己的父母亲写的。作者还发掘了其他线索,如他父亲的熟人的回忆录等。通过这些中介的复杂过程,作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父亲去世三十年后对父亲的理解反而比他在世时、在他眼前时更深入,他的发言就是对这一认识过程的反思,并说明自传/传记不仅可以用来再现一个人,还可以用来增进对一个人的了解。在大会宣读论文时,库色深沉、坦率的讲述深深打动了与会者,提问中有学者表示自己无法做到这种当众对自己家庭关系的剖析,这样做不仅需要学术的功力,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

  五、 大屠杀回忆录和中介的伦理

  来自温哥华UBC的贝厅那•斯当姆(Bettina Stumm)和大屠杀的幸存者一起合作了大屠杀回忆录,她的论文讨论了这些合作写作的情形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 如谁是这部自传中的“我”,此外,在时间上口述者常常颠倒、混乱,合作者是否要改变时间顺序?

  来自澳大利亚拉却波大学的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eadman)分析了马克•拉斐尔•贝克(Mark Raphael Baker)的自传《第五十扇门》中的中介。这是关于大屠杀幸存者的自传,并且是父母提供证词,由子女为父母书写的,自传的中介作用在于它帮助叙事和英语技能不够好的幸存者讲出自己的故事,同时帮助幸存者的孩子重建家庭的历史,理解大屠杀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情感生活方面的影响。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他们深刻地探索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上的痛楚和协商,涉及到需求、愧疚、冷漠、愤懑、同情、迷惑、创伤和疗伤等多种复杂情感的混合。儿子想要发掘、、理解、“分享”父母的故事,而父母的态度又各有不同,母亲战斗性强,指责纳粹的罪行,怀疑一切,有时又对儿子对她的帮助心怀感激,父亲则说话简短、好奇心重,写作的过程使他再次承受痛苦和愤懑,论文从心理和伦理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情感,从心理学的阅读来看,这一叙事颠覆了亲子关系,使父母在不同程度上对子女形成依赖,并充满愤懑之情,从伦理方面看,弗里德曼讨论了该自传的作者贝克是否有权力给父母造成这些情感上的痛苦。弗里德曼从总体上对这部自传予以肯定,并引用作者贝克的话,把它看作是“用生命来回答谋杀(to answer murder with life)”。这里的生命指的就是life writing,字面意为“生命写作”,常译作“传记写作”。

  六、 传记研究促进跨学科的交融

  赵白生(Zhao Baisheng) “地点里的生命和空间中的自我:关于中介的思考”指出东西方作家在关于自然和环境的写作中在再现空间时都充分利用了时间,他分析了徐霞客的游记、梭罗的日记和北京生态小组的日志摄影,讨论了为什么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写作者在对自然和环境的书写中选择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方式,这些日记有些怎样的特点,为什么说在再现地点中的生命和空间中的自我时日记作者有着明确的中介意识。李战子(Li Zhanzi)“两部英语学习自传的对比”旨在通过对跨文化自传的研究,说明这些作品对于中国英语教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从此次会议看,传记文学研究促进跨学科交融的步伐正在加快。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以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历届年会的会议报道,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会议网站http://www.iaba.fb05.uni-mainz.de,特别是由赵白生主编的国际传记文学学会的官方网站:www.iaba.org.cn .
发布时间:200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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