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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文革文学
作者：醉卧沙丘
在浩繁的文学史星空里，文革文学只是一颗很不起眼而黯淡的星星，黯淡的光辉似乎丝毫引不起世人仰望的兴致。十年文革本是一场噩梦，让人不堪回首。而作为一直被历代统治者阐释为“经世致国之用”的文学，在此时更是登峰造极，很难寻找到文学的独立功能与应有归宿，文学已沦落为政治的“工具”，承载的是“道学”，而不是“人学”。要话说文革文学，就无法撇开“文革”，谈“文学”，也就无法撇开“政治”谈文学。
文革文学是十年文革时期这一历史范畴的特定产物，是政治在“文学”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升级”。文革十年，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遭到极大破坏的十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于文学来说，固然也难逃厄运。这十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产出最少，精品最少的时期，尤其能引为“经典”的可以说是难寻“沧海一粟”。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阐述。
第一、“文革”十年政治的极不正常，也当然造成了文学的畸形发展。这一时期，人们的案头文学不再是“鲁郭茅”，而是“马列毛”，至于毛主席选集更是“春风遍野”，此时之学不得不号之“罢黜百家，独尊毛学”，毛选不是被奉为“经典”，而是捧为“神典”，无所不能。此时的文学谈何“百家之鸣”，不过是“一家争春”而已，文学已不是“人”的文学，而是“神”的文学，文学已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而是“毛选”的文学。试问，一鸟鸣，能引百花放吗？一枝放，能争万家春吗？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毛选”算不上“文学”，充其量是“哲学著作”而已。但是，“毛选”的滥觞，却引来了“文学的颂歌”，从小说、诗歌、戏剧都无不是颂“文功武德”的道具。“颂歌”的 挥霍，“样板戏”的汹涌，能是文学的尊严吗？能有文学的繁荣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当然，不止我认为，事实就是证明，文革十年，称得上真正有影响的文学不到30部，而这不到30部的作品中，有大部分是在文革前已完成文本的创作，只是在文革期间出版．浩浩中华，堂堂十年，烁烁人才，却只创造了如此少的文学作品，这不是文学的悲哀，文人的悲哀，中国的悲哀吗？故此，＂毛选＂的方兴未艾之时，就是文学的悲鸣之日．
第二、政治上的“虎奔狼突”，文艺上的“黑线专政”，摧朗朗乾坤为婆罗地狱，化一枝狼毫为万攒毒箭，使千百万文坛健将系身冤狱甚至命赴黄泉。胡风入狱，九州共愤；老舍冤死，万鬼同悲。而在文革十年，“焚书坑儒 ”式的惨案又何其少也！张贤亮、高晓声等作家被迫停笔二十余年，这对作家来说，岂不是“大辱，大悲”，但象张贤亮、高晓声遭遇式的作家又何其不多呢？“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正是千百万文坛健将或死或伤，才有“颂歌”的肆虐，才有文革文学的一片“荒芜”。文人不能致其所用，又何来文革文学的繁荣，那除了“百家呜呼，百花败乎”的结局，又能如何呢？然而，在文艺“黑色路线 ”框架束缚下进行创作的作家，我们又怎么能冀望他们创作出“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呢？就算我们有所冀望，一个被时局牵着鼻子而随波逐流的作家，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吗？能对他们有所冀望吗？假设洪水来了，你能冀望洪水发慈悲不把你卷走吗？这仍是毋庸置疑的。试问诸君，你们又几人去翻阅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呢？为什么这么千万个不愿意呢？那是因为那都象是一个模子刻出来，没有丝毫的艺术吸引力。你会对一件毫无创意的陶瓷或其他“艺术品”感兴趣吗？不会的。并且文革文学作品中的“文革”流毒还不少，比如文革的冒进、僵化、偏执等等不一而足。刘心武在其伤痕小说的发轫之作《班主任》中就创造“谢惠敏”这样一个深受文革流毒的文学典型形象，这不正是对文革文学的很好鞭挞吗？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当代青年愿意去继承文革文学的流弊，文革文学之流弊，就如文革之弊，猛于虎也。
第三、政治上的高压，文艺上的“黑线专政”，使得骨子里还淌着人性之血的部分作家和知识青年，转入地下创作。万枯之中一点绿，这就非这时期的“地下文学”莫属了。但由于力量的薄弱以及大部分优秀专业作家被打倒，地下文学也根本无法挽回“文革文学”的颓废之势。“地下文学”如果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消除了文革文学的奴性和文人的奴性，除了文学史上的意义，至于其艺术的价值就实在不敢苟同。而文学的真正价值则在于其艺术的表现力与生命。而这一点则也是地下文学所普遍缺少的，并且“地下文学”大多数是以“诗抄”的形式，而诗对艺术的要求更高，故而要达到高度的艺术性，这是“地下文学”无法企及的。何况文学都要“地下”的形式出现，更说明了这是文学之大不幸，文人之大不幸，中国之大不幸！
“历史千秋功与过，留与后人评说”。故此，综上所述，我认为，文革文学弊大于利，其弊之危害不仅损害了文学的价值，更是对文学的践踏！希望文革文学能给后来者留下史鉴之用，不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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