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二）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6/10/20 曹英: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二） 9月30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报送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对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表示并未有此语言242，留置未退给邓，引起邓的警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结》，是邓小平及其信任的胡耀邦、立场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同起草的关于整顿的带有思想指导性的文件，而后者并未公开，仍在起草中，《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主要是邓系列讲话的汇总，惟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原创性的报送毛审阅的文件，遭到毛的否决后，邓小平于10月14日对胡乔木说，主席还没有把稿子退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243后来这一文件即遭到江青“左派”的激烈批判。 　　10月10日，毛远新自新疆回京，正式担任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244毛与邓的关系出现明显的逆转。毛远新的出现，于“文革”晚期毛、邓关系是一个重要信号。以前能够传达邓善意信息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是毛信任的，但王、唐不满江青、亲善周、邓，为毛排斥245，则不仅是毛有培养、选拔毛远新的原因，更是毛综合考量政治局权力格局的结果。毛远新的加入，使一度邓领先、主导的政治局至少降低为与江青的平衡了。13日，邓小平再次转交刘冰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的信与毛，毛远新见信后当即为迟群辩护，认为迟“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定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246并要求迟群进行反击，迟群指示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千方百计地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说迟群在“文革”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47邓、江的交锋正式短兵相接。周荣鑫教育整顿得到了周、邓的支持，邓希望以教育整顿成为全面整顿的又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领域”。248但毛的支持使邓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一时期，邓与江双方都在收集、送交群众来信，以图影响毛泽东，毛在观察、观望后于邓小平正式主持中央工作3个月后，对邓提出警告。 　　毛泽东这次仍然是借题发挥249，抓住刘冰来信批评邓，19日，毛在会见外宾后，对陪同会见的李先念谈话，明确批评邓在“偏袒刘冰”，说刘冰来信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要邓注意，不要上当。250毛邓关系正式逆转。 　　这次毛邓关系的破裂，不同于“文革”初期，虽然不能说毛泽东处于被动，但邓小平在1975年底对于毛泽东的“批邓”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自信。以前邓是主动跟进，努力赶上毛的“革命”思路，即使有所怀疑，也是在强烈的崇拜背后的主动自责、批评，期望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得到毛的谅解，并无根本怀疑“文革”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于今，邓小平通过复出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对“文革”灾难深切的了解，对毛泽东身后政治格局的把握，和对自己进行的整顿工作正确性的确信，邓无意妥协，所以他对毛释放的“善意”、“好意”，有感知，但不再自污，只是坚持原则前提下的适度让步，这使得毛的一再努力步步落空，可以说，邓的“绵里藏针”个性、原则的坚定性和对整顿的自信，换言之，是邓小平的主动导致了二人最后的分手。 　　毛泽东这次对邓是“一批二保”，是步步扩大批邓的范围，期望邓对毛的“挽救”作出有分量的表态——先政治局少数成员，再政治局巨大多数参与，再发散到社会让“左派”进入，最后是彻底的运动展开，直至全国公布邓的“罪行”。10月23日，毛泽东指示主要当事人讨论对刘冰信的批示，只有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6人，毛泽东一方面赞成在清华大学展开群众大讨论，一方面表示对邓与江青的批评不传达；25131日，已经感到毛态度大变的邓小平致信毛，希望面谈，次日毛召见了邓，对邓转交刘冰来信提出了批评，但对整顿工作表示肯定；252但毛马上改变了对邓工作的看法。 　　促使毛根本转变态度的是毛远新11月2日的回报。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感觉有一股风，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批林批孔运动、要不要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特别提醒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253应该说，毛远新是看到了邓整顿工作与毛“文革”思想的区别，毛也感觉到邓整顿的发展与自己坚持的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或者说使邓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毛远新的回报坚定了毛的担心，因此，在有生之年毛决不允许对“文革”的任何改变，表示同意其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历来反对阶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是淡化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其余都是目254；清华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255毛最终在邓小平与江青两方争论中，对江投下了信任票。也就是自此，邓小平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几乎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毛远新成为毛与外界包括政治局联系的唯一管道。256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先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要邓作检讨，看得出，毛在此时还是不想让对邓最不满的江青等插手，但邓小平已决计不再妥协，当晚，当毛远新讲完后，邓小平表示，如果按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不好说。对于自己主持的整顿工作，是好是坏，邓表示，实践可以证明。257这与邓复出初“永不翻案”258的承诺犹如霄壤；  3日，毛泽东再指示扩大到8人，加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同时要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对刘冰信的批评，对邓的批评范围大大扩大，毛邓关系已难缓和。 　　毛还是对邓寄予希望，未让江青直接插手，但张春桥、毛远新的参与，江当然知悉内情，事态扩大已不可避免，10月底，王洪文即对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等说，“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259“左派”的政治敏感来源他们对毛泽东个性的把握和毛政治批判的指向，邓接班人的前途岌岌可危。2604日，毛在听取毛远新回报“帮助”邓的会议情况时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们现在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并指示再扩大会议参加人数，不告诉江青261；7日，政治局第二次八人会议召开，支持邓的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与会，并扩大到在京的政治局委员17人。此时，清华大学的大辩论渐至高潮，批邓的信息已迅速扩散到社会；13日，毛泽东正式指示将“批邓”的问题“打招呼”，扩大到县一级，262至此，邓接班人地位的去职、下台成为定局。但毛此时仍提出只是“帮邓”，不是“一棍子打死”，对邓提出由已经回京的王洪文接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建议未予采纳，邓仍然主持，但已是受批判的地位。 　　毛、邓摊牌是在20日，邓对毛要他做肯定“文革”的评价表示婉拒，借用毛的话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写这个决议不适宜。263毛于是决定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毛、邓至此分道扬镳。 　　邓的不妥协，在12月8日看望周时更为显著。周郑重问邓，“态度会不会变？”邓答，“永远不会！”周说，“那我就放心了！”264显然，这次毛、邓分手，邓是主动，而且是胸有成竹。毛泽东身体的“日薄西山”与江青的不得人心，使邓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了心理的支撑和民意基础，在军队整顿过程中，叶剑英与邓小平就侧重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信息沟通和意图表达，实际上就是准备毛身后的政治摊牌，由于得到军队大部分将领的支持，邓的顽强也有了信心保障。265“文革”中受到最少干扰、一直作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坚强后盾和控制政局的军队，最终也成为瓦解“文革”、摧毁“文革”极左势力的主要力量，确实历史的吊诡，或许也出乎毛的意料。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发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20日，邓小平请辞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获准，3月，运动全国展开；4月在“***”中邓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与“文革”初期一样，被保留党籍，且由汪东兴特殊关照，秘密安置在一个只有汪一人知晓的去处；266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江青为首的“左派”被解决；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57页。 　　2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见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时高岗负责8个部工作（时政务院由20个部组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同政务院，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被誉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饶漱石处于党政领导机构、人事调整、重新安排的关键位置，被毛泽东称为“吏部尚书”。 　　3  1953年12月，毛泽东欲赴杭州休假，提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这样领导工作的建议，这本是惯例。刘表示由书记处轮流主持。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高岗通知刘少奇、周恩来，去他处等候高主持会议，时高仅为政治局委员，刘、周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提出国家计委重大决策须由中央认可方能下达执行，高竟以“哪个中央？哪个中央？”辩驳。见杨尚昆前引书，第289页。 　　4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过分亲密以“挟洋自重”的关系十分反感，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密报由斯转交给毛泽东，赫鲁晓夫后来评论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见杨尚昆前引书，第284页。 　　5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191页。毛泽东后来更明白地说，“我这是准备后事”，见本书，第290页。 　　6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专门推荐了邓小平，邓担任中央秘书长。长期养病的林彪在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林彪被认为与高饶事件有较深的关联，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林得票居97人中央委员的第9位，除林伯渠、董必武2位“老人”外，其余6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彭德怀，彭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天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批判刘伯承、萧克等的“教条主义错误”，并牵涉到叶剑英、粟裕等人。 　　7  1975年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及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书面检讨，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8页。逄先知亦说，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同名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8胡乔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1983年5月14日），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5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222页。周恩来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亦认为此举有助于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11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23日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确认了毛泽东在此前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结论。会议亦接受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2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载《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3此为毛泽东访苏的翻译李越然的回忆。李的回忆见《大型电视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毛评价邓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另可见《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14 黄峥：《论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载《党的文献》1998年6期。 　　15  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的高潮〉后写的信》（1958年5月26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的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首次提出。毛泽东十分赞赏和重视这篇社论，在此，他把这篇社论印发给有关负责人，并写了一个批语，说写这篇社论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并建议把第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16  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恩来请辞国务院总理、彭德怀请辞国防部长，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据胡乔木回忆，毛对周极为生气，是周在1956年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周对毛追加基建预算持反对意见，会后，还亲自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见前引书，第269页。 　　17  毛泽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68——269页。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654页。周恩来即指示邓颖超以后不得在中央会议上“发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由此改口称毛为“主公”替代“主席”。李锐亦说，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地位。”见《李锐文集》（二）之《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页。 　　19 可参看林源：《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0  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黄说：“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指1958年批判刘伯承教条主义事件）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21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说，我66岁，你（指彭德怀）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毛此语多次言及，第388页。毛在庐山会议前，曾对彭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见《黄克诚自述》，第262页。黄说，“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22 经济损失估算3年为1200亿元，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000万人左右。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23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时邓小平仍健在。 　　24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25  刘少奇认为，目前困难局面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泽东所坚持的错误、缺点三个指头、成绩七个指头的评价大相径庭；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认为，“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26  这期间，刘少奇还说，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等等。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531页。 　　27 彭德怀于1962年6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即“八万言书”）。 　　28 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决计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即明确指称刘少奇此段工作为“右倾”。 　　29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极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林的讲话得到毛的高度赞誉，林刚讲完，毛带头鼓掌，并批示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毛还私下要罗瑞卿向林学习。见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50——152页。罗点点还说，“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一些党内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65页。 　　31  1964年5月10日、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说，“1962年上半年时，很多人说形势的全面好转要8年、10年，要包产到户，不搞社会主义经济了。在北戴河，我之所以讲形势、阶级、矛盾，是有个来源的。” 　　32 参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53——654页。 　　34  雷锋、欧阳海、王杰、蔡永祥、刘英俊，均是60年代初从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英雄榜样。1964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35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询问林的身体状况，“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487页。1965年11月29日，毛泽东要去看望林彪的罗瑞卿带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见《红色家族档案》，第181页。时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刚发表不久。毛泽东对林的期待与信任一目了然。 　　36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相继开展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批判，都得到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其中，罗荣桓于1963年12月去世，毛泽东有诗吊念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此诗一直未予示人，直至去世。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主力团二十八团长王尔琢牺牲，毛泽东曾送挽联，有句云“留却重任谁承担”，即不顾朱德的反对，提拔林彪继任王职。谭政于1960年被整肃，罗瑞卿1965年遭打倒。 　　37  如将毛泽东在1939年给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时任校长）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称为“三八作风”；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就是背警句，“走捷径”，编辑《毛主席语录》，使之风靡全国。顺言之，毛泽东在抗大讲演26次，除1945年一次外，其余均是在林彪主校期间（1938——1939年）。 　　38 见前引《毛泽东与林彪》，第478——492页。 　　39  在1973年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来信时，说邓“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件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40  邓小平称这个班子为“钓鱼台的班子”，主要成员有康生、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等，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9篇中苏论战的文章为其起草，写成的文稿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再送中央常委审定。 　　41  邓小平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42 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06——507页。 　　43  1964年2月，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说，修正主义的路线，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再次说：修正主义是一场瘟疫。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4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84——587页。 　　44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45  参见张志忠：《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33——939页。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只刘少奇1人，周恩来去邢台视察地震，邓小平去西南视察三线，彭真以书记处常务书记列席。 　　46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可参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63——564页。 　　47  毛泽东多次对曾志说，尽管他与江青生活上合不来，但在政治上江青对他有帮助，“她政治上很敏锐。”并始终给予江青看文件政治局委员待遇。见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毛泽东亦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见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该文收入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48 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回首“文革”》（上），第270页。林说，江以处长身份到中宣部召集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 　　49  江青在1963年就有针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借批判《李慧娘》、“有鬼无害论”批判北京市委的廖沫沙，主持其事者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江青即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参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陈说，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点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见前引书，第10页。早在1962年江青即找中宣部陆定一、文化部长周扬等4人，要求批判《海瑞罢官》，未遂。1964年，江找李希凡，亦未果。参见《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7页；另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陈丕显前引书，第29页。 　　50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回首“文革”》（上），第274页。 　　51  在1966年5月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说，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主席回答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见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回首“文革”》（上），第275页。 　　52 见陈丕显前引书，第47页。 　　53  在1967年所谓“二月抗争”的政治斗争中，可说是当时唯一能对江青为首的“左派”形成抗衡理论的“在朝势力”的一次全力反抗，但毛泽东最终“天威震怒”，表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见陈丕显前引书，第164——165页。康生以往对江青还时有烦言，但自此知悉毛泽东对江青的确实态度后，对江青言听计从。 　　5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 　　55  毛泽东在1966年春节，指示江青到苏州，写作后来被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对抗彭真起草的“二月提纲”。毛当时即指此为“请尊神”。 　　56 李若建：《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载《开放时代》2005年1期；另见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7  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 　　58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江说：刘少奇“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刘少奇在6至8月，先后巡视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诸省市。 　　59  刘少奇建议中央机关正副部长、正副司局长、处长、科长大体抽出三分之一，再加上工作人员，达到1万至几万人。如中央财贸系统各部门抽调3400多人，占能够参加的34%，其中，副部长以上29人，占同级干部的46%；司局长114人，占同级干部的40%。其它部大体相似。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12页。该书提供了各省较具体的数字。薄一波说，1964年夏，在刘的号令下，全国有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四清运动，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页。 　　60参见李若建：《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载《开放时代》2005年1期。 　　61  李新回忆说，工作组进村，如同白区工作，秘密串连，先入为主，大搞逼供信，不防左，只怕右。工作组权力极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逼死村干部不少。见李新：《“四清”札记》，载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1页。 　　62  见江渭清前引书，第487——488页。江对刘极力推崇的王光美“桃园经验”表示，“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不盲目执行。”为此与刘引起顶撞，刘大发脾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亦向毛泽东表示，对王德报告有所保留，见丛进前引书，第540页。 　　63 1964年底，李雪峰受刘少奇指派出面组织王光美报告学习介绍会，江青站在会外的屏风后，走来走去，非常不满。见曾志前引书，第431——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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