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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
徐庆全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被冠以“伤痕文学”而总其成。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但是，由于“伤痕文学”的政治意义大
于文学意义，自其问世后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从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着这场争论。新近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徐庆全著)一书中披露了其中“歌德还是缺德”争论的详情。
作为对“伤痕文学”争论的延续，1979年4月，广东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有人把新时期产生的描写“伤痕”的作品称之为“向后看”的文艺，认为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引起了在河北石家庄军营里的青年作家李剑的注意。
此时，李剑还是个未到不惑之年的小伙子,对于“伤痕文学”是否符合于党的利益、会不会矫枉过正之类的问题，年轻的李剑显然是做了思考的。
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批判。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谁“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
在当年极左路线确实需要清算的时候，这篇文章显然要惹起一场风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了批驳。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大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经和中 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负责人及李剑等11人。还有全国文联、作协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林默涵、陈荒煤、冯牧等共20余人。从9月4日至6日共开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
胡耀邦接着说，《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商量几条措施；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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