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失的一代——知青作家群体谈“文革”
聂茂
［编译者前言］
我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文专著《初升的太阳——与中国“迷失的一代”作家对话录》（Leung, Laifong, Morn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该书厚厚的近五百页，有一个较长的序言，概括了文革一代作家的历史背景、教育情况和种种困惑等。全书每一章单列一个作家，具体对话前，对每个作家的生平、家庭出身和代表作进行简介。整部书文字优美，清新活泼，简洁明快。本文除作家李锐外，其余作家的对话（删去了提问部分）均出自该书。特此鸣谢！
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翻译转录时，我进行了摘录，删去了一些敏感性的东西。此外，知青作家群中代表作家之一的韩少功、阿城等没有收录进来，这是颇为遗憾的。谨此说明。我出生于“文革”爆发的那年，对于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认识并不直接，但历史的伤痛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灼热的书本中浮现出来。阅读此书时，仿佛遭到了一记重拳，心中的震撼久久不去，于是，我连续读了二遍，并将一些重点言论记录下来。作为一篇备忘录，我郑重其事地转录于此，旨在提醒人们：前车之鉴不远，警惕再警惕，决不能让历史重演！
引子：“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
那是一段无法回避也无法抹去的痛苦的历史。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让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一个重大目标：把大部分知识青年流放到农村去。
《红卫兵之歌》唱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
史铁生说：“在当时，红卫兵还是一个特权阶级。”
当人口膨胀和失业人数在城市越来越变得严重和中学生毕业后要去的地方越来越短缺的时候，送知识青年去农村被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由于文革爆发，红卫兵越来越失控，因此，在政府眼里，流放这些不安份的年轻人去遥远的农村是消除派系之争和减少潜在社会隐患的快速而有效的办法。
有意思的是，当时大部分青年都主动申请奔赴农村（陈村等人例外）。正如郑义所说：绝对没有人逼我们去，相反，是我们自己写血书，主动申请去的。我们想通过实际的斗争，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陆星儿、张承志和陆天明等人也和郑义一样，都是写血书，申请到最遥远的地方去。而张抗抗和朱晓平则声称，他们几乎没有想下去后还是否能够再回来。
老鬼指出：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时，几乎我们班上所有的好学生都下去了。我如果呆在城市，就会感到很丢脸的。但是后来，为了回城，朋友互相背叛，女人失节给当地做官的事比比皆是。
在知青生活中，生活和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提用男女之间的事情了。一对青年男女要是一起散步，被抓住都会当众受到荒唐的侮辱和严惩的。梁晓声坦承：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我没有任何罗曼史，连那种正当的欲望都被压抑得没有了。我们有意无意压抑自己所有的欲望，花了所有的时间都争做“模范青年”。
陆星儿也说：对我而言，我有那种欲望是到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因此，我从不承认我超过三十岁，因为最美好的十年完全浪费了。她的哥哥陆天明则说，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没有长官的允许，知青不能离开军垦农场。由于他们的户口也被永远地迁到了那里，几乎没有希望返回城里去，因此，许多人绝望了，有不少人自杀的。
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史铁生与农民的关系较好，所以他后来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杭育则认为他常常被当地人欺负。而王安忆和孔捷生觉得他们无法与当地人沟通。尤其让人痛苦的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劳动，如果没有他们家庭的支持，他们还是活不下去的。他们很快就有了一种被欺骗和被抛弃的感觉。
陆星儿说，当我离开上海时，我没有哭。但到了北大荒后，仅几个月后，我就愤恨起来。我不喜欢那原始的和艰苦的生活，最愤恨的是，那些高干子女都纷纷回城去了。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了知青们一泼冷水。孔捷生和陆星儿说，他们很震骇，想不通：林彪一直宣称最忠于毛主席，还被毛主席用宪法规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企图杀害毛的人了呢？
从1978年末到1979年春，知青回上海探亲时，他们联合起来，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回城重新分配工作。而新疆和云南的不少知青也举行集会，要求回到原来户籍所在地去。
因此，从1979年开始，政府颁布政策允许知青回城，除了那些已经与当地人结婚或当了干部的人。结果，有些知青实际上居住在一起，甚至有了孩子，但没有最后结婚（他们知道一旦结婚就真正“扎根”了）的人就面对了难题，于是同居的分开了，有了家庭的破裂了，孩子也被抛弃了。在农村“闹革命”十余年，最后，他们都像逃离地狱般地返回到城里来，真是噩梦一场。特别是一些女知青更惨，她们被村干部或军垦农场领导强奸。返回城里后，她们的年龄都有二十八九或三十出头了，都是老姑娘了。因此，她们不仅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也失去了恋爱、结婚的最佳时期。她们是加倍的受害者。
在农村，理想主义受到了严重挫伤。
史铁生说：在北京我们被告知，社会主义是天堂，但我们一到达农村，我们就看到了乞丐。我开始怀疑宣传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哪里了。
王安忆回忆自己像逃地狱般地回到了城里，她对重新回去看看毫无兴趣。她坚持认为，“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
陈村：知青运动是命定要失败的。
——陈村，1954年出生。回族。
我对去农村没有任何热情……事实上，农民们也不要我们去他们那里，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对他们只能是负担。
我批评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我认为他写的并不真实。一方面，他批评了当官的腐败，另一方面，他创造了一个‘青官’仿佛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这样做使两方面都高兴：普通百性能看见他是在责备当官的；而官方则认为，只有“当官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梁晓声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此外，小说中有许多细节不真实。尤其让我受不了的是，小说中的几个知青主人公，在梁的安排下，继续呆在农村，成了英雄；而回到城里去的则像老鼠一样东逃西窜。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适的。
知青运动是命定要失败的。梁晓声处理这种回城知青是基于个人主观的感觉，不是从广阔的历史远景上去看的。因此，即使小说中的英雄被鼓励把热血洒在北大荒上，而最终他们发现他们的奉献是愚蠢的.
搞创作应该要有自己的良心。在中国，总是有那么一些作家喜欢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思考和写作的。
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是回民。我的父亲不是回民，但我的母亲是的。我也能够选择说不是一个回民，因为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我是被母亲带大的。实际上我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回民而不是汉人。我的母亲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回民的习惯。
我开始在农村吃猪肉时，因为要是我不吃，我也许就什么也吃不上了。因为清真祠是为伊斯兰信仰者的地方，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不应该去。
我从不认为回民受到歧视。相反，他们受到许多优待。比方，人们做同样的事，少数民族的人就会比汉民多得几块钱。而大学入学考试，少数民族的录取分数线要比汉族的低一些。
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不喜欢宗教。早在孩童时节，我就被教导说“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我也不是很关心宗教。我认为它是存在的，在形式上像文学和艺术。
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没有宗教。而文革的极端就是要扶起一个宗教。
陈建功：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
——陈建功。1949年出生。
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名字前就加上了“狗崽子”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是“血统论”的暴力注释。
“成分论”导致了社会的憎恨情绪。现在那些当官的子女都去从政去了。当我们去农村时，他们去参军。我们回城失业时，他们已经是毕业了“工农兵”大学生。而我们去大学要参加严格的筛选考试。当我们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一个普通工作时，他们已经当上了官，或利用他们父母的权威开了公司，做对外进出口贸易。有些甚至直接到国外去开公司，慨了国家，肥了个人。总之，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怎么苦干，我们永远比他们落后一步。这当然就会产生冲突。
应该说，1986年的学生游行就是这种潜藏冲突的见证。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以我的名义第一次发表东西的是一首小诗，叫《欢送》，发表在1973年的《北京文艺》上。
可悲的是，那一年，煤矿工人推荐我去上大学，但单位领导不同意，我的名字被一个老红军的儿子顶替。我很愤怒。我写了这首诗送到《北京文艺》去，被发表了，这首诗表示对“欢送”这个顶我的人去大学。
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这不仅仅是我的悲剧，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可悲现象。要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失去自己独立个性的痛苦，他就不会珍惜它。今天许多作家没有个性，这是很可悲的事。
文革的时候，有些个人等级差别已经影响了我对待生活的看法。例如，我娘去世后，我去买骨灰盒，我竟发现有三种不同价格的骨灰盒，它们分别是六十、八十和一百四十元。那最高价格的是为那些高官们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这是多么滑稽的悲剧啊。
在大学第一年，我完成了一个剧本叫《奔向二千年》。我被邀请去上海与制片厂的导演见面。在那里，我被告知，要是我改一下剧本的内容，使之变得积极一些，它就可能拍成电影。我拒绝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顽疾，他们要当官，他们生怕他们的才能得不到承认。
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时，作家们都被摧着“表态”，但我拒绝了。
在1984年有一个“抓犯人”的活动，我被安排去抓他们。真是很可笑的事。在当官的人心里，人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写的东西“污染”了他们。因此当政府说要抓犯人的时候，他们立即将作家们聚到一起，让我们去做这项工作。这叫 “以毒攻毒”。如果我们拒绝，他们就会找我们的麻烦的。所以我必须去。
这使我想起在煤矿时的一件事来。一些煤矿工人和我训练老鹰去抓兔子，叫“熬鹰”。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我们用一根小绳子套住老鹰的脚，然后迫使它日夜不停地飞，不允许它睡觉。我们自己轮留睡觉。只要老鹰要睡觉，我们就打它。经过三天三晚后，它变得驯服了，最后乖乖地蹲在你的肩头上。你然后命令它去一段距离外抓取东西并要它沿着直线飞回来。要是它试图逃走，你就再折磨它。最终它就很听话了。
程乃珊：文革带给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毁坏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程乃珊，1946年出生。
在读了《生死于上海》后，我终于意识到，文革带给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毁坏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社会上，即使看到有人快要死了，人们也不会伸出帮助之手来。我们已经读过一些报道，说有人落水了，岸上的人不愿去救他。有人做了好事，反而成为笑料。我真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太实用主义，缺乏基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觉得作家有责任去唤醒这些人。
小说《蓝屋》结尾是编辑要给它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的。他要我给主人公顾鸿飞（音译）一个安慰奖。因为他没有重新赢得“蓝屋”。这个编辑要我将顾选成是城市委员会委员。他说要是不这样就显得不清楚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实际上，顾是一个失败了的知识分子。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发表出来后，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迷失之处。
邓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庄家，要是必须的话，我就跟着喊口号，直至装得激动得泪流满面。
——邓刚，1945年出生。
我一开始就感到文革很可悲。我喊那些口号仅仅是保护自己。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庄家，要是必须的话，我就跟着喊口号，直至装得激动得泪流满面。否则的话，我就一言不发。我别无选择，如果不这样，像我这种背景的人很难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
因为我出身在一个“现行反革命”家庭里，所以，无论我多么努力工作，我总是与“先进工人”的荣誉无缘。
那时，完全没有敌人来进攻，可成千上万的人高喊与敌人“血战到底”。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时候闯进任何家庭，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可能导致死刑。数千高分贝的喇叭日夜广播着革命口号和革命歌曲。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要被迫去跳“忠字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七八岁的小孩也扛着木枪，随时准备为国献身，因为“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怀疑到处都是。这些人被押着，戴着高帽子，胸口上挂着标牌，脸上涂着墨水，在大街上游行。
经历了文革后，作家们（像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变得“聪明”起来，不愿得到麻烦。
那些年的扭曲使我的生活变得像一头被阉割的老牛。有时，我在公众场合显示了一下真实情感，但立即就后悔把自己的心敞开给别人太不应该了，同时提醒自己下次一定更加小心。
我没有写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伤痕文学里已经有很多故事已经写到了这类故事。二是对文革是不是值得写我很矛盾和悲观。有时当我偶然翻看我拿着“红宝书”的照片时，就会有一种电击的感觉震骇我。我为中国人和为我自己害羞。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国度的人怎么会被扭曲和被愚弄到如此的境地？我确实没有勇气去回忆它。
胡平：如果再有人说我是“婊子的儿子”，那么他们也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们不平等，只有当我们都是“婊子的儿子”时我们扯平了。
——胡平，1948年出生。
当毛主席发动“炮打司令部”和反对各省市“资产阶级走资派”时，我是很高兴的。简单的一点就是复仇。因为我们班上所有那些来自高干家庭的子女都很傲慢和自高自大，总是威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现在一夜之间，他们也成了“走资派”的子女，突然间我们觉得平等了。换句话说，如果再有人说我是“婊子的儿子”，那么他们也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们不平等，只有当我们都是“婊子的儿子”时我们扯平了。
在学校，从班长到共青团员每个人都控制我、欺负我。现在一夜之间，那些压迫都倒掉了。我想，过去是普通百姓受批判，现在毛主席要党本身让受批判。
那时即使我受到政治歧视，但我仍然认为毛主席是对的。例如，我认为“成分论”是对的，毛主席是个伟人。
“四人帮”倒台后，出台了许多政策纠正各行各业的错误，但没有关于红卫兵的对策。其实即使没说，但上层还是把红卫兵当作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例如，1986年的学生游行就被责备是前红卫兵的行为。
今天大部分前红卫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失去了一切：青春，教育，和爱情。当他们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不能得到教育；当他们应该恋爱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做。有些干脆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结了婚，因为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了，结果有了孩子，社会正希望他们这样。没有正规的教育就没有正规的资格。他们被拖进没有技术的粗活。特别是那些比他们年轻的兄弟姐妹因为得到良好的教育比方甚至出国留学读研究生和博士生而生活过得比他们好得多，他们特别伤心、难过。还有一些前红卫兵他们得不到提升、得不到入党和分房因为他们在文革时曾经犯下的错误。
孔捷生：我参加的第一场斗争会是批判我的班主任。
——孔捷生，1952年出生。
文革开始时学生攻击老师是因为他们没有给学生们公正的分数。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释放我们自己了。
我参加的第一场斗争会是批判我的班主任。要是目标是别的我不认识的人，我也许只是一个旁观者，可他是我的班主任，我那时还是七年级学生，的确超出了我的理解。它使我震惊。
有一个高级教师，他被揭发的是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宣称她是一个革命者。她控诉这个老师诱奸了她。她还公开了性爱的具体细节。我认为她说的是真的，这又使我震惊。
几乎每周一次，一个农民或一个工人被邀请到学校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他们揭露了在旧社会受的苦，说得同学们都哭了。
那时学生们被鼓励向工人农民学习，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学校，因为在那里我是二等公民。
1968年“大串连”结束后，我们一回到广州，就被安排去农村。
在学样布告栏里，是学生们下农村的名单。令人感兴趣的是，去各个地方的男女学生在数目上是平等的。由此可以看出，上面是希望我们这知青互相结婚，生子，永远扎根农村。可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一去就不能回来了。他们连结婚这类事都替我们安排好了呢。
起初，我认为农民们很欢迎我们去，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确实不欢迎我们。我们被送到那里工作，没有训练，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在那里生活十分单调无味，我们有许多禁令：不准有任何娱乐活动，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更坏的是，我们也不准读自己的书。我们没有渠道发泄我们的思想，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我记得一个女知青到达军垦农场后，性格变得内向和忧郁。后来得了神经病。没有人同情和关心她。相反有人喊她“疯子”。一次有人干脆拿起一条死蛇围在她的脖子上，从那以后，这个女知青彻底疯了。这个女知青的家人也不关心她。最后当地一个又丑又穷的农民要娶她。她的家人来看了她一眼，同意了。
我十分震惊，人为何变得如此残忍。
这个事件使我想到：自从四九年以来，人道主义就从我们的教育系统里消失了。我们学到的课本讲的是阶级斗争，我们看的电影也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反人道主义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我担心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71年的林彪事件更是震惊和开阔了我的视野。那天晚上，所有共青团员突然被召集开会。会后，当每个人死气沉沉地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铃声骤然响起，又要开另外一个会。我们都猜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同房的人最终回来时，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发生什么了，他只是说，“无法想象。”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摇摇头，说出同样的话。弄了好久，最后他才神经兮兮地告诉了我事件的真相。刹那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
1976年我回到广州。在当时，知青必须要有病或特殊的借口才能回城。碰巧在我的膝盖下有一小块骨头有点突出。它可以看作是被一些无理性的打斗留下来的伤。实际上它并不痛，从我孩提时代就有了。它不是病变或其它毛病。大串连那会儿，当我走路走累的时候，我也是用它作借口上了一辆卡车。这一次我又是用它回了城。
老鬼：那些背叛过我的人，他们的憎恨比我对他们的深得多。
——老鬼，1949年出生。
在斗争会上，我最亲密的朋友最狂热地批斗我。因此，从那时起，我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
后来回城后，那些背叛过我的人，他们的憎恨比我对他们的深得多。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再与他们交往。
林彪曾经评说过一句话很对：“上山下乡是一种很恶心的劳改形式。”我现在明白了当年我们为什么被送到农村去，是因为文革后期全国处于近乎失控状态了。
李杭育：小说原来的名字叫《好运气》，可编辑发表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将它改为了《可怜的运气》。
——李杭育， 1957出生。
那时，我母亲月薪五十元，大姐是一个临时工，每月只有二十元。她把节约下来的钱和粮票寄给我。那里所有的知青都得依靠家庭，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当地人并不欢迎我们，但他们觉得与我们搞好关系纯粹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从一开始，他们就欺负我们。
本来，现代化过程常常将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可在文革时，由于工业萧条，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城里人去农村。这是历史的倒退。
我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1979年发在《西湖》杂志上的《可怜的运气》，小说讲述一个知青热望读书，但他那里什么也没有。一次他去一家种子店买瓜籽，令他吃惊的是，被用作包裹纸的竟是普希金的诗。他急忙返回该店买了更多的瓜籽，就这样一页一页地，最后，一本普希金的诗集差不多被他全买下来了。小说原来的名字叫《好运气》，可编辑发表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将它改为了《可怜的运气》。
我已经通过阅读翻译著作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精华，但是有些东西，没有人能够给我的，比方说民族的生命力，它是不能从书本里面再生产的。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身上。我对非正统的东西很有热情。我从来不从正统的东西里寻找这种生命力。因为一旦这种东西被典藉化和模式化，它立即就丧失了生命力。
李锐：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起来的废墟。
——李锐， 1950年出生。
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了来的废墟。
所有怯懦的逃避，所有卑劣的蒙骗，都是对于人的逃避和蒙骗。我深知这追问的艰难。可这是无未能回避的艰难。
企图‘客观而真实’地表达现实和历史的愿望，是一种太过时、太简单也太武断的愿望，是文学所难以负载的愿望。
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做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
面对历史，我只有无语的茫然。
梁晓声：毛主席说：“现在，红卫兵小将已经犯了一个错误！”
——梁晓声，1949年出生。
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是很支持红卫兵，他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接见数百万红卫兵，因为这些人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一旦红卫兵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意识到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红卫兵小将已经犯了一个错误”的原因。而身处狂热中的红卫兵当然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说。
总共有四十八万知青被送到黑龙江的军垦农场。严格地讲，从我们到达那里直到我们离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垦农场被建立起来。而大约有二百万人在那里生活。
在那时我们不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不认为“自我价值”有意义。这个术语仅仅是最近才出现在中国的。那时的我们只是想着集体和民族。后来，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消失了，不满和损失的感觉很快传播开来。
连知青的穿着都影响着当地的村民。我记得当地人请知青帮他们从北京买鞋。后来，当知青离开时，当地人感到很消沉，觉得没有热情把生活变得更好。这种感觉在女孩中更加明显。
在北大荒，光我呆的农场就有二百知青死在那里了，有些被狼吃掉的，有些是溺死的，有些是挖井、开石、砍树出了事故而死的，还有一些是累死的和自杀的。
有批评家指出，男性知青作家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温柔和浪漫的女性，因为这反映了知青一代的生活态度。我完全同意这种观察。这正代表我们要寻找已经失去的，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检查。
在长篇小说《雪城》中，我写了一个老保姆，她是北京的前知青。编辑希望我把它写成有幸福婚姻和积极进取的一个女子，但人物的性格不是那样的。因为，当她年龄越来越大时，北大荒对她越来越有吸引力。她写信给她以前的邻居，告诉他们她要返回去。然而，她的邻居回信说，他们的女儿要来参观北京。当这个女儿来到北京时，老人要她讲讲村里的柳树。邻居的女儿说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柳树。后来，这个女的被一个男人诱奸了，她不愿意回去。在这个平朴的事实后面，要表达的是北大荒的那片土地已经在各个家庭成员中分裂了。换言之，前红卫兵怎么在那里幸存呢？
陆天明：灾荒很快到了。我们躺在床上是为了让胃慢一点消化。
——陆天明，1944年出生。
1958年我才十四岁，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为了能够去农村，我虚报了三岁。因为只有十七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去。我们去了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子。我是同去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那时我们满腔热情。我到达那个村子时是1958年正月。我在那里与农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当时那里仍然是“高级生产合作社”。我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创办活动。我记得在创办之前，我们经过了“镇压反革命”行动大会，我们都要说清自己的历史。
当地农民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来临了，因为他们去公社食堂吃饭不要付钱。他们都很渴望摆脱贫困，他们很容易相信当局的话。真奇怪农民们真的相信他们。中国农民真无知。因此，我们必须反省我们国民的劣根性。
灾荒很快到了。在那里，我作为一个老师，得到一时优待。我们上午得到两碗粥，下午也是这样。吃了上午那一顿，我教一会儿学生，很快就放学了，回到宿舍，躺到床上等下午的粥来。我们躺在床上是为了让胃慢一点消化。
动员大批知青去新疆主要原因是解决上海的失业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后，大学减少了招生人数。许多中学毕业生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将他们送到新疆去。
与这些学生同时送到新疆的是一批流氓和犯罪分子，他们是发配到那里接受“劳动改造”的。我们离开上海后就到了一起，学生和罪犯唯一的不同就是衣服。前者穿绿军装，后者穿蓝制服。还有第三组去新疆的，是那些已经放弃读大学的学生。
那时，上海国际宾馆需要一个作厨师的学徒，这被认为是一个好工作了。我本来可以接受这个职位的，但我推荐了另一个人去。几年后，这个人做了主厨，当我仍然在新疆的时候。有一年我回来探亲，他特地感谢我把这个肥缺给了他。因为当时街道革委会告诉我，我可以留在上海，并很可能提升为干部。但那时我太热衷于我的理想了。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这样，1964年有三四万上海人被送到新疆去了。
从上海到新疆，我们要坐五天五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们都头昏脑旋。但要到我们的目的地仍然还要坐二三天卡车，那是距中苏边界只有三百公里的军垦农场。有些女孩在路上就被司机强奸了。
在那里生活特严，谈恋爱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会分散精力。
没有人敢离开，连私下谈一谈这种想法都不敢。因为谁要是说了，一定就认为是反对这项政策，就是“现行反革命”。同时，那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整个世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放，我们有责任来开发和建设好新疆。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能否建设好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总是希望当一名作家。这就是我选择要到新疆去原因的一部分。因为我认为这就是“到生活中去”，为我的写作作准备。事实上，新疆的生活成了我创作灵感的最基本的来源。许多比我年轻的作家也是用知青生活作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史无前例的。
我能够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代比我们更能明白和体察中国社会的实情。如果没有那些年的经历，我就不能明白中国和它的人民。
我认为，知青小说像苏联卫国时期的小说一样，它将会成为许多代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现在有关这方面的小说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现在写的有关知青的小说着眼点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冲撞上。我觉得没有教育的打败了受了教育的。
1985年我回到新疆去看了一看。当我看到在那里的朋友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曾是动员他们去那里的人，现在我返回了城市，而他们却继续留在了那里，再也不能返回。他们中不少人曾是模范工人，有些人坚信他们应该留在那里，这些更带有悲剧色彩。他们有十三个家庭共同请我吃一晚饭，我是如此悲痛，以致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意识到从心理学上说，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回到过城市。
一个年轻女孩曾是街道革委会的秘书，是上海一个银行的高官的女儿。她来自一个很文化的家庭。她能够弹钢琴，是从上海一个重点女子中学毕业的。她苗条而优雅。当她到了新疆农场时，她与一个劳改犯恋爱了。在那时她很企求进步，是人人都尊敬的模范。可现在她被人瞧不起。她结婚后，因为受歧视，她忍受了许多痛苦。
1985年当我参观新疆时，见到她我十分震惊。她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布鞋。她黑黑的皮肤使她看起来像一个老妇人。实际上她比我还年轻。她和她丈夫住在一个泥房里。她的丈夫在一个中学教英语，也许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心理的失控，她居然帮她丈夫强奸了一个女学生。
我知道在那样一个特殊疏离的环境里，她的心理已经失控了。她的丈夫因此蹲了八年牢。她则有三年被监控。我还吃惊的是她居然还使用文革的语言。她说她活着是为了阶级斗争。
有些结了婚的人为了回城，用尽了种种法子或苦肉计。比方，要是A的妻子是当地人，B的丈夫是也是当地人，他们就会签订合约：让A的妻子做B的丈夫，这样，A和B就能够回城了。许多古怪的合约为的就是回城这个目的。
由于人们在一个很严格的环境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突然间，让他们多一点自由的时候，他们感到迷茫和不知道该做什么。
陆星儿：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工作时，还是一个农民。
——陆星儿，1949年出生。
1978年当我离开北大荒时，我走得是那样匆忙，我没有时间去想。而1984年当我再回到那里时，我才知道，仍然还有四万知青留在北大荒。在他们看到我之前，他们已经变得麻木了。但是一旦见到了我，他们立即强烈地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
在中国户口钳制了人们迁移的自由。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一直很压抑以至丧失了他们的创造力、精力和开辟新途征的勇气。他们行动前要掐算每一步如何走才安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工作时，还是一个农民。
莫言：我与叔叔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在战场上相遇，我不会放过他，因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是国民党分子。
——莫言，1956年出生。
我是1976的参军的。对乡村的年轻人来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参军，另一条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后者是很难获得的，几乎都是那些干部子女。
至于参军也是碰运气罢了。那天有征兵的人来了，我正在村办企业里做工。别的人也都不在，特别是村支书和生产队长不在。这样我就“混”了进去。但是当我到达部队后，村里还写信去说我是富农成份而且我的叔叔在台湾，因此应该退回村里去。一个当官的找我去谈话。我解释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叔叔早在1947就已经去了台湾。而且他的家庭在解放前就已经与我的爷爷分开了。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在战场上相遇，我不会放过他，因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是国民党分子。我甚至引用口号：“亲不亲，阶级分。”他认为我解释得有道理，就同意我留了下来。
我之所以写《红高粱》有三个原因：一是我研读了解放后的军旅小说，我觉得很恶心。我要展示一种新的模式。二是我在高密县长大，我对那里的历史、风俗、习惯有很深的了解。三是我听到许多在当地流传的故事。
当农民在田间歇工的时候，老一点的人就开始讲故事。有人也许讲的是1937年的事。说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日本人被杀死了。或者还有更多的细节。如子弹穿过了胃，打了一个大窟窿等。第二天，另一个人又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这个故事。每一次有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就要加些情节进来。讲得越多就越丰富。这种集体的想象变得越来越有颜色。渐渐地，历史变得神秘起来。当我在那块田地劳作的时候，中日战争已过去快三十年了。那段时期的故事就被农民们传递得越来越神秘。
红高粱里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与我的家庭成员并没有多在关系。我爷爷奶奶是很简单而艰苦的农民。
在1987年初的反资本主义自由化时，因为我在“红高粱”系列里讲述到我的二奶奶被日本人强奸的事而遭到批判。他们为此专门开了一个批判会。我说，“要是任何人想与我讨论作品的艺术性，我不介意；但是，要是仅仅从政治上来责备，我不愿意听。”我还解释为个插曲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爷爷的性格变得真实可信，也激发他与日本人作战的决心。因为大部农民并没有抵抗日本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没关系。他们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因此，要描写农民积极抗日，强奸的细节就是一种艺术上的必要。幸而，随着运动的平息，对我的批评也自然消失了。
史铁生：文革时期的政府领导人利用了中国的宗教真空。把政治当作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是一场大灾难。
——史铁生， 1951年出生。
我记得学校（清华附中）是在1966年6月2日停课的，在毛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到北大后。一般认为那一天就是文革的开始。而实际上文革早在我校开始了。在我校最初的事件是争执教育的方向问题：是向革命路线还是向修正主义路线。
我认为当时的教育制度是对头的，学校的领导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有当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工人宣传队进校支持红卫兵后，学校领导才意识到他们朝向了错误的一边。
文革一开始，我第一个印象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又回来了。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我经常听到大人谈论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些领导，包括我们的校长，都认为他们应该站出来支持党反对红卫兵。他们认为红卫兵就像那些右派分子企图推翻共产党。而现实已经证明了，实际上1957年右派分子的许多意见是对的。
红卫兵毕竟太小，什么也不懂，他们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甚至愿意为他而死。什么社会主义、修正主义，他们根本不懂。因此一味地谴责他们是没有意思的。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我们怎能责备士兵呢？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做得对，他们是做错了。但是红卫兵有一些事也做得对，比方说他们都对特权阶级很愤怒。也许毛正是利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三万三千知青被送到陕西，那时，谁要是偷偷回来，警察会抓住他，并把他送回去。
1984年当我回去看看时，那地方还是很穷，整个村里只有一台电视机。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或一种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需要被科学证明。一旦政治代替了宗教，宗教就毁了，人们也就不再有宗教意识。
但是每个民族必须有它的理想：这就是宗教。要是宗教变成政治，特别是坏的政治，人们就会失去理想。不管这个理想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好的将来。它没有实用的价值，只有理想的价值。文革的现实就是滥用了人们的理想，而且这个理想是包在了政治里。
今天运动场上所谓的“为国争光”的口号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觉得应该提倡的是人类的爱。要警惕将爱国主义容易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做法。
我们的政府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首先用政治压制知识，而现在则用商业来代替知识。这个民族很危险，很可怕。因此我总感到前面的路并不顺利，甚至碰到巨大的灾难。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知青作家？首先，我们都不满意这种政治状态，它催生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写进了小说。在1979年前后，我们的小说就是暴露社会的丑陋。我们仅仅关心的是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最先出来的就是伤痕文学，然后才是反思文学。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西方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刺激了我们的思想，也增加了我们的自我反思。我们逐渐把人作为社会存在向寻找他们的根。这样又产生了寻根文学。
在1983年冬和1984年春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我确实很担心。我不是担心我不能出版我的作品，我是担心不允许外国作品进来。没有这些翻译作品，我们就切断了同世界的联系。
中国文化应该寻找新的宗教精神，新的理想，新的哲学。目的就是成为一个精神人——不仅知道他活着，还要知道他为什么活着。
我感到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本身不仅是指人的身体而且还有他的精神。把一个人从死亡中抢救过来，并医好他的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让他的心灵自由。
我觉得中国作家缺乏一种宗教意识，而这正是作品的生命力。因此中国作家急需的就是建立宗教意识。
实际上，文革时期的政府领导人利用了中国的宗教真空。把政治当作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宗教强调无条件的接受，科学和法制不能证明有一个天堂。不过，虽然科学可以用来生产洗衣机，但它却不能分析爱。人们相信天堂的原因在于它为将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铁凝：读中学时，我每天都向毛主席忏悔。
——铁凝，1957年出生。
因为我的“坏家庭”背景，我总是感到有罪。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日记。我的日记充满忏悔和革命词藻。有一次，我听见我的父母在谈话时批评毛，我很生气，有几天时间都不跟他们说话。）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读小说三年级。学校分了不同的班级。A班和B班是好学生，C班是差等生，在这个班读书的学生自我感觉都差人一等。
我们的老师都很严厉。负责我们日常生活和卫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老师。我恨她。因为我恨她，所以我认为文革是好的。它会让我摆脱像她那样的人。
为什么恨这个教师，因为她常常体罚学生。那时我喜欢给同室的同学讲故事，她立了一个规矩，午休时不能说话。但我要继续讲我的故事。她就像特务一样偷偷地溜进来，要是她发现谁没有入睡，她就会站在床边织毛衣直到每个学生都睡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同学要去厕所，她不仅不让她去，还罚她站在墙边直到她瘫下！
我喜欢读书，在午休的时候，她没收了我的《欧阳海之歌》，她说我不服从规矩。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她自己在看这部小说。
那时我跟后奶奶生活在一起。她出身于一个“坏家庭”和有“海外关系”的背景。她因此经常被调查。我很害怕。后奶奶是一个阳奉阴为的人：她受了一些教育，总是自愿读报给文盲听，以显示她的革命性。无论干部什么时候来找她问话，她总是一副阿谄奉承的样子，并喜欢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以证明她对革命的忠诚。从小我就看到了所有这些丑陋的事情。在这种伪善的环境里我感到恶心和害怕。现在我的后奶奶死了。回头来看，我意识到她也是一直生活在恐怖中，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
我觉得我被扔进这种残酷的环境过早，我接触生活过早，这也就是我早熟的原因。
学校关闭了两年多。1968年，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我们没有读什么书。我继续写我的日记。现在当我重读这些日记的时候，我感到很愤怒：我怎么这样地被扭曲了呢？我怎么没有一点点的自我，心里想的只有国家？
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今天我牙齿痛得很厉害。我要医院去看医生。但是我必须去参加一个仪式。人们站在毛主席像面前，向他祈祷和忏悔。然后唱《东方红，太阳升》，祝他‘万寿无疆’。我必须去那里。”
我的日记充满着这类事情。回过头来看，也许那些日记并不为我自己写的，而是为别人写的。一如雷锋的日记，欧阳海、戴碧蓉等人的日记都不是自己写的。或者说自己的并不是写给自己读的。
读中学时，我每天都向毛主席忏悔。
那时我的雄心是成为一个女士兵。中国女孩在那个时候想当兵想得发疯。一个原因是那时的女孩没有像今天这样能有这么多的好衣服穿。而在我无知的心灵里，我觉得当兵可以为我的家庭挣得政治上的荣誉。
后来我热切地希望成为一个作家。因此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去农村去的时候，我不否认我是这种理想做准备的。那就是：获得更多的经验为了今后的写作。我相信为了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人必须明白中国社会，而要明白中国社会，首先就是要明白农民。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
我觉得中国作家应该对社会和民族有一种责任感。
今天中国作家能够写各种事情。但有些还是限制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必须得考虑得国家的政策。许多作家下意识里就有一种自我检查。有些人害怕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写会导致批评。所以中国作家仍然没有他们要的那种自由。
王安忆：有人说，知青运动使我们成熟得快。可是，牺牲那么多，为的就是成熟快，我不要！
——王安忆，1954年出生。
我一到达安徽农村的第一天，我就深深地后悔了。可以说，我去农村纯粹是出于青春期的反叛，并没有雄心要改变农村的面貌。
政府给了我们每个知青二百元作安家费。可当地农民并不这样想。他们不相信上海女孩会在村里呆得很长。他们并不把这些钱用到我们头上，却给了生产队。然后他们安排我住到一个农民家里。
我不习惯与他们住在一起，我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我坚持说我有资格用那些安家费的。在我说完后，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碰巧，村里有一个老女人死了，所以村里就让我住进她的房里。
上山下乡运动对我来说像一个噩梦。因此，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像逃离地狱一样。我甚至不愿意回头看一眼，也不要返回去参观。最近许多人告诉我回去看一看，说那里许多事情发生改变了，试图唤醒我的感情。但是我不要这种感情，我就是不愿意回去。
有人说，知青运动使我们成熟得快。可是，牺牲那么多，为的就是成熟快，我不要！
自1982年以来，许多作家写了关于知青题材的作品，出现一种乡愁现象。但这仅仅是一种乡愁。最近，我碰巧看到一篇由复旦大学学生写的一篇批评梁晓声《雪城》的文章。这名学生批评梁说，他怎能渴望回到过去——那个以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牺牲”作代价的年代？我并不太多同意这种说法。以我的例子，我充满热情和希望，但是知青运动却将我的热情和希望打碎了。
要是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当作家而去插队，我宁愿不当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我的堂妹就是一个例子。经历了文革和插队，她得了神经病，死了。一个不愿意真正说出来的原因是有人因为这个政策得到了好处。而我只能说它磨练了我们这一代人，并给乡村带去了现代文明。例如，当地人看到我们刷牙时很奇怪。女孩子也不用手绢。当我们给一块手绢给她们做礼物时，她们感到特别兴奋。
王小鹰：我在茶场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因为那里的生活是那么的枯燥和无望。
——王小鹰， 1947年出生。
我在茶场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因为那里的生活是那么的枯燥和无望。我们只有几栋房子，山脚下一条狭谷包围着我们。我们大约有一百人在那里。没有电影、书本，没有什么能够激发我们心灵的。我们只有每天的政治学习。在我们吃饭前，我们必须要感谢毛主席。
1981年发表的小说《雾重重》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女主人公生活我们相邻的茶场。她体质弱，不愿意参加田里劳动。她与一个农民家庭交朋友，这个家庭提供给她一些农资物品。一天，她去这个家庭过夜。起初她与这家房屋的老女主人睡在一起。可早晨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与老女主人的瘸子睡在一起。她没有办法起诉他们，最终跟这个人结婚了。在中学读书时，因为学习越剧，我被批评说羡慕“才子佳人”。由此我不被允许加入共青团。回头来看。这种极端主义在文革前就已经流行了。
在茶场还发生一件事我不能忘记。一场大雨后，一座桥被洪水冲走了。十一个知青被冲进洪水。他们是因为发洪水时冲出去救那些被洪水冲走的黄豆。他们的尸体在下游三十公里外的地方发现，有些被挂在树枝上。他们的尸体肿得难以辨认。
出殡那天太可怕了。棺材放在地上打开的。我们泪流满面，从山上采集一些花做了些花圈。为了显示我的悲痛，王毅坚（我后来的丈夫）放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一具尸体上。那是他来自上海的朋友，她的尸体从树丛中发现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为她梳头时，我发现她的头上有一个洞。按照我们无知而忠诚的想法，挂一枚像章在她的身上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因为她是为革命、为大众牺牲的，她值得这个荣誉。但没料到却演变成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有人告诉了党支部，于是党支部和其它领导立即组成一个调查队，召开斗争大会。王毅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因为他想“埋葬我们伟大的领袖！”然后，他们打开棺材，将毛主席像章摘了下来。
王毅坚便在监控下生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敢接近他。
1986年从美国访问回来，我感到虽然宣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文明可言。同时，我发现中国现在学习西方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中国首先要做是改变国民的心灵。
王兆军：文革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恶心。
——王兆军，1947年出生。
文革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恶心。因为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粉碎了我的梦和理想。它也粉碎了我父母的梦。
随着文革的深入，我清楚地意识到，当地干部有特权，他们穿得好，骑着单车。那时在农村，骑单车可是很了不起的事。他们自高自大，使人想起解放前的地主。因此，看着他们被斗争，心里很开心。
1960年我在村里放猪。那些猪很聪明。当它们闻到一些可吃的东西时，它们就将它犁出来。我就常常跟在猪的后面捡这些植物吃。后来，猪变得更聪明了，一发现可吃的，就吃它并将口水吐到土里。有时它还欺骗我，假装那里有吃的东西，当我到那里找时，它迅速返回真正有食物的地方，很快吃了它。（页201）
因此，放猪是个好工作。后来村里规定，任何放猪的人发现食物都要一律交公。
最惨的是我的岳父。他本来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解放前他是拉磨的。他饿死后，家里没有钱买棺材，他的大崽求一个干部帮忙，被拒绝。经他磕了三个响头后，那人终于借了五十块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但是因为棺材太小，岳父的身体放不下。最后只好将他的头压弯好歹放了进去。他整个家庭都十分悲痛。解放前，他为地主干活。真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是这么悲惨！
1964年我十七岁了，我仍然没有钱买内裤。
在大饥饿时期，一个家庭有二至三个人饿死是很普遍的。我家还算幸运，只有我的小妹妹饿死了。那时她才六岁。因为饿，每天她起得很早去捉虫子吃。有一天她有一点发烧，咳嗽，然后开始发高烧。我娘很迷信，她用纸做了几个菩萨，然后烧掉，将灰当作药喂给我小妹妹吃。后来，她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死了。
叶辛：即使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红卫兵，我还是用我的血写了申请书。
——叶辛，1949年出生。
即使我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红卫兵，我还是用我的血写了申请书，要求去到最遥远最困难的地方去磨练我自己。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文学。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家没有谁喜欢文学。我的母亲总是要我学电工。那时修收音机很吃香。但我不喜欢。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日记。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想了解一下我在家里的表现。我的母亲拿出我的日记给他看。这个老师拿走了我的日记，看了我写的散文和编的故事。第二天他还给我时批评我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苗头。我很失望和恼怒。下到农村后，这种情况好多了，因为没有人来检查我了。我又开始写起来。
在贵州，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艰苦的生活，但是我不能写，我不知道写什么好。
1974年当我完成小说长篇小说《岩鹰》时，当时全国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因此，出版社的编辑要我在小说中增加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很反感。一个编辑然后建议与江西的一个作者合作，因为这个作者在小说中写了“农业学大寨”的背景。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可是，当我正在修改小说时，全国又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当我又根椐最新精神修改我的小说时，1976年，全国又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真不知道如何做才好。
修改第一稿后，我回到了贵州，等待答复。但编辑又再次要我修改。我只好又到上海修改，然后又返回贵州。就这样往往返返了好几回。
后来，按照国家的计划，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有关“革命群众”和“民主派”斗争的小说，共十九本。我的是其中一种。二十一个作者被召到出版社座谈写什么。主编对我说我的小说只要再修改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这样，这本书直到1978年才出版。
1982年《蹉跎岁月》出版后，我个人接到15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其中三分二是知青的。
张承志：我虽然不是一名头头，但是“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创作发明的。
——张承志，1948年出生。
我的历史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时，文革正好刚刚开始。
文革开始的征兆是在1965年。我们学校开始了一场大的论争。最初是651班的几个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与其它的学生论争，其主题是：一，学校是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为目的的？二，我们将来的革命主要是依靠在学校获得的高分吗？三，通过考试而录取学生的教育制度是修正主义吗？四，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热情有那么高涨、我们的“理论”听起来有那么深。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常常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支持我们的论点。谁能想到这种模式后来很快传遍了全国。
这个论争从1965年秋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从整个论争来看，来自干部家庭的学生们占了上风。这种论争后来发展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多少年后，无论我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都认为这种论争是十分有意义的。
发生红卫兵运动有几个原因：来自高干家庭学生的优越性和特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极左倾向，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反感等等。虽然那时我们只有十六七岁，但我们的状态十分复杂。一般说来，那时的学生都很憎恨当时的教育。
1966年五月下旬，这场大论争变得更加困惑。学生和校领导之间的冲突变得严重起来。校领导考虑要镇压这些学生。有人甚至放话这种镇压就像当年“反右”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高干家庭的学生组成了他们的自卫队。
圆明园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公园里的树木和岩石成了我们的隐蔽处。在那年的五月下旬，公园成了我们造反的秘密基地。我们都住在学校，常常去毁坏的圆明园讨论我们的战略、分析当时的现状。会议结束时，我们不敢走前门进去我们的宿舍，因为那里有站岗的人。我们从一条小道偷偷地溜回去。在那时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从事秘密的革命行动，并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我们那一组的人都很勇敢、无私，充满奉献精神。
圆明园在我们年轻人心灵里有着特别的设想。它是中国过去半个世纪被侮辱的象征。我们满怀理想和热情，有着振兴中国的巨大的责任感。
1966年5月29日，我从来不会忘记这一天。正是那一天，我们在圆明园宣读了我们的声明，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三天后，三张“红卫兵”大字报突然出现在学校主要建筑的海报栏里。从那一天起到六月八号，来自我们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大约一百来人加入了红卫兵。
从六月四号和五号，在北京的许多学校都作出了反映，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到六月六号时，每个学校的主楼前都开辟出一个广场，学生们到那里聚集讨论红卫兵事谊。那是不同寻常的事。学生们深受鼓舞，很快在各个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五月二十九日后的一个星期时间，整个教育系统就瘫痪了。红卫兵运动开始了。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我虽然不是一名头头，但是“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创作发明的。要是任何人问我，我创作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红卫兵”。
1966年5月，学校党支部组织批判《三家村》，像许多我的同学一样，我很投身其中。
一个同学和我在一个组。我写了一个大字报，在他的同意下，我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上了“红卫兵”三字。我用一枝红铅笔画了一副一个战士骑在一匹马上的画。我还用同样的办法写了三张大字报。没想到，“红卫兵”的这个签名传到了清华大学。
我深受鼓舞，似乎我就要奔赴战场或去闹革命了。现在回过头来，我仅仅感到有一种浪漫情绪。但在当时我是决心要加入造反队的，而忽略了我最初要进入清华大学的愿望。
其实，“造反”一词并不是红卫兵发明的，而是毛主席在一次与他的侄女王海蓉的谈话中提到的。后来这句话在干部中很流行。学生们从中得到灵感，发挥成“造反有理”。
红卫兵最宝贵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造反精神。这里面有好的和坏的一面。好的就是他们彻底攻击已经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坏的就是他们坚持“成份论”。批判坏的一面、保留好的一面是困难的。因此，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红卫兵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当每个人说它好的时候，你指出它不好，反之亦然。
在中国，红卫兵的事情还没有拿出来讨论。还不能自由地那样做。原因是，在四人帮的日子里，没人敢说文革是坏的。因此，也就没人敢说红卫兵是坏的。连讨论这类事都不做。同时，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责备文革中的一切事情，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红卫兵的恐怖想象。
我年轻时，理想色彩很重。我写血书，主动要求去农村锻炼。我走的时候甚至没有告诉我的母亲。
我在内蒙古呆了四年，那里的食物特别好吃。我的工作是放羊。我完全掌握了怎样去控制它们。它的确很浪漫。而对年轻人来说，碰上浪漫的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不浪漫。在那里，我们每个月只有十二月生活费。但是我们感到我们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
我住的那个家庭对我很好，现在我还经常与他们通信。我也写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我十分思念内古蒙，这就是我选择读内蒙古历史的研究生的原因。
我生活在汉人当中感觉有心理障碍。对我来说，与汉人处理好关系是很困难的事。
中国的状况很可怕。少数民族在走下坡路。我总有一种危机感，如果处理得不好，会酿成大的灾难。
另一方面，有人爬到了特权阶层，许多作家通过勾心斗角爬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搞创作。
中国作家没有宗教意识，只有儒家思想。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崇高，他们也没有神圣的空间，他们没有恐惧。因为没有恐惧感，所以他们就会变得无耻。
对我而言，无论我多么放纵我自己，无论我多么成功，我知道有一个神圣的空间我不能伤害它。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伊斯兰，因为它帮助我抵抗堕落。当我成功时我不会太狂或失控；当我失败和绝望时我不会攻击一种理想，即使这种理想是遥远的。我对生活有一种神圣感。文学应该是一种宗教，要是一个人没有对待宗教的那种神圣感去对待文学，那他最好不要写作。有一种文学像手工艺一样。我的小说是不同的，它充满热情。我知道它没有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
中国最让人失望的事情是没有宗教。最可悲的事情是它只有儒教。
回民是些杰出的民众。只有当你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是“人类”。中国的生命力也只有在回民中才能发现。当我与他们熟悉后，我发现我跟文学圈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协调啊。
为了写作《心灵史》，我花了六年时间穿梭于北中国去收集材料。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和其它西北部地区，我去个八次，每一次我都要记很多笔记。我不是盲目地收集材料。我实际上生活在回民中间，要是当地人与地区政府因为宗教而发生冲突时，我就帮助他们。
回民的忠诚令我感动。二战时，日本人在士兵的保护下到那里做研究，回民没有给他们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他们相信我，希望我能写出他们的历史。他们派了二十多个人给我作翻译，帮助我做研究。在我收集完所有的材料后，他们中的一个翻译还跟我到北京，作我的秘书。
当书写完后，我把它邮给了花城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听说我把书稿给了他们，很高兴。可是，当书稿到达后，他们发现这不像是一部小说。责任编辑说，我的书稿是一部现代主义作品，采用了许多叙事技巧。出版社的领导反正不懂，就让它通过了。
在书出版前，数万元订书款从回民们生活的遥远的村庄汇到了出版社。
书出版后，一些人感到很震惊：中国还有这样一部杰作！
对我的其它的著作，我不在乎它们是不是被翻译成外语。但是这一部，我的确希望它能够被翻译出去。我要让这个世界知道，有这样一种宗教，他们与当局斗争了二百多年，为的就是保护自己的信念。我确实觉得要是这些人让世人知道，它会扩大中国人的名声。
我认为，《心灵史》出版后，我再也写不出超出这部书的作品了。每个作家都有它创作的高峰期。例如巴金达到高峰期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很敬佩沈从文，他在高峰时就停止写作了。
我并不认为沈从文四年后不写作是因为政治原因。即使他写，他也超过不了《边城》。因此，要是我是能安排自己的生计，我愿意停止写作。
张抗抗：插队运动，从国家来说，这项政策当然是失误。但从个人来说，每个人还是从这场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张抗抗，1950年出生。
我是自愿去北大荒的。因为在学校我们一直被教导我们应该去农村锻炼自己。我决定去体验生活。呆在城市也是失业。
那时人们热切去北大荒是觉得那里很神秘，同时离家远一点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有一种目的是逃避政治上的压抑，我心里充满浪漫的梦想。
要是没有文革就不会有今天的开放政策，事情只要走向极端，才有相反的反应。当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达到极端时，人们就觉醒了。因此事情不能简单地归类为好和坏，即使最坏的事情有时也会有好的结果。
我后悔没有学英语或受到系统的教育。然而，要是我花了八年时间呆在图书馆里，我也就不会成为作家了。
对于插队运动，从国家来说，这项政策当然是失误。它造成了大量的人材浪费。但从个人来说，尽管事业受挫和种种失意，但每个人还是从这场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没有多少创作资源。
我写了一些国民的弱点，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今天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每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一种负罪感。不管是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是由于软弱还是没有羞耻感，那时的每个都做了一些有违良心的事。
不久前，人们谈论整个民族都应该忏悔，说每个人在文革中都有罪。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忏悔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上帝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忏悔的人的确做了这些错事。其实，后悔是没有用的。人们一定从中学到一点什么。人们一定明白什么是错误的，这就够了。
张胜友：社会错误对待我，我却反而赞扬它，这就是我的悲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张胜友，1948年出生。
我在我的作品里赞扬这个制度和文化革命运动。社会错误对待我，我却反而赞扬它，这就是我的悲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受一个教授在讲述鲁迅的《祝福》时的启发而写的。这个教授说，祥林嫂的悲剧并不是她的儿子被狼吃了，而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卢新华受到这种启发，想到文革给中国的造成的悲剧并不是它使国家的经济倒退了，而是它给中国人民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郑万隆：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是创作的一大障碍。
——郑万隆，1944年出生。
文革运动使作家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更强了。
而使命意识和责任感是创作的一大障碍。同时中国作家缺乏独立观念。例如，李准是一个天才作家。在五十年代早期，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但这个作品没有他自己的东西。因为无论是不是走那条路都已经被毛泽东决定了的。那主意是毛泽东发现的而不是李准。李准只是用简单的文学技艺将毛的观念诠释出来。虽然他做得很好，但他的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自己的东西。
作为报告文学大家的刘宾雁曾提倡“干预生活”，但作家如果也这么做，那就短视了。
刘心武是这样解释他的思想的：人民就是我，我就是人民。他拿我这个主体作为人民这个客体，而把人民这个客体倒过来作为我这个主体了。在他的所谓的问题小说里，作家的观点跟人民的观点是一样的。作家关心也就是人民所关心的。因为这种作家预见社会问题比一般人快而且深刻，因而他们的小说总能引起公众的热情。然而，当社会发生改变时，读者就不再关心他们的小说了，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生自灭了。我觉得在中国，作家仍然没有从记者和社会科学家中分离出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没有生命力。
中国本来有一个好传统，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这个传统现在被扭曲了。现在的“走出去”为成了“深入生活。”实际上，传统上的“旅行”就是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主题下被安排到一个地方去写它。它不需要动员作家去农村或是去工厂，它来自作家的自愿。
寻根文学口号的提出是1984年冬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有韩少功、陈村、李杭育、阿城等人。当时主要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外国的哲学和文学，特别是后来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巨大影响；二是考察这种影响。这样就引发了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学应该做什么，我们作家应该怎样写小说。如果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须寻找自己的根。
正如一些批语家说的那样，寻根并不是说中国的根就存在庙宇或森林中。中国的根就在长期形成的国民性上，寻根就是要明白自己和它的窘状。这与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他们所做的暴露国民的劣根性并不矛盾。
郑义：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郑义，1947年出生。
在清华附中，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生来自高干家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出身论”。他们来自“好”的家庭，觉得比“坏”的家庭的学生高人一等。
因为这些学生都相信“出身论”，学校党支部也有支持他们的倾向。这些学生的自高自大真是不能叫人忍受。可他们还不满意学校已经给予他们的特权，总是觉得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越其它学生。
文革爆发前，这些高干家庭的学生已经得到一些内部消息，便开始秘密运用策略。他们的逻辑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帮助建立了党和国家，他们要继续父母的使命。他们有一些特权，应该就是统治阶级。
文革一开始，这一拨人就是设法保护他们的特权。他们成立“红卫兵纠察队”，在城里搞打砸抢杀活动。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得到了当局的默认的。1966年八月，北京许多人被他们杀死。
因为他们把我当作“反动学生”，有一次我被他们打得半死。他们还用日本军刀架到我的脖子上，压迫我写悔改书。
那年十月，高层已经感到那些高干家庭的学生太暴力了。毛最初的动机并不是攻击学生的。因此不久党的杂志《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那些被压抑的学生站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派”，以前的就叫“红卫兵保守派”。
最初，“保守派”宣称他们是反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现在他们的父母成为攻击目标，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这是文革运动性质的大转变。人们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派系，全国性的运动开始了。
最暴力最血腥的全国性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到1967年和稍后一段时间。作为领导阶层的内部斗争在那时结束了。在1967年底到期1968年初，毛主席说“红卫兵小将”已经犯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白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红卫兵已经失去了价值，毛主席想结束这种混乱，但红卫兵不明白。
像许多人一样，我当时也很失望。我们最初参加红卫兵的目的就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的不公平，党员干部很腐败，搞特权。实际上毛提出的“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利用了群众的这种不满心态，否则的话，他怎能这么快就动员这么多的人参加呢？
我们去农村完全是自愿去的。我作为第一批去了山西。三年后，我们感到生活在那里没有意义，我们不可能改变农村。
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充满希望和理想。我们想改变中国使之变得更民主和自由。但是到了农村后，我们发现我们在学校还能自由地发表意见，到了农村却不被允许了。我们甚至不能读马克思原著。村子时几乎没有书，县图书馆是关闭的，我们没有机会读到任何东西。
我们确实很压抑。在那些年月里，我们连写信都不能谈政治。我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里面讲了些政治观点，被查出来。我别无选择，只有逃窜。我卖了我的手表得了四十元到东北去作一个木匠。
我写了一个悲剧，讲述一个知青，一对兄妹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去看父亲，因为林彪死后这个父亲刚刚从牢里放出来。因为他们离开军垦农场时没有得允许，他们必须东躲西藏地往家赶。匆忙中，他们上了一辆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卡车，这车子几天都没有停下来。当这车终于到达北京时，这对兄妹已经死了。
写完这个故事后，我害怕被人发现。所以我改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我将北大荒改成西北利亚，改北京为莫斯科。改后我仍然不放心，最后还在这个故事后加上译自《乌儿干日报》。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张报纸。我用了一个化名，现在忘记了。我让我的同事和朋友读它。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后来，这篇小说以《凝结的微笑》发表在1979年的《花城》上。
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写了《枫》后，我没有再写文革的东西。我需要时间来消化它。我对农民有特别的热情，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我能够精确地代表他们。
1983年的《远村》是关于一桩不正常的婚姻和无望的爱。它就发生在乡村中国的今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必须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因为她的家庭没有钱为她兄弟娶亲。她们被订立协约：一个女子嫁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妹妹嫁给这个女子的哥哥。这种交换婚姻在农村很普遍。在我的小说里，当这个女子的恋人从部队回来时，她的心碎了。但是她又不能提出离婚，否则她的哥哥也会因此离婚。两人相爱的人很快有了性关系。幸而村民们知道这对恋人的真相后，原谅了他们。
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只狗特别通人性。我在农村时曾有一只看家狗。这狗很骄傲，它通人性。有时，我求它吃东西，但它从不求我要吃东西。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它想到要找伴侣了，它就出去几天。我感到它比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它不压抑自己的欲望。通过这只狗，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失去自然的本性。
1983年底到1984年春反精神污染运动时，我厌恶这种运动，就骑着单车走遍了黄河周围的二十多个县，行程达五千多公里。我从这次旅行中获益匪浅。《老井》就是这次寻找的结果。“老井”描述了人类与大自然抗争的命运。
在我出发前，我曾写下“我要去发现，而不是证明。”
在一个很穷的县居然出了几千名干部，而且这些干部的职位都高出县委书记。这使我震惊。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这么落后！几千名高级干部竟然来自这样一个遥远、封闭、落后和没有文化的地方！你能想象我们都有些什么干部。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这些农民用他们的世界观来统治国家和人民，中国怎么能不穷！
朱晓平：直到今天，忍耐仍然被当作一种美德赞扬。
——朱晓平，1952年出生。
那时，媒体说每个知青都是自愿去农村的。实际上它早已决定好的。即使你申请，你也得去。因为你的户口已经转走了。
我正好是1968年月日2月23日毛主席发表动员令的那天去的陕西。
是的，许多时候，好的东西能够变成坏的东西。例如，忍耐。中国人吃苦耐劳可是出了名的吧。他们能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你能说忍耐不好吗？
可是，有人也许会问，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里，干吗还生活在样的地方？直到今天，忍耐仍然被当作一种美德赞扬。
竹林：我去农村是别无选择。
——竹林，1949年出生。
我去农村是别无选择。
我被下放到安徽插队。有些地方如黑龙江，能够去那里的政治地位要高一些。即使你要去，你还过不了政审呢。大约这个地方靠近苏联的原故吧。
到农村的头半年，我们每个月还有八到十块钱。但以后就没有了。我们靠工分。一年辛苦下来，大约能得到一百多公斤粮食。
许多年轻女子被当地干部强奸。实际上我在农村就开始写《生活之路》了，那时，我的东西深受“三个突出”教条的影响。虽然内容并不完全是假的，但整个儿是虚伪的，不是我真正要写的东西。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我想因此而提高我的地位，我要得到更好一点的工作。这是最低的期望。我仅仅要生存。
“四人帮”倒台的当晚，我立即感到我曾经想写的不能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了。于是我开始写起来。
是的，小说出版时，最后一章与我原来设想的不一样。我本来要让主人公被公安局逮捕的。但编辑将此改成了一种积极的方式结尾的，即所谓“光明的尾巴”，真没办法。
2001年5月至8月记于汉密尔顿望月楼
2003年5月22日整理于北京中关村
来源：橄榄树文学相关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