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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燕山夜话》与邓拓.新中国最大文字狱 “三家村”以古鉴今遭专政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0/14


  五柳村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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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16日
《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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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查阅资料,写批判文章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1961年,《前线》刊物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及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的《燕山夜话》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


记《燕山夜话》与邓拓/顾行 


记《燕山夜话》与邓拓

顾行

《燕山夜话》的问世

1961年1月上旬,中共北京市委开了一次常委会。

此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我们的党和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1958年以来的全国性的“左”倾错误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在首都北京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北京市委这次常委会,正是为纠正某些“左”倾失误,帮助群众正确对待困难和安排好生活而举行的。

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同志,在常委会上就宣传工作谈了这样的意见:现在是困难时期,有人反映下班后连书也看不下去,因此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市委常委会的精神很快传达到《北京晚报》。

我当时是晚报的负责人之一,主编副刊。当时报纸也不好办,工业下马,农业欠收,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晚报的同志在学习和讨论市委会精神的时候,都觉得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好,是为晚报出了一个好题目。这个好题目下的文章。谁来写最合适呢?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邓拓同志本人。

邓拓同志是解放初期北京市委宣传部的老部长,我们许多人都认识他。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读书很多,知识渊博,在哲学、历史、新闻、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又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我们早在晚报创刊之初就想约他写稿,只是知道他工作实在繁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这次有了市委常委会这个“由头”,这才登门向他提出要求:为了帮助读者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振奋精神,希望他能在晚报上开辟一个专栏,定期写些杂文。开始他并没有答应。但是这一次我们抱定旨:一定要“磨”他上马。就这样从一月磨到三月,每次见面都和他谈到这件事。到三月初的一天,口气有点松动了,他笑着说:“开一个专栏给你们写文章,你们的胃口真不小,也真能磨,看来不写是不行了,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们。”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给邓拓同志打电话,他回答:“我已经考虑好了,你们晚上到我家里来吧!”

那天晚上到他家的时候,他一见我们进去,先开了一句玩笑:逼债的来了。随即从桌上拿起两张已写好的纸片递给我们,一张写的是<燕山夜话>,另一张写的是‘马南邨(本来的村字)’。他说:“栏目我想就叫《燕山夜话》。燕山,是北京的一条重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的意思。马南邨是笔名。马蓝村原是我们过去办的《晋察冀日报》所在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

就这样,1961年3月19日,《燕山夜话》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见报了。

从此,一篇篇这迹潇洒有力的文稿源源不断地来到晚报编辑部,一周和读者见面两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燕山夜话》在晚报刊出后,首先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惊叹。每次小样一出来,大家先睹为快,边看边议论;一个人怎么读那么多的书?能记住那么多的材料?在社会上同样引起了广泛反响,“生命的三分之一”发表后,即有读者来信说;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都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作者给我信做了重要提醒,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记它也发出光来。

《燕山夜话》以其独具匠心的题目和立意新颖的内容很快征服了读者;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读者,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一个广阔的知识天地,让他们领导略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辉煌灿烂,大大激发了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斯人也,而有斯文也

《燕山夜话》见报后,一次,我们去看望老舍同志,当时他不知道马南村就是邓拓,但已看出作者不是一般人。他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还有一位历史学家来信说: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称得上是“其人,其时,其文。”是的,《燕山夜话》的产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有邓拓这样博学多才,善于思考并掌握了许多实际情况的人,才写得出这样中肯的文章。

这们历史学家和老舍同志对《燕山夜话》的评价,也是十分中肯和精辟的。邓拓同志正是这样的作者:他既是党领导干部,又是是饱学的学者。邓拓写《燕山夜话》的时候,虽然则则四十八岁,却已积累了近三十年学术研究和新闻工作的经验,早已驰骋于政论、历史学、文艺评论、诗和散文等领域。他正是把他拥有的广阔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湛的写作艺术全部熔铸在这一篇篇一千多字的小文章里、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纵横恣肆,开创了杂文写作的一条新路——知识性杂文,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珍贵的精神食粮。

这里,让我随手举一篇文章为例。

那是一天晚上,我在他家里和他聊天,我说:“最近参加了一些学术讨论会,发言的同志开始都爱说:“我这是抛砖引玉。”这种态度不错,您是否能写篇文章就‘一块砖头’发表点意见呢?”他笑着说:“我的文章可连‘一块砖头’还不如,只能算作‘一块瓦片’。”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提笔飞快地写起来,写完递给我,我一看,原来写的是来自唐至明的六首咏瓦的诗。他说:“一说到瓦片,材料倒不少呢!光诗就想起这六首,至于瓦的史料就更多了。咱们这回不写砖头写瓦片,你看怎么样?”

果然第二天一早,这篇题作《一块瓦片》的文章就送到了编辑部。在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里,我粗略数一下,他竟采用了十四种史料,对于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等好几个朝代的史书、笔记、诗词、碑文中有关瓦的记载,他运用自如地作了引证;他引用了六首诗(就是原先写给我看的六首),有些也是不大为人所见的。通过这些知识,邓拓同志告诉我们,不要小看一块瓦片,它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说明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阶级剥削的情形。历代的剥削阶级,豪门贵族穷奢极侈,用琉璃、用铁、用铜,甚至用银子、金子作瓦;而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用石片、竹片作瓦,更贫困的则是“头无片瓦”,过着贫无立锥之地的生活。它同时告诉人们,对待任何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即使小到一块瓦片,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形。而科学研究的任务,正是从具体事物分析中找出普遍的规律。

《燕山夜话》写于1961年到1962年,正是实践对1958年以来的许多做法进行无情检验的时刻。在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经验”的号召下,邓拓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传统作风,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对主观主义,弄虚作假,强迫命令 ,说大话、空话等等“左”倾思想的表现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燕山夜话》中不少文章是谈论这方面问题的。

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他对1958年以来全国普遍出现的滥用民力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当时彭德怀同志已经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上书而遭到贬斥,邓拓同志仍然出以公心,忠于事实,态度鲜明地维护真理,批判谬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劳动力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运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引用管仲的话说:“不为不成者,量民力也。”强调注意民力的限度,不要做民力过于勉强的事。

如果说,《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围田的教训》等还只是从工作上批评了“左”倾错误,那么还有一系列文章,如《主观和虚心》、《放下即实地》、《三种诸葛亮》、《智谋是可靠的吗?》等等,则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揭露和分析了“左”倾思想的根源。这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是很有启发的。

作为一个长期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的忠诚的文化战士,邓拓同志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觉察到,1957年以来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是“左”倾思想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当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如林彪、张春桥之流,正是利用这种不正常,巧言令色,诌媚邀宠,谋取个人利益。为此,他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满腔热忱地提出了忠告。文章着重说明,只有群众的实践,才是产生真知的源泉,也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他特别是提到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曾经劝告司马光的一句话:“不必谋自己出”,认为这个见解很有道理。“谋自己出,则诌谀得乘间迎合矣。”不幸为邓拓同志所言中,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我们确有这样的同志,由于轻视群众,不听忠告,对诌谀迎合之词倒听得进去,结果给人民、也给自己都带来了不幸。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

这一类文章,占了专栏的大部分,构成了《燕山夜语》的主要风骨。文如其人,也充分体现作为杰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作者的主要风骨:敢于面向实际,坚持真理,一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精神。

能写出《燕山夜话》这样知识渊博、文采洋溢的作者,与他从小就受到我国优秀文化的薰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曾经这样热情地写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他又说:“文化这个词儿在外国文里是一个字,这个字的字义,本来就是积累的意思。”一名中国的文化战士,应该很好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办法就是刻苦学习。一本一本地读书,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舍此是没有“终南捷径”可走的。

[跋]本文是《中华文化纵横谈》(1986年10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武汉第一版)中的“记《燕山夜话》与邓拓”第一、二段。这篇文章是我为筹办《中华文化》杂志而邀请他写的。因为我知道《燕山夜话》专栏的开辟,就是由于他的努力,而后也因此在1966年4月就遭受到巨大冲击。夺去他的生命的疾病,就是文革中关在地下室中太久招致的,感到应该把着一段经过写出来。承他慨然允诺,按时交稿,后来刊物没办成,所幸华中理工大学将这些稿子出了本《中华文化纵横谈》得以与读者见面;这些内容后来也写进了他和夫人成美合写的《邓拓传》中(山西人民出版社)。

顾行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学,但他在历史系,我在地质系,相识是在1958年他参与创建北京晚报以后,特别是经过文革,交往才多了起来。那时他已回到北京晚报工作,身体不好,经过几次大手术,算是延续了时间,而在1997年就过早离开了大家,此时我已在加拿大,未能作最后的告别,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永久的纪念。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记《燕山夜话》与邓拓”也发表二十年了。特再发表在此以纪念逝者。--陶世龙



3.

新中国最大文字狱 “三家村”以古鉴今遭专政

  三家村里本无村,
  
  留在人间却有痕。
  
  一自黄钟遭毁弃,
  
  遗音唤醒万民魂。
  
  这是广东诗人熊鉴作的纪念“三家村”的一首诗。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曾一度繁荣过。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林彪、江青等人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开始了对文化界有关人士的迫害。“三家村反党集团”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
  
  灾难初现
  
  在介绍“三家村”以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与它非常相似的另一栏目《燕山夜话》,这一栏目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1961年3月以马南邨(本来的村字)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前后共发短文152篇,很受读者欢迎。
  
  看到《燕山夜话》如此受读者欢迎,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也想效仿开设一个类似的栏目。于是,1961年9月,《前线》编辑部约请邓拓(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吴南星是从三人的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吴”是吴晗、“南”取自邓拓的笔名马南邨,“星”取自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开设到1964年7月结束,历时近3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其中有21篇是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文章多以古代历史资料为题材,以古鉴今。
  
  这两个专栏开辟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由于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在这种形势下,《三家村札记》不得不被迫下马了。
  
  余温加热
  
  说到“三家村”蒙难,就要从1962年时说起。当时为将海瑞与彭德怀联系起来,江青以她特殊的身份,找到中宣部、文化部,要求批判《海瑞罢官》,但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策划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限上纲。姚文元的那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北京市委有关人士如彭真等人的强烈反对。尽管国内很多报纸转登了姚文,但在彭真等人的主张下,北京的新闻单位一直不予转登。
  
  但为了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向深入,进而找出隐在吴晗后面的“黑线人物”,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后,出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以后文艺工作取得的成就,提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在江青炮制《纪要》的同时,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正在北京研究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并把这一研究结果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希望将《海瑞罢官》的争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曾在提纲上签了字的毛泽东不久又宣布撤销了这一提纲,并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劫难逃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北京日报》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一天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会议最后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评“三家村”》一文,文中称邓拓是“三家村”三将中的“主将”,黑店的掌柜和总管,还暗指在吴晗、邓拓之后还有挂帅人物。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通知》为围绕《海瑞罢官》的“三家村”问题的讨论定了性。
  
  就这样,不管北京市委如何抵制,“三家村”的冤案最终终于形成了。当然“三家村”的三个主人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严重迫害。  

据紫金网 2006-2-18 22:14:42 作者:佚名
来源: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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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文革”结束了吗?/傅国涌
----下篇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1966年5月9日后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