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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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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共党史上典型冤案之一:从“延安整风”到王实味经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0/12
 
 (综合)中共党史上典型冤案之一:从“延安整风”到王实味经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
 
1.
 
质疑延安歌舞升平毫无抗战气氛 王实味被批判 
 
作者:王德芬 

2005-09-01 09:39:05   党史信息报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中央研究院(原中央马列学院)里有一位特别研究员、老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的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方的抗日战士日日夜夜在流血牺牲,后方却歌舞升平毫无战时气氛,前后方的差距也太不协调了。
  
  国民党把王实味的几篇文章和其他几位作家的文章在西安集印成册,成了攻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宣传材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王实味受到了批判。王实味不服,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诗人李又然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很着急地来找萧军:“萧军呀,你不是和毛主席很要好吗!你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王实味到底怎么回事?听说王实味要脱党,那会影响不好呀,王实味是个好同志呀!”萧军真的去找毛主席了。毛主席说:“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6月初,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他叫着我跟着大家一起去。进了中央研究院大礼堂,几百个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苍白细瘦病病歪歪的。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就又被大家止住了,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秩序很乱。萧军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于是王实味就说,他不是托派,他没有反党。可是仍然有人半道插杠子打断他的发言,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我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这话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回去就向党组织汇报了。就这样,萧军被戴上了“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
作者:王德芬 
   
 
2.
 
王实味讽刺延安不平等 经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 

2005-09-01 09: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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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历史产生兴趣较晚,以至于在写本文中的两个人时,资料匮乏。比如对王实味,1990年前,我是绝对的无知!之后才慢慢地、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一点,直到今天,虽颇为关注此人的命运,但对于他的人生轨迹,仍局限在人们翻来覆去说的那一两个历史事件上。对严凤英,所谓历史资料几乎是谈不上的,所得印象,均来自她演的《天仙配》,很小就觉得电影里的仙女很美。此外,别无印象。
    
  是什么让我把王实味与严凤英联系在了一起呢?是“遭遇链条”。
  
  先说王实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王实味则由中央社会部押送到晋绥根据地。途中,因王实味“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便成了行军途中的一个包袱。晋绥公安总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可以将王实味就地处死。7月1日凌晨,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干部为节省子弹,将王实味带到黄河岸边一处偏僻的山隅,从其身后出其不意,用砍刀将他杀死后置于一眼枯井中。再说严凤英,她生前被诬为黑线人物、国民党特务,因承受不了被诬陷的巨大压力,服毒自杀。无论是常理还是法理,人死如灯灭,就其“肉体”而言,饶过也就是了。然善于斗争的当权派们还不肯罢休,竟又残暴至极愚昧透顶,将严凤英的肚肠大肆解剖,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以上两事分别见于《湘声报·观察周刊》2002年4月18日及《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
  
  不难发现,王实味与严凤英的命运,同属一个“遭遇链条”。只要你看到了王实味的死,就不会再对严凤英的死后遭遇感到惊讶,因为非正常极刑非文革新有,革命时期的延安就开先例了。相反,作为“王实味链条”上的严凤英,在“阶级斗争”白热化阶段,不屈死、不被剖肠挖肚才是不正常的。
  
  历史是过去的事,本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但因为链条的作用,一些历史便显得敏感甚至过分敏感,若追根溯源也就显得不合时宜。比如我们想知道严凤英们的“上链”王实味之死的原由,最远只能追溯至王实味写杂文,讽刺延安时期的不平等。史料上说:
  
  在延安,从1937年开始逐步形成大、中、小灶的规定,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5分钱,一般干部7分钱,以后叫做社会部的“中央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1.5角钱。军队团(边区厅)级干部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中央部)级干部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四菜一汤。衣服则按等级分别为从外面买进的斜纹布和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而有四个口袋、两个口袋的区分。……江青要吃的阿胶,是从山东买到后,经香港、重庆绕了一个大圈送到延安……
  
  上述是历史事实,也是王实味那一时期杂文批评的对象,此外,再也没有能够证明可以对王实味处以极刑的法律依据。而处死王实味的惟一“铁证”,仅仅因为他“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这点连禁闭都不够格的“罪名”,竟然招致了残酷的杀身之祸!一把砍刀、一眼枯井,便了却了一个批评者的生命。或因此,之后的华夏,除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极少数人外,鲜有公然的政治批评者。
  
  看上去,严凤英是自杀,比王实味的遭遇好了许多。其实不然,就剖肠挖肚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的残暴而言,严凤英这个“下链”给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伤害,一点也不比非法处死王实味差。原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随着时间而递进的,事实上却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也说明,只要是同一根链条上的事物,本质上就不会有前后之别。张志新与李九莲在被枪决前,分别被割断和刺穿喉咙的遭遇也佐证了这一点。
  
  注:文革后的1978年,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西省常委们在讨论要求执行死刑的报告时,多数常委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反对意见只有三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她喊口号,便用竹签把她的下颚和舌头刺穿在一起!对这段极其残暴的现代文字,我永远都不敢正视。
作者:魏得胜   
(《读书文摘》2002年第4期)

 
3.
 
“他最恨‘左’啦! 王实味冤案的平反

2005-09-01 09: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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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寿

  我与温济泽同志相识是1980年的事。那时,我正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为协助李老弄清楚王实味问题,我们先后访问过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温济泽同志也是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原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党委搞宣教工作,直接参与处理过王实味问题,并在当年就写过反映王实味问题的《斗争日记》一文,是我们必须访问的对象。1980年5月10日,我们访问了他。

  由于温老温文尔雅的风度,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近20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志。

  “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

  温老对我说过:“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谦虚和自责。要是在延安整风中,按温老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也许就不会有王实味冤案了。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时,温老就明确地说:

  1.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她“反党”。

  2.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

  3.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温老在延安整风中对王实味的基本看法。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温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因工作关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一些情况。他说,开始他不认为王是“敌人”,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他相信了康生的话(见本刊1992年1月号)。

  由此,温老被误认为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此事,至少在中央研究院是尽人皆知的。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又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故尔,温老没有把它收入到自选的《征鸿片羽集》中去。

  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王实味冤案是由李维汉引发,康生插手,毛泽东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其他人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铭记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

  李维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党为国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但到晚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曾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撤职、挨斗,甚至坐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解放。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1980年春起,李老倾注极大的精力,撰写回忆录。王实味问题是他直接参与处理的,因此,他对我们说:

  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

  经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的资料,搞清王实味问题已经有了基础。但是,李老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认为王实味问题,原先是由组织作出决定的,重新审查的结论也应由有关组织作出。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的征求稿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李老非常慎重,因此把它称为“悬案”。他是这样写的: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后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向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总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所表现的观点与温老同我们所谈的看法,两者完全一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反党集团”等的所谓“铁案”。1982年2月,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个人的平反遇到了麻烦。因为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自动”前去“中共统治区”的“托派”。故此,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但是,李老并没有最后放弃。在临终前,嘱托给了温老。温老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1984年7月、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在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温老不仅铭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王实味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李老逝世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使王实味的平反出现了转机。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实味,以及陈其昌与王实味的关系以后,着重指出: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着重号是原有的)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1929年至1934年这个时期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

  王凡西的这个“证词”,无疑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1986年6月《瞭望》杂志第22期发表了《创造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文,传达了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信息。文章转达了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案子,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得以平反。因此,胡耀邦说“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含有应给以平反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有关王实味问题注释,首先找到了温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如何为王实味作注伤透了脑筋: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能不能成立?王实味的真实身份又该怎样确定。对此,温老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在延安被批斗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定了对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指控。同时温老介绍他们向我了解有关王实味的情况和资料。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为王实味作了这样的注释: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可以说是给王实味作了一个初步的平反。

  《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出版以后,温老告诉我:注释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龚育之、逄先知主持作出的,经胡乔木审阅、并同意的。应该说具有权威性。

但是,加给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应该说是毛泽东记忆中的差错。在延安批斗中加给王实味的是“托派”、“五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头衔,所以,为王实味平反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为此,温老曾多次写报告向有关部门为王实味提出申诉。1986年11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年3月,温老又写报告。这个报告,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直接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桌上。宋平在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月30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又建议向我作了解,我也向他们作了介绍,并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后来,温老告诉我,公安部的同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底,就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温老对我说,据透露: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沉冤50年,经过12年的周折,王实味冤案得以平反,与温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温老为王实味的平反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温老对我说过:他最恨“左”啦!“左”把党和国家害苦了,把许多人害苦了。但温老没有说,也把他害苦了。其实他自己也受过“左”的苦,长达20年。

  温老十分赞赏胡耀邦的这样一个思想:“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的恶劣作法不能再搞了。他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到批胡风,直到批“三家村”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的总结。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由于温老的就王实味平反召开一次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温老只好自己动手写出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发表在1992年1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稍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此后,温老不辞辛苦,搜集历史资料,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温老为该书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为什么这样‘左’?”的问题。

  温老认为:发生王实味冤案,“左”的原因主要是:1.对托派的错误看法。2.对敌情的过火估计。3.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判断的恶劣作风。4.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5.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6.不愿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同时提出了应该吸取的教训:1.一定要实事求是。2.要注意防止“左”。3.要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4.要建立和健全法制。5.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对于这些观点,温老结合延安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的实际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中,温老特别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并强调:“对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切实注意。”

  但是,温老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应把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搞运动、打棍子”这种“恶劣作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终止这种做法,创造国家和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温老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大概在1993年的一次交谈中,对我说了这个心愿,希望由我为主来写作这本书,他作顾问。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意见,写好了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但我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有限,信心不足,表示“打退堂鼓”。此后,我不知道温老是否另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温老的遗愿未能实现,自然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4.
 
人物风流:楚汉狂人王实味—野百合花的人性光辉

2005-09-02 16: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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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傅国涌

王实味是四十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被他信仰的党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现在王实味文集也出版了,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获得平反,以“野百合花”命名的书、丛书也洛阳纸贵、随处可见。但不少书对王实味的介绍却错误百出,如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收有王实味的四篇文章和温济泽的《王实味的冤案》一文,在仅仅一百多字的作者介绍中至少就有五处错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有关王实味的介绍也有至少两处错误。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20岁时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学生时代他已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最高领袖都要一再提起他的名字。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 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认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所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他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真的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他的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
野百合花

  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在“前记”中他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他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所以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因此他倡导的是爱、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他说“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他充满敬意地提起了伟大的鲁迅。他认为“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

  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的个性十分强烈,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是《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也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三十六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当他遭到批判、斗争以后,其他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到批判的行列,萧军恐怕是唯一一个为他说过话的知识分子,为此他还和丁玲、周扬、刘白羽等党内知识分子,艾青等党外知识分子展开过激烈辩论。而他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萧军的出现象是一个异类。当然这些人以后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也是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王实味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5.
 
延安整风后的丁玲和王实味 相同观点不同命运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
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  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  
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  
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果然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这一有利形势,及时做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的决策。知识分子向往革命需要革命,革命也十分需要知识分子充实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建设。不久延安就改变了传统根据地单一军事存在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的革命新政权的雏型。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革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被树为一面旗帜的丁玲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对丁玲寄予厚望的毛泽东亲自和丁玲谈话,要她暂时离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岗位到刚创办不久的马列学院去学习。毛对丁说,你写过一些好的小说,到陕北来以后表现也不错。现在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提高理论水平,这对你今后的工作有好处。你看,延安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文化人,要做好文艺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行的。丁玲虽然很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毛泽东的话她不能不听,于是从1938年11月起她就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这就是说,丁玲不仅需要在感情上对革命对党抱有热忱,而且需要在理论上对革命有切实的认知并在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一致。客观地说,丁玲在此之前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党的关爱基本上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的,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则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 
 未改文学初衷丁玲逾越了“革命需要”的限度 
 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并不算短的时间,但在革命理论修养方面她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就很难说了。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
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 
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
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
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
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整风运动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

  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
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

  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
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
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使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她说,回顾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这样“洗礼”的结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后不久,即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丁玲安全渡过难关。还有一例也可从侧面反映丁玲当时所得到的政治信任。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了锻炼和改造。从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
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作品,丁玲确是下了功夫并且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又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很快就由胡乔木拍板出书。这一切都说明,在延安“洗礼”后的丁玲,是真正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身体力行参加文艺实践活动的。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尹骐《炎黄春秋》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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