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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革 湖北-->鄂 豫：１９６７年周恩来处理河南和湖北问题
１９６７年周恩来处理河南和湖北问题
鄂 豫
◇ 河南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７年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所谓“散摊”之后，依然是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而且是文革运动实实在在的“大总理”。他不仅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而且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具体地一一处理碰头会只能原则讨论，或者争执不一的重大问题，宏观到全国如何实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微观到每一地方、部门、部队大小人物、组织、事件，保护某某干部、安排某某出面、上天安门……。除了千方百计地维持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管理国民经济建设和日常生产活动、干预和指导中央直属部门的文革运动之外（特别是中央管理干部的批判、处理问题），他还掌握着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审批工作，斡旋和处理军队介入支左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出现的群众派别斗争、军队与群众的冲突问题。平心静气地，客观和历史地看，是周恩来代表了毛泽东，一一地，深入地参与和组织、决策了当年各个省市、自治区问题的解决。
这些问题和活动，仅有长期在党、政、军圈子里有坚实活动基础的周恩来得以胜任，也只有和毛泽东共事多年的周，才能较为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才能将意图化解为实际，将冲突销融。这不是实无“副统帅”大权的林彪可以左右（今人研究已经说明），不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左派激进文人有政治实力和行政能力可以纵横捭阖、挥之即成，也不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文革办事机构就可以呼风唤雨的。当然，更不是一些无当年政治圈子起码体验，不真懂共 产 党政治游戏和运作的学者，闭门想象，轻易臆测、解读和断言的。
１９６７年，中原大省河南与湖北文革纷繁、激烈、冲突的问题，能够按毛泽东的本来意图去处理，做结论，就是一个范例。这里仅仅企图重现有关历史过程，看看周恩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周恩来对河南问题的看法，根源于对河南省委干部的估计和对运动的基本估计，而对这些问题，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就对河南文革运动以及刘建勋书记，有一个较好的看法。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建勋和他在８月１９日的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毛的本意，全国的省市（区）领导应该如此，各地的运动主流应该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周指示河南省军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四、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代表包括省军区、省委、武斗的双方，以及其他革命组织的代表。由何（运洪）政委出面召集有关各方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在中央批准后再来北京。
４月２３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周恩来：“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另７月３０日刘建勋在与河南代表接谈时谈到：４月２３日主席批示请河南两派来北京汇报，并叫陈再道、钟汉华和我商量谈判问题。批示下来以后，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找陈再道、钟汉华。我到京西以后，陈再道说河南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河南军区直接向中央反映的，他当时提出让文敏生代表我。我说我自己代表我自己。）
５月２９日，正值河南武斗加剧之时，中央首次接见河南干部、各派群众代表，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听汇报。最后周讲几点精神；说：“我们要调查，明天派一个医疗队去，一面医疗，一面调查，你们二七公社（按：造反派）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可以住在两个地方，受压抑了，你们在北京完全可以公开出来，不要让我们不好找。今天的事谈了马上做，但不要回去打电话，出大宇报，大标语”。（河造总：二七公社靠北京来电吃饭。）周：（对造总）“这是什么话！嗯？怎么这么说，这不对”。在首次接见时，其态度已有较强的倾向性。紧接着，以总理名义（中央）派出医疗队救护河南武斗的伤病群众，并调查研究河南问题实情。（到７月，郑大附中造反派“红旗”学生张鲁明，在纺织机械厂冲突中重伤，闻讯，周恩来还派专机送医生实施紧急抢救。）
６月４日，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河南省军区领导干部，批评说：“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以后我们叫你们来谈判，你们说只有一派了。我们讲只有一派了还有啥谈的，就没有谈的了嘛！但是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左、中、右总是存在的。以后你们抓人，宣布非法组织，把他们压下去，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物极必反嘛！你压了他，他就要闹。何运洪同志上次接见，你们来了，二七控诉你们，我们说不能叫控诉，他们提了些意见，你给你们刚来的同志讲了没有”？
周恩来拥戴毛泽东的倾向性意见，批评河南军区，支持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认为产生武斗是压制了造反派的结果，观点已经十分鲜明。
接着，康生说：“二月叫你们谈判，你们不来，不管有意无意，是和主席思想对立的”。关锋说：“你们想把人家拖垮，造成既成事实，再来谈判，这是很不对的”。周从实际问题说：“当时你们拖，你们压了人家，所以人家反对最强”。下面军区同志继续汇报，刚谈到纪登奎问题时（军区认为纪是走资派，支持一派群众反对），周插话说：“对纪登奎的问题，主席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接着杨成武也说：“二月叫你们来谈判，你们不来，别的地方都巴不得要来，你们不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刘邓路线，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犯了路线错误”。不过，王力插话说：“犯了路线错误也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河南问题，周与中央文革其他人物的态度是统一的。
６月１３日，第二次接见河南群众、干部代表，周恩来主持，有几个例子说明周的倾向与心态。其一，示意叫造反派奋力保荐的纪登奎和二七公社的代表进场，一位警卫员俯首向王力汇报大门口情况，王力转告说：“一个叫唐伟的，不叫二七代表进来”。周立即质问：“唐伟有什么权利！这是中央开会，唐伟是清华的嘛，他们有什么权利不让进来”！（按：唐系清华井冈山“４１４”派在河南串联的学生，支持河造总，反对二七派；周还知道其父亲——一位烈士。唐对河南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对后来清华两派思潮争辩有较大影响，但４１４总部主要负责人也不同意他们过多深入河南运动〔１〕）二七派代表回答：“报告总理，受到阻拦，红代会的代表还没能进来”。周恩来又问：“谁不让进来”？二七群众说：“河造总把着大门，不让进来”。王力：“（对周解释）他们强调对等”（按指二七和倾向二七的首都造反派人多了）。周恩来回答：“什么对等？！红代会嘛，北京的红代会嘛”！执意叫一直为中央传送河南运动信息的北京红代会的代表进来。警卫员又说：“我讲了许多道理，还是不让进”。周回答：“胡闹！把中央的大门”！对河南问题，周抑军区支持的河造总和支持军区的“４１４”红卫兵唐伟，扬抵制军区的二七公社、支持二七的首都红代会（以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为主），态度十分明朗。不过唐伟自己说，后来他还是得以进入了会场参加会议。
其二，后来二七代表继续汇报国棉六厂“５３０”武斗事件，工人赤卫队大楼被烧，周恩来看到二七公社交上的有关照片时，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当讲到１２岁的小孩眼睛被铁军（保守派）用弹子打坏时，二七代表把那颗钢珠交给周，他叹息道：“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弟兄嘛，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得这样惨呢”？（代表又讲了一个事实经过）总理反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打？你别光讲现象不讲实质嘛”！代表说：“这是何运洪一手策划，是何运洪一手搞的”。总理：“噢，是这样……”；代表在启发下终于点透问题，周似乎明白了一切。后六厂赤卫队（按：保守派）代表抢着发言，说他们之所以围攻工人赤卫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打伤了他们４００多人。周恩来反问：“你们有多少人？……你们人多，３０００多对１０００多，怎么能打伤你们４００多人”？看来他根本不相信保守派工人的遁词。
其三，河南支左办公室的刘生报告，有个新问题，六厂情况我最清楚。王力丢开手里拿的材料，叫支左办公室的说。周：你姓啥，叫什么名字？你们和他们住在一块儿吗（指二七）？刘生答：对！然后以其亲身体会揭发军区司令支保不支左的事实及他自己思想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二七公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逐渐倾向支持二七公社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于五月被调开了支左办公室。他曾给中央文革写过两封信，反映河南军区在支左中的几个实际问题，但是，均被扣。中央领导都很认真地听取了刘生的汇报，周恩来、康生都频频点头。周并要求“把这些事情整理一个材料给我们”。看来，他和其他领导人，对这个“反叛”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干部，是相信的。
６月１６日第三次接见，听开封汇报抓捕、枪杀造反派问题。周主持。
７月２日，周恩来主持第四次接见，听保守派方面汇报，他对保守派的倾向显而易见。周说：“军区宣布郑大联委非法，他们（二七）是你们压的”！当省工总想解释时，他简言之：“你们接近官方”。当省工总代表拿出许多照片，指责二七公社写反动标语时，周提问：“那是不是他们写的”？答曰：“有照片为证”。周干练地回答：“现在有各种照片。我说可能是坏人这样写的，假如别人写的，造他们的谣，给他们脸上抹黑，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看来，在“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的时兴政治民谣前，周根本不相信造反派会去写所谓反动标语，也不太相信保守派的“罪证材料”。
周说：“我们承认（认为）二七公社不会把你们压垮的，不会的。你们犯了错误。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想着过去，过去你们压人家了，现在还（怕）要压你们。群众组织么！我们都会报告（引导）你们走对的，大联合么，都站到毛泽东革命路线上来么！你们先去打电话，电话不通，你们还是要去的，到石家庄那一千二百多人，那后天就来了，河南太近了，不象四川。你们提出学四川，四川大乱，你们也大乱？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河南是中原要地，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他又问郑州大学“战斗师”：“我问你们和郑大革联（按：造反派）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在什么地方”？（战斗师说：革联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整总理材料）他笑着摆手，看来也并不相信，“说具体点，讲你们学校嘛！你们保了些人吗？党委的问题我晓得，工作组来了以后？（战斗师：我们最先反党委），你们两派我都知道，我想听现在。二七公社、郑大联委受压迫，还是你们受压迫？……不说那些了，军区管制以后，你们那时算非法还是合法”？周要求明确他们承认自己组织在前段运动里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恰是当时区分是非的标尺；又反问战斗师：“你们被捕了多少人”？战斗师：“没有”。总理：“你们两方有没有联合的基础”？二七：“有！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问到组织队伍人数时，战斗师汇报，周一下做出判断：“去年在北京也是这个数，后来他们发展了，（指造反派的革联），你们减少了”。战斗师：“我们几乎被压垮了”。周忙安慰说：“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你们没有被压垮，第二没有被捕。现在你们选择共同基础联合（战斗师继续攻击革联），你们这样互相攻击就没有联合的基础，不是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当怎样做？来两个月要好好学习５。１６通知，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要好好学习。不是也让你们来了吗？你们今后应该怎么做，你说说前途好了，旧帐少说一点”。这一段生动的心平气和的对话，大致也显示了周恩来的“派别倾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周恩来在处置问题、消除派性的同时，也对冲突双方提出严格要求，要求维护秩序和生产。６月２８日晚总理联络员李杰传达指示：“郑州邮电大楼是重要交通电讯枢纽，一旦中断，严重影响国内国际斗争，工作甚巨。不管那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必须确保该机关的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准随便占领和干扰，更不准打、砸、抢，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六月六日通令执行”。７月３日，他又接见河南各派和铁道部军管代表，说：“河南几派都是群众组织，中央都是承认你们的，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你们各派都派有代表在北京会谈协商，不需要再来了。来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来北京，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又影响三线建设，又妨碍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符合最高指示。再具体的说，这么多人怎么能向中央反映情况呢？你们应相信三方面的代表，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很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
７月４日，第五次接见，周恩来晚到一会儿。进来就讲：“铁路已经完全中断了。十大总部要特别注意，说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十大总部也没有说解散，（有人）是自己退的。本来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搞（指保守派要求上访、阻断铁路）会走到反面，对抗中央、压中央是不行的”。又拿出传单：“你看，郑大战斗师，六厂赤卫队，说周总理已说：‘以省工人总部为首的十大总部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说过没有？（郑大战斗师辩解）各个造各个的，你们革命小将不过３０岁，要老实点，谦虚点，将来到我们这么大年纪，会作更大的成绩。大家都“造”，这最不好，这是彭、罗、陆、杨、刘、邓、安子文叛徒，他们的作风。（指传单）我什么时间说的”？
周讲：“主席叫我们打电报，不管左的，右的都来，这件事河南军区犯了大错误。他们要把几派变成一派才来，结果也没变成一派，还是三派”。
问：“我问你，你们公、检、法在军区的影响下逮多少人”？
周说：“去年大串连，造反派和红卫兵上北京是好意，是见毛主席和副帅，一辈子忘不掉。货物积压，受点积压，我们原谅嘛，那是关系到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嘛！大学生都见过了，中学生原来不让来，又说三分之一，最后都来了，有十多岁的、小的岁。现在就是解决那个省的问题，那个省的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起来都到这里来，内蒙搞过。四川搞过，河南也在搞，江西也想搞，全线都断了。东北那边向你们学习，马上成立三个小组，显示你们的力量，说服吗！不回去，……我要对你们负责，你们要管不了，我就要告诉军委了，抓几个头头。总有人在后面挑动，压中央，内蒙开始地方上动员，千人到京说服回去了。又煽动军队来。最后几个军队的坏头头，已暴露出来了。王逸伦这个特务也暴露出来了”。
这段话披露了周恩来对于内蒙、四川、河南、江西，（和东北）情况的不满：“坏人，保字号头头，少数人带领群众”，“总有人在后面挑动”闹事，目的是“压中央”。这个基本估计一直继续到走到极端的、证实了是一个全国普遍性问题的——“武汉事件”。
７月１０日，中央发出中发［６７］２１６号文件，对河南省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作出批示。批示说：“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该文件的另一附件，就是河南各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中央‘６。２４’通知和总理指示的协议书“。如果全面研究了河南运动的过程和问题，研读了周恩来有关的全部讲话（既不需打书面稿，也不需要对江青个人负责），我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到，中央的批语也就是周恩来本人，对河南问题的最后表态和结论。在１９６７年夏天（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热血沸腾，最终忍不住跃跃欲试的７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解决河南问题的结论，是比较温和、策略，注意照顾了各个政治势力的心理和诉求的吧？大概在几天后，也希望以此精神原则启发、引导处理武汉问题，只是缺少刘建勋这样理解文革的革命干部而已。
７月１８日、２１日，第六次、七次接见，周恩来在武汉，没有参加。江青参加了第七次，就讲了闯下大祸的“文攻武卫”。我们注意到，江青只有这次机会，直接干预了一下河南问题处理，而且是在武汉“７２０事件”后第二天，当时全国关心文革的多数人义愤填膺（从中央主席到普通一兵），都认为陈再道兵变了，认为多数军区就是要武装支持保守派，武力征服造反派了……
７月２５日，开封发生武斗，空降兵４３师（７２４９部队）靳师长电话传达了周的指示：“你们坚决保护左派，把东大寺周围保护起来，绝不能让“八?二四”受损失”。（按：“８。２４”是“二七公社”在开封地区的亲密战友和伙伴）周恩来已接受武汉昨天的经验教训，决不让造反派在此类反复和冲突里受到损失。同日，周还接见河南部队领导，一开始就谈到：“听说在河南某一个分区（我不点名）支持保守派，开上吊车把楼都砸了，简直不象解放军。毛主席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们能支持保守派下这样的毒手吗？保守派群众是受蒙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车把房子都弄坏，打伤很多人，这样的事情比武汉更厉害。当然武汉是另一种形式，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把武汉的问题学一下，把中央批示河南的问题学一下，有不同观点可以说，我们不强求一致。军队也允许争论，军队四大民主也给群众，过去打仗一年还讨论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独立思考，这样真理才能越讲越明。武汉的问题主要靠你们讨论，我们有联络员、记者参加，讨论三天，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二十一号武汉的问题就揭露了，下午就游行了，晚上就向河南的代表讲了，第二天达成了五条协议，但是有的就不签字，河造总、十大总部有的就不签字”。
“文化大革命就是考验人，首先考验党的领导，现在考验军队了，也考验群众组织”。周恩来做了军队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同时也给予河南的部队同志以保留意见的权利。
７月３０日，中央首长处理河南问题的第八次汇报会议开始时，有一段动情的记录：业已成为河南主事人的刘建勋热情地向张钦礼（按：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支持造反派，刚从监狱放出）招手，张钦礼走到刘建勋跟前，刘让张坐在杨成武的席位上（按：当时杨还未到场）。刘建勋问：“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张：“是的”。刘建勋对总理和张钦礼说：“控诉他”！（按指当时众怒所向的军分区和“大老保”）这时总理点了点头，张钦礼回到原席位上。会议中，按原计划张钦礼讲话，未讲完就被郑大战斗师、中学红卫兵总部插话打断。张坐下。停了一会，总理亲自走到张钦礼同志面前和张亲切握手，随即拉着张的手走到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谈话。室内有杨成武、戚本禹等。这时，刘建勋带焦守凤进来，并介绍：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握手，并让她在张钦礼旁边坐下。
周总理关切地问张：“你什么时间到北京”？焦守凤说：“他的耳朵被打坏了”。周总理要焦给他当翻译，问张：“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张钦礼答：“２月２６日夜４点被抓”。周问：“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答：“７月２８日晨三点。七点由解放军同志送我到北京毛主席身边的”。周恩来关切地问：“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那个监狱押着”？张答：“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押了二百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一千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周问：“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张答：“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周总理十分生气：“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张答：“脚上带脚镣，手上带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被折的指头。周总理关怀地抚摸指头；又对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检查治疗”。（笔者按，写到此，不禁联想起２００４年５月，网上盛传张钦礼出殡时，兰考万人空巷的惊人情景，人们惊感“文化革命又来了”。看来，在普通老百姓心里，还深藏着一本本文革“年谱”，对于周恩来还是其他革命干部，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谱）
这天的接见，是周恩来的一次总结性谈话，我们不妨多摘录一些：
军区、军分区都要查一下。你们传达了几次协议，你们响应康老、伯达、江青同志的号召，这是好的，但是必须监督执行。你们还要监督军区、军分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首先要求河南军区经过加强以后，要负起责来，在今天晚上开始表现出来改正错误。改正错误有的真正改，有的表面改，实际不改。他们要表现的。军区同志多次开会，光说不行，要行动，经过群众揭发，改正错误。监狱有人的，不管公开还是秘密，二七也好，其他也好，群众也好，都要放了，因为文化革命而被逮捕的应该放出来，有错误可以教育，有的是被冤枉了。这是一件事，要表现，通过群众组织，看是不是这样作了，包括野战军、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包括在内，都要表现，都要查一查。
其次，过去曾经发了一些枪，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应该由军区、军分区、野战军负责收回来，封存起来，这也是一个考验。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按：周恩来决不会如城府不深、感情用事的江青说什么“文攻武卫”，但这里他也严肃批评和反对了河南实实在在的“武攻武卫”。他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确的。真心声讨江青倡导“文攻武卫”的朋友们，是否也同意周恩来反对实实在在的“武攻武卫”呢？是否我们只准一派武攻，不许另派武卫呢？）
第三，刚才十大总部的部分组织省、市工人总部、河造总的代表团作了检查，承认了过去的错误，这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行动上，不仅犯严重错误，就是一般群众犯错误，也要在行动上改正，我们要教育他，帮助他，比如不离开工作岗位，不停产，不停业，不停交通，现在要回到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上去。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上表现。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组织要欢迎他们回来。他们愿回来生产，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停产、停业、停交通不行，要有实际表现。你们的宣言是口头的，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实际革命家，要从行动上表现。现在凡是回到工厂，不进行武斗，埋头生产，表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造反派应该欢迎，允许他们从行动上改正错误，不要对立，弄得大家不敢回来。现在有些坏组织中极少数人甚至一些军事方面的人，煽动工人离开生产、业务和交通运输岗位，到农村中去到处流浪，制造事件，这是错上加错。我们发现在“百万雄师”中就有这种情形，把工人搞散，十大总部也有这种现象。这需要双方做工作，犯有错误的回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方面来表现，造反派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把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搞好，才能共同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考验，左派更坚强，犯了错误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于武汉“百万雄师”，不要叫他们“百匪”。他还是一个组织，作为一个群众组织，还要争取教育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启发他们觉悟，揭露他们的坏头头。他们的坏头头还是依靠他们来揭。比如河造总、十大总部也有这样的坏头头，也要他们组织中的群众起来揭发，不是由二七公社、八?二四揭出来，那样也揪不准。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眼睛亮得很，你是不是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是不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通过群众来证明。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要帮助受蒙蔽的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如果坏人操纵、工人散了，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威胁革命领导，不怕，那有广大群众支持。在武汉证明了这一点，陈再道那样掌握一个大军区的兵权，现在他一叛变，最后暴露了，那个地方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最彻底。“百万雄师”好象了不起，实际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曾经犯了错
误，你们河造总不但有声明，而且还有报纸，要坚决承认，认真改正，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的错误是这样，头头的错误就要看，从实践中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改正错误。你们达成的协议，要认真贯彻执行，不管谁，群众都看得很清楚。军区要有集体领导。对他们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交给他们，不要满地贴大字报。
之后，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八月，是从“武汉事件”走向极致的文革八月，也是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力挽狂澜扭转文革走向的八月，是毛泽东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八月。也到了周恩来亲自主持端出王力、关锋作为文革极左的替罪羊时，他是否改变了在全国都热狂时建立的河南准则与印象？没有。９月５日的事例可以说明：该日，周恩来等就贯彻“８。２５”精神和“９。５”命令和开封问题接见刘建勋、王辉。此前，早晨周就去过电话，让开封武斗的保守派立即放下武器，生命有保证，（按：困兽犹斗的保守派给驻开封的一军及“八?二四”发了最后通牒，要他们退出开封东郊）同时希望郑州驻军及二七公社给予八?二四政治上的支持。另一事例是：河南省市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实施大联合进入高潮，在多次会谈中顶撞中央，不做自我批评的十大总部，按照周的旨意被排斥在大联合之外。刘建勋向周恩来汇报情况，说省市一级按精神没有联合保守组织“十大总部”，但在基层单位，一些保守派同志以战斗队或个人形式，也参加了联合，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周恩来还特别提醒刘要注意，不要让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了。可见周恩来对于大联合的原则性还是很强烈的。
从以上罗列的历史事实初步看出，１９６７年河南问题的解决，究竟对军队支左如何看待，对干部队伍如何使用，对群众组织究竟该是什么倾向，周恩来是按毛泽东的基本要求和倾向来办的。仅仅除了在武汉期间无法抽身参加有关河南问题的汇报会，他几乎参加了和主持了所有有关河南问题的接见、汇报和中央表态。从这些讲话中，周恩来总理是代表了中共中央（按：文革派）全权处理河南问题，他的表态倾向，是毛泽东的原意，也是周恩来的本意，决非是他“沦为中央文革的小伙计”，所谓“低首下心，逆来顺受”，让中央文革的江青一伙“作决定”，周甘愿“给你们办事”所为。（参看高文谦《晚年周恩来》２１２页所言）是周恩来的具体努力，化解了河南文革里的种种矛盾，将毛泽东的文革初衷通过一个省的实践，得以具体实现。康生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的确程度不同参加了这些接见，但总的意见没有超出总理确认的原则。江青仅仅参加７月２１－２２日的接见，她针对“７。２０”事件和河南情况讲的支持“文攻武卫”，被今人垢病；但她对河南问题的解决，始终未起多少作用。至于涉及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本人尚未去研究，也实在超出了本文要说明问题之外。
河南文革运动在１９６７年奠定了此后９年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周恩来在有生的此后９年里，当初对河南的基本认识与原则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活里，也始终支持了河南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纪登奎和刘建勋，关怀和爱护着由于文革运动，被历史推到政治舞台的造反工人、红卫兵和亮相的领导干部。比如１９６７年周恩来指令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将张钦礼送到北京，参加谈判；１９７２年６月又再次指示张树芝司令将饱受迫害和关押的张钦礼送到北京，周一见到张和林县的杨贵就哭了，周并再三追问王新，“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在周恩来主持政务时，如张钦礼一样支持了文化革命，又务实抓好改变穷困面貌的河南基层干部，就有杨贵（林县）、郑永和（辉县）被抽调到中央机关，承担了重要工作。
注释：
〔１〕清华井冈山（４１４）负责人沈如槐（撰《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纪实》）和撰写《４１４思潮必胜》的周泉缨，口头和书面一再申明他们的有关态度和分歧。
◇ 着手处理湖北问题
在１９６７年的周恩来，是在２月，就开始接触到湖北武汉问题，介入武汉问题。而５、６、７三个月深入河南问题解决河南问题，也从侧面和深层次启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认识武汉问题，下决心在河南之后，解决同一大军区的武汉问题。在１９６７年中共中央的文革派来看，处理河南问题与湖北问题是紧密联系的。这点，周恩来在７月１８日在武汉军区的讲话就提到：“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康生在８月３０日接见河南代表的会上也点出：“在河南问题上，我们开始一着手就感觉到当中有陈再道、钟汉华反革命分子的黑手伸在河南，如果武汉问题不解决，河南问题是比较难于解决的”。
一
２月１１日，周恩来接见西安代表的讲话时，提到“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这里表现了周对武汉造反红卫兵的不满意。接着周开始讲历史，讲古田会议决议，“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这大致是在所谓“二月逆流”前对武汉运动的一个温和和侧面的批评，对红卫兵的善意的也是严肃的批评。到这个时候，周恩来面对的武汉问题，还仅仅是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当地造反派的问题。
到２月底，根据陈再道回忆，周恩来曾与到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力抓好３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讲话之时，武汉军区已经对部分造反派群众组织采取了对立、批判的态度，但还未公开将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实行镇压。陈后来心里不服的，也是好像自己是按总理要求稳定生产和秩序办的，没想到会犯错误。此外，处于批斗和保护状态的王任重，于２月底、３月中旬接连给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写信，申述自己的问题，要求稳定武汉生产形势。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他主张保护原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意图，应当是由武汉军区去照办的。应该说，当时周恩来与陈再道的这些心态与愿望，都是一致的。〔１〕
到了关键的４月，军委十条业已发出，毛泽东要求继续革命造反夺权，保护革命小将，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周恩来已经经历了处理青海事件、内蒙事件，对安徽问题表态等等地方纠纷排解。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号召解放军要立新功。武汉已经面临军区在支左工作中与各造反派处于对立的局面，陈再道面临是否犯（“二月逆流”）错误的关头。陈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言行举措极不理解和内心不满，一方面又需要得到中央文革的理解和支持，他也生怕自己在支左中犯什么路线错误。周恩来将面临的湖北武汉问题，已经成为军队与造反派的关系问题。
按陈后来的回忆〔２〕，当时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抱怨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下面为难。他并且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即下面建立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但中央文革拒绝了。
时下不少文章辗转相告，４月１６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不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讲话的全文记录，只能按当时背景去判断，江青这里指的成都和武汉，是说的军区，可以“冲一冲”，当时的话语，即是说军区有错误或问题，可以“烧一烧”“轰一轰”。后来又说江青对有中学生绝食抗议动了感情。（窃为：６７年４月，江青的确对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有看法，不过，象沈阳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新疆军区、广州军区，也有不少造反派在揪“Ｘ老谭”，以口头、书面，乃至行动的形式在冲击军队首长，声势不亚于湖北武汉。所以，以往探讨大多忽视了群众的过激行动的能动性，习惯于在上层追踪黑手和源头；这些年以江青的某言某语来追究造成某地问题的“原罪”，好象有点难避“历史唯心主义”的杵臼。）
于是，出现了周恩来直接介入武汉问题、江青与陈再道翻脸最关键的一幕。陈认为武汉与成都不一样，要求向总理汇报武汉实际情况；中央文革通知陈再道、钟汉华４月１９日谈武汉运动，周恩来主持会议。鉴于周刚从广州赶回（数十小时未眠，１９日才回到北京），这次会见由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安排，等待主持文革碰头会的周总理回京而确定；平心看来，当时在周恩来的主导思想和调解下，中央文革小组和陈、钟二人，主观上都有落实军委会议精神，沟通思想，搞好武汉运动的初衷。
穆欣说〔３〕：中央文革小组派出的“解放军报记者”，出版的《快报》，实际上成了江青一伙煽风点火，制造动乱的舆论工具……这些记者中的一些人，为了迎合林彪、江青一伙的胃口，不惜胡编乱造，制造事端，陷害地方领导同志。如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４月２１日接见。江青还说，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这段重要叙述完全是事实，我们看到江青似乎并无武汉情况的特别倾向性，除非她是故意耍花招。
１９日这次会议在总理主持下开得不错，一致赞成请文革小组出面让造反派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结果是当天武汉就出了问题。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电话内容：电话说：“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时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１９６７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的收尾了。（而当时参加汇报的武汉支左办公室的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根本没有讲工人总部解散得对” 〔４〕）等等……叫两派群众莫衷一是。
按穆欣说：这事被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插手一搅和，却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这位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１９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兴师问罪。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盛气凌人的指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江青难惹，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按：武汉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但文革以后在陈的回忆里又重新记录了以上情况，穆欣基本上按陈自己的回忆说的）
４月２１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４月１９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在４月，本来周恩来和武汉军区领导（甚至包括文革小组）试图调整相互关系、缓和武汉局势的努力，因为这件意外的事适得其反。
在２１日，武汉军区侯副政委与新华工赴京学生心平气和的谈话，承认支左有错，但大方向没错，承认钢二司是革命造反组织，但坚持解散工总，就客观地表达了当时军区领导的总体认识〔５〕。
“文革演义”圈子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９。１３事件”和“７。２０事件”了，而４月１６日讲话，以及从１９日到２１日在卤莽的老将和娇柔做作的女演员间的冲突，成为林彪、江青蓄意整治武汉军区、制造“７。２０事件”的首条论据（此说由高皋、严家琪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于１９８６年最先提出，后来者一再沿用，没有辨证）。这大概有些书生说戏，像今日盛行清宫戏说一样。至少大家都没能看到早应解密的有关“动态”“快报”和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实际记录。好在振动朝野的“两案”审理，不包括尚属党内斗争的６７年的错误问题，否则这四月的纠纷，难于送上真正严肃的法庭。
虽然出了这点小不愉快，但毛、周核心对军区和陈再道依然是基本信任的。４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四川释放人问题报告写下批语：“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后毛又批林、周阅办。毛泽东这里讲的意思，依然是要保护群众，也要爱护必须依靠的军队，要求正确处理军队与群众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批示是直接与武汉有关的：同日，毛泽东对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事宜批示〔６〕：“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周恩来之后处理军队与群众关系问题，处理军队犯错误问题，基本上就是如此办理的。这里，毛泽东已经对河南省军区的干部路线产生了怀疑，而要周恩来与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商议，解决河南群众纷争的问题和干部解放问题。毛泽东对武汉大军区依然是相当信任的。
权延赤的《微行》说：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五一”节活动，唯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笔者以为，在这里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当时确实是林彪有意有行动要陈、钟入另。因为１９６７年的五一节活动十分重要，周提前一旬（乃至半个月）就开始计划安排，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亲自安排军队和中央的重量级老同志参加，包括一些当时甚有争议的同志，毛还作了具体安排和强调，周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干部和群众做了相应思想工作。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林彪和周一起组织五一节活动，或者林竟然提交军队干部“是”和“非”的说法和证据〔７〕。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文革小组办事组、军委文革，也都是具体办事，无决策权利；与陈翻脸的江青也实难干预这等（军队的）政事，决策权在毛、周。在１９６７年五一节前后，三总部的杨成武、萧华奔忙于周恩来左右，涉及军队事宜他们有权有义务帮助周，他们似不可能无端打击一个军区司令员。所以，陈、钟被中央无情“逐客”，究竟是何方神圣的决定性意见，为什么在当时会这样对待他们？此事，众多史说没有深究，似乎是林彪、江青一手遮天，杨成武还是权延赤也讳莫如深？对于武汉文革研究来说，这还是一个今后需要弄清的事情。
４、５、６月，是武汉武斗升级，问题胶着不清的９０天。周恩来对武汉发生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表示态度（但７月１８日他对陈再道说“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披露出在观察和等待军区转向）；他虽然没有直接去处理尚不明朗的武汉问题，但是他在主持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接手和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我们从他处理的有关问题中，可以管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全国地方运动的基本倾向。
二
在繁忙的四月，周恩来至少就７个省区，具体办理、批发了三个中央文件，与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进行了１５次讲话或发出电话指示（不完全的统计）。４月１－４日，周恩来与四川干部、群众代表谈话，主持接见四川地区代表；４月４日，中央发出为四川刘结挺、张西挺平反的文件，并与军委领导、中央文革成员与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４月６日，总理主持接见内蒙四方并谈话；４月１２日，周恩来给予安徽造反派以电话指示；４月１３日，中央发出关于内蒙问题处理的决定，总理主持接见内蒙四方；４月１４日到１８日，周恩来４次接见广州地区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并做出重要讲话（１９日返京）；４月２２日，与韩先楚谈福建问题，２３日，和其他领导人就山西问题讲话，同日，接见首都三司汇报福建问题，并批示请中央文革劝阻成都红卫兵影响铁路局工作；４月２５日，接见四川代表，讲话；４月２６日，接见山东杨得志和王效禹；４月２７日，接见内蒙上访人员并讲话；４月３０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周恩来接见福建群众代表并讲话。在这些决定和讲话中，周恩来除了宣传当时毛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劝导群众组织正确对待干部和军队，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外，也一再强调了要支持革命造反、夺权，要爱护革命造反群众运动，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犯的压制群众的错误，严肃点名批评了当时认为的保守派。
在红五月，各地的造反派急欲自身的“翻身解放”，不理解为什么中央迟迟不表态支持本派组织。５月５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谢富治与韩爱晶谈话，谢说：“你们红代会支持的二七公社是对的。军区的作法是错误的。”韩爱晶就问：“为什么还不解决？” 谢答：“不那么容易，中央文革现在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外省了。中央正在着手解决河南问题。它牵涉到军区问题，不能一下解决，何运洪是错误的”。从这侧面看到中原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内在因素。
５月６日，成都１３２厂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４８人，伤１２７人。两派武斗给四川问题的解决提出契机，也为东部地区的冲突双方提供了启发；武汉的两派都在努力从四川问题找到自己该利用的东西。当日，周恩来与成都军甘渭汉谈成都武斗问题，次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日，总理与萧华在宣读四川决定的大会上讲话。６日，还就《江西日报》问题发出电话指示；５月１１、１２日，就呼和浩特冲突问题，与军委、军区领导人商议问题，并就红卫兵占驻江西日报一事致电红卫兵组织并省军区，要求撤出；５月１３日，在关于重庆市问题的会议上讲话，接谈重庆两派；５月１４日中央批发广东军管会、湖南省军区报告，批语指出军区犯了错误，诚然，广州军区在当时是中央一再表扬的，对错误有认识也在改正中的大军区。５月１６日，周又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并讲话；５月１８日周接见内蒙来京人员和军区警卫营代表并讲话；５月１９日，就四川宜宾武斗问题，周指示：１、派军队保护造反派。２、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３、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２０日，和有关人员谈鞍钢问题；２１日，同内蒙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谈话，参加军委扩大会讨论制订解决内蒙问题的决定；５月２５日，内蒙上访军人和群众大闹政协礼堂，与总部领导辩论，殴打军区政委，周到场严肃制止，下令逮捕凶手，约军委领导人商谈解决内蒙问题；５月２６日，周恩来就新疆大学某组织召开某大会专门发电制止，并批示、电示制止新疆武斗事件，同日军委发出处理内蒙军区问题的决定，周并与呼和浩特市造反派谈话；５月２９日，主持河南第一次进京汇报团会议，并讲话，决定向河南派出中央医疗队，并同东北地方、军队领导商议，又同造反派谈鞍钢问题；５月３０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有关江西省军区报告的批示“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该精神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周对江西问题的处理决策。同日总理指示：１．江西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一些缺点错误，革命群众认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你们应该很好解决。２．江西日报问题不要争论下去了，“江西日报”四个字可以暂时去掉，改出一个时期的新华电讯。３．不要把刘瑞森的问题看得太严重了。４．刘培善先作检查。５月３１日，周恩来批示６８军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军管的请示电。
如果身临其境体验过当时险恶纷繁、矛盾百出景遇，认真罗列和客观分析过周恩来每日所有活动，研读过他在这个月的所有讲话和指示（不仅仅是对外地问题，也不仅仅是一部分批评造反派的话语），就不至于如曾身居要害专职研究周恩来，研读过众多档案资料的人，却得出周仅仅是慑于“伍豪事件”的威胁而不得不仰江青鼻息，做“中央文革小伙计”悲惨而简单的结论。
６月份，是周恩来主要解决河南军区问题的一个月。此前，在６月１、２日，同中央文革谈广西问题，又与军区负责人谈话；６月４日，中央批发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错误情况的报告，同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６日、１１日，就杭州武斗问题指示浙江军管会制止武斗，叫群众组织派代表进京会谈，１３日接见浙江到京代表。
６月１３、１４日，第二、三次主持接见河南代表；６月２３日，接见河南部队领导并讲话；６月２８日，就不准占领郑州邮电大楼发出电话指示。频繁的接见、听汇报、表态仅仅是一个方面，周恩来始终到群众第一线，倾听群众实际意见和苦痛的作风，体现一个中央政府的总代表和群众平等对话，解决实际（又非常困难）问题的历史。实质上周恩来还在提携拥戴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干部、保护河南革命干部，解放干部作了大量工作，使得支持造反派的刘建勋带出来一大批地市委书记，在河南文革形势转向上，起到重要的作用；造势文革的底层平民群众也得到其他省市未曾有过的发挥。解决河南和四川问题是观察湖北问题前途的一个视窗，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各派，都把是否会走河南、四川的道路看成对湖北、武汉十分敏感的大事。研究和解决河南问题，也直接影响着周恩来试图解决湖北问题的倾向和决心。
此外，６月１４日，周恩来同宋任穷、李富春、陈联锡分别谈话；２１日，接见福州军区和江西省领导时，指示六个不准；２５日，对上海干部、群众代表说，“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身刚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次日返京）。２９日，在周恩来的严肃批评精神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电报，警告江西造反派：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革命同志们：据报，你们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这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的。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们珍惜和保持你们的革命称号，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人员处理。我们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同日，致电绵阳县委转四川“红成”，劝阻万人赴京请愿；接见广西两派群众代表。
通过以上几个月的活动，周恩来对与湖北问题有相似背景的问题，不厌其烦地耐心做工作，协调群众与群众，群众与军队、干部的冲突，对湖北武汉的问题解决，创造了条件。但与此同时周边矛盾的激化与解决，也刺激着观察全国形势的湖北军民。
三
下面我们可以再转过来看武汉本地运动进展情况：
５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３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想显示出在中央——包括周恩来帮助他们后，他们内心还是希望跟上中央精神的诚意。５月２７日，在武汉总字１２７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副省长、张华副秘书长操纵了反革命逆流”。这些谣言自然与周毫无关系，但也说明武汉的保守势力把希望寄托在足以影响民众的周总理身上。
６月６日，针对近来武斗加剧，中央发出［６７］１７８号“通令”，严禁武斗。“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水摸鱼，乘机捣乱，特发出以下通令……”
武汉“百万雄师”也发动了空前的“外交”活动，他们一方面和“丧家”的四川“产业军”、剽悍的河南“十大总部”讨论形势、切磋经验，避免再遭覆没的教训，其联络人员也找到首都红代会、北大、清华，要求这些有名的造反派理解与支持他们。一度“响当当”的聂、蒯也表示出对武汉局势的暧昧态度。其间，清华“井冈山”撤走了（团派）驻汉人员。原来，周总理与张春桥借会议机会对蒯大富说韩先楚、许世友和陈再道中央都是要保的，要清华“井冈山”学生不要在外地支持揪谭式人物冲击军区。清华就撤走了驻汉联络站最后一名工作人员张闯。〔８〕
６月１０日，三千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致死华农学生。中央文革曾指示叫“百万雄师”撤兵，陈再道７月被批斗时，自己交待在１０日左右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接电，提出要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还很自信地嘲笑中央文革的书生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不同意党委去研究这个问题。〔９〕陈司令的思路的确十分清晰：全国和北京的武斗都没有能制止，叫武汉制止什么！我又没有号召武斗。也难怪省军区独立师（８２０１部队）有支左干部说：武汉的运动控制很好，还没开枪打死人嘛！
但是中央《通令》发出，武汉的武斗不但没有降温，而且其规模到６月中旬迅速扩大，“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武汉三镇的造反派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在武装镇反的前提下，一举清除造反派，解决夺权问题。６月１７日，有组织的武斗队伍在汉口城市中心地带与造反派激烈冲突，在６月２３－２４日，数千“百万雄师”围攻并血洗无线电厂工造总司司令部，汉阳攻打轧钢厂，武昌攻打水运工程学院、武昌险峰大楼、铁四院。２５、２６日围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大楼，形势极端危急，长办造反派群众于２５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明确要求（周从１９６６年一直支持的）造反派“长办联司”遵守纪律，不要动武器。〔１０〕群众与周总理如此的信任、互动，此例表现的极为深刻；周十分清楚６月下旬武汉局势的危急、中央的倾向和群众必须掌握的政策分寸。
同日，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电武汉军区：“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后来许多议论乃至研究文革历史者，说该电是康生或陈伯达指示所为，是压制军区的作为。我们奇怪其历史根据和政治逻辑何在？要求武汉军区切实制止“百万雄师”挑动的武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有共识之事，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做出的起码规范。周恩来在河南问题上，就严肃批评了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挑起残酷的武装围剿。况且陈再道司令员自己在７月初与周恩来通电话时，也曾汇报：武汉两派群众武器业已收缴，形势缓和，军区按“６。２６”电话精神，已经组织群众代表，准备进京会谈。说明当时陈司令也将该通知视为中央的通知（而非他已经不高兴的所谓中央文革个别人的批评），且是向周总理回报执行情况。而周则在完全知晓电话通知精神的前提下，告诉武汉代表不要来北京了。我们３０年后的历史研究，何以要退到当年当事人也没有采取的非客观非历史的立场？我们只要不是有意忽视仅仅２０天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坚持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批评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就不会在毛、周辞世之后，满怀偏见地（而且是政治幼稚病地）把“６。２６”电话，仅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故意打压军区陈再道，“混淆是非”所为。是否非要周恩来放弃指导，去放任武斗，眼看一派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群众被活生生的镇压——乃至被屠杀，才是理智正常和真心抵制了文革呢？我们不应该把部分后人的一相愿望强加给历史和周恩来。
到了七月，周恩来试图策略地处理武汉问题的思路，或许已在频频的河南汇报、接见、对话中形成。他原意叫武汉军区组织各派群众进京汇报和谈判，如同河南模式。后来陈再道和受他的回忆影响的读者，认为如果双方到北京谈判，总理的温和、折中办法或许可以使军区与“百万雄师”结果好些。其实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即便是没有后来的“武汉事件”，也没有其他事情显示出陈司令很难有政治能力控制武汉局势（不是“蓄意抵制中央”），周恩来准备留给武汉的，基本上就是解决河南问题的模式，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的讲话，与中央领导对河南的八次讲话（周恩来到场讲了６次）原则完全一样嘛，毛泽东与周恩来无非坚持要求陈支持“三钢三新”，让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造反派群众拥护一个仅仅“犯了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又“已经认错的”一位老同志嘛？
７月６日，毛泽东把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发的《群众来信摘抄》５５号刊登的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团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电话汇报批示给林彪和周恩来，提出“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制止武斗，“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在湖北周边，武力压制造反派的冲突正在升级，中共中央决心逐一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派遣野战军出面制止武斗、支持造反派。这些，皆成为解决武汉问题的一个前提和客观背景。１０日，周恩来接见江西军区和造反派代表时讲到，和陈伯达亲自修改协议说：“停止武斗是大方向”。且传达毛的指示：“江西问题终于炸开了，江西造反派不是弱了，而是强了”。此事距离武汉“７。２０”不到半月了。
６、７、９三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到毛泽东处开会，至今任何研究未曾披露毛、周商议的内容；但毛泽东提出了南巡，而且要到武汉渡江，应当也涉及到毛泽东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否则周为何紧接其后（大致是１０日这天）明确与自己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呢？
７月１３日，即毛泽东决定去武汉解决问题的当天，周恩来批发的中发［６７］２１８号《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发出，发到各级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并转各群众组织，通知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有的地区还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等的反动口号，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中央认为，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应该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阴谋，同他们进行斗争”。该通知专门提到湖北，以及与湖北比邻的川、湘、豫、皖、赣数省，是当年中国腹部两派群众武斗特别剧烈，所谓“革与保”的矛盾十分激烈，也是中央明确要支持的革命造反派与部分军队干部冲突激化的地方。
不过到下半夜，该《通知》已发出，睡梦里的各大军区司令还来不及看到文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分别踏上去武汉的旅程……
１９６７年６月、７月的“全面内战”问题，已不是简单的所谓造反和保守的冲突问题，而是许多地方，在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领导的纵容乃至支持下，动用专政工具，组织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实施规模性镇压屠杀。面对镇压和屠杀，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代表人，周恩来本人已经不是什么倾向“革”或“保”的选择，倾向这派那派的感情，只应该动用政府的力量（包括舆论、指令、法规，和军队）立即停止国家机器的反常运作、制止群众之间的而且是带某种局地主导性倾向的杀戮。文革就是千错万错，是否到近４０年后的今天还存在一个用国防军、基干民兵（预备役）武装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神圣理由”及武装镇压文革及其群众的“绝对真理”呢？这里有起码的政治学和法学概念，可是人们在谈论文革历史时往往回避法理常识。笔者实在弄不明白的是，我们口口声声崇尚“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千方百计引进西方“现代民主”，为什么对１９６７年血腥的春夏武斗杀戮，对当年的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言行所为，会出现如此的暧昧呢？
在５月底，周恩来决定派遣中央医疗队到武斗极为惨烈的河南，并参与现场调查研究，应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总理的行为，也是起码的人道主义作为。更何况，他也确确实实、时时牢记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根本意图，还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在冲突里吃亏。这一基本取向，决定了他处理湖北周边地区和武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今天研究这段历史，不能回避或扭曲周恩来在当年主持文革碰头会处理大政的事实，尽管碰头会遭遇江青的多种干扰，是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总管全局。现在有人简单地猜想和宣传，是中央文革收集假材料欺骗了中央和毛泽东，甚至是江青制服了周，让毛泽东、周恩来一个一个省区做出错误的决定。其实问题远比这反历史的假想复杂千百倍。特别是既无理智地参与重大历史旋回的年龄机遇，更无站在周恩来及其宏大社会实践这“凯旋门”下，认知文革实际的资历的研究者，居然用自己猜度的周恩来的心态，扭曲中共政治历史，对中国民众作出种种的“周恩来研究”渲染，对周恩来做出不公正的判断。〔１１〕
一度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穆欣，总属于在“凯旋门”下站过者。他认为一些《解放军报》的记者，领江青之命，煽动反军区，说假话，不幸又冤枉了一大群好人。当年，从全军抽调了２００多政工优秀干部，后来又从军队与中央、地方抽调一大批干部，充实运动的工作班子，为中央收集运动动态，下情上达。这些（当年团科级和县处级的）经历多年锻炼与考验干部的政治素质基本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他们当时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为运动出力，为中央领导正确决策出力。他们和共 产 党的其他干部，不论是造反了还是保守了的干部大致一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观上是赞成和拥护毛泽东文化革命的，首先他们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神州大动荡的实况和民间的各种情绪；他们和中共其他干部、知识分子一样，也仅仅是个别人违背组织和纪律，违反当时党纪国法与军纪，且受到记者组的专门纪律处理。对他们在这个特定政治运动中的具体作为，不应去追究其个人责任，而要看重时代和历史的环境。这个特殊群体在文革运动中的遭遇，他们的悲欢得失，今天鲜为人知。今天传说的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好似江青的私家队伍，其实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对于研究文革历史是极不严肃的。
这是一个由党组织选派，对中共中央整体需要负责的工作班子。他们既对文革组长组员要负责，更要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文革最高领导人负责。今天人们只听说江青对他们发号施令，却鲜有人知周恩来与其工作存在互动，党组织约束和周具体指示他们，也有他们正常的回应；特别是在大动荡的１９６７年。现在许多议论给没有起码历史经验的青年朋友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一些单纯由造反派控诉当权派和军队领导的材料和记者不负责任的告状，就驱使江青来煽风点火，对军队干部撒泼；实际上记者和联络员提供的动态材料，要经当时毛、林、周、陈、康、李（富春）、江青阅示，工作人员要集中学习各个批示和领导讲话，周和以下各文革领导人，不定期召集各类工作人员开会、发指示，有表扬也有批评；工作人员还要（视工作内容）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各种接见，熟悉和领会情况与精神〔１２〕。在非常时期的大动荡之中，中央指挥文革运动的核心机构仍然有着极为严肃、紧密、规范的工作纪律与规则，中共中央有自己的政治规则，并非野史里的儿戏。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办讯组、记者站有属下的工作人员、记者和联络员；周恩来除了接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这些来源的大量信息外，还有总理值班室下属的专门联络员（有的也由文革小组的记者兼任，如在武汉活动的姚克强），有自己完善和通畅的信息渠道。而且，早在１９６７年元月武汉批斗王任重，周恩来就通过其办公室密切掌握武汉情况，南下学生向该办汇报与请示，周还就清华井冈山红卫兵要求揪王回清华批斗之事，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做出不同意的指示，元月２９日凌晨，还接见过该大队联络的“斗争王任重指挥部”造反派，听取关于武汉批王、夺权、群众组织情况的汇报。〔１３〕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研读红卫兵小报与各种资料。１９６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合署“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对外承担接待任务，此为又一信息渠道；特别是国务院的信访室在原有５０多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也增调了３５位部队同志，专门研究人民群众来信，再将信息组织提供总理秘书或直接送周恩来。周在郑州与武汉地区的多位联络员（包括当时也被中原群众称为“联络员”的老秘书周家鼎；他后来就回忆到当时几个秘书按６个大区，一人关注一两个方向，通过各种渠道—电话、电报、来信、来访、报刊、简报等，将一天的各地动态汇总报告总理），就与当时各派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各派群众送交的材料，分类整理后直接上报周总理。这些联络员也通过与群众接触，将周恩来的意图和要求，中央规范与制约群众的愿望，传达给普通群众。譬如，在６月、７月，这些总理联络员就多次与武汉群众接触（在武汉或北京），引导群众。７月１４日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的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会上，周秘书、姚克强就面告武汉工人，中央领导已经到达武汉，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文革办事组的书记王道明，则在大会讲话里呼吁武汉赴京告状群众，要回到本地闹革命。
参与这些工作的联络员与工作人员大多是和陈再道、（河南军区）何运洪一样的军队机关干部或中央机关文职干部，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对文革工作人员怀疑与否定，反过来认为这些军人、干部在上下联络中是“败事有余”的？甚至有四十多年政治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居然会轻信片面的、错的假的信息对河南、湖北事态进行判断？当年在武汉承担所谓《解放军报》记者工作的的四位海军团级政工干部，能否同意这种武断评价？除这些信息渠道外，周恩来更是通过一次次亲自接见群众、干部、军队同志，和干部群众广泛、直接接触，促膝恳谈，启发疏导，把握着各地运动发展的脉络和矛盾冲突的关键，尽可能在实现毛泽东的文革理想，按中共中央当时倾向性意图引导运动的同时，使民族和国家经受的阵痛尽可能轻一些。从周恩来后来（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二级部长以上领导会议上的讲话，不难看出他早已熟悉和掌握了武汉的基本情况（乃至具体事实），问题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诚然，他遵循的也是毛泽东的文革思路，这一思路，后来在“７。２０”事件中也遭受到空前的反弹，则是另一论题了。
从周恩来在处理河南问题与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可以看出，尽管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有着一些严重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江青一度要求他不要管地方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也不要他组织地方来北京的汇报（据王力回忆与高文谦访问王力所言），但实际上这些重大事宜依然是周恩来组织和处理的，他在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中的根本立场和思想倾向，关键是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他是在掌握和处理地方文革问题中大权在握的总理。
〔说明：本文参考与考证了《周恩来年谱》、有关谈话记录的文字印刷材料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２年）史料，对于部分具体事实，又专门考证和采访当事人，查看口述史，取得证实。〕
注释：
〔１〕周恩来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并讲话是在３月１３日，陈所说的谈话是否早前单独的一次，待查。
〔２〕陈再道《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原载《中国老年》第１—５期。
〔３〕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４〕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１９６７年７月底的揭发报告；《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调查编辑，１９６７年８月）
〔５〕新华工学生回忆
〔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１２
〔７〕从何蜀、王年一等撰写的《林彪是观潮派》分析看，林彪当时一些重大问题也高高挂起，具体事宜更是躲的远远，不置可否。
〔８〕蒯大富回忆和证实（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
〔９〕据陈的秘书在１９６７年的揭发。
〔１０〕原武汉《长办联司》负责人顾ＸＸ 回忆（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８月证实无误）
〔１１〕凯旋门说，参看金冲及谈研究时赞扬李琦说：“后人凭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去研究周恩来就像只拿了１００张照片来研究凯旋门一样。而我们研究周恩来，就像既曾亲身在凯旋门下面站过，又有１００张照片可供参考，这就是后人难以替代的优势”。《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的讲话》载《党的文献》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１２〕采访部分原中央文革办事组和记者组工作人员张根成与龚某（２００４年６、８月）。
〔１３〕参考《周恩来年谱》，采访当年首都南下造反大队负责人叶某（２００５年元月）。
于2005-02-23 23:36:48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知文革资料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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