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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文史长廊精品[左图:郑光路(左1)应邀拍电影时]
文革类老照片.美术作品链接[左图:郑光路当医生时和原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左)合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现象研究专栏[图:郑光路(左1)与常演“皇帝”的张铁林先生(左3)]
郑光路巴蜀文化及历史类作品[篮球巨人穆铁柱和郑光路]
近50年当代史研究史料[左图: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厅负责人庄炎林(左)与郑光路合影]
[文革专栏]本网特色,翻页内容甚多![本栏图片:郑光路1966年在天安门]
评说成都、四川[图为著名学者魏明伦先生(右)与郑光路]
四川特色作家文章[左图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先生(右)和郑光路]
历史往事揭秘专栏[左图为郑光路收藏的文革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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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掠影[左图为张邦元(右)绝技童子功“隔山望月”与郑光路同摄]
中国知名文革史研究者精品专栏(!本网热烈推荐:链接严肃学术网站渤海大学网),极其丰富多彩!
中国历代文学研究专栏[老武术家王树田(中)郑光路(左1)刘绥滨(左2)市武协副秘书长王学贤(左3)]
!连载郑光路最新长篇力作《打工妹怪遇》欢迎阅读和书商、出版机构及影视改编合作!
网友交流专栏[郑光路作品讨论会上民革市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大炜(右)作家白郎(中)和李克林教授(左)]
《川人大抗战》选载[成都媒体为《川人大抗战》举办座谈会后李克林、流沙河、王大炜、卢泽明等先生同摄]
巴蜀文化和掌故[海外作家与成都卢泽民、章夫、冉云飞、郑光路(1排左1)、白郎、蒋蓝等]
今年郑光路有影响的新作[左图上排右起:郑光路、郑蕴侠、副导演商欣。下排为导演刘子农及张国立、王姬等]
当今文学界之怪现状[文革结束郑光路(1排右1)考入大学与同学去安仁镇接受“阶级教育”]
转载网络精品[1987年郑光路(右1)与华西医大副院长张光儒博士(右2)在珠海工作时游澳门]
老成都掌故[左图为郑光路(右1)在青城山上清宫与道士练剑]
武侠文化[左图:右1郑光路,右2习云太教授(中国武术一级教授),右3刘绥滨,右4铸剑专家龙志成]
滑稽妙文选[人生如戏,图为郑光路(右1)1985年应邀参加影视剧拍摄时照片]
中国文学、史学与世界[图为法国学者大卫(左)和郑光路
巴蜀文化中的杰出人物[本栏图片说明: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中)、张目(右1)和郑光路合影]
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当今社会奇稀罕事、伤心事、可怕事[左图:郑光路舞禅仗习武照]
文史文学精品转载[图为1990年郑光路(后排右2白衣者)与众武术人士在少林寺参加武术拍摄]
郑光路欣赏的古典、文学、史学作品推荐[1986年郑光路(上排左3)参加武术表演赛后和四川武林好友摄]
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郑光路著《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选录
郑光路文革研究专著介绍[图为两本专著封面]
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郑光路巴蜀文化研究专著[郑光路与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郝勤教授]
隆重推荐作家原创精品[《武当》杂志主编刘洪耀(右)与郑光路]
过来人回忆文革历史[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当受苦知青时,点击图很瘦]
官方报刊资料(主要为文革时期)选登[本栏图为文革中的恐怖刑场]
知青问题研究[郑光路1970年当知青时艰难环境下仍自强练功“朝天蹬”]
名家杂谈精粹[郑光路(左1)与四川武术名家黄明生(左2)、李兴白(左3)1985年在电影剧组]
抗战文史[英勇殉国的饶国华中将之女饶毓秀(左1)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子李克林(左2)与郑光路]
四川著名学者、作家岱峻专栏[作品充满空灵雅趣和智慧沉思。图为岱峻夫妻恬静生活]
四川著名特色学者、作家陈稻心专栏[图为陈稻心先生(左)与郑光路]
中国著名作家雁翼专栏[左图为中国著名老作家雁翼(左)与郑光路合影]
学术界百家争鸣[左图:四川曲艺界大师邹忠新(左)与郑光路在一次文艺会上]
武侠小说评弹[1986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肖应鹏(右3)在一次会上]
四川著名武术家(排名不分先后!)[郑光路(左1)与著名武术家王佑辅(左2)邹德发(左3)合影]
宗教文化与人生、文学[图为郑光路(左)与四川一高僧]
佛道、医学、养生文化[图为郑光路(左)与武友在山中古佛寺练武养生]
纪实历史、文学长篇[香港《明报》1987年刊登郑光路当医师搞科研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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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免费网上书屋、实用网站[more翻页还多!]图为毛泽东与张玉凤
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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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浩劫 犍为动乱十年

作者: -上传日期:2006/9/23

峨眉山月文学网 

                          文革十年浩劫 犍为动乱十年    

   [ 作者:仁者午马    犍为文史资料第9期   ] 

                                                   
                               
                        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你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吗?从1966年6月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这段时间,称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却延续到了1977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前。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一场动乱,这十年,也是一场劫难。我们犍为在其影响下,也动乱了十年。回首这十年往事,实属滑稽而可笑,国家遭受损失,人民深受其害。
                        大字报  大辩论  革命闯将闹革命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源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被写进宪法。1980年9月,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四大”的规定。1982年11月至12月,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四大”的内容才彻底消失。
                              
                        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全国,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1966年6月8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掀起了“炮打司令部”的浪潮。《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卷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当时,领导和指导运动的权力机关,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简称文革小组)。1966年至1970年,中央文革小组由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组成,他们以个人效忠和人身隶属关系,加上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统治,成帮派体系,互相吹捧。林彪被奉为“天才”,江青被推为“旗手”。在文革小组指挥下,不管是首都、省城、县城,还是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讨伐的对象,全国最大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接着,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成宝塔式往下延伸。下面那一连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计其数。小到生产队长,会计,记分员,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就连厕所的墙上,都贴有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大字报。
                            
                        犍为县城中的大字报,最多的是针对刘、邓、陶和时任县委书记甘玉元、县长魏春集的。大字报的内容,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选择一段所需要的毛主席语录开篇。接着写一通形式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声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声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最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当时,不管是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商人,还是医务工作者,都停下手中的事儿不干,整日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印发传单,高呼口号。诛讨者一派把大字报贴出去不久,被诛讨者一派又以反驳的内容贴出又一批大字报,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这种行为,称为“闹革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更加轰轰烈烈,文革中掌了权的新贵们,只要有人敢对当前的形势发表不同的言论和看法,顷刻之间就会变成反革命份子,发配到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行列中去。如果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街都会贴出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那些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不管你职务高低,都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人人自危的景况下,随时预防被“舍得一身剐”的革命闯将“拉下马”。被拉下马的走资派,免不了被游斗,剪鬼头,抹花脸,戴高帽子游街,搞得声名狼藉。时任县公安局局长的罗荣昌同志,在拉出去批斗时,被打断腰椎骨,终身佩戴钢架子支撑身体。我县有一农民,对种双季稻不满,说了一句发泄话“双季稻,双季稻,整得老汉双脚跳”,当即被当成“小爬虫”,陪着五类份子四处游斗。有位教师在书写大字报引用最高指示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忘记”写掉了,也被当成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理由是篡改毛主席语录,煽动“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打倒变色龙,楸出小爬虫”的那段时间,如果当权者打不倒,那就是“走资派还在走”,如果一般群众发句闹骚,也是“小爬虫还在爬”。很多干部、群众蒙冤受屈,找不到理由申辩,也不敢辩解。那个岁月,林彪、江青的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全国性的刑讯逼供、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盛行。在193名第八届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中,有88人;6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有37人;115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有60人;159名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有74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有严重问题的”人。一批开国元勋被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非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教育届、科技界、文艺界、体育界、国防系统、政法部门和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各届人士,被诬陷的干部、群众就达70多万人,迫害致死3万多人。光是江青个人,就信口宣布174人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就有24人。
                            搞串联,分派别,争斗不休搞对立
                             
                        在犍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大串联”开始的。当时,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当年的热血青年,最感荣耀的是到北京去见到了毛主席。因此,都自愿加入红卫兵组织,成群结队地到北京去,人们管这叫“大串联”。
                             
                        文革初期,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凡是串联的红卫兵,都可以在接待站免费食宿,并按需要领取火车票、汽车票和所需的钱粮,给国家财政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发令禁止进京,解散接待站,大串联则结束。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小将,指派到工厂、农村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组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群众组织。庚即,犍为火速地建立起了“双百”、“燎原”、“红三司”、“造反派”、“红教工”、“赤卫军”等兵团性的派别组织。各派别为显示自己队伍的庞大,都要扛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巨幅像片,戴上红袖章,穿上草绿色的服装,左胸别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派别,展开了派性斗争,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经常发生磨擦。最初以辩论的形式文斗,紧接着就是“夺权”。1967年1月23日,林彪策划夺权是这样讲的:“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上下一起夺。”林彪还煽动迫害领导干部,他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在林彪指挥和煽动下,全国掀起了夺权热潮。各派群众组织,都想夺过党政大权,壮大自己队伍的声威。夺了权的那派,要誓死保卫红色政权,让红色政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采取“文攻武卫”的办法,动刀、动枪,与其他派别展开“武斗”。一时间,全国一片混乱。有些坏人利用混乱,大肆进行“打、砸、抢”。1967年的“一月风暴”,实质上就是各派群众组织争权夺利的大演练。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各地发生武斗的情况后,研究制止全面内战的措施。江青还说:“小青年,爱玩枪。打一打,也是个锻炼”。致使武斗不断升级。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军队进行支左、支工、支农,实行军管、军带,简称“三支两军”。实际上,就是派军代表进驻地方,主张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那种状况,被称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好形势。军队进驻地方后,建立了军管会,抓了一批反对派的头头,审查关押了几十天,又将其放出去。对这段历史,称为“二月逆流”。放出去的这批人,又在群众中拉山头,搞宗派,重整旗鼓,再从另一派别手中夺取政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群众,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敬仰,满怀激情参与运动,根本分不清是非,难以稳住阵脚,见那派占了上风,就加入到那派的组织中去,成为典型的“风向派”人物。家庭中的若干成员,经常要为站错了队而展开辩论,有的导致家庭破裂。这种混乱状况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69年,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老、中、青”三结合,全县8个区、46个公社、350个生产大队,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混乱局面才有所扭转。革命委员会执政,直到80年代撤区、撤乡并镇,全县才改为30个乡、镇人民政府。政府下属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属村民小组。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叫做“天下大乱,得到天下大治。看起来是乱了自己,其实是乱了敌人”。事实上,不管是看起来,还是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乱了党、乱了军、乱了国家、乱了人民。让真正的敌人躲在旁边,双手赞成中国大乱。1979年,苏联乘我国动乱之际,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役。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掀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的热潮。“四人帮”借此机会,狠抓第二武装,为篡党夺权作准备,组建了武装基干民兵组织,全国为总司令部,省为司令部、军团,地区为师,县为团,区为营,乡为连,大队为排,全民皆兵。挖了不少的防空洞,准备随时对付敌人的进攻。
                            
                        1967年春节期间,犍为的群众组织都想把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掀起了夺权高潮,先是造反派从当权派手中夺权,后是红卫兵向造反派夺权,这里举一例,就能看到全面。那年的正月初一,一千多名红卫兵,摇旗呐喊,浩浩荡荡地夺了午云公社当权派的权。下午,指挥者决定,跑步到伏龙公社夺权。殊不知当天上午,造反派已夺了该社当权派的权。造反派听说红卫兵从午云跑过来夺权了,立刻组织几百人,在伏龙公社门口站成人墙,保卫红色政权,不让“坏人”夺走。红卫兵仗势人多势众,一窝蜂冲了上去,从造反派的头顶上翻过去。造反派的人,口中喊着“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头可断,血可流,红色政权不可丢”,就是不肯让开。红卫兵高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组织人员往里冲。造反派眼看不是对手,几个头领怀揣公社的大印,躲进厕所,当场被红卫兵揪出来,按在地上,抢走大印。待夺权结束,双方已有数十人受伤,造反派的一董姓头目,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还在操纵群众:“坚决夺回红色政权”。夺权后,印章掌握在群众组织的头领手中,随便使用。有一段笑话,对当时那种现象的讽刺。文革初期,“三忠于”“忠字舞”风行一时。起床要做“早请示”,睡觉要做“晚汇报”,开会、上课、干活,乘车、过渡,乃至办事,都要跳“忠字舞”,背毛主席语录。有一对夫妇,因站错队在家里进行辩论,意见得不到统一,就到文革小组办离婚证。在跳过“忠字舞”后,男的说:“下定决心,我要离婚。”女的讲:“排除万难,快把手续办完。”接待人说:“抓革命,促生产,你的事情我不管。”现在回忆起来,真能使人啼笑皆非。
                                                             破四旧,立四新,损毁文物多痛心
                             
                        为了“封、资、修”的毒素不再危害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飘扬千秋万代,使中国不改变颜色,文化大革命喊响了一句话,那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掀起了扫除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毒素和场所的热潮。对收藏古书籍,古画古董的人,进行“抄家”收缴;对庙宇、神像、文物古迹,进行捣毁拆除。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些名胜古迹,有些是劫后余生的,有的是残缺不全的,也有的是后期补修扩建的。午云乡康乐村10组的“十人十马”,那10个身披战袍的武士,武士身边那十匹高大的战马,威武雄壮,栩栩如生,在破四旧中,被劈为了碎块。犍为文庙在文革中被损坏,直到90年代末期,才耗巨资修复。
                                                           三首歌  八部戏  文艺战线百花谢
                              
                        破四旧,给文艺战线带来了灭顶之灾。在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歌不准唱,描叙抒情、爱情的书籍不准出版,许多知识份子、作家、艺术家下放到“五·七”干校学习,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流行的歌曲,也只能是赞扬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的光辉;毛泽东思想光芒和毛主席语录、诗词为主体的。当时,要求全国人民唱三首歌:《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看八部戏:《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沂蒙颂》、《龙江颂》。称这八部戏为“革命样板戏”。除样板戏以外的任何戏曲片、故事片,都不能搬上银幕、舞台。文艺战线绿叶枯萎,百花凋谢。当时没有电视机,所有电台、广播站都放三首歌。召开会议也唱三首歌,所有的影、剧院,都演、放那八部戏。这三首歌、八部戏,一直占领文艺舞台近十年。1978年春,文艺战线解冻,枯燥乏味的文艺战线始得复苏,一批老歌剧、老电影开始在全国播放。我记得,首先搬上银幕的是歌剧《刘三姐》。人们像潮水般涌向犍为电影院,力求先睹为快。电影院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地营业,场场暴满,也满足不了观众的欲望,都觉得好看好听,再看不够。《刘三姐》在农村放坝坝电影,农村的姑娘、小伙子们,连续不断地跟随电影队,几个晚上看通宵。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当时的人们盼望好电影、好戏,希望文化战线能够百花齐放,丰富多彩。
                                                          不读书  学工农  中学毕业当知青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深受其害的是我们这代人。我们这代人出生在50、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都是一批几岁、十多岁的孩子,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为长大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恰恰在这个时期,国家动乱,荒费了学业,学不到知识。1966年至1969年的四年间,由于闹革命,学校不能正常行课,学生没有升学条件。1965年至1967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学生,全部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断了学习。在这个阶段的小学毕业生,上学时背一本“红宝书”,上课学毛主席语录,读书读毛主席语录,做作业抄毛主席语录,考试背诵毛主席语录,其余时间参加大批判,勤工俭学。1968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5.7”指示,指出:“教育要革命”“学生要复课闹革命,”“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各公社才建起了初中班,把前三年毕业的小学生,吸收到一个年级,建若干个班,开始试行学制两年的初中教程。新教程也只不过是一本《农业基础知识》和一本《工业基础知识》。更多的时间,是在试验地里种庄稼。到1971年,文革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二十来岁,小的也有十五、六岁。1972年,犍为一中招收首届74级高中生,招生时,不看成绩,看年龄。录取时,以户口薄为准,凡是1954年6月30日以后出生的初中毕业生,只要不是五类份子家庭出生的子女,都可录取。文革中的大、中专招生,不凭成绩凭关系。考生不进考场,由贫下中农推荐,革命委员会审核,县招生办公室批准,就可保送入学。当时,“老三届”的毕业生,在城里没有就业机会,也没有升学机会,就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美其名曰:“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城镇知识青年,除父母身边只留一个子女外,全部下放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便于管理,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建立了“知识青年办公室”,有的地方还建了知青场,指定心红志坚的贫下中农代表担任领导。知青场的成员,全是城里下放的男、女学生娃娃。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锻炼的时间,至少需要两年。满了两年以上才有可能被招工、招生和提干。而招工、招生全部搞推荐。否则,只有在农村继续锻炼。很多知识青年为了争取被推荐,想尽千方百计挣表现,拉关系,以便早日回到城里,有份体面的工作。有些知青在农村锻炼了10多年,也没有被推荐上,万般无赖,只好在农村安家落户。当时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遇到许多磨难。爱回家,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走一天,倒扣一天工分;爱打扮,被称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批判;耍恋爱,被称为“流氓行为”,抓起来示众;反应困难,说是“对现实生活不满”。你说苦嘛,叫你“想想长征二万五”,你讲累吧,“回忆革命老前辈。”直到1980年,最后一批知青才全部落实政策进城,按当时的规定,在农村已有子女的,允许带一个子女进城,其余的留在农村;配偶是农民的,绝对不能进城落户,毕竟还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人为地将夫妻隔离,过着分居生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埋没了大批人才,使各类建设人才青黄不接,处于断层状态。八十年代讲文凭,对党政干部进行文化考试,以初中试题行考,多数人考不及格,靠近修和自学进行补考。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面向全社会招收大、中专学生,“老三届”以后的毕业生,看到了希望,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各区设置多个考场,每个考场几乎都有上千人参考。临考的前一天,所有考生,特别是“老三届”毕业生,情绪激动,通夜难眠。有许多功底牢固的人,30多岁考上了大学,有一种范进中举式的心情,高兴得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
                        公检法  全砸烂  群众专政制冤案
                             
                        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没有“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也绝不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遭受了严重践踏。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政、军,都遭受了很大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夺权”闹剧的升级,公安、检察、法院三大机关全部被砸烂。全国公安机关被诬陷为“以罗瑞卿为首的黑公安”取而代之的是“军事管理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1968年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乐山地委对犍为县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犍为县公、检、法军管组》印章,同时,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印章停用。当时,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这一派对另一派的法西斯专政。“打、砸、抢”暴行,被称为“造反”;抓人不经审查批准,只要掌权的一方想抓谁,必抓无疑;抄家无需手续,想搜查谁,就干;流氓械斗无人管,两派武斗打死了人,也没人过问;解放初期制定的国家法律,被称为教条主义丧失了效力。1979年7月1日,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0年1月1日起,我国打击犯罪行为才有了法律依据。文革中,人们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得不到保护。建立革命委员会过后,到1970年3月20日,乐山地委根据中共中央(69)88号文件规定,撤销“犍为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到1973年1月1日,解散军事管制小组,恢复了犍为县公安局、犍为县人民检察院、犍为县人民法院,工作基本步入正轨。当时,犍为县的公安在编人员不上50人,每个区所在地,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每个公社只有一名不在编制的公安员。而这些警力,主要是管制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和流氓份子。每个月召集一次“集中训话”,就算行使了职权。对现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统由“军管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负责。那个地方发生了刑事案件,首先想到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破坏,免不了大轰大擂地进行批判斗争。如果在五类份子中排不出对象,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只要被群众检举的人,都要送交群众专政指挥部捆绑、吊打、罚跪、挨饿,直到估打成招。在这种法西斯暴行威逼下,许多人背过黑锅,并强加过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中,犍为县城有一干部,书写了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下午挂出去,晚上被风吹雨打,将“人”和“共和”3个字吹掉,标语的内容就完全变了。“群专组”立即在城区进行排查,将书写人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许多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来的。1978年,全国拨乱反正,对类似案件进行清理,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平反昭雪,有的补发了工资,有的重新安排了工作,也有的重新落实了政策。
                        买商品  凭票证  计划供应无保证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
                             
                        在农村,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劳动力分为主劳、妇劳、半劳,全部实行评工记分制。主劳干活,每天最高记10分,妇劳8分,半劳2—5分不等。决算分配时,按工分总数计算。每10分为1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值最高的不足一元钱,最低的却只有8分钱,一般的只有两三角钱。劳动力强的家庭,决算分配能够进到几十元钱,劳力弱的家庭,辛苦一年还要倒找钱。口粮分配以各类粮食作物总产量计,按先国家(征购),后集体(种子,储备)再个人的原则进行。个人部份的分配比例为1:2:7,即10%的肥料粮(个人投肥给集体,集体按质论价算钱,再按肥料款的总数均摊),20%的工分粮,70%的基本口粮。每年能分到的口粮,高的有300—400斤,低的只有100—200斤。群众对评工记分,吃大锅饭的体制不满,编了很多的民谣,不妨摘录几段给大家看看:“你上坡来我上坡,大家圈圈一样多”“太阳出来红彤彤,生产队里才出工,女的出门象小姐,男的出门象相公”“一把锄头一把镰,汗水洒满块块田,吃的红苕饭,穿的油腊片,一年苦到头,决算还要倒补钱”。这些就是对集体化制度的真实写照。当时,农民的居住条件差,除了极少数在解放初期分得地主的住房外,大多数都住茅草屋。坝区人民居住的是包谷杆夹壁头,甘蔗叶盖屋面的土窝棚,如果一家失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就会连累数十家人受灾。
                            
                        在城镇,情况比农村好一些。纯居民,每人每月按户口供应口粮28斤;干部、职工供应30斤;儿童供应24斤;在校学生供应32斤,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供应45斤。在供应的口粮中,搭配30%的粗粮,凭购粮证本本到粮站购买。节约的口粮,当月可换成粮票,否则过期作废。凭粮票购买口粮的,要经革命委员会出据证明,说明粮票来源。同时,按购粮证上的人头,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菜油,逢年过节增加供应半斤花生或一斤鸡蛋、二两白酒。那时吃肉,凭票购买。农民销售肥猪,按边口返还50%的肉票,随时可以持肉票到任何食品站购买鲜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计划供应半斤猪肉,逢年过节适当增加一点,最高的时候,一月也不超过三斤,发给肉票按票购买。穿衣也凭布票,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6尺。在最困难的那几年,香烟、火柴、肥皂、煤油、烧酒、糖果等等基本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如果被招收在食品公司、粮油公司、糖业烟酒公司、百货公司当职工,就象现在考上了名牌大学,被羡慕得不得了,毕竟是实权单位,可以优先买到商品嘛!
                              
                        由于商品奇缺,有时那怕你持有票证,也买不出所需的商品来。公社供销社进回一匹卡其布、灯芯绒、涤确凉、棉织品,都要撕成6尺长一段,作为计划,按人口分配原则分配到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只能分到一、二段。生产队按户数制成纸团,每户派一人去拈一砣。人们管这种行为叫“抓阄”。拈到布匹计划的家庭高兴得不得了,要向人们炫耀很多天。没有拈到的人,也羡慕得不得了,待拈到的人买回来后,都要去看一看。当年,人们对有钱家庭的形容是这样的:“有钱人,大不同,身穿毛线灯草绒;脚一提,高等皮鞋华达尼;手一撓,亮出一只上海表;进屋看,碗头端的干白饭。”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向往着有一部缝纫机,一部自行车,一支手表和一部收音机。拥有这“三转一响”的家庭,就是最富有的家庭。那时的人,真正是缺吃少穿,过着非人的生活。
                        四人帮、耍阴谋,接二连三搞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后,“四人帮”把我国政治动乱,生产倒退,经济崩溃,人民缺吃少穿等等罪过,归罪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上。由此,展开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进行,迅即在党内党外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清查混入革命队伍内的阶级敌人。各地又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弄去“斗私批修、”捆绑、吊打,逼迫交待问题。有不少的革命干部、科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受到牵连,又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紧接着,全国又开展了整党建党运动,以吐故纳新的形式,组建了各级党委会。
                             
                        党委会建立以后,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鼓励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抓革命,促生产”,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犍为人民一鼓足气,男女老少齐上阵,修建了三岔河、新店儿、三角沱等大型水库和淘家沟、万金堰、马家坡、翻身、胜利等小一型水库。配套主渠、支渠,长藤结瓜,引水灌田。那时,人们埋头搞建设,社会秩序有所好转,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人们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仍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大批大斗的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仍然搞不上去。直到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提出了“以整顿为纲”的思想路线,人们才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中解放出来,各条战线的工作,逐步进入正常轨道。可是,好景不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1977年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在楸“总后台”中,“四人帮”诬陷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纳吉”。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大运动。省、市、县派出三分之一工作队。(三分之一抓学习,三分之一抓批邓,三分之一抓生产,)经济建设再次跌入低谷。
                            
                        1976年初,乐山地区三分之一工作队进驻黄格、伏龙公社开展工作,县革命委员会和定文革委也在大桥、观音公社配合地区三分之一工作队展开工作,又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农民在房前屋后种几窝小菜,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铲掉;农民将自家喂养的禽蛋,拿到街上出售,也要被撵得鸡飞狗跳。市场交易,只能在场头场尾秘密进行。我县黄旗、镇江、苦河、五一等坝区,出产的叶子烟,半数以上交售给国家,少部分按吸烟人头进行分配。农民为了得到一份分烟的权利,男、女、老、幼都准备了一根烟竿咡,分到的叶子烟,也不准拿到市场上出售,一旦被发现,轻者没收叶子烟,重者受到批判。如果那个农民搞点贩运生意,那绝对是投机倒把份子,受到打击。那时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
                        联产制  包产制  犍为发展跨越式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同志再次出来工作后,拨乱反正,再次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又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州省率先将房前屋后的鸡啄地和田坎土壁划分给农民自己耕种。《人民日报》发表了“田坎上的文章”一文,在全国影响很大。各地农村纷纷仿效。我们犍为也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按劳分配,那几年的粮食成倍增长。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一时还不敢大胆地放开手脚搞生产,虽然尝到了包产的甜头,也没有实施包产到户的经营模式,以致包产到户的经营模式在农村持续了几年。当时的政策是:包产到组,到此止步,谁也不敢冒险地搞包产到户。1979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方案。1980年,我县才逐步把田土承包到户,生产自行安排,产值自行处理,国民经济一年一个新台阶,成跨越式发展,才有今天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物资丰富,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逐步走向新生活。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10月20日下午3时开庭。全县人民在历时123天的审判过程中,从不间断地收看了42次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实况转播。特别法庭在1981年1月27日,对(除已经死去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外的)10名主犯依法作出了判决。从此以后,全县人民在以邓小平为首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沿着“建四化,奔小康”的总体规划,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建四化,犍为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今天那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物资丰富、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坚信,如果我们国家,我们犍为,没有经过这十年浩劫,绝不会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国家会更富强,我们的社会会更发展,我们的家乡会更美丽。
                              
                        我们回顾过去,是要人们不要忘记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发展犍为、建设犍为。在跨越式发展的总体布局指导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满怀信心,团结一致,与时俱进,奋起拼搏。经过同心同德的长期奋斗,用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历史的灾难。逐渐把我们犍为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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