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南，万树梅花三高士
作者：明月童子 提交日期：2006-9-13 20:07:00 |
在遁入空门前，奇僧担当(1593-1673)曾是性情高逸的特立独行之士，时人钱士晋誉其为“云中一鹤“。担当的俗名为唐泰，字大来，他曾过着散怀山水的游吟生活，澄怀昧道独鹤与飞，行迹几遍江南燕赵。在江南期间，担当在大名鼎鼎的董其昌、陈继儒门下精研深造，得诗书画三昧真传。
“天下游来一布袍，不乘金马气犹豪“，当豪气干云的担当结束游历生涯回到云南时，大明王朝已兵戈四起大厦将倾，苟活于残山剩水之中，担当一度涌起兼济天下之志，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后见大势已去事不可为，遂深怀亡国之恸削发为僧，法号普荷。担当在鸡足山凤毛峰下宗古寺的废址上修了所罔措斋，烟霞托迹隐居于此。据《丽江乾隆府志》载，丽江土司木增与唐泰交厚，曾在玉龙雪山西南山麓为他造了一栋叫“冰豪“的庐屋，宝珠天花润映千里的玉龙白雪常令他豪饮不止诗兴大发，这显然是担当出家之前的事了，那时，木增曾在扇面上写了首意味深长的诗送给他：“双眼非青非白，一场无毁天成，木石皆成道侣，烟岚醉倒先生。“
迥脱根尘皈依佛门后，亡国之痛仍时时像甲虫噬咬着担当壮怀激烈的内心，他常常借明月青山浇愁，寄至味于天纵其才的书画。他创造了大量漂浮着隐忍的哀伤与风骨的作品，如在一幅小品中，千峰高指，层林尽枯，其中一枝斜迤如铁，旁边一僧提杖高立，画旁题诗道：“僧手披霜色有无，千层林麓尽皆枯。尚留一干坚如铁，画里何人识董狐。“
1667年，74岁的担当在大理名寺感通寺重修杨升庵当年住过的号韵楼，随后从鸡足山迁来定居。苍山戴雪，洱海月圆，在雪与月之间的不二法门中，一生与山水为伍的担当彻明地体证着圆融的禅境。在住世的最后一年，他仍豪情不减当年，连作《拈花颂》一百首。担当圆寂后，葬于感通寺后佛顶峰下，现感通寺内存有《担当大师塔铭》，其辞曰：“洱海秋涛，点苍雪璧，迦叶之区，担当之室“。
1662年，南明小朝廷的永历帝朱由榔被枭雄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五华山金蝉寺，明王朝朱姓帝室的最后一点龙脉被铲除了，噩耗传出，担当的忘年交陈佐才睚眦尽裂哀恸欲绝，随后他结束气吞万里如虎的救亡生涯，背负着一把相随多年的长剑归隐于巍山县盟石村，这一年他33岁。
陈佐才，字翼叔，号睡隐子，慷慨耿介素有英雄气象，归隐后，他在盟石村住处遍植梅竹，待奉老母，过着清贫的耕读生活。当时，清王朝已在云南大举推行削发令，在“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一时间人心惶惶无敢不从，在此危急关头，陈佐才不顾生死悄悄蓄发明志，被江湖豪杰之士叹为“义士“。
陈佐才生前曾在幽僻的青山绿水间用天然巨石凿成一具长13米、宽10米、高3米的石棺，石棺前30米处立有左右5米高的两支石笔，石棺周围有用石料凿成的亭、凳、碑、桌，石棺四周遍刻诗章，陈佑才自题曰：“明未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
胡未来，鬓先秋，泪空流，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无人能免。1692年，死不改节的明朝遗民陈佐才离开了人世，遵照他的遗嘱，后人将他瘗于石棺中，此举寓含着至死不愿归顺清朝疆土的操守，其所作所为有如上古时代的义士伯夷、叔齐。
陈佑才死后不久，省城昆明出现了一代高士孙髯。孙髯，名髯翁，号颐庵，早年目睹科举制度的黑暗，于是终生不复应试，成为混迹市井每天为稻染谋的寒士。孙髯翁虽身处卑微，但才华高卓，情志非常，有着一醉累月轻王侯的浩然长气，他以滇池畔的大观楼长联惊煞海内----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鬟风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殊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布衣粝食，乐天知命。贫残不能移的孙髯翁在住处种有大片梅花，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晚年，他在圆通山南侧的圆通寺咒蛟台以卜算为生，自号“咒蛟老人“。相传元代时，此处曾有蛟蛇为害，寺僧便念咒将蛇赶走。圆通山上螺峰叠翠。花之朝，月之夕，胸中尽藏铜琶铁板的孙髯翁常在山上放怀一笑，赏略昆明的金碧湖山。一段时间后，他的女儿将晚景凄凉的父亲接到了一座叫弥勒的小县城。孙髯翁于1774年死在那里，坟墓至今犹在。
1941年的丽江作者：明月童子 提交日期：2006-9-7 10:45:00 | 访问量：81
1941年，丽江古城尚处在传统文化的果壳中，工业时代横扫一切的现代狂飙已将一丝劲风吹进了这座雪山下的边陲小邑，但未形成大的气候。这一年年初，丽江从蔓延云南全省的霍乱中复苏过来，瘟疫使得众多的人死去，光碧楼下靠捐款组建起来的施棺会甚至把棺材都施舍完了。心有余悸的人们刚刚平息下来，一场罕见的冰雹就在4月27日突然袭来，农田大面积受灾，致使粮食严重歉收。然而，这一切与战争猛烈的风暴比起来显然算不上什么。中日战争已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日本人的马刺直指中国人的胸膛，他们切断了所有通往内地的国际商道。这时，昆明--拉萨--印度卡里姆邦之间的茶马古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惟一通道，作为这条商道上重要的中转站，丽江古城在战争的夹缝中陡然繁荣起来。
马帮在历史上的尖峰时刻
马帮在1941年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它是丽江成为抗战期间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的主要因素。从未有人统计过这一年有多少匹骡马穿行在茶马古道上，但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00匹以上，加上丽江其他马道上的骡马，将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事实上，当时的长途马帮极少让马匹参与到驮队之中，取代它的是雄健的畜中贵族骡子。骡子比马的耐力更强，力气更大。一队马帮往往拥有数十匹到百余匹骡子，排头的头骡、二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上好母骡，头骡头上插着一面写有马帮招牌的绿色齿边三角黄旗，脖子上悬着脆响的铜铃，骡嘴上戴着用细皮带编成的花笼头，额前挂有红缨和圆形护脑镜，骡鬃两侧披着被染成大红色的牦牛尾巴。整个驮队的最后一匹骡子，是老练而压得住阵脚的尾骡，它使一长队骡子形成一个整体。
在云南南部的马帮中，一匹骡子可驮载60～70公斤的物品，考虑到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丽江马帮的马锅头只让骡子驮载40～50公斤的物品。路途中，食量惊人的骡子一天大约要吃掉几十公斤的草料，其中包括蚕豆、玉米一类的精料，所以足够的马食是马帮每天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是马帮通常在绿草遍野的五六月份开拔进藏的原因之一。
作为无比昂贵的运输方式，云南并不是惟一用骡子来组织驮队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骡队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运输动力。如1776年，藩帕斯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的骡子，秘鲁王国拥有50万头骡子，巴西大概也有这么多，它们被广泛使用于运输。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评价骡队对这一区域的贡献时说：“没有骡帮，任何城市都无法生存。”
丽江古城的积善巷、牛家巷、双善巷、兴仁街是当时马帮的主要落脚点，许多旅马店的老板同时是马帮的商贸经济人，他们往往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玉龙旅马店”、“瑞春旅马店”是成功的例子，后来发展成了规模较大的商号。积善巷以前是造纸村，如今成了“马帮村”，这里有一块500平方米的马草专卖场，纳西语称作“子启丹”，生意异常红火。马草场前是专营马料和糌粑的和六嫂家，每天门庭若市购买者甚多。
丽江仁和昌、达记、聚兴祥、裕春和等大商号的纳西马帮，藏区松赞林、东竹林、德饮林的藏族喇嘛马帮是当时名头最响的马帮。从丽江驮往拉萨的大宗物品有沱茶、红糖、铜器用品、皮革制品、火腿、绸缎等。沱茶主要来自普洱和思茅，在藏区最畅销的是“宝焰牌”；铜器用品是丽江最繁忙的行业，仅白沙街就有二百多个打铜匠，铜器成品有大铜锅、火锅、水瓢、脸盆、水桶、铜铃、挂锁、茶盘、茶壶、灯盏等，杨深、杨香圃、和亮生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精工良匠；皮革制品主要是藏靴、藏式钱串袋等，主要制作地点在束河街，染制高手马鹤仙用五倍子、苏林、菜籽油等植物原料染制的红绿羊皮在藏区声名远播，狐皮高手杨金河用狐皮、猞猁皮鞣制的皮袄名贵一时。拉萨驮来丽江的大宗物品有从印度辗转运来的咔叽布、毛呢、香烟、西药、手表、化妆品，及产自藏区的山货虫草、贝母、熊胆、麝香、鹿茸、兽皮、细羊皮、藏红花等。麝香最好的是“波密香”，贝母最好的是“榛子贝”，而鹿茸最好的是“蝴蝶茸”。
丽江在1941年尚未开通公路，是马帮创造了奇迹，使这座偏安一隅的纳西古城在战事频仍的乱世如沐良辰，这奇迹中隐伏着苦海无边的旅程和血肉模糊的命运。并不是每一个马帮都能顺利地走完丽江与拉萨之间的1500公里鸟道，路途如此艰难，死亡随时都会擦肩而过。事实上对马帮来说，有90%的骡子能抵达目的地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损失一半骡子的事经常都会发生。在三个月左右漫长的旅程中，对他们最大考验的地点在德钦县境内的溜筒江（澜沧江)，这条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大雪山之间，通过时必须借助于溜索，溜索用粗大的篾绳编成，固定在两岸的巨型木桩上，溜索上有一个用栗木制成的半圆状溜帮，溜帮两头的圆孔中穿有皮绳，过溜时，司溜工用皮绳把人、骡子、货袋捆牢，然后使猛力一推，溜帮即在江风中依次快速滑向对岸。过溜索是令人畜心惊肉跳的事，不少赶马的马脚子被吓得魂飞魄散，许多骡子则被惊得屁滚尿流，稍有不慎便有葬身于滔天恶浪的可能。
一个叫四方街的中心
四方街不是甲第连云的富贵红尘之地，而是自然之子的衣食乐园。丽江古城有六条主要街道汇聚于此，形成1500平方米的街场，纳西人把它称作“芝滤古”，意思是街市的中心。街场由西向东倾斜，中间铺有小卵石，四周围是长条花石板，相邻的河面上有三座漂亮的桥：映雪桥、卖鸭蛋桥、卖豌豆桥。
1941年，四方街无疑是云南西北部最繁忙的集市。周围覆盖着小青瓦的土楼全被改造成了商铺，当街的木制柜台呈现出简陋的板栗色，所有商铺整天都点着香，既可以充作火柴之用，又可以计算时间，只有紧急情况下人们才使用被称作洋火的火柴，进城的山民则自备有古老的火镰和火草。商铺里随处可见到各种本地商品及马帮从印度驮来的商品，在有的商铺里可以买到俗称作“红十字”、“大白旗”的进口香烟及25元一瓶的高价进口啤酒，甚至可买到崭新的歌手牌缝纫机。
街场上到处是竖有遮阳油伞的临时摊点。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些杂乱无章的摊点及附近的街口被分为了许多专卖地，主要的为：卖细粮处、卖粗粮处、卖布处、卖铜器处、卖陶器处、卖山货处、卖皮革处、卖草鞋处、卖马匹用品处、卖蔬菜处。外地商贾为分得一份羹也拼命挤进街场，鹤庆人贩卖大宗的棉布、茶叶、火腿，宁蒗人用羊皮口袋驮来腊肉、腊油、植物油，永胜人出售大米、草席、鸭蛋、土碱，藏族人则摆出细羊毛、兽皮、麝香、虫草、藏红花、绿松石。
四方街每天都热火朝天，来自乡下的村民大都穿着草鞋、城里的女人通常穿鞋尖有蝴蝶状布饰的绣花鞋，城里的男人则喜欢穿牛皮底鞋底上有九颗粗钉的皮鞋。摊点和商铺的经营者大多是一身“喜鹊打扮”的纳西妇女，她们热情能干，从不知疲倦，如果仔细打量的话，她们的陪伴之物，是一个每天都在背上背来背去的竹篮，有五眼篮、七眼篮或尖顶篮，许多妇女一边做生意一边搓羊毛线，以便把这些线织成氆氇毛布。
被光顾次数最多的是蔬菜专卖点，江边阿喜村的辣椒，拉市海的鲫鱼，山中的松茸菌、鸡棕菌都是值得一提的本地土货。纳西女子在卖豆腐、豆芽、粉丝时，从不用秤称，而是以一只比手掌稍大的平底小筲箕来盛东西。每当夏秋之时，丽江各地的村民前来卖鲜果，街场上便浮起一股淡淡的果香，有名的乡土果品有茨满村的茨满梨，指云寺的酥油梨，三仙姑村的核桃，塔城乡的柿子，茨可村的板栗，大东乡的石榴，羊见乡的黄果。
想来如此为数众多的人群在四方街一定乱作一团，污臭不堪了，但实际上四方街每天清晨均有专人负责清洗工作。由于街场西高东低自然形成一个坡面，所以只要用一块桌板堵住西头的河流，湍急的河水便会自然冲刷街场，将垃圾冲入东边的河流中，再用竹帚扫一扫，街场便气象一新了。早些年隔10天才洗一次街场，政府委派轻刑犯人来做这件事，作为奖赏，犯人完工后被特许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并可以在水果摊上抓一两个果子。
俄罗斯人顾彼德
丽江古城在1941年迎来了一位戴着玳瑁近视眼镜的秃顶洋人，他是40岁的俄罗斯人顾彼德。作为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员，他前来丽江开办工业合作社-低息贷款给下层手工业者，帮助他们组建发展合作社。此后的九年，他一直生活在下层平民和穷苦村民当中。凭着永无止息的爱，他在丽江古城实践了老子之道，获得了美不胜收的人生体验，成为与纳西社会交道最深的外国人。
顾彼德出生于1901年，在充满兽性的大动荡到来之前，他一直在莫斯科以南的一座小城里过着亲自然的乡间生活，小城周围环抱着黛色的青山，流淌着一条沿岸长满白色睡莲和黄色水百合的清澈河流。在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了，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母亲带着他和帕拉吉外婆、塔蒂娜姨妈住在一幢老房子里，他们自己种菜，饲养牲畜，并拥有一个幽香四溢的花园。大自然和数位女性长期的双重呵护对顾彼德形成了温和的束缚，使他身上弥漫着过多的阴柔之气-这符合道教“上善若水”的法则，同时也会让一个男孩沾染上女性气质。
当顾彼德十多岁时，突如其来的大混乱彻底撕碎了俄罗斯的本来面目，人们纷纷在惊诧中浮出生活的美梦，到处是战乱、饥荒、货币贬值和政治流亡。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顾彼德不得不和母亲一道四处颠沛流离，最后，他们辗转来到上海。1924年，患有严重忧郁症的母亲在哀怨中死去，这使顾彼德无限悲戚，彷徨于冰冷的伤感和空苦的幻灭中。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在西子湖畔碰到李林山、吕春干两位道长为止。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的玉皇山吉星观，顾彼德成为一名正式的龙门派道教徒，“道”唤醒了深藏在肉身中的灵性，使他脱胎换骨找到通往救赎之门的路径。
尚未被繁杂的现代生活所触动的丽江是另一处重要的人生驿站，顾彼德在1941年来到这里后，立即认定这是一个具有老子精神的地方--山水是如此高洁，终年白雪遮顶的雪山总是像神殿一样矗立在大地的中央，由雕梁画栋和鸳墙黛瓦组成的古城宛在白云间，绿水如映，鸡犬之声相闻，顺从于自然的生活得到倡导，人与大自然之间保持着伟大的调和。
顾彼德迷恋上了丽江，他在古城狮子山下的乌托村租了一座院子，新生活就在这座被周围的纳西人认为闹过鬼的宅院开始了。通过一个叫和家聪的年轻人搭桥，他成功地组建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直至第36个。顾彼德想要亲近的不是由富人官僚组成的上流社会，而是那些靠小手工业和小生意勉强糊口的小老百姓。工作之余，他把挂着东巴神幛的办公室充作临时医务室，用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药品为穷人免费治病。纳西人感觉到了顾彼德那发自本心的爱，这些质朴的土著人用更加慷慨的深情来回报他。⒁
一段时间后，顾彼德完全把自己当作丽江古城的一分子了，而纳西社会也把这位漂泊半世的俄罗斯游子揽入到宽厚的怀抱，对此他感叹道：“那些皮肤黝黑的子民，他们是自然之子，依然沉浸在老子的教义中，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心扉，因为他们辨认出我和他们有着同源的精神。友爱的财富一下子堆积在我的周围。我的灵魂似乎打开了，生长着，一种全然的喜乐包围了我。非凡的‘道’宛如一股充满恩典的河流穿行在我的身心。我给予人们的越多，我得到的就越多，我越是站到隐蔽的位置，我就越受到尊敬和关爱。在那儿，大自然无私地播撒她的恩泽，神灵在俗世中传达着吉祥的福音，人类、自然和神灵彼此合而为一，相互交融。每一个人都能感知到这一切就在自己身边。”
传教士的文化苦旅
基督教五旬节会曾在丽江开设过五个福音堂，分别位于古城五一街、古城新义街、石鼓、巨甸、大具，其中心是五一街王家庄（今文华巷）的福音堂。受英国教会的委派，荷兰籍传教士郭嘉于1912年前来丽江建立五旬节会在云南西北部的大本营，此后相继有英国籍传教士安永静、杰西、高丽、史哈顿，德国籍传教士郭祖寿、德永乐、俞助华等来到丽江传授五旬节会的教义。除此之外，古城还有法国天主教神父开设的一座小型教堂。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显然在丽江遭受了重挫，由于信徒寥寥，到1941年，其活动重心已转移至傈僳人聚居的澜沧江河谷地带。
1941年，对王家庄福音堂的传教士来说是寻常的一年，即使在黑龙潭的三月龙王庙会和狮子山麓的七月骡马交流会上以张搭帐篷的方式来教化四野山民，信众仍然没有增加。福音堂是一处典型的纳西式宅院，高耸的十字架和有着拱顶的欧化窗户使它从外观上和周围的建筑区别开来。福音堂是丽江惟一使用电灯照明的地方，附近的河沟里装有一台微型水力发电机；钟楼上挂着一口半米高的意大利铁钟，每星期拉响一次，钟声旷远悠扬。传教士们喂养了两匹凉山马，以方便到偏远的山区去传教，还养有六七头牛，以保证经常能喝到新鲜牛奶。
长期在云南西北部传教的奥佛拉德神父曾对洛克说：“给一个纳西族人传福音比给一个藏族喇嘛传福音更艰难。”实际上拥有泛灵信仰的纳西人对传教士并无恶意，但19世纪中叶以来遍及全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对洋人的传教动机保持着谨慎的拒斥；所有加入基督教的纳西人都被讥笑为“洋奴”。福音堂每逢星期天要做礼拜，虔诚地祈祷，念读圣经，并高声唱颂赞美诗，前来参加的人往往能获得耶稣画像和一两片饼干，每次都有许多儿童前去凑热闹。福音堂旁边住着赫赫有名的商号仁和昌的总经理黄嗣尧一家，他的哥哥黄学典在孩提时代便被认定为一个藏地活佛的转世灵童，由于家里反对他出家去继承活佛的衣钵，所以一直在自家的楼上设立经堂念佛颂经。有一段时间，福音堂唱颂赞美诗时过大的声音惹恼了这位“活佛”，他将窗户打开，使足力气高声念颂喇嘛经，形成了传教士和“活佛”吵架的局面。
纳西人最熟悉的传教士是安永静牧师，他非常热爱丽江，分别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安丽生”、“安丽花”，他于1949年时被迫离开，其他传教士也在这时纷纷撤离。几十年间，传教士在丽江古城累计发展了五十名左右的教徒（其中不少是四川来的移民）。1932年前后，能讲满口纳西话的荷兰传教士苏淑添研创了一种拉丁化的纳西拼音文字，但没有形成影响。传教士为丽江最早引入了苹果，他们离开时数量已有百余棵，如今丽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苹果之乡。
王阿丹的酒铺
王阿丹来自金沙江畔的奉科乡，她在顾彼德的《被遗忘的王国》中被视为丽江纳西女的代表，由于她丈夫是儒雅而深通古乐的李茂和，所以人们又亲切地称她为李大妈。1941年，王阿丹已54岁，但仍然丰姿绰约，风韵犹存，在当时，她以善制窖酒而闻名。
1941年的丽江没有汉族城乡随处可见的茶馆，杂货铺取代了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公众社交场所。杂货铺除了出售各种日常用品外，同时是酒铺，酒是最大的一宗生意，顾客既可自备器皿把酒带走，也可以当堂饮用，一般情况下想把酒带回家的人都得自带酒坛或酒瓶，玻璃酒瓶相当抢手，一个空瓶的价格在两元左右。杂货铺除了有一个面朝街道的柜台外，还有另一个更长的柜台与之形成直角，长柜台前放着两把长条木凳，以方便客人坐着喝酒。人们在办完事后都喜欢到自己熟悉的杂货铺来上两杯，这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
杂货铺的酒完全由自家酿制，主要有三个品种。清白酒被称作“日”，用包谷或大麦酿成，酒力、味道与杜松子酒相当；梅子酒用青梅、大麦加以少量红糖泡成，酒色呈玫瑰红，味道浓郁回味无穷，有点像巴尔干半岛的李子白兰地酒；窨酒用小麦、大麦、高粱、蜂蜜、红糖、特制的酒药配上雪山清泉酿成，属于酿期较长的低度黄酒，酒液呈红褐色，透着清亮的琥珀光泽，甘而不腻，柔而不烈，味道有点像欧洲的托考伊葡萄酒。许多丽江的富贵之家在孩子降生时，往往用陶罐在地下埋几罐窨酒，当孩子长大后才挖出来加些芝麻、大枣作为订婚的礼酒。按照古城当时的风俗，订婚那天的喜酒必须是窨酒。
王阿丹的酒铺在现七一街兴文巷5号，旁边住着丽江历史上惟一“一门双进士”的另一个李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李樾、李两名进士，李樾甚至贵为翰林。酒铺不远处是位于关门口的木柴、松明、栗炭专卖地，纳西语叫作“桑启楚”，每天都有许多鬻柴卖炭的乡民聚集在那儿。王阿丹已经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了，但仍然像年轻时代那样终日操劳不知疲倦，她每天都忙于用一大堆陶罐酿制窨酒、梅子酒、清酒，腌制青菜、黄瓜、大蒜，泡制梅子、桃子、橘子果脯。除此之外，她还得经营酒铺，并喂养几头肥猪以备冬季时制作火腿、腊肉之用。王阿丹做的所有东西口味都是第一流的。对饮食十分讲究的约瑟夫•洛克向来喜欢喝她酿的窨酒，他订购了头道酒，每当打开一坛新的陈酿，头道酒就被盛到一个供他专用的酒坛里送往住地。顾彼德每天黄昏都要到酒铺里来喝窨酒，他和一般的酒客一样喝的是二道酒，他对王阿丹做的鲜嫩醇美的火腿、洛凯伏特豆腐似的奶酷和令人垂涎的酸甜大蒜赞不绝口，经常品尝。
王阿丹的瓜子脸上总是泛着灿若秋花的笑容，一双灵柔的大眼睛写满慈爱，她酒做得好，人也好，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对她十分尊敬。她的酒铺每天上午9点或10时开门，但是，由于她常常忙得顾不上照料，顾客们便自己动手取用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钱放在柜台上离去。下午以后要在王阿丹酒铺里找到一个座位是困难的，座位属于男人，按照风俗妇女从不在酒铺里坐下来陪男人喝酒，她们一般站在柜台前同王阿丹一边闲聊一边喝酒。在这里，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显得势利，而穷人也不显得阿谀奉承，窨酒平等地斟满每一个酒杯，给所有人带来欢乐。
王阿丹于1964年去世，从此，人们再也喝不到丽江最正宗的窨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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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4 14:17
怀念永无尽时
林克
1806年9月，荷尔德林被送进疯人院，这标志着这个“高贵的疯子”的灵魂完全沉入黑暗之中。荷尔德林疯了以后，还能够回忆起席勒和海因瑟等许多友人，奇怪的是，每次向他提到歌德的名字时，他竟然压根想不起他一度敬仰的这个人物。对一个精神病人而言，这正是“一种深重的敌意的标志”。歌德与下一代文人之间确有隔阂，对此已有许多解释，可是在我看来，有过狂热的青春经历，步入中年之后，变得成熟和世事洞明的歌德对这帮才华横溢的后生怀有戒心，保持距离，大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的人才蜂拥而出，歌德当然是大师，几乎无所不能，其他人则只在某个领域独领风骚，如日中天的大师之光焰有时难免掩蔽周围的星辰。但是，不服气的克莱斯特后来果真写出了可与歌德一比高低的剧本（譬如Panthesilea）；诺瓦利斯以《奥夫特尔丁根》挑战《迈斯特》；濒临绝境的荷尔德林创作出《帕特默斯》等一大批绝世之作，可以说诺氏之思与荷氏之诗皆不在歌德之下。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德意志大地上天才一拨一拨地冒出来，也许人们只需想一下，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原是同班好友。
荷尔德林(1770-1843)毕业于图宾根神学院，同时他又醉心于古希腊文化，研究过柏拉图，长期从事索福克勒斯和品达作品的翻译与注疏，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于他自然是烂熟于胸。奇特的是，他将诸神与上帝融合起来，于是真理与生命之本原变得愈加丰富、鲜活和雄浑。在他的诗歌中，狄奥尼索斯和巴科斯充当领唱，酒神精神构成了基本氛围。写作时他好像忘记了自己的悲苦，就连那些哀歌，人们从中也读不出多少悲情，不过是用来探寻人生痛苦的根源。神话和《圣经》的故事随意穿插在他的诗中，诸神的面孔闪现于字里行间，耶酥与门徒的对话随着幽暗的旋律隐隐传来。道理浅显，但是耐人寻味。他喜欢用简单的文字加以表达。他的语言朴实，遒劲，有大器之美，如果说可道出福音，那当是一种普世的福音。其实，一切皆是诗人心境的披露，一切皆源于那颗饱含着爱的心灵。荷尔德林的诗经得起不断发掘，但也是人人都可以读的，他的诗让人感觉亲切。
诗人早就预感到自己的早逝，但他也许没有料到比死亡更悲惨的结局——疯狂。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迎向自己的命运。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似乎也有意成全他的心愿，让他担当“酒神的祭司”，作为一份牺牲贡献给天穹，将他引向深渊。于是人毁了，事成了。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但那永恒的，皆由诗人创立。”诗人之幸与不幸皆缘于疯狂。癫症肯定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诸如环境对精神的压抑，他疯在两百年前，那还是不少现代诗人渴望回归的古典时代，由此可见他的心多么纯洁，多么敏感；或是他与苏瑟特的爱情悲剧，在他心中必定造成了无法痊愈的创伤；以及当他最后竞争一个教授职位时，歌德的“不光彩的行为”据说给予他致命打击等等。但我认为，还有两点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年近三十，他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自立，年迈的母亲常在烛光下为儿子编织长袜，经济窘迫往往给文人带来不堪承受的压力，其后果有时可能比精神上的绝望更严重；另外，患病之后他对任何来访者都毕恭毕敬，不停地鞠躬，嘴里还念叨着“阁下”、“圣人”、“尊敬的教皇大人”之类的称呼，也许可以看成是诗人早年自视甚高，却不得不靠当家庭教师谋生，长期寄人篱下所导致的心理情结。
德语另有一个特殊的词指代精神病——Umnachtung，意思是沉入夜色之中，仿佛伴随着诸神的隐遁，白昼过去了，黑夜笼罩大地，夜暮也渐渐浸入诗人的头颅。或许冥冥之中这就是一种命数。然而，这却是一次辉煌的沉沦，恐怕谁也不曾想到，它将带来多么丰盛的收获。荷尔德林的创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恰好以疯狂前后划界。早期的诗模仿席勒和克罗卜史托克，过于激情和直白，而且显得观念化，属于抒情哲理诗。到了晚期，诗人的思维已经紊乱，无力驾驭语言，只留下一些思想残片，形式呆板，像是初学者的习作。正是在一八00至一八0六年前后，诗人一步步走向癫狂，同时变得成熟，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诗篇。也许多亏那种痴迷的状态，像是醉酒的感觉，诗人得以完全沉入自身之中，外界的压迫消除了，焦虑化解了，躁动平息了，曾经被他奉为圭杲的理论框框——英雄，理想，质朴之三段式——也已淡忘了（大概任何理论对大师都是限制）。此时他反倒格外神思清明，下笔如有神助，挥洒自如。《还乡》、《面饼和酒》、《斯图加特》，这三首哀歌唱响了中期的序曲。哀歌之体裁无疑与人类的当下处境相吻合，但诗中并没有渲染悲苦，毋宁说诗人想以此营造一种沉思的氛围。哀歌的宏大容量可供诗人从容运思，由叩问现实出发，追忆远古的辉煌，追寻神灵的踪影，思考生与死、爱与永恒，见证并亲历那种饱满的灵性生命，它维系着人类的未来。随后一首首颂歌应运而生，缀成闪闪发光的珠链。还有那些优美的“江河诗”，如真如幻，每一朵浪花仿佛都映现出神的身影，莱茵河、多瑙河、伊斯特尔河，在诗人的笔下亘古地流淌，从东到西，从源头直到大海，回归那丰富的宝藏（Reichtum）。
《帕特默斯》当是荷尔德林的代表作，写于一八0三年，这里特别译出了它的三个修订文本，与初稿相比较显得有些凌乱，可以看出诗人此时已力不从心。以它为首的一系列自由诗，是诗人最娴熟的体裁，即使按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些诗也无可挑剔，何况在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自由体并不多见。不用考虑押韵和格律，诗行更加流畅凝练，跌宕起伏，透出一股灵动的气势。尤其在自由诗中，德文固有的语言表达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常常是一个或几个单句或复合句被拆散，夹杂不少的插入语和分词短语，再以巧妙的方式组合起来，别出心裁却又恰到好处，形成一座语言的迷宫，虽有相当的理解难度，但是意思并不艰深晦涩。这样的诗句包含双重甚至多重意味，蕴藉隽永，耐人咀嚼，当然也提供了多种解读角度。读这种诗就像是一次解密，不时给人带来领悟的愉悦和审美的快感。荷尔德林独特的语言风格尤其在自由诗中呈现出来，绝不可能误认，于朦胧之中透出澄明，那是一种大美。当着神智由明转暗或时暗时明，多年以来积淀在心中的情感、经验、思虑、醒悟，受真正的灵感的触发，自然地势不可挡地从他的歌喉喷涌而出，如同一次次海底的火山爆发，威势而不失节制，直到最终将这个高贵的灵魂毁灭。
荷尔德林始终是一个孩子。一生漂泊他乡，但他从未忘记故土。他流连于山川丛林之间，大自然是他的朋友。他对农夫和工匠，对朴实的乡民总是有一种特别的亲情。凭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才可以窥见逝去的神祇，轻松地靠近他们，与他们交往，游戏，同欢共饮。他的诗浑然天成，大多源于直觉，似乎是神灵借他之口唱出的天籁。他的诗句道出了人们的心声，“诗意地，人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荷尔德林和里尔克堪称德语诗歌史上的两座巅峰，相距百年的时空，双峰并峙，旷世独立。十余年来，笔者断断续续翻译了四位诗人的作品，诺瓦利斯和里尔克，比较而言以思辨见长，尤其是诺瓦利斯，既广博又深邃，玄奥而且练达，颇具原创力，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及。不过诗歌只是他文以载道的工具，写得不多又很随意。特拉克尔和荷尔德林，则更富有激情和感性，语言感觉极佳，确是天才诗人。可惜特拉克尔英年早逝，如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却耀人眼目。同其他三位三十岁前后便或死或疯的诗人相比较，里尔克幸运地活过了五十岁，靠着他的韧性，他可以从容地给自己和世界编织神话，将自己磨练成大师。我这样讲并无贬义，他是在四十七岁时终于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哀歌》和《十四行诗》，殚精竭虑，丰盈圆融，难得的是蓄满内敛的激情，已达飘渺的神境，却又扎根于平凡的大地上，以诗的语言构建了一座思的金字塔，或可令同代和后世的哲人经师前往朝拜。
如果说里尔克的诗（尤其晚期）连行家也难读懂，或者他的诗是专门为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而写的，那么，荷尔德林是在同每一个真诚的人倾诉衷肠。荷尔德林本是神之子，所以在他那里，神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固然存在，但二者并不对立，因此人无需像里尔克所筹划的那样汲汲于自我提升和超越，而是只需守住本份，便可与神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就是幸福的根本。他本是大地之子，在他看来，善即欢乐——人世的欢乐，劳作与眠息，团聚与宴饮，友谊与爱情，风俗与节庆，样样都美好，都是欢喜。他本是自然之子，在他眼中，山峦高卧神灵，江川辉映星月，但那里也是人的栖居，真可谓“天人一切喜，花木四时春”。他不知何为原罪，人世间原本“一切皆善”。与此同时，他锐利的触角亦意识到，若欲承纳神，人这件容器实在太脆弱了。
我尝试尽量接近荷尔德林，这十分危险，不仅因为那种高度可望而不可即，而且那里的深渊险象丛生，纯属一个渊面。每次看凡高的向日葵，总觉得那正是画家自己的象征，同时也是荷尔德林的写照。如今，这位命运多舛的德语大诗人逝世已二百多年，我谨以几行诗表达自己对他的虔诚敬意：
垂头的时候一切都饱满了
谁记得从前疯狂的燃烧
每一个花瓣都是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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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4 14:27
１９６６，我心红透
柏桦
清人张潮说:"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大地的文章."此文所写便是我10岁时亲历的祖国"山水".当时的祖国可是山水一片红啊!而一个小孩对这"红"是不懂反思与批判的.真是世事漫随流水,如今我已50岁了,回想"文革"旧事早有了一些沉痛的反思.譬如我当时努力向学,今日当会更有长进,而免去老大徒伤悲的感慨,可那时我却乐意玩耍,浪费了大好时光.现在想来亦不是我的错,而是时代之错.今天,我终于懂得了T.E.休姆说过的一句话:"人只有在伦理或政治的约束下才能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工作.因此秩序不仅是消极的,而且还带有创造性和解放性.制度是必要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文革"不仅是对制度的毁坏,也是对个人心灵的毁坏.……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966年夏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我于198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写下了一首怀念文化革命之美的小诗。这首诗把我带回到1966年夏天。
那一年文革开始，我正好10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
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御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的附近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的脸都透出由于激烈兴奋而呈现的伟大气概：好象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的灵魂仿佛飞出了我的肉体。
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5岁但我却觉得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的青春和纯洁一样，或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也理所当然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
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色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大胆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裸体……”。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裸体，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1918”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毛主席的挥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劈腿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密的色情“潜意识”。
“美”在鸣锣开道。勾人幻想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二胡或小提琴伴着文艺和红旗随风飞舞、飘扬大地：一种惊人的浆糊在张贴重重叠叠的纸张，各种报纸“东风浩荡”唤起少年人“雄壮的”表达意识。美并未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欲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耳边老是响起美人的娇音以及神秘的拳师和美人的关系，响起舞蹈的大腿的暗影以及婀娜的女性的鞭子。
情欲之美深入批判了衣服、头发、甚至花草、金鱼或鸽子之后，它开始塑造未来，塑造人性、塑造新真理和新目标。美得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统一了而不是分散了。美超越了现实，在日以继夜地走进了幻觉中的“共产主义”，幻觉中的红风和绿地。美对孩子们重施整容术，把他们抓回“复课闹革命”的短暂而必要的现实。
“老三篇不但干部、战士、工人、农民要学，老师和学生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一首歌曲（“老三篇”之歌）响彻教室，唯一当时不懂的是“座右铭”，而“老三篇”是知道的，它是指毛泽东的三篇名著：《为人民服务》（关于争当革命螺丝钉的问题，也是“斗私批修”的问题）、《愚公移山》（关于继续革命、自力更生的问题）、《纪念白求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援助问题）。日复一日端坐课堂，我迎着响亮的太阳高唱“老三篇”并用它的语言而不是它的思想拯救了我的一个错误（那是在重庆工人文化宫一面夜晚的墙上，我第一次被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语言所震惊，那墙上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太简洁了，以至于使我大声喊道怎么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我话音刚落，一个中年男人从黑暗中飞跑过来企图抓住我，我在惊吓中立即跑掉了）。“老三篇”的摇篮曲把一个巨人的语言唱入我的血液，随之而来，仅仅一周我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如梦的“长征”在经历第二次“金沙水拍云崖暖”，一个少年也正用“金”和“暖”代替“粮食”和“钢铁”的语录，他悄然编织起他“悔过自新”的“检讨书”和最初的文学“长征”之梦。
不必停止疯长，青春就是前方。孩子如星、如花又回到天空和大地，学习被再次推迟、被改头换面、被拥来撞去。抒情磨炼了红心，解放了“道德”，幻想着大腿，又投身风中……那远走高飞的女红卫兵早已消魂地跑过黄昏，带走了一个夏日男孩的原地祝福；紧接着一个狄兰•托马斯式的绿色炸弹开了花，它稀奇古怪地爆炸在一个并非毁灭的大欢乐、大美丽中。
我看见这爆炸的余波，余波中众多诗人的侧影。北岛成长为一个庄严的诗人，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鞭挞者。19年后的1985年，我在重庆遇到他，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文革时，他串连来过重庆，就住在歌乐山，现在四川外语学院的校园里；多多在崇拜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同时，也造成他文革式的璀灿精力和光芒四溢的诗艺翻新；杨黎在他的“语录和鸟”中挥舞他“最高指示”的诗歌“小红书”并以流泪和动辄下跪进行自我批判和“宇宙出击”；万夏以古怪的宋朝式的冥想深陷入“南京大屠杀”的“血色情结”；无产阶级营的第一男高音李亚伟在“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挟持下，在川东山区的一条小河边，被一个中年男性拒绝了一次“搞起来多么舒服的革命行动”。“筷子和茶盅”被8岁的他热烈的牢记并被勇猛地打上“封、资、修”的烙印：如今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赞叹者欧阳江河却在文革中期巡回演出，扮演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战士——“大春”（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青年男主角），他“黑色的结实”在倾向一根轻飘飘的红头绳；而另一位诗人却骄傲地告诉我，文革时，最令他难忘的事就是同母亲一块睡觉，假借睡意朦胧把疯跑了一天的脚放在母亲松软而苍白腹部上，要不就偷看姐姐红卫兵式的雷厉风行的洗澡。
当时，我亲爱的梦境除了四分之一是毛主席外，四分之三却是“卑鄙的”未完成的女人的裸体，这是革命所带来的果实，它不洁地骚扰着一个孩子敏感的梦，这梦成为我长大后无地自容的“罪证”，这梦也伴随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语录），直到另一种“阶级斗争”在我心中唤起另一种革命之火。在20年后一个春天的深夜，当我在南京农业大学一条尽是沙砾的建筑工地的夜路的中段，我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舞蹈演员（我微茫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红色娘子军）呆在一起，为了消愁解闷（80年代浪漫的商业的可耻挫折），为了弥补1966年“革命”或“超我”的过失，想像的舞蹈在“怀旧”中顺从了我潮湿的手掌的摩挲。一个男孩追回了他少年时代“青春的错觉”，幻美落到了温暖的实处；“衰老的”女红卫兵流下了1990年第二次初恋的热泪，那即将再次成为昔日的热泪……
评论人：
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4 14:30
凸面镜中的龙炳
哑石
鱼说
“有时候写作就是竹篮打水，打不上水却会打上一条清凉的鱼。”
（引自李龙炳短文《可能的诗歌与不可能的诗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乡红树村村民龙炳，诗人龙炳，如此玄乎乎地陈述过自己的写作观念。似乎他心仪的，不是牛X烘烘地“制造”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诗篇，而是当一只竹篮，一把漏筛，听任时光之水，哗哗地冲刷散发着竹香的骨架；似乎他蛮有把握，或者说，似乎他有如此不容置疑的经验：诸般折腾之后，竹篮里留下的，一定是肥美而清凉的鱼摆摆！
竹的劲瘦、挺拔，和龙炳的身材倒是合拍。但我很是怀疑，他这样的“捕鱼”方式，真的能够捞得到鱼吗？那条从他家门口不远处流过的西江河，真的有很多很多鱼摆摆吗？
数年前，某日，龙炳和我，站在长满荒草且随处散落着生活垃圾的西江河边。一些人正在水中划着船，手舞各种家什，起劲地打捞刚被雷管炸晕的鱼。鱼摆摆们，挺着已经不属于自己、当然更不属于龙炳的白肚皮，在根本说不上宽阔的西江河面上，飘来飘去。我鼓动龙炳也去家里拿些家伙来，我们也好捞它几条上来晚上下酒。
他浓重的眉毛使劲皱着，脸马上就红了，还有点奇怪的痛苦神色。原来他怕水得很，不愿下河。他也根本不会任何“捕鱼”的伎俩，甚至连河中人那样简单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伎俩也不会。不要以为龙炳是个不爱劳动的人，他的手掌，和经典教科书上讲的一样粗糙。在那真正改变客观物质世界外貌的非隐喻劳作中，其一年的工作量，也许是我等城市居民一辈子都赶不上的。也不要怀疑这个汉子的心灵手巧，他沾满泥土香气的手，能够剥开花蕊上那一层又一层薄如蝉翼的月光。他，只是不会任何偷懒的伎俩而已，他甚至严肃地说过，那样的伎俩乃真正的“狗屁”！而他自己，并不愿意在阵阵狗屁的臭味中吟风弄月，或者，打着呼噜睡大觉。
他以自己的绿色环保方式张网“捕鱼”，譬如他的身体、心灵，当然，他自己愿意美滋滋地比作竹篮，任何人也拿他没法；也许，我们都是听见了雷管在水面下炸响的人，身体也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些伤，这时，谁都会领悟到：原来，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水中游来游去或更本没办法游动的鱼。
龙炳于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形象常常被我这样想象：清晨，这条在睡眠的静水中醒来的大鱼，转动着那一对别人看起来很近视的、大大的鼓眼，游到乡邮政所，分类整理好需要送到各个村的邮件，装进一只淡绿色大口袋（除了是个资格的村民，龙炳还打工于乡邮政所，以获取微薄的收入）。然后，这条鱼，会动作敏捷地骑上他自己的红色摩托，在乡间土路的尘沙飞扬中开始他风驰电掣的漫游——挂在鱼鳍另一边的，可能是个不大不小的塑料桶，里面，咣咣作响的是旋荡的琥珀色酒浆。为了讨生活，龙炳弄了一小烤酒作坊，这些顺道发送的酒浆，也可能为他带来点收益。整个漫游过程中，被头盔套牢的鱼头一直梗脖昂颈，向伟大祖国或近或远的景色，大口大口地吞吐着看不见的透明气泡。时至正午，这条卸下负担的大鱼，就有可能晾着他已经发热的鱼肚皮，游回到家中。下午或者晚上，那对鼓得更大的鼓眼便不再近视，而是精光灼灼地进入另一场风驰电掣的漫游：读书、写作、吟诵、衰老……直至夜深，这条鱼，不想或无力再吐泡泡了，那浩大的睡眠之静水，就会再次漫上来，包裹他充满银子般柔软月光与烈火的梦境。
唯识宗
“我只是一个反对蝗虫的农民/我来了，我反对”
（引自李龙炳诗歌《我的体内储存着刀》）
“现实的口袋比龙王乡的乡长还要大/却装不下我的一声叹息”
（引自李龙炳诗歌《有一棵树在我体内生长》）
认识龙炳是由于湖南诗人吕叶，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创办民间先锋诗刊《锋刃》而响当当的人物，这个“奸商”——只因其长相极其吻合朋友们对奸商的想象，大家就热乎乎地这样喊他，而他会比我们更热乎乎地答应，甚至是屁颠屁颠地，像在领取一项荣誉的荆冠。1996年秋天，吕叶眨巴着他那滴溜溜乱转的眯缝眼，晃动着比高级面粉还白的马脸，直接从湖南空降到粉子成堆的川西平原，用他那颇有感染力的伟人故乡之歪普通话，来发展他的业务，顺便也发展发展他和这里的诗人们的友谊。就在那一连串纯真激情的嗷嗷跳崖般聚会的某一次中，我认识了龙炳。
“我是李龙炳。”
有力的握手之后，手又稳重地抽了回去。他，以一种沉静而低调的口气，报上了大名。在吕叶和大家闹哄哄的“诗”呀“诗”的高声喧哗中，龙炳的沉静、低调显得不同寻常。我注意到，这外表朴素的黑脸家伙，虽然是聚会中惟一以务农为生的人，其他的都是所谓知识分子，但只有他一人，才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的谦谦君子之风。后来的交往中，这个特点一直保持着。每当别人热衷于高谈阔论，龙炳总是在一旁很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嘴，见解竟极为精良；而一旦涉及到与写作内部相关的讨论时，他的激情就会响亮而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可以确定，那是一种来自内在休养的、无需高声喧哗却又充盈饱满的状态。
此后不久，就在他的龙王乡，我看见了星空下随风鼓荡的金黄色麦田，领教了乡野长风对一个诗人的培育和无情挤压。在他书房，我看见了成堆成堆的、也许别的乡民鸟都不会鸟一眼的书籍军团。当然，我也有幸认识了他朴素、善良、热情的妻子，那可是一个美得像山花的可人儿。就是这对既朴素得掉渣、又幸福得让人羡慕的鸳鸯，生养出一个羞涩如女孩的儿子，那双眼睛之大，就像是泛着勾人光波的两块湖泊。儿子就这样晃荡着两块浪来浪去的湖泊，成天在他两口子面前跳上跳下，一想起这情景，我就禁不住担心。要是不留神，打翻了这两块湖水，把他们家淹了，可怎么是好？我甚至还动过歪脑筋，开玩笑劝龙炳让孩儿给我当儿子，哈哈，龙炳果然急红了脸，说是打死都不干，还给儿子取了个很绝的名字——李一了。那意思仿佛是：尔等泼皮，休要在我儿身上打什么主意，就算是儿女亲家之类也不行。唉，我等也只好趁早断了那念想！
因为写诗，龙炳认识了不少的人。像我等穷朋友，是机缘巧合，是因为他诗歌中那热烈的激情、爱与想象力打动了我们的心灵，愿意真诚地与之成为狐朋狗友。当然，龙炳还认识一些别的人，与诗相关又不相关。记得几年前，由于种地已经不能养活一家人，实在无法了，他开始准备鼓捣一个烤酒作坊。某个号称喜欢龙炳诗歌的面子人物闻讯而来，说是要给钱，投资，至少可以帮助他解决酒的销路问题，说某某大酒厂的老板是其朋友，需要烤酒来作原料。言之凿凿的样子，似乎树上的鸟儿都惑得下树。龙炳听了，虽然嘴上还说不知是否搞得成，但我们都看得出来，他确实有点兴奋，俨然是抱了一些期待的。可是，等啊等，待啊待，那个人就渐渐地不见踪影了，好像说过的话、保证过的事只是梦中物事而已，一旦早晨阳光照进窗户，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们都给龙炳说那厮是骗你的，不要再和他作朋友了。龙炳先是沉默，继而竟反过来劝我们莫生气，说别人也许不是故意的，也许别人是后来遇到了什么麻烦不好明说。时至今日，偶尔谈及此事，龙炳都还是那么个看法。一帮朋友不耐烦了，都对他吼：你傻呀？！
龙炳身上确实有种“傻”气。这种傻，想想，竟有金子般古老的闪光！
诗人
“你们并不了解/一个诗人，为什么赞美生活”
（引自李龙炳诗歌《诗人之歌》）
“我被语言照耀/习惯了吐血/习惯了提着头去见我所爱的人/”
（引自李龙炳诗歌《习惯》）。
去年龙炳诗集《奇迹》出版之时，我写了下面文字。现在回头看看，愿意原封不动地抄录如下，因为我还是这样认为的，还是忍不住要这样去“赞美”：
这个生活中宽厚、豁达的人，这个忍受着现实窘迫，却时时让朋友在精神上得到清凉吹拂的人，这个大地的忠贞儿子，这个在交谈中要么如黑铁般沉默，要么激情彭湃，恍如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汉子，这个动不动就把黑脸羞涩得通红的家伙，就是我的朋友——诗人龙炳。
我不是轻易地说出“诗人”这一称号的。在我眼中，那些舞文弄墨以附庸风雅的人，不是诗人；那些写了些分行文字，脑袋就裂开一条大缝，天天喷吐着狂妄之水的人，不是诗人；那些在汉字面前不懂谦卑，或者被公用语法活活打磨成木乃伊的人，不是诗人；那些宁愿放弃写作，把自己的脑袋和腰子拿到名利场上踢来踢去的人，当然，更不是诗人。
我坚定不移地称龙炳为诗人，不仅仅因为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写着分行文字，众多产品受到了同行内心的喝彩，更是由于他如此优雅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远离了上述假诗人的诸种显摆——对于龙炳，要他热衷于显摆，无异于让他跳楼自尽。当然，最重要的，我称龙炳为诗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最容易被显摆者嘲笑的三种诗学元素：大地的容器，花团锦簇的想象力，灵魂的羞涩。
龙炳一直生活在农村，准确地说，一直生活在他诗中经常闪出的龙王乡。这是他的出生地和“墓园”，情人和妻子，父亲和子嗣，更是他的花朵和洞房，帝国与凄凉。谁都知道，当代诸多现实的不公甚至“暴力”，都直接或间接地倾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所置身的城市，还有大地的属性吗？），龙炳以自己不可转移的生活细节、以那种我们时代极为少见的勇敢的血，承受着这一切；他的激情、爱与愤怒，他以自己全副身心点亮的火焰，都与这片土地的宿命相关。可在我看来，这还无法说明龙炳，因为他牢牢扎根于大地的感受、思考，并不是“此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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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4 14:33
(接上)地”所能局限的，甚至“乡村知识分子”这样的称呼用在他身上也只能显得滑稽：人性的广阔、复杂和某种文明的“类”的高度，已像海水中盐之溶于水那样，溶于龙炳的诗歌中；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诗歌，在保持细节潮湿和和努力做到技艺有效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独属音调的坚定、明亮——某种深沉的爱激活了他灵魂的光和热，恰如他所言：“/世界是一个垃圾场/一个人又能把多少垃圾变成干净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我必须用我干净的额头，去推算/明天的光芒。”（《歌唱》）
在许多汉语诗人为自己的文化身份苍白无力而痛苦时，龙炳已深切触摸到自己心灵和文明之根的活水，并以大量优秀的文本见证着这一切。请阅读气韵酣畅的组诗《奇迹》吧，请阅读那首震撼人心的《农民的隐喻》吧，请阅读他近来繁花迭出、想象奇诡的短诗（《闭目看菊花》等组诗中的）吧，我相信，你会看到一个强大的诗人，一个牢牢扎根于大地而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同行！
我想再说说他的羞涩。一个失去精神童贞的人，不可能想象龙炳身上的羞涩，不可能想象这羞涩进入文字后，那温柔而灼人的律动、颤栗。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多少厚颜无耻之徒啊。自然，有人会看不懂龙炳作品中万物熊熊燃烧的基础，感受不到大地与星空，透过龙炳的文字，缓缓走进文字帝国时光影的细腻波动。不止一次，我听到有人说龙炳的作品过于强硬、热烈，像一块块爆炸的残留物。这种评价，我私下认为既有道理，又不尽然。对此，我更想表示的是：在仔细研读龙炳的诗歌之前，最好闭上显摆的嘴。
酒
“一种生活方式，我酿酒/醉倒了的暴君，在我体内。……”
（引自李龙炳诗歌《习惯》）
“多少世纪的草，还带着露水/昨夜我是乡村的新娘/喝醉了酒/月光让我越来越透明/”
（引自李龙炳诗歌《岁月悠悠》）
哈哈，我要揭露，龙炳在诗里撒了谎。他根本不会喝酒，也不能喝酒，一沾酒，脸就红得像猴子屁股，再喝，就会倒头大睡，呼噜声响得可以把他家房顶的瓦片都掀下来。或许，这是他羞涩的灵魂难以抵挡酒精的热烈、放荡？一旦遭遇，便抢先自动缴械投降？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早已醉了，热烈地醉在某种深奥的时间美酒中。
我把他经营那间烤酒作坊看成一个隐喻：从大地的作物中提取潮湿的火焰。对于他，大地之粮和火焰构成了其诗歌两个重要的精神维度，当然，这也是他忠贞于个我宿命的自然而必然的选择！
在龙炳诗歌和其现实生命的展开中，始终都有大地和火焰这两种强大力量的存在，无论是早期的练笔，还是近期那魅力灼灼的精制；无论是在文本中，还是在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公民李龙炳身上。这两种力量相互给予、滋润，并真刀真枪地相互搏斗。龙炳过人的地方，是能毫不费力地将这水平和垂直的两股始源性力量，将文本内外的两个生命，综合成浑然一体的存在，并最终酿造出醉人的美酒。
一方面，高粱、麦子等从广袤大地中生长出的粮食所代表的隐忍、朴素、宽阔，不仅仅在龙炳性格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稳定地形成了他个体精神人格的基本影像——其主体为有力的爱，当然也包括他的“傻”和别人眼中的“软弱”。很多次，在龙炳骑着摩托车飞奔的身影中，我仿佛感到一排排风中俯仰大笑的北方高粱；他说话的语调中，也经常性蹦出一个个结实土豆般还带着泥土芳香的音节。另一方面，龙炳身上又澎湃着烧尽一切黑暗的光明之火焰（龙炳诗中，月光除了是满地清凉，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燃烧和火焰），澎湃着一种纯洁、强大的形而上冲动，它让羞涩的龙炳随时可以冲天而起，亮出逼人的锋利和尖锐，仿佛从天庭呼啸而至的刀！
龙炳就这样牢牢地和他的土地拥抱在一起，他就是燃烧的作物、酒浆！他以潮湿的火焰这一形象，为内、外两个广阔的的世界作出见证、审判，他的悲哀、贫瘠和幸福、宽广，都是为了那醉人美酒的酿造。我知道他鄙弃生活的抱怨者，也从不劝他放弃掉龙王乡的艰难，到所谓的城市里求得更“像样”的现实物质生活。也许在他看来，那种努力上进的所谓勇敢，相比于置身那潮湿火焰的担当、呼啸，相比于他对大地的羞涩忠贞，只能算做懦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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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4 14:36
后院，从“蓝色深渊”到玫瑰灯盏
北岛
游泳池与“蓝色深渊”
起风了。我站在窗前发愁﹐眼看着后院4棵桔子树和从墙外探进身来的3棵野树的所有树叶﹐都要落进我家游泳池里了。那意味着绝望的劳动﹐刚捞起一拨又来一拨﹐要是鱼或者美元倒也罢了﹐与天奋斗的结果竟是一堆烂树叶。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后院﹐与前边草坪相反﹐它代表了某种私人空间。依我看﹐在每家门前铺草坪﹐准是联邦调查局和建筑商串通好的—标准美国公民的思维方式肯定与这有关﹐没有一丁点儿怀疑的阴影。其实草坪之间有一种对话关系﹐正如处在英文环境的外国人﹐永远理屈词穷。当你家草长高变黄﹐平整碧绿的草坪和主人一起谴责你。你得赶紧推着割草机﹐呼嗤带喘。特别是三伏天﹐一转身草又撺得老高。我家那台割草机是二手货﹐点火有毛病。我卯足了劲﹐猛拉数十下﹐紊丝不动﹐汗早顺着脖子流下来。脱光膀子﹐再拉﹐割草机终于咳嗽了一声﹐突突吐出黑烟。不过想必那姿势相当绝望﹐邻居们准躲在窗帘后边看热闹。
我有时坐在后院的木摇椅上看摇荡的天空。4年前我们搬进来时买的这摇椅﹐费了好大劲儿才装起来。圆木支架的木纹随年代旋转﹐在阳光下闪耀。戳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个崭新的绞刑架﹐坐在上面多少有点儿不安。如今这摇椅被风雨染黑﹐落满尘土﹐很少再有人光顾。
当初买这房子头一眼看中是游泳池﹐清澈碧蓝﹐心向往之﹐连第二栋都没看就拍板成交了﹐这恐怕在本城房产交易史上还是头一回。谁想到这个游泳池可把我治了。除了入冬得捞出7棵树上的所有树叶﹐还得捞出无数的蚂蚁飞蛾蜻蜓蚯蚓蜗牛潮虫。特别是蜻蜓﹐大概把水面当成天空了。这在空军有专业术语﹐叫“蓝色深渊”﹐让所有飞行员犯怵。除了天上的飞的﹐还有水下游的。有一种小虫双翅如浆﹐会潜水。要是头一网没捞着就歇着吧﹐它早一猛子扎向池底。虽说有水下吸尘器可帮忙打扫游泳池底部﹐但任何机器都有人跟班。比如要掏空吸尘器网袋里的脏东西﹐清洗过滤嘴﹐调整定时器﹐及时检修动力及循环系统。另外﹐水要保持酸碱平衡。先得测试﹐复杂程度不亚于化学实验室。用大小两个试管取水﹐再用五种不同颜色的试剂倒腾来倒腾去﹐最后根据结果在水里加酸兑碱。这道程序还省不了﹐否则就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变绿﹐绿得瘳人﹔变混﹐混得看不见底。池壁上长满青苔﹐虫孽滋生。前不久出门两周﹐由我父母看家﹐回来游泳池快变成鱼塘了。
蚂蚁王国及 “黑寡妇”
我们后院有一个巨大的蚂蚁王国﹐时不时地攻打我们房子﹐特别是凄风苦雨天寒地冷的冬天。先派侦察兵进屋探路﹐小小不言的﹐没在意﹔于是集团军长驱直入﹐不得不动用大量的生化武器一举歼灭。有一种蚂蚁药相当阴损﹐那铁盒里红果涷般的毒药想必甜滋滋的﹐插在蚁路上﹐由成群结队的工蚁带回去孝敬蚁后——毒死蚁后等于断子绝孙。这在理论上是对的。放置了若干盒后﹐我按说明书上的预言掰指头掐算时间﹐可蚂蚁王国一点儿衰落的迹象都没有﹐反而更加强盛了。我估摸蚁后早有了抗药性﹐说不定还上了瘾﹐离不开这饭后甜食了。人的同情心有限﹐没听说哪儿成立了保护蚂蚁协会的。就社会属性而言﹐蚂蚁跟我们人类最近。看过动画片《蚂蚁奇兵》(Antz)后﹐我还真动了恻隐之心。可紧接着蚂蚁大军杀将进来﹐只能铁下心来。
和蚂蚁相反﹐蜘蛛代表了一个孤独而阴郁的世界﹐多少有点儿像哲学家﹐靠那张严密的网吃饭。它们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在犄角旮旯房檐枝头安身立命。那天来了个工人检修游泳池﹐他打开池边的塑料圆盖﹐倒吸了口凉气﹐狠狠地用改锥戳死了个圆盖背后的住户。他翻过来让我看﹐那蜘蛛腹部带红点。他说这叫“黑寡妇”﹐巨毒﹐轻则半身不遂数日﹐重则置人死地。
一窗之隔的美国燕子
冬去春来﹐我们后院来了对燕子做窝﹐这还是我女儿发现的。隔着玻璃拉门﹐只见房檐下大兴土木。两只燕子加班加点﹐衔来泥土草根﹐用唾液黏合在一起。这和我们吃的燕窝类似﹐不同的是﹐正宗的燕窝是在海边绝壁上﹐建筑材料都是小鱼。 忙乎了一个星期﹐窝落成了。我是建筑工人出身。出于同行间微妙的竞争心理﹐我围着它转悠﹐不得不肃然起敬——这纯粹是嘴上的功夫。虽说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阳台而已﹐还得靠人类的屋檐遮风挡雨。
孵化过程是静悄悄的﹐就像写诗﹐得克服不良的急躁情绪。和那燕窝只一窗之隔﹐我伏在计算机前﹐卡在破碎的诗句中。突然我女儿叫我下楼—两只小燕子孵出来了。父母又忙乎起来﹐衔食物飞上飞下。小燕子闭眼张着大嘴﹐凄声尖叫。
真正威胁它们存在的是我们家两只猫哈库和玛塔。算起来﹐这两只猫折合成人的寿命—正好“三十而立”。胸无大志﹐再说也无鼠可抓。这个没有老鼠的世界是多么无聊啊﹗美国猫聚到一起﹐准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感叹。几代下来﹐大概遗传基因早就蜕变了﹐见老鼠不但没反应﹐说不定还会逃窜呢。哈库和玛塔整天呼呼大睡﹐有时也出门遛达遛达。它们有自己的小门﹐嵌在人的大门上。当人被防范之心阻隔时﹐它们则出入自由。
要说它们才是后院真正的主人。在草坪如厕﹐在泥土里打滚﹐到游泳池边喝水照镜子﹐上板墙眺望日落。这两年哈库发福了﹐不再灵活。而玛塔身手不凡﹐只轻轻一跃﹐就上了一人高的板墙﹐再一跃就上了房。头两年﹐他们经常叼回小鸟﹑蜻蝏﹑蚂蚱之类的活物邀功请赏﹐但迎头就是一顿臭骂﹐甚至饱以老拳。大概在猫的眼里﹐人类是毫无理性的。此后省了这道手续﹐自个儿在外边吃点儿喝点儿算了。后院常发现麻雀羽毛﹐即证明。美国麻雀傻﹐一点儿也不像它们的中国同胞。记得当年在北京西郊﹐百步开外﹐我一举气枪﹐麻雀从电线上呼啦啦全都飞走了。
而美国燕子不同﹐毕竟走南撞北﹐见多识广。它们先勘测地形﹐把窝建在猫爪根本够不着的地方。夏天来了﹐小燕子长大了﹐跟父母出门学飞。眼见着这“阳台”对四口之家过于拥挤。一天早上它们全家出门﹐再也没回来﹐大概去寻找更暖和的地方。我回到书桌前﹐心空空如也。
突然,玫瑰像灯一样全都熄灭
女主人出门了﹐由她照看的二十来棵玫瑰紧跟着枯萎了。我本以为玫瑰是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开起来没完没了。突然间﹐她们像灯一样全都熄灭了﹐整个后院暗下来。我每隔一天拉着水管子浇水。除了浇水﹐还要剪枝施肥喷洒杀虫剂﹐总之得关怀倍至才成。我本来就不喜欢玫瑰，刺多﹐开起花来像谎言般可信﹐一不留神划你道口子﹐疼得钻心。我常遭此暗算﹐尽量躲远点儿。
玫瑰熄灭了﹐后院又被4棵桔子树照亮—满树桔子黄灿灿的。不知是品种不好﹐还是照顾不周﹐太酸﹐酸得倒牙。只好让它们留在树上﹐随风吹落﹐那些顽强的一直能熬到第二年夏天﹐和下一代桔子会面。其实4棵树中有棵是柚子树﹐一点儿也不张扬﹐每年只结两个大柚子﹐像母牛硕大的乳房。剥开﹐里面干巴巴的﹐旧棉絮一般。
后院西南角种了棵葡萄树﹐眼看快把支架压跨了。葡萄秧是朋友给的﹐随手插在角落﹐没当回事。谁想到悄没悄的﹐两年的工夫竟如此这般。我担心有一天它顺着支架上房﹐铺天盖地﹐把我们家房子压垮。再细看那些葡萄须子﹐如官僚的小手﹐为攀升而死死抓住任何可能。生长的欲望和权力相似﹐区别是权力不结果子。葡萄熟了﹐一串串垂下来﹐沉甸甸的﹐根本没人吃﹐让它们在树上烂掉。我想起三十年前背诵过的食指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天色阴下来。隔着窗户﹐我看见哈库正在后院转悠。他太胖﹐腹部垂下来﹐但走起路有老虎般的威严﹐昂首阔步﹐微微抖动皮毛。一阵狂风﹐7棵树前仰后合﹐树叶和桔子纷纷落进游泳池﹐吓得哈库一哆嗦﹐转身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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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下 评论日期：2006-9-4 19:40
好啊好啊,纳兄编的稿子果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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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7 11:04
林徽因的李庄时代
蒋蓝
2005年春，诗人李加建应邀为李庄撰写画册《人文李庄》，我作为该书的特邀编辑，前后去李庄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记得一天中午从席子巷去月亮田，机耕道上有一辆拖拉机坏了，塞住了道路，我们只好弃车步行。机耕道上满是赭红色砂岩和鹅卵石，被黏土胶合，吸满了暑热，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蒸笼里。偶尔有江风打过来，芦蒿摇曳，太阳在田里乱闪，水稻的气味兜头而下。见一小排农家瓦房，小学老师王荣全对我说，那就是张家大院。
陪同我们的王荣全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李庄人，他的嫂嫂李淑华当时就经常为营造学社提供蔬菜、瓜果等等，日子一长，油盐柴米、问药买茶，几乎成了营造学社在本地的代理人。往事从王荣全口里流出来，宜宾话的爆破音，宛如顶破石板的竹笋。
没有人进一步说明月亮田的准确含义。当地秀才左照环先生认为，是曾经有一块弯曲如月的水田而名之。它位于李庄镇子西面，依山临水，一边是缓慢而降的“柑子坡”，柑橘的灯笼在寻找月亮的踪迹，另一边是泥褐色的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大江的水腥味。在依山一侧，宜宾特有的修篁直插天穹，并不规整的稻田像破碎的镜子，叠光返照，构筑着一派田园景色。
上坝月亮田当然不止一个张家大院，四周散落着碉堡式的几幢民居。如今在层层稻田、蔬菜地围合下，只剩下孤立的呈L形的一小排平房。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那些一直摇曳在回忆录里的香樟树、芭蕉林、桂圆树也已不存，那棵桂圆树曾经绑了一根大竹竿，供营造学社的老少晨练，更为日后古建测绘作升屋上房的必会技能。值得庆幸的，是营造学社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基本保持了原貌。在两扇新做的木门两边，连接板式的木墙；粗大的木柱间以篾条、泥巴、碎谷草、白灰泥修筑成的串夹壁，最大的一间是工作间，光线并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里面摆放着粗糙的四方桌和长板凳，但据说只有那张靠窗的书桌才是当时的旧物。屋后有一方小天井，杂草横斜，时间的青苔将铺路的石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正厅左边是梁、林的卧室，地板朽坏，一走就吱嗄吱嗄叫唤，来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在我们来时，已经有几个游客在此徘徊流连，男人们做着悠长的深呼吸，似乎想尽力吸入空气里弥漫的氤氲。但遗憾的是，由于此屋长期被农家用来堆放浇灌农具，空气里倒是有一股宿粪的味道，这就有佛头着粪的意味了。透过窗户，并不能望见大江，也听不到江涛的低鸣。我想，这对一个心情并不好的人来说，这反而是好事。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陷入了潮湿、闷热、音讯阻断的境地。“太太的客厅”“金童玉女”之类，已经随山坡上的岚烟消散。月亮田，并没有因为丽人的到来而南山悠然。
营造学社入住李庄后的第一个考察目标，便是川南的僰人悬棺。距李庄约二百多里的兴文县曹营乡的苏麻湾和珙县麻塘坝，是僰人悬棺的集中区。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一行来到曹营乡的苏麻湾，斧削般的陡崖上，不时有大鹰盘旋，蔚为壮观。学者们为悬棺之迷展开了各种推测，林徽因说，这些谜还是留给后人去解开吧。其实，无法经历的事，对陌生者就是“谜”。1942年，林徽因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偶感风寒，回李庄后肺病加剧，一躺，竟然就是4年。
林梁偶尔心情好，会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布。尽管西装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绅士风度，因为他挎着当地十分罕见的相机。开始阶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挽头发，江风迎面一吹，站在秧田里的农民就直起腰杆，看这流动的风景。由于口音关系，当地人不明白他们的问询，只好憨厚地笑。他们大度地点头致意。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走太远，这主要是林的身体。肺病，这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病症，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病”。当然，这倒不是说穷人就与此无缘。但当地人很清楚，在封闭的穷乡僻壤，得肺病的人的确甚少，而文化人的每一声咳嗽，总会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丝触目的血痕。郁达夫甚至在《沉沦》里予以了美学化的比兴：“他想把午前的风景比作患肺病的纯洁的处女，午后的风景比作成熟期以后的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就不用说36岁即逝世的刘师培了，后来的高君宇、瞿秋白、鲁迅、萧红、郁达夫、柔石，连徐志摩早期慕渴的圣女——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现在译作曼斯斐尔德）35岁就死于肺病。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儿20分钟，他称之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曼氏之死一度让诗人痛心疾首。如今，他挚爱过的林徽因再次置身于肺病的麾下，真不知是否是天意的作弄。
李庄没有西医，农民吃点中药就可以长寿，死乃天意。人们不大谈论这些。但梁思成必须履行学者丈夫的责任。他多次向老友们求助，甚至自己去宜宾设法，最后，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从纽约州北部的学府之城綺色佳（Ithaca）购得的手表（估计这是他们去美国度蜜月的纪念）也送进当铺。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标志了，他彻底付出了，他已经到了绝境。
为减轻压力，梁思成借去成都办事的机会，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委托博物院筹备处李济带回李庄，请人在家门前田边种植起来。在此之前，李庄人并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看着这些肥硕的红果，农民们一尝，更是受不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听说林徽因为此笑个不停，她偶尔到番茄地看看。移栽到陌生之地，就能扎根而结果，人却远没有这种适应性。刚摘过果实的番茄秧，就要枯死了，来年它还会有红透季节的运气么？
林徽因缠绵病榻，不停地咳，持续，而尽力克制。声音被农民听到，五脏六腑仿佛要全部一涌而出。他们听着嘶哑的声音总觉得有些陌生。梁太太怎么了？得了这种病，唉……
无法得知林徽因当时的思想，但我敢说，那些风华与韵致，那些微笑与理想，那些萦绕在西山、英伦的缱绻，简直不可能被回忆。一回忆就会让人血流不止。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一些在李庄时期的照片来看，林的陡然衰老，未必仅仅是病的原因。而且从此之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复原。这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去一个陌生之地，身体去了，但令他牵肠挂肚的东西却在另外之所，他必须具备让灵魂往返于长途奔波的马拉松技术。一个人已经名满江湖，固然可以厌倦名声，一个人情有所属，固然可以古井不波，但那些从窗口飘荡而来的汽笛和云影，大概不会让一个诗人心如死灰吧。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收藏了一块在失事地找到的飞机残片（一说是座位上的木板）。她从来没有在李庄出示过，但显然是带到了李庄的。在5年时间里，难道从来就没有触摸到这金属的锋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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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 评论日期：2006-9-7 11:05
(接上)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去行的背影终于融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油灯只能照亮它自己，但暗示了周遭黑暗的广阔。在每一次灯花的爆裂中，椭圆的灯火顶起了黑暗。那些从缪斯丝质长袍上飘落的碎光，如今，开始被一盏菜油灯置换。灯下，已经没有了烛影摇红、撒豆成兵的幻梦，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在最不需要感情左右的古建筑世界，让剩下的光得以延续或扎根。是的，就是延续。
在李庄一共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即第七卷第一、二期，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极品。梁思成在抗战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登在这两期刊物上。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李庄只有一处印土特产标签的石印作坊，由于纸张缺乏，他们便自己绘图、刻写、编排。最麻烦的在于要把照片内容用药水绘在纸上。成品纸是马粪纸，然后进行石印，从折页子、修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成。这其中凝聚了学社同仁们无数的才智和心血，甚至还包括林徽因母亲的功绩。以简陋的石印出版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誉。我看过几幅翻拍自哈佛大学馆藏的《汇刊》照片，在林徽因编辑的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其孜孜以求精神。正文均为铁笔刻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林徽因的手笔。所谓字如其人，真是毫厘不爽。
更费心血的，自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我无法想像的是，在这间简陋的住房里，要在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浩繁的史籍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然后进行分类、编排、归总、撰写。他们有一台1928年出厂的打字机，由于缺乏打字机的色带，色带没有了，打不出颜色，就用墨汁加上煤油，自己试制色带的墨汁，然后涂上去。也许，对林徽因来讲，从疾病的辗转而俯身于这毫无飞扬的纸上建筑，她，难道就没有一丝遗憾？时间在流逝，书稿在增加，而疾病也爬上了眉梢。林徽因在承担该书全部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之外，撰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杀青，结束了没有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土建筑艺术的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正式出版，则已是距完稿整整40年以后的事了。
越是深入地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异的领域，尤其是对这些领域逐步开始产生出奇怪的感情，是很容易迷路的。这种情况久而久之，也就不想再返回什么了。费慰梅在回忆录里准确地说：“她是全身心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即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这就逐渐让我感觉到，在林徽因的生命历程里，的确有一个微音哑散的“李庄时代”，是她性格、身心陡然转折的时期。从她的年表里可以发现，1940—1945年，她总共写了4首诗，即《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和《哭三弟恒》，平均一年不到一首，但均为她诗作中的精品，体现出了一种舒缓的慢性美学，感伤、迷惑而追忆，逐渐摆脱了以往绚丽、轻快的高亮节奏，将一种形而上之思引渡到了字里行间。所以，如果说李庄之前的林徽因，无论是在北平、长沙还是昆明，都还多少保持了她的客厅遗韵的话，那么在李庄之后，她无疑被疾病与萧索，带入到了一个平淡得不容艳丽与芳香回旋低萦的领域。她那意象飞动的天空，已经为弟弟的阵亡和几块小小的亮瓦替代。在一个连风也吹不到的病榻上，作为太太客厅的女主角俨然已成为心如槁木的病妇。
36岁是本命年。如果说36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5年以后她离开之时，她一步就跨入到老境，这中间似乎没有舒缓的过渡。后来在她到达重庆时，医生的诊断颇可证实我的结论，医生说对梁思成说：“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里，有一个大人物自然绕不过去，那就是金岳霖。金前后两次从昆明赶到李庄，说是来写文章，其实主要是为照顾林徽因。早年，林曾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只公鸡做伴，不想竟培养了逻辑学家养鸡的终身爱好。风尘仆仆的他，一到李庄就张罗着买小鸡雏，在林家后院拉开了行家架势。王荣全老师提供给我一张从梁从诫家里翻拍的老照片——在梁家的后院里，金岳霖弯着腰，左手挽个竹篮子，右手伸出，摊着手在喂鸡。他的身后，刘康龄（刘致平之女）、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错落成两排，全都盯着鸡们欢快地进食。可以看到，院子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篱笆，篱笆外还有一棵大树，绿荫倒挂而下。只是如今，这棵树如同往事已不存。我站在后院里，听到尖锐而悠长的蝉鸣，似乎把明晃晃的阳光，提到更高的速度，垂直的光照在青石板上乱溅……
前不久看过一个资料，是对暮年金岳霖的访谈，谈到林，垂垂老矣的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每读至此，我就无法再读下去了。
王荣全老师告诉我，2003年以前，他一家就住在张家院子里的几间偏房里。1954年搬进去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对我说：“书架上有英文书，哪个也看不懂。后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家具旧得很，后来也打来当柴烧……”如今，唯一的遗物，只剩一个小小的印泥磁盒，成为了承载他们手泽与心迹的凭证。
唐朝的宋璟在《梅花赋》里说：“艳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但从来没有“艳”过“盛”过的人，又如何知道灿烂之后的平静，与一潭死水的云泥之别呢？所以啊，这话应该是经历者自况，而不是旁观者言。想想杜牧的诗句：“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心里不由的一惊，月亮田没有梨花，倒是后院唯一的一棵柑子树的小白花，庶几近之。林徽因留心过砌下的那堆雪吗？
林徽因是坐船离开李庄的。她没有为生活了5年的李庄直接写过什么，当年梁思成把李庄称作“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而林徽因则以《十一月的小村》自问自答：“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但寂寂一弯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在我看来，隐隐的还是觉得有些怅然。但对一个庇护了自己5年的穷乡僻壤，直到她离开，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当林徽因跨进离开李庄的下水船的一刹那，斜照，最后一次将她的身影写在水上……
六十年弹指一挥，沉到旋涡的往事，又浮出水面。中央博物院的旧址张家祠堂已改建成李庄小学，那扇被梁思成称赞过的白鹤窗，被钉上了学校五花八门的标语，后来又钉上“爱护卫生，人人有责”的镔铁版；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旧址祖师殿，除了前庭高阔，演绎着往昔的气度，其它的建筑基本上都成了混乱的民居，院子的几棵树之间扯了几条塑料绳，蔬菜的藤蔓爬满了中庭；同济大学东岳庙现在是李庄中学所在地……一切都物是人非，那些人和那些往事，已在光阴的冲刷下，不是再见告别，而是永诀。
一个下午，我驾车驶离李庄返回成都，在一个高坡停住，心里突然悲痛起来。蓦然回首，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中国建筑史》，寂寂无名的月亮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镜像，临水自心惊，临照即老去。在我头顶继之而来的，是随晚云而至的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