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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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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朱大可:《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中国四大性神的不朽影像 》...

作者: -上传日期:2006/9/22

 著名评论家朱大可:《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中国四大性神的不朽影像 》《春节快乐大转盘:吃喝的自白  》
文章来源
朱大可博客@栅栏后的絮语  
 http://blog.sina.com.cn/m/zhudake ﹥复制 ﹥收藏本页   
  
  
  
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2005-11-22 2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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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亡国妖女的历史写真
 
忧郁症女病人和国王的爱情
 
中国历史上三个亡国妖女,分别是夏朝末年的妹喜、商朝末年的妲己和西周末年的褒姒。她们是中国男权政治话语的最大牺牲品,并且由此开始了女人亡国史的漫长历程。此外,从西施、赵飞燕姐妹、貂婵、杨玉环、到明末的陈圆圆,尽管美貌倾城,却多是颠覆男权的罪人,她们中的大部分被钉上耻辱柱,只有少数人侥幸成为女烈士,享受丽人牌坊的不朽待遇,继续成为男权世界的点缀。

在这个女性颠覆者序列的开端,我们看见了妹喜的惊艳身影。刘向兄弟编撰的《列女传•孽嬖传》声称,高大魁梧的夏朝末代皇帝桀,喜欢把她的娇小身躯放在自己膝盖上,像把玩一件精美柔软的乐器。而她的性情却是如此忧伤,以致我们不得不确认她是严重的忧郁症病人,而博取她的每一个笑容,都是桀的最大乐事。他甚至为爱妃起名叫“喜”,希望这个语符能够推动她的欢笑。

 
桀是喝酒的高手,他所创意的时髦游戏是建造酒池,其规模大到可以划船,然后强逼三千名饮酒高手在击鼓声中下池畅饮,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酒醉而淹死。面对这种荒谬的场景,妹喜嫣然一笑,由此激发了国王的情欲,令其行为变得更加“荒淫”。在《列女传》里,笑就是妹喜的最高罪恶。

 
妹喜的另外一项笑罪,是酷爱倾听撕裂绢帛的声音。《帝王世纪集校》记载了她的这一奇怪癖好。宫廷生涯过于无聊,即便饮酒杀人带来的乐趣,也是转瞬即逝。那些日夜回荡的丝竹乐声,更不能驱除她心中的忧伤,只有裂帛的噪音才能博得她的欢心。桀为此下令宫人搬来织造精美的绢子,在她面前一匹一匹撕开。那些裂帛声刺激了麻木的神经,令忧郁症女病人再度嫣然一笑。

 
在农业时代初期,丝绸织造业刚刚兴起,破坏这种稀有昂贵的物品,无异于暴殄天珍。但桀却沉浸精神疗法的狂热之中,对国事视若罔闻。桀是妹喜的热爱者,也是她的精神医师,他用王国的命运作为代价,为治疗美丽的病人殚精竭虑。他耗费民脂打造豪华的瑶台,又征用美女和演员排练大型戏剧,演奏华丽的乐章,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举止,都旨在构筑一个狂欢的心灵现场。

 
桀并非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十恶不赦的暴君。他没有砍下向他进谏的伊尹的首级,也没有杀害被囚禁的殷族首领成汤,而是在受贿了之后颇有风度地释放了他。他唯一下令处死的,是阻止其建造酒池的臣子关龙逢,但此举只缘于对妹喜的疯狂的爱意。桀是低能和弱智的武夫,他的爱情不可遏制地燃烧在衰败的年代,演出了一幕气息诡异的悲剧。他最终并未完成对妹喜的医治,却跟患病的情人一起,为成汤起兵造反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借口。
 
纣王,一个精神病人的政治病历
 
妹喜的这种忧郁症,仿佛是一种传染性恶疾,一直延续到了殷代的妲己身上,而国王纣的性格也继承了夏桀。殷朝末年的政治状态,犹如一份被放大的拷贝,更加夸张地再现着夏朝末年的腐败图景。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花费了七年时间打造高层建筑鹿台,高度达到千尺,几乎上了云端,实在是当时建筑工程学的重大成就,只是耗费民脂民膏太甚,成了万民咒骂的对象。他还用酒做成池塘,悬挂肉条充作树林,让男女们裸身在其间嬉玩追逐。这种色情游戏,似乎是对夏桀的刻意模仿,却又比后者更加疯狂无耻。他是中国式的罗马皇帝卡尼古拉,在荒淫的岁月中探求醉生梦死的经验。

在中国历史上,纣王的凶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妲己的忧郁症似乎比妹喜更为严重,需要更加刺激的疗法才能生效。《列女传》说,为了引美人妲己开心,纣亲自发明了“炮烙法”,也即把抹了油的铜柱横陈在烧红的炭火上,让罪犯光脚在铜柱上行走,一旦滑落下来,就会被炭火活活烤死。看着濒死者的挣扎和惨叫,眉心紧锁的妲己这才嫣然一笑。

 
但纣王的暴虐大多与妲己毫无干系。《水经注》记载说,当年纣王看见老人在冬天渡河,表情踌躇,便问这是为何。手下人解释说,老年人骨髓不够严实,所以在早晨怕冷。纣王竟然下令杀了老人,剖开腿骨去查看里面的骨髓。

 
《史记》说,纣的叔叔比干是正直的大臣,他向纣王进谏,直言批评他的暴虐,纣王勃然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脏都有七个孔窍。”就命人杀了比干,剖开他的心脏细加端详。
《史记》记载的纣的另一杰作,是强索九候的美丽女儿进宫,但这个少女不愿屈从纣王的淫威,纣一怒之下杀了她,还把她的父亲剁成肉酱。九候的同僚鄂候为他鸣冤,纣连他也一并杀了,把他的身躯制成了肉脯。

 
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且还可能是一个性无能者。他的观淫癖暴露了他在这方面的极度自卑。他是比妲己更为严重的病人,沉浸在性和权力的诸多焦虑之中,并试图用屠杀来证明自身的强大。这种“反应生成”的精神病理,就是产生商末政治暴行的根源。

 
尽管纣王的暴政与妲己无关,但这个女人却因她的性别而承受了道德极刑。《列女传》记载说,周族的首领武王起兵讨伐,纣眼见大势已去,就登上一座叫“廪台”的官方建筑,穿上价值昂贵的玉衣点火自焚了。他所采用的隆重的死亡仪式,再度证实了这个暴君的自卑。周武王下令砍下了纣和妲己的头颅,悬挂在白旗之下,宣称这个女人是惑乱和败亡殷商的祸端。从此,可怜的妲己被钉死在女妖的耻辱柱上。
 
妲己的狐狸尾巴和山鸡脚爪
 
妲己究竟来自何方?这个疑问始终缠绕着世人的心智。据《国语•晋语》宣称,她原本是诸侯有苏氏的千金,多少也是贵族的后代,因为有苏氏反抗殷商的暴政,结果遭到国家军队的镇压,有苏氏寡不敌众,输掉了战争,而妲己则被当做战利品带回京师,从此沦为周王室的性奴。但她终究以自身的美丽和聪明赢得了纣的宠爱。她是利用情色找回尊严的高手。

 
但在殷商灭亡之后,妲己的真实身份却遭到了世人的严重质疑。六朝李逻所注的《千字文》
“周伐殷汤”,就已明确宣称妲己是九尾狐的化身,可见“狐精说”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封神演义》第四回“恩州驿狐狸死妲己”,描述妲己父亲把女儿进献给纣王以换取和平,但其魂魄却在路途上被千年狐精借妖风摄去,早已悄然死去,而此后出现的妲己,“乃借体成形,迷惑纣王,断送他锦绣江山”而已。这是关于妲己真相的最详尽的揭发,它加剧了世人对这个末代妖妃的猜疑和憎恨。

只有《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卷一》力排众议,说出了有关妲己身份的另类看法。它声称妲己本是一头“雉精”,即某种由羽色斑斓的山鸡变成的精灵,虽然幻化为人,但其脚踵却依然呈现为鸡爪状态,所以只好用布帛把它们缠绕包裹起来,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这是关于妲己身世的最奇怪的论述,它旨在向世人说出有关缠足风俗的起源。

 
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山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语义。晋代张华《博物志•物性》形容这种动物有美丽的羽毛,自恋它的色彩,看见自己的水中倒影,就欢喜得翩然起舞。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说,早在曹操的时代,南方有客人敬献山鸡,曹操想叫它跳舞,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大臣公子苍舒想出一个办法:放一面大镜子在山鸡面前。那鸡望着自己的镜像,就跳起舞来,不知终止,结果因疲惫过度而死。从这些“山鸡叙事”中,我们只能发现它的两种特性,那就是美丽与自恋,此外没有其它跟妖孽相关的线索。山鸡不是人类的仇敌,更不是男人的阴险克星。“雉精论”由于过于古怪,未能在民间流传开去,而“狐精说”却变得沸沸扬扬,被世人所认可,成为有关妲己身份的最权威的阐释。

 
汉人对狐狸精的想象,是这个民族的第N大发明,至少也是其伟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太平御览》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表明它是有关古代荡妇的一个戏剧性隐喻。《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告诉我们,狐狸五十岁能变成女人,一百岁变做美女,善于蛊惑,令人迷失心智,到了一千岁就与上天相通,叫做“天狐”,其能力足以消灭一个强大的帝国。
 
《搜神记》、《聊斋志异》和《三言两拍》之类的笔记小说,显示中国人面对狐狸精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对其摄精勾魂的诡异功能感到恐惧,一方面又满含着热切的情色期待。狐狸精多半是美艳惊人的女子,身形袅袅地穿行于人间街巷,把情欲和祸害传递给男人,而男人则心情复杂地接受着这件风情万种的礼物。
 
忧郁症的女人最美丽
 
在三大亡国女妖中,褒姒的身世故事最为离奇曲折。她原是孤儿,被褒国人作为赎罪的女奴进献给周王室,既而被好色的幽王从后宫觅得,从此青云直上,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妃子。但褒姒完全继承了妹喜和妲己的忧郁症传统,她的表情是如此的落寞忧愁,郁郁寡欢,对身边的荣华富贵视若无睹。这种与众不同的奇妙韵味,加剧了幽王对她的宠爱。他们的爱情故事,简直就是夏桀与妹喜的第三度翻版。

 
为了博取褒姒的欢颜,周幽王废立王后申氏和旧太子,把她扶为正宫,从而激怒了文官集团。在一个吏治逐渐完善的时代,文官的立场变得至关重要。《史记》记载说,拥戴前王后的御前史学家伯阳,为此发出了周朝即将灭亡的叹息。为了证明褒姒有罪,他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从有关夏朝的记载中找到所谓证据,然后精心附会,炮制出一段离奇复杂的身世故事。

 
今天,我们从《国语》、《列女传》和王逸注《楚辞》等典籍中,仍能分别读到那段奇诡的传奇,它向世人揭发了褒姒的所谓“身世”,说的是夏朝行将衰亡的时候,天上突降两条神龙,自称是褒国先祖,在宫廷里当众做起爱来,弄得一地都是精液。国王下令叫人用匣子盛了那些精液,隆重收藏起来,以为是大吉大利之物。此后从夏朝到商朝和周朝,都无人敢动那个宝匣。

文献记载原本到这里嘎然中止,而后面接续的故事,则多半是史官伯阳本人的手笔:在数百年之后,周厉王打开了这个“潘多拉之盒”,结果精液不慎洒在地上,聚形为一头黑色大鳖,在众人的驱赶声里逃到后宫,一头撞上某位只有七八岁的小宫女,令她感而生孕,诞下一个女婴。因无端产子会受责罚,这个女婴便被人抛出宫墙。当时民间流传童谣说,山桑木弓箭和萁草箭套是灭绝周朝的祸害,周幽王下令在全国抓捕有关人士,一对因贩卖这种兵器而逃亡的夫妻经过宫墙附近,被女婴的凄厉哭声所惊动。他们怜惜这个婴儿,就抱着她逃亡到褒国。她长大了之后,又被卖给一个褒国人当奴,后来此人触犯了刑律,周王朝要取他性命,他便进献这个美丽的女奴来抵罪。这就是褒姒的全部“履历”。史官伯阳把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接驳到一起,褒姒的孤儿身世,就此被狡诈的史官纳入了妖孽故事的框架。

 
这是史官滥用话语权和从事政治陷构的范例。似乎只有屈原这样的聪明人才会在《离骚》中对此发出质疑:“那个妖精为什么要在集市上号哭?周幽王被谁诛杀?他又是如何得到那个褒姒的?”而更令人诧异的问题在于,就算褒姒来自龙的精液,也只能证明她是龙女,有着神圣的血统,跟妲己“狐妖”身世截然不同。但在一个男权昌盛的时代,这些疑问并未获得正确解答,相反,无辜的女奴成了妖精的化身,由此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话语冤案。
 
褒姒一笑起恩仇
 
褒姒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女人。她的孤儿身世如果属实,那么她就是没有父母的弃婴、褒国的奴隶和周王朝的宫廷性奴。这三重卑贱身份构成了她的全部苦难。但在周幽王的宫廷里,无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痛楚。她的忧郁症是如此深重,以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触发她的欢喜与笑容。

 
周幽王的政治智商本来不高,坠入情网之后,成了一个更加“愚蠢”的精神医师。他不理朝政,每天与爱妃一同出入,跟她形影不离,又经常外出放马狩猎,或通宵达旦地饮酒行乐,让那些演员在堂前献技,却不能令褒姒喜悦。他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引美人一笑的妙法,那就是派人去点燃烽火台上的狼烟,同时擂起了报讯的大鼓,结果酿成了亡国的惊天大祸。

 
这烽火台是周王朝的主要军事警报装置。它们按一定距离,分别建造在从京城到边境的交通要道附近,有专门的瞭望员把守。边境一旦有敌寇入侵,瞭望员便会立即点燃狼烟(白昼)或火焰(夜晚),像接力棒一样依次传到京城,反之也一样。这种通讯方式,犹如一个庞大的视觉神经传导网络,比任何驿传系统都更为便捷。

《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周幽王点燃了狼烟和烽火之后,各路诸侯误以为天子蒙难,派遣军队星夜兼程地前往救驾,但到京城后才发现是个恶作剧的玩笑。京城里外,此时已是兵马云集,一片混乱,这种狼狈滑稽的场面,被站在高台上的褒姒看见,禁不住哈哈大笑。幽王心花怒放,以后又数度重复这个荒谬的疗法,以致无人再相信狼烟信号的意义。

 
周幽王没有料到,被废黜的王后有个权势很大的老爹申侯,他联合缯、西夷和犬戎等部族,向京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幽王大惊失色,高举狼烟烽火求援,结果无人应答,最后在骊山脚下遭追兵杀害。而褒姒则被犬戎军队逮捕,带往他们自己的部落,重新沦为性奴,从此下落不明。幽王的爱情终于得到悲惨的回报,而“狼来了”寓言,似乎也有了一个闻名的中国翻版。

 
在这场宫廷爱情悲剧中,周幽王扮演了一个可笑的丑角,为解除情人的忧郁,竟以国家社稷为代价,因而遭到世人的奚落与声讨。但他其实是历史上罕见的情种,敢于为自己喜爱的人罔顾一切,甚至不惜牺牲王位与性命,这跟那个为自保而抛弃杨玉环的唐玄宗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查看那些历史典籍,史官们罗列的幽王罪状,比如废立王后和太子,重用奸人虢石父等等,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周幽王不是暴君,也从未滥杀无辜,他的唯一弱点就是过于天真,像人格尚未成熟的孩子,对宫廷权谋毫无兴趣,热衷于玩烽火游戏,同时对他所挚爱的女人忠贞不渝。但在一个礼教昌盛的国度,他却为此蒙受了长达数千年的羞辱。

 
“妹喜-妲己-褒姒”的忧郁症三部曲,和“夏桀-殷纣-周幽”的精神医师三部曲,形成了奇妙的对偶关系。这些末代君主都企图充当治疗者,却暴露了自身严重的精神疾病。其中夏桀是一个怯懦而弱智的武夫,殷纣是十恶不赦的暴君,而周幽王则是一个耽于儿童期的小孩,但他们彼此不同的影像,却总是被史学家被混为一谈,简单地纳入了末代暴君的漫画式图谱里。经典史学家的另一个低级错误,就是诱导民众相信女人是引发三个帝国崩溃的主因。我已经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历史学作者开始为“三大女妖”平反,但似乎很少有人看到,在那些坏国王的行列中,同样站立着话语审判大刀下的冤鬼。周幽王是这方面的范例,他的个案显示政治胜利者之“正义阐释”的高度可疑。(作者:朱大可,原载2004年《南方都市报》) 

  
  中国四大性神的不朽影像 

 
第四性神:洛水女神宓妃
 
中国上古的时候,有许多关于女神的传说,其中以美著称的,当推洛神宓妃。她是上古大神伏羲的小女儿,在洛水游泳时溺死,但她没有像炎帝的小女儿精卫那样化为厉鸟,以衔石填海的方式展开可笑的复仇行动,而是转型为主管洛河的水神,大约是企图阻止它再度肆虐、淹死其它的无辜孩子吧。这种釜底抽薪的统治方式,显然比精卫的复仇主义更为理性有效。
宓妃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聪明理性,而且还在于她的美艳性感。据王逸注《楚辞•天问》宣称,当年后羿在世的时候,曾经在梦中与洛水女神宓妃做爱。这一传说强化了宓妃的风流语义,令她成为众多文人的“意淫”对象。

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诉说政治失意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回顾了他单恋宓妃的心路历程。当年他曾命令云神丰隆乘云驾雾,去寻求宓妃的所在。他把兰佩解下来拜托了月老蹇修去向她求爱,而宓妃起初半推半就,忽然又断然拒绝他的求爱。对此,屈原的失望难以言喻,他说,宓妃晚上回家时在穷石那个地方过夜,清早梳头时在洧盤那个地方盘起云鬓,一味只图守护美貌而自我满足,成天都欢快地在外游玩,虽然貌美却不懂得礼节,于是屈原宣布自己将离弃她而另作它求。屈原对宓妃的这一道德批评,并未击中女神的要害,反而露出了自己的“酸葡萄”心态。

 
魏晋诗人曹植在洛水边上写下《洛神赋》,形容她外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远看去,就像是太阳从朝霞里升起,又像是芙蓉站在绿色的波纹上,双肩瘦削,小腰婉约,秀颈修长,皎洁如玉,云鬓高耸,丹唇娥眉,明眸皓齿……,在她身上几乎堆砌了一切赞美女人的语词。尽管曹植笔下的洛神只是前女友宓妃的一个隐喻,但宓妃的美艳和魅力,似乎已成不可动摇的定论。

 
唐代诗人徐凝的一首《赏牡丹》诗,也透露出对这位上古美神的怀念:“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 诗人怀疑洛阳牡丹是宓妃亲自设计和创造的伟大作品,因为它的美丽香艳,很像是宓妃小姐本人的化身。但除了美貌,宓妃的真正事迹,古籍却很少提及,由此显得更加神秘莫测。

 
宓妃守望的家园洛水,是中原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滋养了汉文化的发育生长。据说当年洛水里出现过一只神龟,背上负着“洛书”,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龟文,记录了有关八卦方位的密码,世人称之为“洛书”,与另一部“河图”并列为中国史上最神秘的文本,向我们昭示了洛水的双重本性:一方面贡献美女,一方面出产玄理。从肉体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它勾勒了中国文化的上下边界。
 
第三性神:巫山神女
 
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女神是巫山神女。《文选•宋玉<高唐赋>》注称,当年楚怀王出游巫峡,住在名叫“高唐”的宾馆里,大白天昏然入睡,梦见神女前来倾诉她的爱情,引得怀王龙心大悦,跟她热烈地云雨了一番,事后又在巫山南面修建“朝云观”,以纪念这场短暂而美妙的“一夜情”。后来楚怀王之子顷襄王在御用诗人宋玉陪同下游玩同一地点,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美梦,顷襄王醒来后诉说了梦中奇遇,并下令宋玉作《高唐赋》和《神女赋》来描述这两场令人惆怅的梦交。其中的《高唐赋》以巫山云雨为整体性象征,夸张而热烈地描述了国王和女神的交媾过程。宋玉的辞赋制造了一个悠远的文化后果,那就是“巫山云雨”从此成为指陈男女交合的隐喻性代码。

上古时代的女神,几乎都出自名门望族,这是中国神谱的一个重大特征。巫山神女似乎也不例外,《高唐赋》注说她是炎帝的第三个女儿,名叫瑶姬,《太平广记》则说她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瑶姬尚未出嫁就夭折了,葬身于巫山南坡,被称为巫山之女,生前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洋溢着了罕见的情色光辉。《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说她还叫“女尸”,这并非指她的死亡之身,而是指一种职业名称,即代神受祭的女巫。

 
瑶姬死后化成一株瑶草,叶子重叠茂盛,果实像菟丝子,据说吃了后可以增加妖媚指数,眼见得是一种用来催发情欲的药草 。有人认为“瑶”字通“淫”,“瑶姬”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淫姬”的另一种称谓。在一个以生殖力为标记的母系氏族社会,淫荡就是最高的美德。 “瑶姬” ,是女巫、催情草及其媚术的三位一体,她的使命,就是用药草和仪式来制造情色的氛围,为部落男女的交媾、生殖和繁衍做出安排。在她身上,叠印着楚民族祖先女神的模糊原型。

 
宋代词人陆游无法压抑对巫山神女的好奇,曾经专程前往奉节凭吊。他在旅游随笔《入蜀记》里写道,民间将巫峡十二峰中最纤丽奇峭的一座命名为神女峰,从前,这里每逢八月十五月圆的时候,就有音乐声在峰顶盘旋,引发一片遥相呼应的猿声,直到次日清晨才慢慢终止。陆游登山的那天,天空万里无云,只有神女峰顶出现了几片白云,犹如凤鹤在上面起舞徘徊,久久不散。陆游为此深感惊异,以为那是一种小小的奇迹。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在所有这些奇妙的地理景象背后,镌刻着远古风俗的不朽生命。
 
第一、 二性神:娥皇与女英
 
中国历史上最可歌可泣的性神是娥皇和女英。她们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又是舜帝的爱妃,刘向的《列女传》记载,她们曾经帮助大舜机智地摆脱弟弟“象”的百般迫害,成功地登上王位,事后却鼓励舜以德报怨,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

大舜登基之后,与两位心爱的妃子泛舟海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蜜月。晋代王嘉的《拾遗记》称,他们的船用烟熏过的香茅为旌旗,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并在华表的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风向标,它可以为水手调整帆具提供依据。但这项发明却不能预测突如其来的噩耗。

 
舜帝晚年时巡察南方,在一个叫做“苍梧”的地方突然病故,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记载说,娥皇和女英闻讯前往,一路失声痛哭,其情形很象孟姜女和韩娥,而她们的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形成美丽的斑纹,世人称之为“班竹”。她们在哀哀地哭泣了一阵后,居然飞身跃入湘江,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其情状之壮烈,真是旷世罕有,显示她们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丈夫的模范妻子。但《水经注•湘水》对她们的死因,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它宣称大舜出征南方,而这两位妃子是随军家属,在湘水里淹死,或许是因游泳时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但《水经注》的文字过于简略,使我们完全不得要领。

 
娥皇与女英生前是贤妻良母,而在死后却成了风流成性的“湘君”,有的典籍则统称“湘夫人”,还有的则望文生义地弄出了一对“湘君”和“湘夫人”,并把被称为“湘君”的娥皇误认作男人。历史文本在漫长的转述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失真。

 
《山海经》扼要地描述了湘夫人们在湘江流域和洞庭湖水系里兴风作浪的过程。她们死于湘水,此后突然性情大变,行为方式充满了哀怨,出入总是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仿佛要把冤死的怒气洒向人间。她们四周还时常会出现古怪的神仙,长相很像人类,脚下手上却缠握着毒蛇,俨然是娥皇与女英的护法。这使她们的气势变得更加嚣张。这种氛围长期缠绕着湘楚人民,令他们的生活散发出诡异动荡的气息。
 
湘夫人与暴君及诗人的历史恩怨
 
在中国历史上,敢于向暴君公然叫阵的,除了个别游侠,似乎只有湘夫人姐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年秦始皇南巡,在湘江地面上突遭风暴,几乎无法渡河,顿时感到极大的惊骇,便问手下人说,这是湘君干的吗?手下的博士回答说,的确是听说过,她们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地位崇高,所以才埋葬在块风水宝地。秦始皇听罢勃然大怒,当即派出三千名苦役犯,砍伐湘水四周山上的树木,让绿色的山峰变成光秃秃的赭色,籍此向娥皇和女英泄愤。但这种可笑的复仇行动,根本无伤女神的毫发,只能泄露暴君内心的怯意。
 
娥皇女英所引发的风雨,其语义是相当暧昧的。它既是宣泄怨恨的手段,又是“巫山云雨”式的调情方式。她们在湘水上神秘出没,姿容美丽,风情万种,所掀起的“情色风暴”,构成对极权主义的剧烈挑战。但她们不仅激怒了秦始皇这样的独裁者,也点燃了来自世俗社
会的想象,成为民间男子的迷恋对象。

 
屈原在《九歌》中率先展开了对她们的盛大赞美。他激情洋溢地形容“湘夫人”降临白沙滩时的情形:她目光渺远,神色哀恸,出现的时候,四周的景色都为之大变:秋风强劲地吹动起来,洞庭湖上掀起波涛,树叶在天上飞旋飘舞,一派哀愁凄凉的景象。而屈原的爱意在其间不可阻挡地生长。他精心修筑“爱巢”以等待“湘夫人”的到来,仿佛是一场痴情的单恋。尽管“湘夫人”最终没有露面,但他的叙事和赞美已经构成暧昧的符码,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不露面的偷情者”,她们的故事激发了无限的想象与向往。

 
这是被浪漫的楚文化所浸润改造了的形象,从母系社会后期到父系社会早期,楚人的情色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着中国长江流域中段的大片领地,成为一种罕见的话语力量。屈原是这方面最杰出的文本代表,他的诗歌把情色与政治融为一体。但情色的意义并不限于推进种族繁殖,而且也是诗人自我神性的证明。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诗人像屈原一样“无耻”地公开表达与女神交媾的欲望,因为与女神的性交将验证屈原的神性血统,为这个人的政治抱负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
 
娥皇女英的祭司身份
 
娥皇女英姐妹有一个奇特的前身,那就是被遭到史学家忽略的羲和(娥)。这个羲和,又叫常仪、常娥或常羲(这三字古音相同,可以互换),在原始的神学体系中,她是大神帝俊的妻子,生下来就长发垂地,显出非凡的性感,曾为丈夫生下十个太阳儿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又称她生了十二个月亮,所以是孕育日月的母亲大神,《淮南子》还说她是天上的御者,每天驾着六龙宝车载着日神巡察大地,但这个动人的传说揭发了羲和的本来面目。她原是古希腊神话人物,叫做赫利俄斯(HELIOS),是著名的男性日神,每天乘坐四匹喷火神马拉的太阳车,由东向西穿越天空,其情景真是壮丽眩目。尽管赫利俄斯在移民中国后没有改换名字(“羲和”与“HELIOS”的发音大致相同),却被置换成了女人,而且由大神降为祭司,职责也从太阳扩大到月亮。郭璞在《山海经》诠释说羲和是“主日月者”,明确指出她就是主持日月祭祀的女巫。
 



中国原始宗教仪典以后出现了更为细密的分工,希腊移民“羲和”的地位逐渐削弱,她的职位被主祭太阳的“娥皇”和主祭月亮的“女英”所瓜分。这两个女人是新一代的女祭司,她们的名字不慎暴露了身份:“皇”是盛大鲜明的样子,用以形容太阳的光芒,而“英”通“阴”,暗指代表阴性世界的月亮。这显然是在向我们暗示她们的工作对象——娥皇主祭太阳,而女英则主祭月亮。这是二元对立神学确立的标记。

 
舜在中国神话谱系中扮演了日神的角色,他的发音“SUN”,在全球各大古老文明体系中都是太阳的意思(这个迷案我将在以后详加阐释)。但日神不应当是孤独的,尽管他炽热难当,却仍然需要来自妻妾的温存与关怀。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舜下降成了人间帝王,而娥皇女英则成了她的美丽贤良的妻妾,在世俗的权力斗争中崭露头角,犹如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她们与大舜构成“一夫一妻一妾”的三位一体结构,正是此后中国家庭结构的范本。

 
娥皇女英死后发生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她们竟然从贞操女子摇身变成了怨妇和荡妇,在湘江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这里隐藏着古怪的逻辑关系:死亡解脱了世俗的道德约束,让人民接纳了其生前被掩盖的一面。事实上,女祭司生前不仅要与其主祭的大神性交,而且也要跟其他男性祭司国王(酋长)交合,在一些非洲部落里,甚至要与被选定的少年交合以繁殖后代。女祭司在性政治方面的出色表现,注定了她们与性爱的必然关联。娥皇女英就是这样被当作模范造爱者而载入史册的。死亡并未埋葬他们,相反,使她们在种族的情欲时空里获得了重生。(作者:朱大可,原载2004年《南方都市报》) 
  
 
 
春节快乐大转盘:吃喝的自白
 
吃喝的自白(“记忆的红皮书”之五)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我的太原路老宅: 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了整个童年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太原路老宅之二: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
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2005年8月27日完稿于上海莘庄)(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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