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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什么是好诗.好诗的标准是什么.诗歌存在的意义.诗坛现状】
中国诗坛的现状，从历史的角度看，还处于“春秋”时期。“王权”衰败——官方的诗刊根本左右不了当前诗歌的走向；试问当今诗坛，有谁能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没有，那些被诗刊三两年推出一批的所谓“黄埔军”，大都雷声大雨点稀，没有过硬的“功夫”让诗坛其他人心悦诚服。“诸侯”割据——三五人结党，百十里为王，民刊的蜂拥和论坛的崛起更是让诗歌的天下大乱。大多数诗人不再忙着写诗，而是纷纷拉大旗作虎皮，占山为王，自立番号；你攻我守，呼啸江湖。有人要写小我，这没说的，个性的才最有典型性。有人要暴露，也没说的，这色迷迷的下半身和臭哄哄的垃圾，都有人自愿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作自家成名立万的招牌，你说还有什么不敢的？撒个娇什么的就更没可说的了。谁敢说个不字，我掘你祖坟骂你祖宗十八代，还要在诗坛上对你公开讨伐杀你个片甲不留劈你个死无全尸。这一骂一杀，不管你倒不倒霉，只要我能出名成名就成。另一方面，现实中国经济的繁荣，表面上看是人人都忙于“敛钱”，远离了诗歌，实际上是诗歌人自己把诗歌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弄得人人都知道诗人不说人话，这不是自掘坟墓自绝于人是什么？当然还是有许许多多的诗人不为这些表象所动，埋头默默写作，写出了不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但诗坛的喧嚣很快就把他们淹没了，他们要出人头地浮出“水面”，那简直是妄想了。所以我说，混乱和无序就是当前中国诗歌最真实的现状。真希望中国诗坛很快有“五霸”或“七雄”出，甚至出个“嬴政”更好，暴是暴了点，但总能看见“一统江湖”呀。要达到唐诗宋词元曲的诗歌高度，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中国现代诗面临的尴尬
——在庐山诗歌笔会上的发言
林荣发
中国现代诗正举步维艰。它陷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两面夹击之中。而这两方面都不是中国现代诗应该走向的归宿。所以，中国现代诗在迷惘、痛苦之中挣扎和求索。
中国是一个已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古老的国度，古老的文化教育塑造了中华民族矗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引人注目的形象。千百年来让我们炎黄子孙引为骄傲和自豪。但是，也正是博大而又古老的文化积淀，使我们容易耳塞目黯，失去敏锐，把现代人应有的新情绪、新体验、新感受束缚在一种夜郎自大的陶醉之中，满足于蜗牛似的爬行，不去追求日新月异、日行千里的飞跃。代表中国典型传统文化的唐诗宋词的兴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曾一时称霸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唐诗宋词，成了中国古文化辉煌的历史，尔后数百年再也没有人超乎于前，这就是历史的一次警告。当我们还在子乎者也的“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时，曾被我们称之于不毛之地的西方已经出现了海涅、哥德、莎士比亚等伟大诗人。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前卫文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次深刻反思。于是，中国发展了白话文和自由诗。因此，自由诗的发展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次中国诗歌的革命也仅仅是把中国诗从旧体诗的韵律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停留在启蒙和普及的“全民”化教育阶段，还谈不上对诗歌的时空感和心态、意象的更新。于是，中国诗歌继续拉大了与世界诗歌的距离。尔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更是扩大了这种距离。
现在，中国现代诗的处境，正与“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处境十分相似，正处在同样尴尬的局面。中国的现代诗歌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信息广泛传播，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它无法准确地、全面地表现人们日新月异的扩张视野和各种复杂、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台湾诗人罗门曾比较全面地分析过这种时代的距离所产生的视野、感觉方面的差异。他说：同样的第一自然的景象，现代人和古代人由于不同的时空感所产生的心态、想象和经验也不同，导致诗歌语言在艺术表现的技巧上的不同。比如用“比”，古诗人苏东坡写道“好风似水，明月如霜”。现代诗人却说，“落叶是风的椅子，树木是风的镜子”。苏东坡用静态的描写；而现代诗人却是表现动感状态。显然，现代诗中把“比”大胆用了象征与超现实的表现技巧，使诗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和更深一层的活力。
又如用“象征”。同样表现柔情的心境，古代诗人李商隐写道：“春蚕至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而现代诗人却写道“在你眸子的磨坊里，我是那颗死了也梦到你田园的麦子”；“只有让琴声往深夜里走，我才能走到你兰色的幽远”。可见，袭用语言状态及语言活动中，环境与趋向不同，所表现的诗人内心境界与精神意识也由于生存处境的差异而大不相同。
同样，依据语言媒体与技巧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古诗与现代诗在表现‘时空’感上也不同。古诗人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现代诗人同样也置身于空寂的心境，他写道：“他带着随身带的影子，朝自己的鞋声走去；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带着天空在走”。或者，站在第一时空状态中，以现代人的眼睛在旅途上看车外风景，心想在茫茫旅途上的人生，他说：“凝望溶入山水。山水化为烟雾，烟云便是不能不了，事情总是这样了的”。陈子昂写得显然偏重意念的直叙法，而现代诗人所写的多采用了象征与超现实的表现技巧。接受现代环境行为化的影响，直接从人的本身（非意念性）介入生活实际行动状态的呈献，获得靠近生活的直接感染力与真体直觉。同样的远近对照镜，（近镜，他带着随身带的影子；远镜，一颗星也在很远很远里，带着天空在走）两个层次构成了秩序美，有距离和层次感的实视空间，甚至动用电影蒙太奇的移动镜，使风外景（心象与物聚）在观照中互相发展，获得预期意境的诗。它的语言气息、感觉以及自由呈现的形态、秩序动态，都有现代感而更接近现代人的内心活动趋势。如果我们再沿用陈子昂那样的语言状态和势能来写，与现代人的心灵活动总是有点疏离感。所以，现代诗总是要不断探求新语言环境，以调整与适应这一代人不断变动中的心象活动。
可见，不满足于仅有的自然固定方式，力求挣脱一切束缚，以求新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成了历史赋予每一个有所作为的现代诗人的神圣职责。正是这种神圣职责，给中国现代诗带来了发展的希望。一群对生活最为敏感，而又站在诗歌前卫的诗人率先提出：旧的诗歌艺术语言衰亡了，一个崭新的美感世界从此延生。西方现代诗歌介入中国诗坛，打开了中国现代诗人，尤其是年青一代诗人的眼界。西方现代诗歌着重的奇特意象、大胆联想，以及象征和通感的立体组合等等艺术表现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产生多向思维的时空感，为中国的现代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也为中国业已苍白的现代诗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中国早期出现的以戴望舒、徐志摩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以及八十年代出现的朦胧诗、意象诗等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随着这种生机的出现，同时也把中国新诗带入了另一个维谷，即把中国新诗带出单薄、浅显的淤泥，又陷入抽象、晦涩和故弄玄虚的沼泽。老诗人蔡其矫曾说过：“时代虽然变迁，可宇宙和人生仍有恒常不易的本质。”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本质应该是指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我们自己民族业已形成的文化结构。无疑，这是中国新诗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背离这一点，中国的现代诗就很容易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而这三个“脱离”，也就意味着中国新诗走到了尽头，诗的生命也就近于结束。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是无法否认其在社会学上的作用的。它必须面对读者。俄国著名文学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老清洁工沙梅为了祝福苏珊娜小姐的幸福，决定用毕生的精力打造一朵金蔷薇，送给苏珊娜小姐。他到打金店作清洁工，从金店中扫出的尘土中筛选出金粉，年复一年地工作着。我们的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都应该是清洁工沙梅，而我们的读者就是可爱的苏珊娜小姐。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必须从“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中，同样，还有飞扬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都需要我们精心的去收集，去筛选、去制作。我们的每一篇作品必须是一朵金蔷薇，才有可能获得“苏珊娜”小姐们的喜欢。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朴素的和诉诸我们的天性的要素和基本规律的；它必须是热情奔放的，能够打动我们的感情，唤醒我们的爱慕的。”这才是真正的金蔷薇；我们自己认可，同时也为读者认可的金蔷薇，否则只能是一枝狗尾巴草。如果我们的作品不能被读者所喜欢，并为之感动，那么，我们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更何况诸如诗歌这样的文体的作品还需要读者来共同完成呢。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说过：作者“如画一幅画（如画大海、画某人的表情），描写一个情景（如描写大海、描写某人的表情）是由‘我’把各种关系，把‘本不存在’的秩序引进来，进行调整和制作。”而“读者在自己阅读物面前，完全是主动的。他借助于作者的语言（请特别注意这句话）凭自己的想象来感动自己。”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不规范的，类似像形文字的东西摆到读者面前,你叫读者如何“借助我们的语言来凭自己的想象来感动自己”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交流信息的工具，少了这种工具人与人之间就无法沟通。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诗人的“自我”，只是说明这种“自我”也应该是特定在能被读者接受和理解的范畴中，否则这种“自我”也就无从存在。不管是自我生存体验也好，反思也好，存在本体、宇宙意识等等任何主义都好，只要它变成文字，付诸于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共鸣和理解，甚至希望得到读者的再创造而得以深化发展。否则他大可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写成作品，来宣传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即使写了也大可像林黛玉一样一把火焚了了事，又何必去发表，以图引起读者的注意呢！一首真正的好诗，并不是靠怪诞来吸引读者的，而是我们越熟悉它越会被它感动。正如顾城的那首《一代人》，全诗只有两句：“黑夜给了你一从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就诗而言，从技巧到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新奇东西。但是，恰恰是这种平凡和简单的语言，却深藏一种超乎常人的深邃思想；非常妥切而又准确地说出人们意中有而语中无的一种独特感受。我敢说不管顾城写过多少作品，不管是多少年以后，人们最能记住顾城的诗的恐怕只有这两句。但这两句诗也足以可以确立了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因为它是人们都能接受的真理的格言。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诗歌中的语言技巧，反而疏视了一种简单的道理：“当诗人的天才在混合并调谐自然的与人工的事物时，他仍是艺术服从自然，使形式服从内容，使我们对诗人的钦佩服从我们对诗中形象、激情、人物和事件的同情。”我们在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和中国现代诗歌的不足时，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地找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出路了呢？并不。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更新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必须在理论上要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任务似乎都不是文学艺术家们所能完成的。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离不开传统的东西，身在庐山中，也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只在待到其它学科的率先突破，才能为文学艺术闯出一条路子。奠基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理论的叔本华、创立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他们都不是文学艺术家，但他们又确确实实引导了一次文学艺术的新革命。我们可以从罗曼•罗兰、托马斯罗、茨威格李尔等人的著名的作品中找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子。所以，理智的文学家都知道：“如果不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内容，简直无法把握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
鉴于这种状况，我认为中国的现代诗还要在“维谷”中挣扎一段时间，探索一段时间。因为开创中国现代诗歌新纪元的时机尚未到来。现在的时期，中国现代诗只能在吸取传统文化精华，而又立足于现代感的领域里加以调整和升华。当然这是十分尴尬的处境，很容易造成新诗不新，又不旧的局面。要摆脱这种尴尬局面，只有站在现代前卫的前沿，用一种全然开放的心襟接收一切新的思想和观念，又充分吸收和融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出一种卓越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大师都是这样做的：毕加索的“空间素描”，使对象贯通为透明体，以移动的视点，进入可见的心象世界，建立起多向性与立体感的内视空间，给人以繁富与立体的感觉，排除了浅薄的平面。布朗库斯的“抽象观念”，使众多形象熔化于潜在感觉之中，再从其共同感知的无形中，也就是从全体形象的核心中，呈现出本质的美的形象束——它往往也被看成透过内心抽象过程，所形成的“意象”。这是提升创作对象成为水晶体与单纯感的一种手法，排除芜杂与平庸的缺陷。总至，只有把握“自我”中，充分吸收各派精华，拥有一种开放性的创作心胸，准确把握“现代”的含义，开拓一种自由的创作心境。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大概比较有读者。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富有传统诗歌的富足、浑圆和结构紧凑的优点，又排除了西方现代诗中流于平面、零碎、松懈的缺点。当然，三原色在不同的画家手中可以调出无数的色彩，这就靠各人的悟性和把握的分寸感了。
诗人死了吗
——关于中国现代诗的思考
林荣发
去年的那个冬天，虽然不是很冷；但是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来说，无异于冷风萧萧。现在，读者不读诗，诗人不写诗，也是常见的事。所以，“诗歌的孩子”都在沉痛地问：“诗国沉静了吗？诗人死去了吗？”（网络诗《诗歌的孩子》）
“存在既合理。”这是黑格尔的至理名言。
中国现代诗的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现代诗走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呢？中国的现代诗还会有春天吗？这是每一个“诗歌的孩子”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诗走入低谷，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因素。
黑格尔曾说过：“随着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史诗就消亡了。”当然，现在说现代诗会消亡，的确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电影、电视、录像等新的文艺表现形式的出现确实步步进迫传统的文艺表现形式的领域；尤其是诗歌这样的文艺表现领域。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贵族文学。诗歌属于高度的想象思维，对时空感要有高度的感应力。因此，对诗歌的欣赏需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想象能力。正因为诗歌本身特定的局限，使她只能从属于一个小圈子的宠儿。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童叟皆宜”的诗歌。如果真有“童叟皆宜”的诗，那它一定不是诗，仅仅是几句顺口溜而已。就以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有着“平民诗人”美誉的杜甫来说吧，虽然他的叙事诗用了大量的俗语，但是像这样“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这样的“俗语”，不要说是在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的封建社会的“童叟”们，就是现在的初中生也不一定能读懂。现代诗，大量的借喻、隐喻，超时空抽象的思维等等，更不是一般的读者所能读懂的。所以，普通的读者选择了通俗易懂的电视、电影、故事、小说等文艺题材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由于社会体制的改革，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暂时把目光更多地关注物质生活，相对疏略了精神需求；使本来就不多的诗歌读者群更为缩小，甚至连一部分诗人也暂时离伍，这都是客观现实中的必然产物，可以理解的。
第二是诗歌的快速发展脱离了读者。
这些年，中国现代诗的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诗人永远是一群思维敏锐、感情丰富的先锋分子。当人们还没来得及从“朦胧诗”的“不懂”和“晦涩”中清醒过来时，前卫的诗人们已喊着“打倒”北岛的口号，树起了“莽汉主义”、“非非主义”、“大浪潮”等等的旗帜；当人们还来不及看清旗帜上的旗号时，前卫的诗人们又已经轻盈地跃到了“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前沿。诗人力图以多种抽象思维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甚至是跳跃性的、多层次的空间结构来打扮自己的艺术殿堂，向读者袒露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而读者却审慎地，甚至是怀疑地冷眼观望。这就是诗坛的悲哀：诗人以整个身心淹没于自身的生命中，以一种感性的、敏锐的，甚至是潜意识的、闪电似的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意识的感受，并且力图把这种文化意识能量转换为文字传导给读者；而读者呢，需要的又是直观的、冷静的、甚至是理性的审美习惯。我们常说一首好的诗是要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那么，两种不同的思维领域的存在，必然阻碍了诗歌的发展。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现代诗就没有了春天呢？
"诗人的门前/荒芜已久/但 门是虚掩的。”（网络诗《诗人的门》）
只要门没关死，就有希望。因为，“诗也纯粹是属于人类的；它的全部素材是来自心灵的，它的全部产品也是为了心灵而产生的。”（英国诗人柯尔立治语）只要心灵不死，来自心灵的歌就不会死。但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是要用时间这条链子来联接的。诗人们不必埋怨读者“落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暂时的，而且最终将走向统一的。一旦提高了物质生活，人们又会已更大的热诚追求精神生活。好在，离小康的曙光普照的日子已经不远。同时，诗人们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因为“当诗的天才在混合并调谐自然的与人工的事物时，他仍使艺术服从自然，使形式服从内容，使我们对诗人的钦佩服从我们对诗中形象、激情、人物和事件的同情。”（柯尔立治语）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诗才会有希望重新走入一个新的辉煌。
诗人徐敬亚说：“中国的诗歌真的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它是大江，它徘徊着，在纵横的川溪中选择着主流。它抛弃了华美笔挺的故道，向四面八方寻觅着通向大海的曲折河床。”
春天不远了，我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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