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关于“大跃进”的大争论。 有人歌颂：“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27 凭栏论是BBS -> 『 财经系 』 -> 还清白于毛泽东——历史澄清—大跃进 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东承西就 2005-11-18 09:15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不是什么人轰起来的，而是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随着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自觉地迸发和组织起来的，它形成了人们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思想潮流。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 　　中国在饱受帝国主义的百年侵略中，外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因为没有石油中国被压弯了腰。中国的科学家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在亿万劳动人们苦干精神的召唤下，推翻了一百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贪油国”的错误结论，在大庆找到了石油。当大庆工人们高呼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的时候，人们仿佛听到了中国大地的脉博的跳动声。大地在抖擞，人民在欢呼。尔今的石化商人、汽车商人……们，当你们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时，你们记得“铁人精神”、“大跃进精神”吗？或许你们中一些人免不了还要沮咒大跃进几句。 　　如果不是大跃进冲破了洋匡匡找到了石油，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想一想！ 　　大跃进究竟创造了多少奇迹？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3·11日） 　　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3·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4·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6·1日） 　　第一个最大的炼钢厂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7·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9·14日）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11·28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1·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l·1日）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工业方面的12个第一，为钢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视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98公里） 　　1958年3月1日，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开始国际联运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21日北京一包头一银川一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日，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1日，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1日，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21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五条铁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内路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958年6月，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 　　中国发展尖端科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田水利建设，是大跃进中在农业方面的重要的和主要的群众性运动。数亿农民和广大水利工作者，忍饥耐寒，长年苦战在工地上，从事着造福于子孙后世的艰苦事业。 　　1958年5月，修建十三陵水库 　　1958年11月18日，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溯内河。从此咸淡分家。 　　1958年12月9日，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 　　1960年1月1日，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破土动工，历时9年，于1969年7月竣工。全部工程为民办 　　1960年2月24日，黄河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17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 　　1961年12月22日，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棉产区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 　　大跃进运动，治理黄河，造福于子孙后世，功德无量。据古书记载，自远古到清朝咸丰6年，约4000余年，黄河在今大清河、淮河之间，滚来滚去，肆虐冀鲁豫大平原，大徙六次，所酿成的灾难其之深重无论用多少笔墨都难以述说。自刘家峡、青铜峡和三门峡水库的建成，黄河未发生大灾，大险，黄河基本上被征服了。人民安居乐业。 　　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兴建，各省都建立了一定的保收田，人民口粮（低标准），基本得到了保障。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 　　一些大型水库，对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三陵水库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参加劳动的情形和整个工地的壮观景象。海河拦河大坝建成后，海水、河水分离，极大的改善了天津市的淡水资源，对天津市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水库对香港的繁荣和深圳建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人皆知，现代化经济和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是淡水。汉语中有一句成语：“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打井人”。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 　　1960年1月22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前三年胜利完成。 　　大跃进运动，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动员起亿万人民组成劳动大军的。没有人民公社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运动。尽管这里介绍的材料不过是点点滴滴，不能绘出大跃进运动的全貌，但它总会留给人民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是与非的思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留下客观的真实的史实。只有存真才能存史、存信，否则不过是一纸谎言。那些以“毛泽东头脑发热”莫须有的否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们，未免对历史太不负责了！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还有什么消极方面吗？有的。有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以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为特征的刘少奇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使广大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毛泽东在与刘xx一些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处境孤立，步履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要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xx一些人）。” 　　以三股歪风为特征的刘xx的“左”倾错误，泛滥于1958年6、7、8、9、10月。8月9月，毛泽东开始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在不断努力纠正以刘xx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也许有人要问，8月份以前毛泽东干什么去？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已作了说明。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泽东这里说的“革命”主要是指下面这些事：由于苏联变修，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移到中国，因此，当时毛泽东主要把精力用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支持世界各国共产主义左派组织的斗争；研究思考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问题。当时，中东局势紧张，伊拉克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宣布了独立，成立了伊拉克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出兵中东，同时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勾结，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又和西藏农奴主头目达赖喇嘛相互勾结准备发动叛乱。针对国内外这一切复杂阶级斗争形式，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并做阵前线，指挥炮击金门，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兵力吸引到台湾海峡来，从而减轻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准备对付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反叛问题。所以，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主要由刘xx、Dxx二人负责。刘xx、Dxx又是宣传口的主要把关者，这些事情，当时在党内，上上下下大家都清楚，心理都明白。 　　然而，毛泽东逝世不久，却把历史责任统统推给毛泽东。Dxx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这番述说，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人们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则不吝笔墨，不惜唇舌，不厌其烦的攻击毛泽东。他们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发生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不分青红皂白，恶意地挂在毛泽东账上，严重的损害了毛泽东的形象，严重的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资本主义狂们制造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许多正直的人，许多共产党员感到痛心，为了查清真相，存真实于历史，于后世子孙，他们默默地从事着长时间的调查研究，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来是非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是被篡改了的，几十年来成了一笔糊涂账。流逝的历史，永远的消失了，但是非却不能永远的被颠倒。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讲党性，弄清是非。还清白于毛泽东。 　　历史不能由人任意编造！ 　　人民不能容忍毛泽东蒙冤！ 　　谁做的事应该由谁负责！ 　　陈云讲过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一个学者、专家、理论家；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乃至一个普通老百姓，看待事物，不要看书上怎么写的？也不要看那个大人物怎么说的？要看事实，看事实真相，看本质。实事求是。 susu 2005-11-18 19:51 历史有定论了 AREY 2005-11-25 19:24 其实谁不会犯错误呢，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好了 小p 2005-11-25 19:37 大跃进创造了什么? 大跃进饿死至少3000W人!(来自新版党史,官方保守数字) 任何一个有良知人面对这样一个由 一个小农思想的理想主义者发起的残酷的运动都不会去赞同它. 大跃进带来了什么?大炼钢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环境,森林覆盖面积直线下降. 大跃进带来了什么?大跃进破坏了党内民主,为日后那个毛XX能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去迫害他的政治对手开了大门. 你有没有读过<庐山会议记要>?读过它相信你就会对那个"伟大"的毛XX有个"全新"的认识 你有没有读过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读过这篇直言不讳,饱含一个老将军对国家困境,对人民大众的命运的担忧之情,但是却被那个毛XX当成彭德怀所谓反革命司令部的最大证据的私人信件.你就会对你那个"伟大"的毛XX有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你有没有读过现在的党史?有没有读过上面那两篇东西?没有读过的话,你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和我谈庐山会议,和我谈大跃进. 下面附上一些简单的资料给你.慢慢看看. 小p 2005-11-25 19:38 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 郑光路 　　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破除迷信”， 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大作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倡导 “正确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为全面发 动“大跃进”运动吹响号角……、１９５８年后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农 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颂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大破坏，国民经济大滑坡的灾 难性后果。四川是中国“大跃进”中“重灾区”。当年许多“跃进神话”， 现在被人遗忘，或根本不为人所知。 　　１、毛泽东视察红光公社后的农业“大跃进” 　　１９５８年３月８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的当天，四川 省成都市在体育场召开“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锣鼓 震天、口号不断，游行队伍川流不息……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省、在 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 　　１９５８年的毛泽东，未估计到他的雄才大略将导致什么恶果，兴致勃 勃巡视天下。 　　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落在川西平原，成都二十公里外。１９ ５８年３月１６日下午６时１０分，小轿车沿成灌公路开到郫县全兴乡（今 红光镇），毛泽东在四川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等陪同下步出车门。迎候的中共 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等人急忙迎上去。田野菜花象黄金铺地，麦苗似千倾碧 波………一副川西坝子好风光。毛泽东微笑称赞：“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 　　他在干部簇拥中，步入农户温大娘茅舍中。毛泽东心绪甚佳，浓重湖南 口音模仿四川话：“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大娘手脚无措，忙答： “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问：“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够吃吗?” 　　温大娘回答：“我们一年一人分四、五石粮食，不要浪费就够吃了。” …… 　　毛泽东走进温大娘房间观望，整理洁净，家具齐全。毛泽东大概感觉这 位温大娘家日子殷实，不相信地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温大娘 忙回答：“我们是贫农。”毛泽东满意了…… 　　“３月１６日”，从此作为特殊纪念日。这里地名改为红光镇、幸福社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悠扬小曲唱遍大江南 北。郫县成为“大跃进”的样板。“浮夸风”、“瞎指挥”、“打擂比武” 、“共产风”……迅速全川蔓延。 　　“大跃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就是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一位中 央主要负责人视察江苏，提出要“少种高产多收”，说要“种得少、种得好 、但要收得多。”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响应，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３日打电 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多种经济作物。”并叫省委搞 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 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１９５９年只种一亿亩，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 的面积四、六开。（原来经济作物只占８％左右。）上述“指示”均在四川 日报上发表。—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 积大大缩小。如乐山专区，粮食面积由１９５８年的７００万亩缩小到４０ ０万亩（缩小３５%）。马边县小春播种面积由原来的１５万亩压缩为６、 ２万亩（压缩５８、７%）。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 饿肚子在所难免…… 　　１９５８年３月６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 快速育秧法，秧苗７天育成，这是十足的浮夸和瞎指挥。乱编的神话居然风 行一时，新华社发到全国。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发现和支 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样 的“新事物”。指示下达后，于是，报上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什 么：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 “空中红苕”，又是什么“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 基地”等等。瞎指挥的权力指挥棒下，“浮夸风”应运而生，说假话面不改 色心不跳，成为“大跃进”特殊年代之特征。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倾保守”，就得挨整。 传统农业耕作模式，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什么“ 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四川主要领 导人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指示说：“要鼓励先进，亩产万斤，五千斤，三 千斤可以报导。”这以后，四川日报上就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胡言乱语的错误口号。从此，四川和全 国一样，陷于“大跃进”狂乱，生活在妄想狂语的神话世界中，大说胡话， 乱放“卫星”，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８日《四川农民报》载：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眼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舞。 　　犀浦乡幸福一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看“卫星”升天胜过赶大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郫县观看收割，人们似 中了魔法，失去正常思维。张曙时院长，将古稀之年。他丢下拐杖，乐呵呵 地当众“踩稻”：在人家欢呼雀跃中被扶到稻谷上，稳稳站定。欢呼口号声 此起彼伏，欢呼“卫星”上天了!只有前来参观的“老外”——苏联专家瞪 大眼，感到不可理解。 　　亩产４万斤毕竟太玄，《四川日报》等不敢轻易刊登此消息。原新华社 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回忆说：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 ，打电话回四川要‘卫星'。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５万斤‘卫星 '的消息。成都各界人群潮水般拥向田间。我立即到现场采访，心想，这下该 给四川争光了。但是到田里一看，又问了几个老农，一个老农悄悄地说：'这 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原来，县社干 部强迫群众，一夜之间把３０多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在２亩田里，放出了这颗 ‘卫星’!” 　　“我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当晚，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 、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 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 ，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俩给我一 封揭发信，一位社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犀浦乡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 出来的。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李井泉回成都后，在红照壁省府礼堂干 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不同意放'卫 星'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和我都受到批判…… ” 　　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成了“ 卫星”发射场，频频升空。９月２９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４万斤消息的《 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８２５２５斤水稻的“卫星” 。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 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 ”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发射升空，奇闻丛生。—首农业“跃进顺口溜”流传 四川：“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 ，山芋超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更浪漫主义”的如：“玉 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寄云霄。彩去 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 　　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 ，都生活在“大跃进”狂热幻梦中。 　　在这种浮夸瞎指挥下，《四川日报》上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 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重８４．５斤，一窝南瓜结９６个，重 １１１６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 ”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１４７１４斤 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 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２、“象精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 　　重庆，当时四川另一重要中心地区。同样大放“卫星”，遗患无穷。这 里只谈表现突出的“猪肉问题”。 　　１９５８年重庆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级财贸干部会议。会上倡导放卫星 ，提出“要夺取全国第一”的口号，要大家辩论。有人说：“不提‘全国第 一，提争取‘全国第一流’吧!”遭到斗争，被斥之为“没干劲”，“阻碍 群众运动!”辩论中，听到重庆农业部门乱吹牛搞出了“牛精猪”，个大体 肥，似牛非牛，似猪非猪，大有搞头。一位重庆负责人就说：“我们也搞牛 精猪!”又问：“什么动物最大?”答曰：“象最大!”“好!就搞象精猪。” 于是就派人去搞象精液。派人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搞象精。对方不同意，说 “象不容易开情，也没办法搞!”后来还要用飞机运象精，在对方坚持不干 的情况下才作罢论。 　　“象精猪”卫星没升空。１９５９年二季度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 任务说“１９６０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２００万头!”并说“当年的主 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２５０万头。这样一来， 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６００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１０ ７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 农村供猪了。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 １０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１７０万头，比去年增加６７、１７％，由于 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 领导人李井泉、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 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４３６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 ，４７６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２００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 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９０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 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 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１９５９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 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 ，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 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 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１ ４１４头，每头平均１７０斤以上。又从南岸六公里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 凑５０００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好饲料 ，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 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 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有的 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 云。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李先念副总理 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 !”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 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 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口饲养 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 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１９５９年后，重庆为争取“全国第一”，在南岸南山搞个畜牧场。口 号叫“财贸职工向荒山进军，支援农业。”有关方面“指示”：“天上飞的 ，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并在一次会上宣传说：“南山将来是：“ 环城轻便马路、码头、缆车、游泳池，还要修个疗养院，修个名符其实的望 江楼”。要搞成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乐园”。要有气魄，“南山要挂两块牌 子，成立畜牧大学，三个月毕业发大学文凭，每个人都懂得化学名词!”这 种情况也非止重庆，当时全国各种“跃进大学”多。 　　但南山荒林杂木，怪石嶙峋，土质瘠瘦，缺肥缺水，动员了几百名商业 职工，日夜赶修，先修抽水站，五·一节把水管接上山，召开万人大会，《 重庆日报》发表了消息、社论，大加表彰。采购人员到处采购各种禽畜，奇 花异木。猪，有苏联大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荣昌猪、金华猪、新金 猪、哈尔滨白猪、河北定县猪、河北吕黎猪等；马，有顿河马、阿坝马；牛 ，有荷兰牛、浜洲牛：羊，有西北绵羊、美利奴羊、山羊；鸡，有澳洲黑鸡 、来航鸡、火鸡；兔，有安格拉兔、青紫兰兔、立克斯兔。还有河南驴子、 建昌鸭子、山东海狸鼠、猴子、鸽子和蜜蜂等等。还有各种花草树木。这些 东西有的是飞机运来的，大都十分昂贵，如——匹马就５０００多元，一只 海狸鼠就１００多元。畜牧场的任务，要繁殖良种。但是，从阿坝买来的４ ０头牛，全是公牛，无法繁殖，群众讽刺为“牛公子，马小姐”。又由于气 候不适应和管理不善，良种变劣，猪死禽亡，只几个月的时间，８３只羊就 死了２９只，５３只建昌鸭子就死了２４只，猴子也跑了，蜜蜂也飞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大白猪。 　　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之后，遍找天下良种，食品公司派专人去北京 搞了五头苏联大白猪。每头猪一千多元。一位有关负责人向南溪口饲养场支 部书记和饲养员指示：“喂养和发展苏联大白猪，关系到中苏友谊的事，搞 得不好就是破坏了中苏友谊!”专门为五头猪修建了一幢小洋房，五个小间 ，白色粉墙……窗户是玻璃的，面临嘉陵江，空气十分新鲜，冬暖夏凉。门 前还专门设有小型运动场，比职工宿舍要好几十倍。职工十分愤恨，唾骂为 “猪皇宫”。苏联大白猪不只是住单房间，还是专人侍候，每头一个饲养员 ，吃的是小灶伙食，五头猪每天要吃一瓶价值１８元的金霉素，还经常吃葡 萄糖。 　　母猪产仔后，每天除了炖鸡子、猪蹄给母猪吃外，还指定两个专人养了 两头奶牛，每天挤牛奶给母猪吃。这五头大白猪都起有外国名字，五头苏联 大白猪养了三年多，挥霍国家资金甚多，不争气的苏联大白猪，只产仔２０ 多个，就陆续地呜呼哀哉了!敖成化工油，多少算作了些“贡献”。 　　１９６２年“大跃进”惨败，牧场下马，来个大削价拍卖。农场全部瘫 痪，房子倒塌也无人管。为时才两年多，共投资１４６万元，经营损失和浪 费损失就１４２万元，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人力的浪费还未计算在内。风光 一时的跃进大牧场，夕阳哀歌中寿终正寝。当时老百姓不敢异议，文革开始 为发泄“大跃进”带来的饥馑苦难，纷纷“造反”揭发……、、 　　３、“钢铁元帅”升帐 　　农业大放“卫星”，工业战线，“钢铁元帅”升帐了。１９５８年９月 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 务！》全民炼钢风起云涌，四川自然不甘落后。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７日，李井泉在电话上听到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的汇 报，说万县在搞万座土高炉运动，当天晚上到了万县，马上叫记者写稿子。 记者觉得事实不够，写不出来。李井泉批评是“秀才写不出文章”。于是， 他在饭桌上对记者口授，并提出全省国庆前应达到五万座土高炉，这篇稿子 第二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见报的当天，李井泉又带上记者到了开县， 据说这是万县专区土高炉搞得最好的地方，当夜决定从农村抽调５０%的劳 动力上山，并立即打电话给省委“钢办”，叫给全省“下死命令”，“各地 县委必须下决心调５０%的劳动力，死不了人的。”还指示四川日报“大力 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从９月２１日起，四川日报头版上连续宣传了 沪州、达县、涪陵、万县、西昌、雅安等专区组织６０—８０%的劳动力投 入钢铁战线。 　　农村大量劳动力上山，粮食收不回来，小春种不下去，严重影响农业生 产。全省调集８００多万个劳动力，浩浩荡荡，组织成班、排、连，大砍树 林、大挖煤矿。强行指定铁在国庆前要达的日产万吨，结果远远没有达到。 四川高级领导人国庆前一天的上午就硬要记者写好了“日产万吨”的稿子。 晚上电话会议，叫各地汇报产量，仍未达到日产万吨。四川主要领导人就叫 记者事先写成的稿子在电话会上念，并叫各地各加多少吨。他说，已经在报 上发过号召的，完不成会给群众泼冷水，还是报万吨吧。 　　省委严令督促下，土高炉如满天繁星，猛增至７万座以上。没有矿石， 动员家家产户将家中铁锅铁铲之类统统献出，当成炼铁原料，理由是吃饭有 公共食堂，个人家中铁锅已无用处了。到后来，几乎能做炭就要烧，沾铁星 儿的就要炼…… 　　到９月２９日夜，凑成日产铁１、０２万吨，产钢５５００吨的“卫星 ”向国庆“献礼”。新华社次日报道：四川成为第九个日产生铁的“万吨省 ”……１２月１２日，四川宣布钢铁生产超额，提前完成全年计划：钢为７ ０、２９万吨，铁为８８、８８吨。 　　这些土高炉炼出的跃进钢铁，大多是“伪劣产品”，根本派不上用场。 铁砣砣堆积各地，风吹雨打，锈迹斑斑，成为劳民伤财“铁的证明”。砍成 光秃秃的群山，为如今严重的自然环境危机，埋下难以弥补的后患……、 　　４、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震天响。公共食堂就是“ 天堂”餐厅，共产风席卷神州。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山东范县县委书 记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 吃四个盘……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看阅报告，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 乎也是可行的……” 　　这些欢歌通过报纸、广播唱遍天下。四川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一些 城镇也竞相办起。为了扫除“私有观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户家 里不冒烟，家家户户吃食堂。鸡、鸭、猪等家禽，屋外树竹都归了公。甚至 有的地方连箱柜家具都归公有……吃饭人人往前冲，比谁吃得多，赛谁吞得 快，吃了是白吃，不吃白不吃。“哪里呀吃饭不要钱?哪里呀老少笑开颜， 走遍天下找不到呀，人民公社吃饭哟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大跃进中 全国模范，毛泽东视察过的徐水县传来的这首共产歌谣，在蜀中大地响起， 四川话唱出更响亮，更有味。 　　在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就办起了４３２个公共食堂。据 红光管理区第五队和九队在部分社员中调查，体重平均增加１２斤，多的胖 了二、三十斤。社员们欢唱：“人民公社好处多，又用嘴说又唱歌，山歌越 唱越起劲，唱得大家笑呵呵!”四川另一个公共食堂“好典型”是达县罗江 人民公社，有１２７个。８４岁的老人何正春哪见过不要钱白吃的事!高兴 地说：“办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现在真是‘老来 红’!”社员们说：“公社食堂是我们的家，子孙后代要靠它!人民公社万岁! 公共食堂万岁!” 　　当时也有些头脑清醒的农民，红光人民公社农民范克臣给公共食堂送了 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兴趣，做事要长远别太乐观!”他很快被 骂成“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对食堂进行冷嘲热讽。这些人的破 坏言行激起了广大社员的义愤……”遭整挨斗在所难免。 　　５、“大跃进”灾难性恶果 　　１９５８年底，湖南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寄来一首诗：“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 与呼!”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却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等人打成“ 反党右倾头子”下台。 　　庐山会议１９５９年８月下旬刚结束，全国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 人人自危、、、、、四川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 误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１０２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 部就有１６万多人……、、中共四川省委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给中共中 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 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 有的。” 　　“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大多是敢说几句真话的人，却被指责为 “否定成绩”、“涣散军心”、“反对群众运动”……“反右倾”运动以后 ，“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更加剧烈。社员说：“除了老 婆娃娃，都是公家的……、 　　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猪杀尽、粮吃完、树砍光……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越办越难。营养不良的“水肿怪病”全川流行，人人恐慌。四川很快从“大 跃进”飘渺神话坠入现实苦海，饿死人无数。１９５８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从 上年的千分之１２、０７跃升到千分之２５、１７。１９５９年粮食继续大 减产，农民全年人均留粮由上年的２５６公斤降为１３９公斤，下降百分之 ４５、７。这一年全省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达千分之４６、９７。１９ ６０年农村每月人均只有原粮１０、８公斤，为１９５８年百分之５０、８ 。全省人口死亡率达千分之５３．９７……（见《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 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３年这三、四年之久的天灾人祸，作者本人亲历， 饥饿恐慌之苦终身不忘。当时成年人每月１５至２０斤粮食，菜油２两，猪 肉２两（有时半年也买不到）……无数人得“水肿病”，腿肿得透明发亮象 要开裂。百姓中流行起吃“小球藻”：接来人尿日晒，久之生出绿阴阴的菌 膜，科学家说这是“高蛋白”，便用这令人恶心的尿渍和少量粮菜合煮，据 说可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 　　张戎博士，是四川文革前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之女，连她这种 高级干部家庭，父母仅管享有某些特权，但她家好多亲戚仍饿死了：她姥姥 的妹妹玉兰和丈夫效石，夫妇两人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自己送命……她姥姥 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饿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编结大蒜串的草带都吃了… …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满脸皱纹的妇女来到家。她是张戎家保姆的母亲。 她一进门在张戎母亲面前磕起头来，称母亲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在张戎 家才没饿死……她丈夫和小儿子都饿死了！一个月后，她回去后也饿死了… …张戎姥姥盘着腿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就是这么多 人都饿死了……” 　　１９８９年，一位曾在专门救济饥荒的部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张戎，相 信四川饿死的人有七百万，这占了“天府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人吃人的事已不是新闻。１９６０年的某一天，宜宾俊英娘娘一个邻居 的三岁小女儿突然失踪了。几天后，邻居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身 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立刻报告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小女孩的父 母是卖烧腊肉的，他俩诱拐并杀不少孩子，当作兔肉高价出售。这对夫妇后 来被处极刑，案情密不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时常有小孩被杀的事发生。 张戎又回忆说： 　　多年后，我遇到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能干、从不夸 大其词的人。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当时在一个公社中所亲眼目睹的事。 这个公社有百分之３５的农民饿死，虽然那年本应是个丰收年。眼看就要到 手的谷物大部分没有收割，因为男人们被派出炼钢。后来公社食堂又浪费了 大量粮食，终于酿成大饥荒。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房间，跪倒在地就是一 阵痛哭，说自己犯不了赦之罪，乞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 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去动刀。他发疯 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 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边吃着一块 小馒头，一个人冲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走，待我回过神来，只见一个非常 瘦小的黑背影，赤着脚飞快地跑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消失了。当我告诉父亲这 件事时，他眼里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人家 的小孩子都在挨饿！”（见《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翻译出版、１９９７年） 　　张戎后移居国外。张戎所著《鸿》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美国出版后， 获得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ＮＣＲ奖、被翻译为２１种文字，在近３０个国 家和地区出版…… 　　毛泽东接连批示，说彭德怀等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分裂共产党”… …所以四川紧跟中央，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动不得……在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８日省委一次扩会议上批评报社：“旗帜不鲜明”，“不 战斗就是投降”……、《四川日报》当晚便突击写出社论：《公共食堂万岁 !》于１９日见报，以很“左”的腔调说：“应该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你们解散公共食堂是解散不了的……公共食堂是好样的，永远垮不了！” 　　“公共食堂万年红”！“公共食堂万年香”!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 年，四川日报充塞了这方面的文章１４０多篇。 　　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公社，粮食大减产，民不聊生。１９６０年，每人 每天只有三两八钱谷子的口粮，死人甚多。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人前来了解 农村情况，有关方面为欺上，当天中午给社员吃了顿干饭。并要社员统一口 径：公共食堂好，顿顿吃干饭。那位负责人当天就走了。结果，立马把准备 做晚饭的已下了锅的米，又拿走了……、 　　“大跃进”神话破灭了。直到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５日，四川省委终于否 定了大办公共食堂。旬日之间，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的腾腾饮 烟，终于在巴蜀大地烟消灰灭，为“成都会议”后奏响的“大跃进”狂想曲 ，留下几缕淡淡哀音…… 　　〈本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文革高潮中的四川》一书〉 小p 2005-11-25 19:40 孟令伟：44年后看 “庐山会议” ---------------------------------------------------------------------------- ---- 中国思维网发布： 2003年7月25日 阅读数： 46 摘自:燕园评论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距今已有44年了。 透过44年的历史风云去重新梳理和思考这次会议，所感受到的不仅仅再是这次会议的沉 重，而是体现出的冷峻的历史必然性――庐山会议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的 命运隐含了或者说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庐山会议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消极因素发展的高峰，另方面标志着党内斗争发生了实 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且打通了走向文革的 道路。在庐山会议以前，以反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主线、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大的党内斗 争。从总体看，党内斗争为纠正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 到，党内斗争并不总是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有时恰恰是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比如 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如此。而且在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 消极的因素。比如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就酿成了西路军的问题，在延安整风 运动中就发生了所谓的“抢救运动”。问题还在于，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阴暗因素不 但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过反而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有时是潜在地、有时是明显地发展着。 从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中的“逼、供、 信”――五七年反右时期大批党员被“扩大化”处理，可以大致看出消极因素的发展轨 迹。到庐山会议，消极因素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个 人倾向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个人权威完全凌驾于党的权威之上；将正常的不同意见表 达上升到了不可再高的路线斗争的高度，另一方面将严肃的高层党内论争变成了无聊的 、一边倒的人身攻击和批判。但庐山会议绝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历史性的 “突破”。“突破”的标志是：“机会主义者”开始变成“反党集团”；党内论争变成 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对付敌人的方式搬到了党的高 层内部，从而使党内斗争从方式到性质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获得了全 党的认可（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这种斗争“新经验”一旦为全党接受（不管是自 觉还是不自觉），就必然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发展开来。“文化大革命”的“整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正是庐山 会议的逻辑发展、“庐山经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推广。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导 火线是从对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为彭德怀反案的批判切入，那末，庐山会议的 要害就是为文革在全党范围内打倒“走资派”提供了武器，为全国性的批判造反运动架 起了祭坛。   庐山会议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高峰――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就同时授予毛泽 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在全党逐渐树立起巨大的个 人威信，这种威信的树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但也必须看到，伴随个人 威信的确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倾向也在滋长。特别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三大改造 的完成、一系列建设成就取得，对毛泽东宣传的突出和加强，个人崇拜就进一步发展了 。毛泽东自己讲要有个人崇拜，有的高级领导人也有意识地推动这种崇拜。如刘少奇就 曾坦言：“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 ‘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 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 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对个人崇拜的提倡和推动逐渐在党内形成一种默 契，惟毛泽东的态度是瞻。合作化的错误、大跃进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党上下 惟毛泽东态度是瞻造成的。尽管如此，在庐山会议以前，还不能说毛泽东在党内树立了 绝对权威，也才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才有“彭黄张周”公开“反对 派”的出现。但经过庐山会议较量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就正式树立起来，后 来又经过林彪等人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就确立 了，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换种说法，没有毛泽东的绝 对权威，林彪、“四人帮”的能量即使再大，这场矛头针对多数老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也 难以发动起来，更难进行下去。   在庐山会议上，除林彪等别有用心者以外，党内其他高级干部对彭德怀等人一边倒 的批判，也就同时为自己种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打倒的种子。庐山会议开始定的 基调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 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 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当然属于前者。他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 ，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 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 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 ，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 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 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但从毛泽东正式在会上发表尖锐讲话以示反击后，会议倾向就发 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趋势。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从24日起的小 组会，就成了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 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 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 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反戈一击”，加上两人在毛泽东 发表“反击”讲话后的当天晚上还有“非组织活动”的嫌疑，便被很快划为彭张联盟成 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声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 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 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 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后来在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 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追查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追逼了 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彭、黄进一步说成“是十足的伪君 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的”。纵观庐山会议及不 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除林彪、康生等极少数人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以 售其奸外，其他包括刘少奇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 、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 、无中生有的党内斗争，而且不少人前后立场的转变之快令人惊讶！竟没有一个人敢以 “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对这场斗争包括通过的决议提出非议!这也就逻辑地注定了其中大 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承受类似灾难的命运。因为既然庐山会议能莫名其妙地给彭德 怀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帽子而打入政治冷宫，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以莫须 有的“走资派”罪名将大批老干部都打倒呢？既然在庐山会议上许多党内老战友能对彭 德怀等人穷追深挖，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小将”就不能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反并“踏上一只脚”呢？所谓纵容罪恶者到头必受罪恶所祸，何况推波 助澜者。需要指出的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以遭到如此冤枉的对待，也是1958年他 在主持军内反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1958年在军内反教 条主义中，由彭德怀主持对肖克等人所谓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斗争，给 肖克等做出了类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一贯坚持“资 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等错误结论，伤害了军内 一批同志，其中包括深受世人尊敬的刘伯承元帅。转年彭德怀就受到更为不公正的对待 。所谓“…错误的逻辑方法和结论一旦形成，就必然地会扩而大之的起作用；”“斗争 之火，烧错了别人，反过来也会烧到自己身上。”   庐山会议置党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可以置国法于不顾；文化大革命践踏宪 法是庐山会议践踏党章的必然发展。按照党章，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最高 领导人提批评建议是其应有权利。但长期以来这个权利履行得不好。建国以后这种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履行，特别是批评党的核心领导人更为犯忌之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 上就触犯了这一大忌。但彭德怀的做法毫无疑义是在党法范围内的合法行为，何况他还 是政治局委员、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元帅。无论采取会议发言、书信表达或当面交换看法 的形式，于情于理都应无可指责。但由于个人崇拜的发展，当时已接近神圣不容侵犯的 毛泽东却容不得彭德怀那直爽的批评，更容不得彭德怀以上书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毛泽 东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把这看作是对领袖权威的公然挑战，是一种“犯上作乱”行为， 于是加以批判斗争，结果保住了领袖神圣的面子，却践踏了神圣的党章。然而党章既能 被党内高级干部随心所欲地践踏，那末国法也就理所当然应该遭到蔑视。果然在文化大 革命中造反派践踏了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冲击国家机关、武斗夺权、打砸抢、逼 供信、大批大斗、抄家游街不受约束。直到这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才深深尝到无法无 天的恶果，才想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为时已晚。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7年面对 红卫兵侮辱义正辞严地诉诸宪法而后者却根本不屑一顾，其根源就在于宪法在此以前就 早被亲手制定宪法的人亵渎了。   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 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党的历史、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开始了。经过大迫害、大动乱和几次生死存亡的较量后，到1976年，当年参加庐山会议 的风云人物先后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下的却是浑身伤痕、积弊重重、冤狱遍地 的烂摊子。教训之深令人难以言表。   重要参考书目：   1、《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主编 胡绳 （本站声明：以上文章和观点仅供学术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小p 2005-11-25 19:41 彭德怀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同志的信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 特写给你作参考 。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 妥之处，烦请指 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 ８．４％，其中 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 收入增长了４３ ．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 特别是象我国经 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不仅是我国伟大 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 迟了一部分必成 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 ５９年就不仅没 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 调整，增加了新 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 时间，就会逐步 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 要的储备，使发 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 排明年度（１９ 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 ８年和１９５９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 须有所舍，才能 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 赶英和超英的跃 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 是加速建成社会 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 了一些缺点错误 ，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 ，混乱情况基本 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 ，能够迅速得到 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 （物力、财力） 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 养了不少技术人 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 。即在这一方面 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 是必要的有益的 。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 见。通过这次讨 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 义经济法则，使 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 党３０多年来领 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 性质看，这种情 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 政治性的。是关 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 些缺点错误，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 会主义有计划按 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我们在处理经济 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另方面，客观形 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 和两条裤叉）二 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 们大跃进的重要 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 穷二白的落后面 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 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 种假象。大家都 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 ，有严重的片面 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 能力，劳动力增 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 是犯了不够实事 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 置信的奇迹也见 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 快到来之势，使 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 ，秋收粗糙，不 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 到武昌会议和今 年一 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 会原因的，值得 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 席在去年就已经 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 领导同志所领会 ，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 不少同志一徉， 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 步跨进共产主义 ，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 ，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 小集体等关系混 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 性、长远性的方 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 基础上。有些指 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 个月就要做到的 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 吃饭不要钱，某 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 就冒然推广，有 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 政治挂帅，就可 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 具体 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 些左的现象，一 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 ，似乎出现了一 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 后一系列措施， 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 又没有损伤同志 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 已基本一致。目 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 年以来工作中的 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 一般的不去追究 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 不熟悉方面，经 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摸索，也 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 较易觉醒和体会 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 绩伟大，问题很 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 的。今年明年和 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 ，某些重要产品 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小p 2005-11-25 19:42 反思大跃进/秦晖、杜钢建、王东成、黄钟、杨支柱 　秦　晖：清华大学（北京）文学院杜钢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学部王东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黄　钟：中国经济时报（北京）杨支柱：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法律系 秦：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次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 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大饥荒的原因。死了那么多人，大致是什么原因造成，有种 种的说法。有的说是国家征购得太多了，把粮食都征购完了，所以把农民都饿死了。 还有的说高征购其实不足以造成那么大的死亡，主要是公共食堂造成的：一个月就 吃掉了一年的粮食，所以就造成这种事情。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就是当初苏联搞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斯大林有一 个理论。原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改造小农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小农是个私有者又是个劳动者，只能感化不能强迫，因此需要有耐心。 当时很多俄罗斯人是根据这种说法看待农民问题。中国也一样，革命刚刚成功的时 候把这个过程估计得很长。後来由於种种照我看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一种形而下的 原因，具体说就是粮食危机，人为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斯大林当时的理由是：俄国 的农民不同於西欧，西欧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俄国的农民不是，俄国的农民长期以 来有农村公社的传统，习惯於公有。这几乎就是民粹派的那套说法。所以斯大林说 恩格斯说改造农民那么麻烦，过於谨慎了，由於我们俄国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们的 集体化和共产搞得非常的迅速和顺利。俄国就这样搞了。 　　後来我们中国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很多俄国人包括在我们农业部的 俄国专家都说，俄国这么搞可以，中国这么搞不行；理由就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 都是小私有者，甚至小私有得比西欧的农民小私有的历史都长。俄国因为有农村公 社传统，所以可以这样搞，中国这样搞肯定要栽跟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直到现 在杜润生的一篇文章还提到，说集体化这个道路是根据苏联的国情定出来的，其中 也提到苏联农村公社有这个历史传统，所以他们搞这个符合苏联国情；但是把它搬 到中国来就不行什么等等。可是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苏联搞集体化 遇到的农民抵制要比我国大得多。现在我们根据苏联的档案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过程 了。当时苏联消灭富农，把几百万农民都流放了，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农民造反 造得很厉害。镇压也很厉害，出动了上万的正规军，还出动过飞机、大炮、坦克。 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发生过红军部队的哗变，因为镇压太厉害，而红军大多是农民子 弟。但是中国呢？应该说毛搞的这套东西肯定农民是不喜欢的；可是农民基本上没 什么反抗，或者说这个反抗的程度要比俄国小得多。实际上中国走上这条路，即从 合作化开始到人民公社，应该说和这些人的说法正好相反，反而比苏联要顺利得多。 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比俄国的村社社员要更容易地被集体化？ 那跟毛讲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然是两回事，因为我们讲的是被集体化。但可以肯定 的是，至少中国的农民在这个过程没有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那种斗志。这是个很值 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以及对改革以後 中国现在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整个过程的很多特点的认识；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个 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我当时提出一个看法，其实俄国农民之所以对集体化有能力采取那么强烈的反 抗，恰恰是因为它有农村公社的传统。农村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小共同体的自 治性，小共同体的自治纽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比较有利於农民组织起来的方 式，所以村社反而有助於对由国家强制进行的集体化进行抵制。而对中国所谓的小 私有，我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个分析：实际上共同体对个人权利、公民个性的压抑是 分层次的，有社区、家族等这些小共同体，还有以国家的面貌出现的大共同体这两 层。在有些情况下小共同体的缺失，表面上给人看是一种所谓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但是实质上这个东西的缺失不是因为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因为大共同体的压力很大， 连小共同体的自治权它都不允许你有，公民的个人权利就更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 小共同体的不存在表面上产生的一些现象，包括所谓自由的交换，所谓个人主义， 甚至所谓文官制度等等，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生的一些现象相似，而实际上正好相 反。 　　根据我的看法，西方中世纪对个人权利的束缚，主是是小共同体的束缚，包括 采邑、村社、行会、教区、家族、等等。这些东西对个人的束缚非常厉害，所以当 公民权利成长比较弱小的时候，曾有过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过程，就是公民个人 权利与大共同体结盟，就是以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来打破这些小共同体的束缚。然後 在市民社会得到一定发展、个人权利得到一定成长的情况下，再来把王权冲决。可 是中国这个过程正好相反，因为中国扼杀个人权利的主要是大共同体的束缚，而不 是小共同体的束缚。在中国的大一统的状态下，实际上小共同体一直是很不活跃的。 现在中国不管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大家都在那里大吹什么家族、村落、 乡村自治等等东西，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他们正相反。我国改革以前几乎就没有 过这些东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於，实际上中国的公民个人权利主要是受到 大共同体的束缚，这同西方不一样。所以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个恰恰相 反的过程：不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来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而是市民与小共同体的 联盟来摆脱王权的束缚。这可以解释我们改革中产生的某些从微观的层面看是非常 原始的东西，包括一些家族的复兴。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 的地方，也就是东南沿海的这些地方，家族这类东西就越多。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意 味着什么？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就是共产党的传统的解释。就是说 这东西是封建复辟，是很糟糕的一种现象，是需要压下去的。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现 在一些新儒家的解释，认为这些东西体现了什么中国文化的伦理魅力什么的。我觉 得这两种解释恐怕都很成问题。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这种非政府的小共同 体，哪怕是前现代的小共同体的自发的发展，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哪怕它本身从微观层面看来是前现代性的，甚至是反现代性的；但是只要它构 成一种与大一统离心的这样一种力量，只要它构成一种自治力量，我认为在一定的 时期内就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至於将来，就象西方的市民社会要抛弃王权的束缚一 样，中国人是肯定要抛弃这些东西的。那些新儒家以及所谓的东方救世论者宣扬的 那些所谓特殊的伦理魅力，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照我看这恐怕是下一步的事情。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它主要是从公社化过程中导出来的。 　　现在有一些“古怪”现象，比如农村很多地方搞基层民主，不管这个基层民主 是好是坏，有一个现象恐怕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可以解决的。现在很多地方，尤其 是东南沿海，很多地方政府反对村民直选，最大的理由并不是说民选自由化或西化， 而是说这样做造成家族势力的膨胀，形成了什么家族控制。最可笑的是，现在浙江 很多县政府，非常讨厌村民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把它解散了，另设什么管理委员 会，去接管这些村政权。这些管理委员会反而任命当地的大资本家去负责。这些人 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从表面上看是商人，而且是没有家族背景的商人，似乎他比 家族更现代化，更符合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非家族化，不是真正市民社 会成长的一个标志，而是一个大共同体扼杀小共同体自治权的一个过程。这种“怪” 现象由来已久。例如在清末立宪的时候，广东的立宪派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所谓 的家族自治，这个口号在北京的保守官僚那儿也引起了喧然大波，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很不好的现象。我觉得不一定是家族，只要是民间各种形式的自治，哪怕是用现 代化的观点看并不十分现代的自治，相对於打破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束缚来说，在一 定的历史时期仍会有一定的合理性。 　　王：秦晖讲的是中国市民社会进步的一个倾向，必然体现为一种市民社会的形 成和发育。只要是市民社会发育的各种形式都是有利於打破专制统治，有利於实现 个人权利的。在这些形式里有一个问题，一个挺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提出 来的黑社会，它也是民间的一个组织形式。 　　秦：其实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不是靠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难用 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去判断。这要看中国人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即使在西方，市民 与王权的联盟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市民利用了王权，一种是王权利用了市民。在 有些国家是市民利用了王权，把那个领主先打掉，然後市民渐渐壮大起来，然後又 把王权打掉。但也有些相反的，如西班牙就是个例子。在西班牙就是王权利用了市 民，把一个个小山头，就是你说的那个黑社会势力全部扫平了以後，建立起来了一 个非常保守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以致於最後西班牙变成了整个欧洲最落後的一块地 方。谁也不能保证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会有利於市民，它也可能是有利於王权的。 中国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例如说市民与庄主联盟，或者说与族长的联盟，当然这里 头也有一个到底是市民利用了他们还是他们利用了市民的问题。到底将来结果是形 成一种比较正常的发展，还是反过来形成一种中央集权虽然解体了、大一统虽然没 有、但黑社会横行、社会完全解体的状态？这要看今後的发展。 　　王：这个状况我看不容易出现。从中国文化、从中国老百姓的倾向看，他们非 常容易接受国家名义的压迫，而不容易接受非国家名义像家族或异姓对他们的压迫。 　　秦：我也是这样判断的。中国目前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在朝 多元的方向发展。包括现在社会中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积极现象，从微观的层面都可 以发现大量的非现代性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破罐破摔说所有 的这些东西一概都是乱七八糟一无可取以外，当然只能承认这个东西在一定的时期 的必不可少。只要有利於消解大共同体的一元化专制，那么在这个时期就有它的合 理性。包括现在农村中出现的一些经济组织，说实在所谓乡镇企业不管是公有也好 私有也好，区别并不太大。照我看许多乡镇企业的经营几乎就是农奴制的经营，从 这个层面看是非常落後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否认，它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尤 其是经济的多元化，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禹作敏这个事情。 禹作敏出了事以後，知识分子一般都说禹作敏这个人有多么多么黑暗。其实仔细分 析一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其实大邱庄的人并不恨禹作敏，他实际上没有得罪 大邱庄人，到现在也没有揭露出他把大邱庄集体的东西装进个人口袋。把他抓起来 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民众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究竟该怎么看？如果仅仅是 谴责禹作敏，我认为是不太公正的。禹作敏肯定是一个庄主，肯定不是一个现代的 企业家；但是他的这种活动政府是不喜欢的。我觉得政府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 打死了人，而是因为政府管不了大邱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大邱庄成了一个针插不 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如果纯粹从理想的市民社会的角度去看，当然会认为 禹作敏这个人一无可取。如果说禹作敏那种领主式的行为引起了大邱庄村民的不满， 村民的民主意识、村民的个人权利迅速地成长起来，把这个禹作敏给推翻了，那当 然是最好的，是代表现代化倾向的一种现象。如果抓禹作敏仅仅是体现了一个集权 国家控制社区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就比较滑稽。 　　其实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我们只要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经常说罗马法是当 代西方法治的祖先，很多人甚至说得很极端，你看马克思都说过罗马法对捍卫自由 产权来说已经完善到这种程度，说是现在资产阶级连改都不用改搬过来就能用了。 它的确好象是这样的，这个罗马法确定的权利不管是物权还是什么，都是以个人为 单位的。有些搞法制史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讲的罗马法并不是罗马共和时 代以及帝国初期的罗马法，而是拜占庭时代的罗马法。这就有个问题，拜占庭时代 搞出来的罗马法，为什么没有使拜占庭帝国走向市民社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罗马 时代的罗马社会是一个家长制社会，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是非常典型的。人们都说 中国的家长制和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很强，其实罗马人的家族观念比中国人要强得多。 罗马共和时代和帝国初期讲的所谓罗马公民指的就是父权制大家长，而且早期的罗 马法甚至公然规定家长对子女对家人的权利相当於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但就是在 那个时代罗马有共和制度，有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有和後来的西方能够接得上茬 的那些政治制度。後来在罗马走上专制的过程当中，包括君士坦丁的改革，一步一 步把这个家长权全部取消了。原来的有夫权婚姻被无夫权婚姻取代，民事权利的主 体由各家家长逐步向每一个家庭成员过渡。虽然从微观层面来说好像是个人都起来 了，其实相反，是王权把家长权给剥夺了，而不是公民权利成长起来把这个家长权 给解体了。所以後来的拜占庭帝国就成了一个专制集权的老大帝国，反而离後来的 现代化发展更远了。 　　再看49年後搞的那些婚姻法，从微观层面上看都是相当进步的，甚至比很多西 方国家都进步，对家长权、夫权、父权的否定非常彻底。但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什么 呢？妇女是从夫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了，可是她们没有成为西方式的自由公民，而 是由“屋里的”变成“国家的”。解放的结果与其说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了，不如说 是男人的地位下降了，“男女平等”地成了全能国家的奴隶。个人权利的成长和小 共同体的解构在有些情况下是同步的，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同步的。如果小共同体的 解构是由大共同体所主导的，而不是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主导的，那么这种解构 有时候并不意味着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反而意味着它更难成长。我曾经在香港做 过一个报告，提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 英国的圈地运动。教师解释得也不清楚，我们当时也不理解，就理解为我们古代有 权的人跑马占圈那种事情。上了大学做了历史系教师以後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圈地运 动的时候，学生也都这么理解。实际上圈地运动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说穿了圈地 运动就是一场自由租佃运动。英国的地主原来因为他们村社的传统非常之浓，本村 的人不能把土地卖给外村，甚至连租给外村的人都不允许，所以当地的村民就有世 世代代种这一块地的权利。後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有了所谓自由租佃这么一说。 比如有些养羊的人能够出得起更高的地租，那么地主就把土地租给他们，把原来的 佃户给赶跑了。所谓圈地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它和那个跑马占圈一点关系 都没有。这种解释中国人最难理解的就是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有“自由”租佃。现在 某些人尤其是搞人类学的那些人强调什么小共同体的凝聚力，我认为在中国这全无 边际。从文化比较角度看中国乡村恰恰缺少这种凝聚力。中国的土地原不要说租给 外村人，就是卖给外村人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却一直 没有发展起那种很健康的市场经济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的确有许多很 值得研究的地方。我觉得在一个集权国家压制下的那种一盘散沙式的小私有，反而 不如那种不管是领主也好村社也好更接近於现代私有制。 　　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反封建的核心就是反对小共同体，把农村的家族势力彻 底反掉了，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一杆子插到底。过去中国也是有家族势力的， 一个家族的田地不能自由地卖给其它家族的人。中央政府也不直接控制农民个人， 而是把家族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纽带，通过家族控制农民。   秦晖：你这个说法大概只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而且是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 达的那些地方，才能够成立。所以这本来就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家族势力不是出现在最落後最保守的地方，而是出现在东南沿海这些地方？别的不 说，因为别的东西不好量化，有一个比较好量化的东西就是族田族产。族田族产在 解放以前占的比重最大的地方就是珠江三角洲。广州附属的各县在本世纪初80-90% 的土地都是族田，族田在广州府以外的广东省其他各县要占到30-50%。在浙江族田 大概也要占到30%左右。在长江流域就要少得多。我们统计过湖南的长沙府、湖北 的汉阳府，这两个地区族田约占当地田地的15%左右。到北方就几乎没有族田了， 关中43个县没有1个县超过1%的。河北的正定县按照李景汉他们在本世纪初搞的一 个调查，就几乎没有族田存在。他们调查的62个村大概总共有26万亩土地，族田只 有几百亩，可以忽略不记。可能在东北就更没有了。反正越往内地越往那些封闭的 地方，这些东西就越少。 　　黄：但是我觉得我老家湘西，族田虽然少，但族人之间的纽带是很强的。同族 的人共同出钱建祠堂、修族谱；一家有事各家帮忙，只要是一个家族的。我跟我们 族的人还不是一个村子的，但包干到户以後族的纽带还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过去 无论是蒋介石时代还是以前的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都只能达到县一级。我们那里 过去土匪很多，要靠家族自保和乡绅自保。这和毛泽东要搞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 体制是不相容的，所以他要反封建。但是过去这个家族势力就从来没有走到和中央 政权相抗衡的地步，它一方面能够维护中央集权，但同时可以保护家族的部分利益。 比如你遭了灾或家里出了事，大家出钱为你打官司，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而且族 权和中央政权不形成对立，它们似乎是互补的。（杨：我们那里虽然土匪很少，但 家族的活动和作用跟你们那里也差不多。） 　　秦：我觉得要区分不同情况，家族强大到一定程度就有问题。因为实际上很多 的政府尤其是广东的官府，对家族这个事情非常忌讳。表面的理由是这个事情一大 起来就影响秩序，产生家族械斗这一类的事情；实际却是因为家族对政府控制能力 的削弱。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肯定共产党搞的这套革命就是用大共同体的力 量把小共同体给扫掉了。扫掉小共同体并不是为了解放私有制，恰恰相反是为了彻 底地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不是把族田族产作为家族公社给消灭的，它是把族田族产 作为地主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给消灭掉的。另外，尽管把49年以前的农村和49年以後 相比，可以说49年以前存在家族自治、乡村自治，但是我们要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谈论我们中国的特点，就不能把它与49年以後相比，而只能和其他民族相比。实际 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点小共同体凝聚力都没有；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应该说比 其他民族都差得多。 　　我认为这和中国古代的法家传统有很浓的关系，法家就是破坏这个东西的。整 个商鞅变法就搞得跟毛差不多，毛後来要评儒批法就是这个道理。商鞅变法采取的 几个措施，一个就是强制分家；另一个是鼓励告亲，反对容隐。商鞅鼓励儿子告老 子，妻子告丈夫；绝对禁止夫妻父子之间互相包庇。我们从云梦睡虎地的秦简中看 到的秦律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秦律中规定的财产权简值现代得不得了：它规定的财 产权主体都是个人，根本就不是家庭。秦律中甚至有“父盗子”、“子盗父”、“ 假父盗假子”这样的规定。秦律又规定“夫有罪，妻先告，其财不收”。这就是说 父子、夫妻之间财产全部是分开的。如果是老婆犯罪，老公去告发，那就更加优惠， “其财畀夫”，不但丈夫的财产不没收，妻子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励丈夫。所以秦 朝统治下的那个社会就跟共产党统治下是一样的，国家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 　　从汉代到清代这个过程说起来很长，不是一两句话概括得了的。总而言之在後 来的中国社会是儒法两家产生了一个互补，但是这个互补一直是儒表法里的，表面 上儒家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法家的一套东西更起作用。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儒家都 讲性善论，但中国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彻底的性恶论者。中国人与人之间难打交道 是世界各民族中最少见的。中国的皇帝对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所以有宦官、外戚这 种现象存在，有非常严格的回避制度等等。法家是以吏为师的，所谓“吏”的一个 特征就是只忠於皇帝，其他的六亲不认。到了後来儒家就重儒了。所谓儒就是说“ 三纲五常”之类，比较强调所谓共同体多元化的；就是儿子不仅要忠於皇上，也要 忠於父亲。但中国历史的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吏”的儒化，实际上是“儒”的吏 化，实际上一直是沿着这个传统走下来的。只是到了近代，到了明以後，才有了一 些变化。我们看到的很多家族复归什么的现象，说穿了是不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一 直沿下来的我是很怀疑的。照我的看法这至少在中国秦汉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象我 们现在什么张家村李家寨这种家族化地名，都是宋代以後才有的，汉代绝对看不到 这样的地名。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代的出土文物中那些基层地名全是多姓杂居的，而 且丝毫也看不到什么大家族的存在。到了後来才出现了大家族。这有两种情况，一 种大家族是没有什么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家族，这种家族比较容易产生那个械斗一 类的事情，政府也就比较头疼。还有一种就是象你们讲的那样，是和大共同体比较 和谐，实际上族长主要是代表皇权来看管族众的。这种家族不是没有，但是不能一 概而论。总之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复杂；要讲清楚的话，需要做比较多的工作。不 过如果简单一点讲的话，哪怕就是说在近代中国的这种情况，如果跟其他民族比， 还是应该承认中国的所谓自治比其他民族要弱得多。 　　现在看起来我们对家族的很多观念需要重新认识。比如说现在许多研究家族的 人追根寻源的结果发现，象福建的很多家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最初都是多姓的，都是 改姓归宗的结果。由於它那个小地方的一些共同利益需要有一种凝聚力，它就把原 来不是一姓的人都弄成一姓的人。这些家族看起来都很明显不是一直就有的，而是 比较晚的。对族谱的研究表明现在福建的客家家族大部分都形成於明嘉靖以後。这 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我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轻 而易举地搞出大跃进这种事情来，搞出人民公社这种事情来，而老百姓基本上没有 任何反抗的能力，和这点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作过一个对比，中国反集体化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过，搞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广东、浙江、江苏这三个省。所谓广东“永宁 事件”、浙江“仙居事件”、江苏“泰县事件”，都是当时发生的几千农民冲击县 城砸了政府造成了很大风波的事情。这些地方正好就是49年以前家族势力比较活跃 的地方。反而是北方的所谓的彻底的小私有的地方，公社化非常之快非常之顺利。 根据现在杜润生的那种解释，那么这种地方应该是集体化最困难的地方。 　《爬 在给沈志华的那?《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写了一篇序言这样 说。最近在很多场合都这样讲过。他讲的当然是一个党内改革派的理论，就是说毛 泽东搞的这套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从他的角度来说当然还是应该支持的，实际上 这是他们共产党人的一种反省。但是我们不存在一种要否定毛泽东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早就完成了。因此我们考虑问题当然比他要更进一步：我们要考虑的 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而不是这种事情到底对不对。 　　王：大跃进这种事情为什么会产生，人民公社为什么这样几乎一夜之间就形成 了，遇到的反抗确实是很小，在我的记忆中就找不到这种反抗。 　　秦：比较一下苏联的集体化。苏联当时集体化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在全盘 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搞得非常极端。我们最初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是说 阶级斗争扩大化什么的，後来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其实苏联采取那么极端的措施 不是一点原因都没有，当时农民的反抗确实很厉害，以至於被流放的托落茨基还给 他在莫斯科的同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在苏维埃政权受农民战争威胁最危急的 关头，你们应该支持斯大林，不要计较我们之间的那种派系冲突。”苏联农民的反 抗确实是搞得比较厉害，现在看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俄国农民有非常 发达的村社组织。 　　俄国的村社组织说起来很滑稽，就是斯托雷平搞的那个所谓资本主义的改革它 也抵制，共产党搞的国家控制的那一套它也抵制。它一方面压抑公民个性的觉醒， 但反过来说它也有对大共同体的压抑保持一种自治的那种抗衡作用。 　　黄：我想先接着秦晖刚才关於“儒表法里”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中国 文化里除了儒家的东西和法家的东西，还有一个道家的东西。道家思想对中国人的 影响一点也不亚於儒法两家。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三位一体。 　　秦：其实中国的儒家後来是被道家和法家两家给瓜分了，实际上就变成道儒和 法儒的两极化，就是有为之儒和无为之儒的两极化。从无为之儒这个角度就产生所 谓“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国家什么都不管的 这样一种体制。 　　黄：我觉得现实政治可能跟您讲的这种两极化有差距。从现实的角度看统治者 是同时需要这三个东西的。例如秦始皇，他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想一杆子插到底， 把所有的个人都控制起来。但是法家不能提供一种为老百姓所需要的道德的东西， 也不能给统治者提供遮掩。而且古代的集权体制也不可能搞得象现代的那么精细， 不可能保障体制中所有的人都能够始终对皇权负责，它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强制 不了，当然就需要说服；因此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统治者都需要儒家的东西，儒家所 提供的这种道德的合法性是法家提供不了的，也是道家提供不了的。但是儒家的东 西没有政治上的可操作性，所以它对於统治者来说是一种 冕皇的东西。现?政治 中不管你是去当一个县长还是一个乡长，都要靠自己去“悟”，去适应，这实际上 是对儒家的否定。结果当然是一部分人可能适应了，另一部分人则需要退缩；也可 能一时适应不了，以後才能适应。那么不适应的时候要避免幻灭感，就需要一种能 够提供心灵安慰的东西，这就是道家的东西。至於老百姓，他们被剥夺了参与政治 的机会，政治是上面的事情，他们本来就管不着，对他们来说通常最安全的办法就 是随大流，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所以道家这种东 西非常有利於皇权一杆子插到底，很容易与法家的东西结合起来，大跃进这种事情 能搞起来而没有遭到民众和官员的强烈抵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着更密切的 关系。法家传统所导致的小共体弱小只是使人们丧失了抵制暴政的能力，道家的乌 龟哲学却解脱了个人随大流和为虎作伥的道德责任，这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根本 办不到的。 　《牛捍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有这么一个现象非常突出，就是 带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共产党的所谓“反封建主义”，黄钟把它概括为“反家族 主义”是很准确的。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呢？这并不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 从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从康、梁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以沈家本为代表 的立宪派和以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之争来看，你发现争论的很多问题焦点最後都 集中在家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恰恰是那些力图维护皇权的人在大力支持家族主义， 维护家族传统。而反家族主义的人则都有东成刚才所说的那种倾向，就是宁可接受 国家名义的压迫而不愿接受小共同体的控制。这种国家主义的态度在近代学说中发 端於梁启超，梁启超把博爱主义解释为爱祖国或爱国家，甚至到了国际联盟萌芽、 产生的时候他都没有意识到在国家之外还有一种超国家的组织，也就是国际社会。 他把国家主义看成最高的道德原则，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彻底地批判家族主义。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同样有国家主义倾向。到了五四运动时候，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仍把 矛头集中对准家族主义，对准乡村的各种民间传统组织，对国家主义没有任何警惕。 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共产党49年以後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一系列压迫性活动，包括集体 化、大跃进和後来的文革。因此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反思要特别注意反思国家主义。 真正的共产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其实都是超国家的；一到中国 就和国家主义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不但是瓦解了各种小共同体，而且也彻底 地剥夺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需要一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保护，包括 家庭、家族、邻里和各种个人的自愿联合形式。正是这些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相 互制约才能保障个人既不受他人的侵犯也不受来自共同体的专横压迫。但是从清末 以後中国社会几乎一直处於动乱之中，这种动乱加上经济上的原因，还有各种对家 族主义的批判所引起的人们观念的潜移默化，使原来的各种小共同体主要是社区、 家族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虽然基於人们的需要也有一些组织得到了重建，也 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都很脆弱，再加上对国家主义缺乏应有的警惕， 因此这些组织很容易就被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瓦解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整个农 村已成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对抗大共同体的能力；因此大跃进，还有以後的文革， 都能够畅行无阻。大跃进能够发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农村中的 无产者，或者说是边缘人。这些人由於懒惰或者其它的原因，长期处於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核心圈以外，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整个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 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把这些人用作运动的先锋。因此反思大跃进，反思中国共产 主义运动，就必须警惕这种流泯无产者的危险性。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能够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实现他自己的 意志，这里面存在一个从领导科学的角度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大跃进的发起到全面 展开来看，与当年希特勒在德国领导的全面经济复兴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达到规划 目的的角度来看，从所使用的动员手段来看，他们都是很相似的。他们是不是成功 的领导者？我比较赞成哈佛大学海菲斯在《没有简单答案的领导艺术》（1994）这 本书的观点。过去的半个世纪整个西方的领导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倾斜，也值 得我们中国人反省，就是大家都比较容易对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有高度的个人权威 同时又具有巨大的组织动员手段和力量的人产生盲从，包括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 人。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两点要 注意：一点是被领导群体的道德水准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再一点就是领导者有没 有把依靠他们所处的位置所能了解的信息充分地、客观地提供给被领导的群体，也 就是说被领导群体对形势的判断有没有误差，有多大的误差。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 毛泽东、希特勒这两个人都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整个大跃进，包括後来的文革，不 仅没有使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提高，反而大大地下降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在 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彻底地屈服了，形了了卑躬屈膝的所谓党和领袖的“恩情深似 海”的那么一种全民心态。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看，大跃进这样的运动能够搞起来， 当然有国家权力作後盾，但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 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只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 不论参与的後果如何，不论参与对於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 自我的表现就行。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参与应当是 有利於个人尊严和个人权利的，为此参与者首先就必须对所参与的事情有充分的真 实的了解。如果公众参与的运动出发点本来就是剥夺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话，即使 参与者主观愿望是良好的，结果也会象大跃进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後果是严 酷的。所以如何看待公民参与，如何动员公民参与，如何配合公民参与与国家权力 的关系，这在政治上恐怕还有一些标准需要重视。这个标准说到底就是一个，就是 公民权利的标准。这个标准问题甚至在知识分子中间也仍然没有解决：只要允许他 有一定的参与，他就心满意足。例如钱端升先生，他在49年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 都是积极参与并引以为荣的，而不问参与的结果如何，最後连他自己也倒了霉，从 而感到很多的困感。所以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跟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或多或少都 有关系，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反思。 　　王：大跃进的发生有几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钢建刚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就是国家主义。中共统治下国家权力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来就非常微 弱的个人权利意识泯灭殆尽，个人权利和个人尊严也因之泯灭殆尽。一方面共产党 把对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心理煽动到了极端高昂的程度。大跃进一个非常 重要的口号就是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英赶美，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是要 压迫我们灭亡我们的。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象共产党这样把人民群众的 “原子化”水平搞得那么高。每个人根本没有别的依托，而只是一个一个相互分离 的“原子”，这样中央的号令就非常容易起作用。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过去 人们把大跃进看成经济疯狂，把文革看成政治疯狂；这不正确，它掩盖了问题的实 质。大跃进的问题首先是个人权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大跃进能够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的 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 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钱说只要充分利用太阳能就能 亩产万斤。”这是中国科学家的耻辱。一个科学家居然可以为伪科学来鼓吹，哪里 还有什么科学精神？ 　　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道德的问题。从五八年大跃进的发生来看， 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封建时代还有敢骂皇帝是昏君 的，还有尸谏的，大跃进时没有一个部长或封疆大吏敢说话，就连彭德怀——他不 过遮遮掩掩地“跪着”批评了大跃进几句，就在庐山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检讨。道 德观念丧失殆尽，人们信奉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这比国家主义更危险。封建士大夫 还相信有个道，还总算有个东西在内心支撑着他。共产党的理论是无神论，什么终 极的东西都不相信，什么都可以推翻，每一个人都按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在生存， 没有一种终极的、道德的东西。（王：人们干坏事、干错事、干荒唐事的时候有的 是糊涂，有的并不是糊涂，而是因为没有任何道德观念。）你看薄一波写的回忆录， 他就说没办法，就得这样说。这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生存方式。他只知道效忠；因 为他感到只有效忠才能生存下去，才能保住乌纱帽。（王：河南吴芝圃搞的那个密 植，还有王任重他们，搞那些弄虚作假的东西，就是更典型的机会主义了。） 　杨：在跃进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道德问题还不只是政治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 全民道德问题。黄钟讲到大跃进的发生和发展是政治家的耻辱，东成讲到大跃进是 中国科学家的耻辱。我想再加一句，大跃进也同样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耻辱。难道人 文知识分子就没有人看出大跃进要搞出问题来吗？当然有的是。龚祥瑞先生就跟我 说过他从来就没有感到过49年以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有任何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他 说象他这样留学欧美回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不可能赞同这些政治运动。但是 他又说他们不能唱反调，因为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使得共产党对他们另眼相看。他说 唱反调的事应该由共产党员和所谓革命群众去干，他们能自保就不错了。所以历次 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地参加，或大力鼓吹，或随声附和。如果把大跃进和反右、文革 等运动作一个比较，大跃进运动无论是在对人权的践踏还是对经济的破坏方面，其 严重程度都远在其它运动之上。但是无论文章、专著、文学作品还是文人们写的回 忆录，反映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的都远没有反映反右和文革的多，也更不真实。这 其中或许有言论不自由的原因，但反省反右、文革也有同样的困难存在，所以我想 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於大跃进的饿死的几千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民没有文化， 发不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而反右和文革就不同了，挨整的是知识分子自己，当然 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地富反坏”。人文知识分子白吃了农民种的 粮食，却不为农民说话，只知道替自己和受委屈的官僚说话。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 子的奇耻大辱！ 　　秦：我最近为纪念《共产党宣言》诞生一百五十周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的就 是这个问题。“告别乌托邦”、“走出乌托邦”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里已经讲了十 几年了，这里头的确有很多误区。象大跃进这样一场风波，所谓乌托邦所谓理想主 义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我是比较怀疑的。对於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宗教关怀的民族来 说，很多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什么乌托邦。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告别强制的问题， 而不是什么告别乌托邦的问题。如果就把乌托邦当作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我觉得乌 托邦没有什么告别不告别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从追求尽善尽美而得到 较善较美的过程。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你选择一种强制行为，不能仅仅说：“因为 强制行为依据的那套想法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它是不合理的”，强制本身的不合理 性并不以强制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为前提。以一种不能实现的理想来强制你是错的， 那么以一种能够实现的理想来强制你是不是就是对的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拿基督教来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只要不 搞宗教审判，不搞教权政治，那么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就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和意义。 共主主义也好，什么别的主义也好，其实也都是这样。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 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觉得理想主义的理想再高也没有什么。很多人都 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乌托邦，市场经济是很现实的。其 实就理念来说，纯粹的计划经济 痛看 的市场经?大概都是乌托邦，在现实社会中 大概都没存在过。部分的计划经济和部分的市场经济大概都是现实的，所以也不存 在哪个更现实的问题。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於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它 允许每个人有选择权，其中包括选择自己为乌托邦献身的权利。但是这仅仅是你自 己为乌托邦而献身，而不能强迫别人。大跃进之所以说它不是乌托邦，一个最明显 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献身於什么乌托邦事业。象那些 大“放卫星”骗人的人，他们的动机无非是两个，说得坏一点是邀功请赏，说得好 一点也不过是保 纱帽，害怕引火烧身等等。如果这些放卫星、大叫高征购的人自 己饿死了，当然可以说他们为乌托邦而献身，是什么理想主义的悲剧。但是这些人 没有一个饿死的，死的那些人也没有人去问他们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理想、愿不愿意 为它献身。一方是昧着良心的，一方是迫於权势的，哪里有什么乌托邦？而且对中 国人来说，告别乌托邦容易，告别强制是很难的。之所以告别强制很难，是因为强 制给一部分人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这些人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强制；对於另外一部分 人来说，摆脱强制的过程又很危险，所以很多人不敢冒这种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告别强制才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和非常尖锐的问题。 　　王：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大跃进确实不是个乌托邦的问题。发动大跃进的那些 人本身就不相信他们所许诺的乌托邦，他们并不打算为之奋斗牺牲，却导致了许多 别人的牺牲。 　　秦：乌托邦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托马斯　莫尔，托马斯　莫尔的确是自己死 掉了。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两个托马斯给人的启示》，一个是托马斯　莫尔，另 个就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托马斯　托克威马达。这两个人基本上是同一时 代的人，都是宗教法官，而且都站在旧教的立场上反对宗教改革，为宗教审判辩护。 托马斯　莫尔就写过不少文章，证明上帝审判撒旦是应该的，但是托马斯　莫尔并 没有进行过异端审判。那么究竟有多少宗教法官真正相信自己所审判的对象就是撒 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托马斯　莫尔本人是因为反对宗教改革而殉教的，他 死了以後罗马教庭追认他为圣徒。後来也有人提到托马斯　托克威马达是不是圣徒 的问题，罗马教庭予以否认。罗马教庭当时的说法很有意思，这当然也是历史的事 实：整个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它烧死的人最多，把宗教审判搞 得最极端；但是後来罗马教庭说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是世俗化的。当时西班牙的王权 和罗马教对立得很厉害，王权基本上控制了宗教审判的过程，所有的教会人员包括 法庭都是由国王操纵的，罗马教庭基本上没有说话的余地。罗马教庭对此当然也很 不满意。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最世俗化的宗教法庭往往把宗教审 判搞得最极端；象托马斯莫尔这样有宗教情怀的人不但本人没搞过宗教审判，自己 反而成了被审判者。中世纪宗教审判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恐怕并不仅仅是因为 对宗教的虔诚，而主要是因为一些世俗的原因。 　　黄：秦晖刚才讲到告别强制，也讲到告别强制需要勇气。按我的理解就是我们 国家需要英雄，需要一种能够理解英雄的精神和情怀。不过中国向来是“胜者为王 败者寇”。钢建前面讲的那些评价领袖的标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的中国是行不通 的。中国人评价领袖用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没有一种终极关怀。中国缺乏的 就是乌托邦精神，它不理解英雄，它蔑视英雄。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怎么才能把包括 市民社会在内的西方政治文化同中国的政治文化融合起来。如果不能融合起来，这 些东西就只能停留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没法得到大众的理解。海菲斯的领导理论 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人不可能在成功标准中包含价值判断，我们只能适应中国 人对成功的事实判断，以一种较好的事实上的成功去取代较坏的事实上的成功。 　杨：我觉得你们所讲的乌托邦与某些人所批评的乌托邦不是同一个概念。乌托 邦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乌托邦的精神，另一个是乌托邦的蓝图。大跃进总的来说确 实不符合乌托邦的精神，它充满了强迫和撒谎。但是它所制定的蓝图恰恰是乌托邦 的蓝图。乌托邦的蓝图中确实是包含强制的。不管是托马斯　莫尔也好——他的乌 托邦中是存在奴隶劳动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经济组 织、就是一个大工厂也好，实际上一旦实现都只能是个强制劳动的蓝图。道理很简 单，劳动者只有在工厂之外才是自由的，在工厂里他们必定有服从管理者指挥的义 务，否则生产活动就不能有序地进行。如果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工厂，那就不再有 “工厂以外”这个概念，劳动者的各种自由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所以我认为乌托 邦的精神虽然值得提倡，但是乌托邦的蓝图还是应该批判的。 　　秦：我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乌托邦的蓝图不对，那么换一个现实主义的 蓝图进行强制就对了？搞共产强制老百姓不对；那么搞市场经济强制老百姓把所有 的工人全部一脚踩出去，然後把国有资产给瓜分掉，就对了吗？这现实主义得很啦， 这一点都不乌托邦。我觉得之所以不对，就是因为它搞了强制，而不是因为别的原 因。如果他们相信乌托邦，他们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为此死了，那我很尊 重他们，他们就是圣徒。问题不是这样，这些鼓吹乌托邦的人一个都没死。那些老 百姓未必是相信乌托邦的，却给他们逼死了。这个东西和乌托邦有什么关系？问题 不在於是乌托邦还是现实主义，问题就在於是自由还是强制。如果我们仅仅讲他那 个蓝图是虚幻的、不现实的，那就把问题的性质给改变了。 　杨：我?这点上和您并没有?歧，我也是反对强制的?但是乌托邦的蓝图一旦 实现就必定是强制的！即使在托马斯．莫尔的著作里头也存在奴隶劳动！ 　　秦：因为托马斯　莫尔本身就是为宗教裁判辩护的。但照你这么看来那么两个 托马斯就没区别了？在人格上两个人是有区别的。那么理论和人格之间统一在什么 地方呢？我认为应该强调一点，就是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任何理想不管是不是可 以实现都是个人的一种思想，个人可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牺牲，但不能强迫他人。理 想能不能实现也没有一个终极的评价标准？谁才有资格评价某个理想能不能实现？ 如果有一个终极权威够评价若干种理想中这个能够实现那个不能够实现，那么这本 身就会造成一种强制的根源。所以我认为在承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各人都可以有自 己的理想，那怕是搞到极端都可以，搞到极端你自己去实践去。而且很清楚的是， 恰恰在摆脱强制的过程中，我们才特别需要有一种理想。 　《牛 刚才黄钟讲到要适应中国大众的需要，这跟海菲斯的理论并不矛盾。海菲 斯的领导理论内容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领导行为的调适理论。领导行为的本质是 什么？是只有领导者本人才能发挥领导作用，还是被领导群体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发 挥领导作用？按照海菲斯的理论应该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发挥领导作用。当掌权的领 导者不可能或未能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就需要被领导群体中有人发挥领导作用。 这样的人也就是黄钟所说的英雄。应该鼓励这种英雄行为，应该鼓励处於被领导地 位的人发挥领导作用。还有发挥领导艺术的过程用的是什么手段？强制的还是非强 制的，从国家行为的角度讲要看处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件。象大跃进这样一种情 况，显然是违背领导行为的调适理论的。这种剥夺或限制被领导群体的权益的国家 措施，必须要得到被领导群体自身的认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处理过程，哪怕是剥 夺个别人的权利也是危险的。说到底也就是决策过程应当以民意为基础，这也是最 基本的政治道德。 　　黄：我和您在所追求的价值上的确不矛盾。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就是 成功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达到了他的目的，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小偷能偷 到东西才是成功的，失主的防偷措施却只有使小偷偷不到东西才是成功的。因此确 实存在成功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这种区别有助於我们了解那些失败者的 东西也就是英雄的精神究竟在历史和现实政治运作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能够起到 , 什么样的作用。海菲斯的理论以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不能说明现实的政治运作 过程。 　　秦：我觉得不必引入什么海菲斯理论。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存在，从 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存在的。美国从建国以来公社就多得很，多少空想 社会主义者都跑到美国去搞公有制试验。他们搞的都是乌托邦，没有一个搞成功了； 但在美国既没有构成罪恶，也没有构成灾难。可见乌托邦和灾难并没有什么必然的 联系。只要乌托邦是一种志愿者的个人实践，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一旦超出这个 范围，就象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强迫人自杀，搞成那个样子，美国政府就要干涉了。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干涉呢？并不是因为它的教义是乌手邦的或不现实的，而是因为 它侵犯了人权，就是因为它强迫了某些人。象在美国搞公社的那些人的精神，中国 人的确是很缺乏的；但中国象人民圣殿教这样的东西却很多。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到 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後来美国联邦政府搞到许多材料，把这个人的道德形象作了 充分的暴露。我认为市场经济其实也不是一个消解乌托邦的经济，恰恰相反市场经 济给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提供了最大的可能。这些目标自然有的是可实现的 有的是不可实现的。你爱搞乌托邦你自己去搞好了，象南街村那样的地方在美国可 能会搞得更好。 　杨：这是乌托邦精神的概念，不是乌托邦蓝图的概念。乌托邦蓝图本身就是包 含强制因素的。 　　秦：这就有个乌托邦广义和狭义的问题。 　《牛 这里有个个人行为还是?家行为的问题。如果你是国家领导人，你的行为 恐怕不能任意发挥你的乌托邦理想，想怎么实行就怎么实行。 　　秦：我认为只要是共同体行为就成问题。象人民圣殿教搞的那一套并不是国家 行为。只要是共同体的行为侵犯了个人权利就不行。我刚才讲过个人自由是第一位 的，如果要讲乌托邦这是最高的乌托邦，那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以反乌托邦的 面貌出现。洛奇克就说，他所讲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就是一个乌托邦，但是是一个 值得追求的乌托邦。为什么这个东西值得追求？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益无害的： 也许这个最弱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能够追求到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不错。道理很 简单，最弱国家强调的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想。 　　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不相信理想。我 所接触的官员和普遍百姓都持一种机会主义的、现实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跟他们 格格不入，他们觉得讲理想是很幼稚的，是迂腐的、不懂中国国情的想法。 　杨：我觉得反思?跃进的原因也好，分析现代中国人缺乏理想的原因也好，都 不能仅仅归咎於所谓中国国情。黄钟自己刚才就说过中国封建士大夫有为民请命的， 有怒骂昏君的，有尸谏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理想主义。 　　王：经过反右斗争，中国人仅有的那么一点理想主义也被消灭了，反右把人们 的口已经钳住了，为大跃进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牛悍 思这一段?史，我觉得统治?为，不管是小?同体的行?也好，是国家 的行为也好，都必须强调程序上的合法性。程序合法性首先要求有保障民意表达、 公民参与的途径。没有程序上的合法性，个人权利和自由就很难得到保障。 　　秦：实质的问题还是要摆脱强制。摆脱强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精 神。我觉得把强制与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一锅煮的搞法至少是没有打中要害。我最 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其中提到中国现代引进的 一些自由主义思想资源所针对的问题的确有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大一样的地方， 我们用起来要特别注意。比较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 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的基础之上，在已经建立起自由秩序的地方 它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在这些地方它可以警醒人们不要有理性的自负，不要过於狂 妄地设计一种自以为十全十美的制度并通过这种完美制度的实践走向通往奴役之路。 这里有一个前提，不管是哈耶克也好、柏克也好，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既有的自由秩 序受到威胁的环境下提出来的。在还没有自由秩序的地方，实际要解决的并不是我 不作什么以免失去自由的问题，而是我要作什么才能实现自由的问题。消极自由主 义者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全部哈耶克的书讲的都是我们不能作什么以 免失去自由。这里头恐怕有很多问题。仅仅是讲社会主义的历史恐怕也没有那么简 单。我写过几篇研究美国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没 有社会主义？恐怕不是因为经验主义之类的问题。如果是经验主义的话，那美国和 英国都有经验主义，按照他们的说法都属於经验主义传统。为什么英国有工党，美 国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很简单，就是因为欧洲没有公正竞争的秩序，不公正 的竞争就产生出一种反竞争的伪公正的东西出来。因为美国有一种公正竞争的秩序， 所以这种东西就产生不出来。 　　王：反正这个事实很清楚，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消极自由不能为我们争来自 由。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为我们争来自由。 　　秦：当然这两者是互补的。积极自由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如何才能得到自由， 很可能就由於这个应该而产生出强制，雅各宾派什么的就是从这里头产生的。所以 我赞成这两者的互补；尤其是在自由秩序没有建立之前，这两者显然是互补的。积 极自由提供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使人们去争取自由，摆脱专制。消极自由提醒 人们不要走上以暴易暴的路子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争取消极自由， 用消极的态度对待积极自由。但是现在中国不是这样，现在中国的某些自主主义者 只讲消极自由，因此我觉得问题比较大。 　哈耶克和柏克的理论中还产生出一种你觉得是排斥民主、排斥平等包括起点平 等在内的倾向。我们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面临着他们自己的问题环境。如 果哈耶克理论是在文革时期针对那种所谓的理想主义引进的，那么它的确是很对症 的。可是现在我们国家阻碍自由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现在哪儿还 有这种东西？现在阻碍自由的全都是那些非常现实的利益关系。无非就是两种人： 一种人认为强制对他是有利的，所以他不愿放弃；第二种人因为摆脱这种强制很危 险，所以不愿冒这种危险。我觉得消极自由主义其实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 　　依我的看法，消极自由主义在两种情况下是比较针对问题的。一种情况下是你 身处於奴役之中不自觉，你根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处在一种狂妄的理想状态下你 还很得意。文革时期的那些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哈耶克的书可以告诉你什么叫自 由。哈耶克对个人自由这一点还是论述得很充分的，不能否认这是他一个很大的贡 献。而且他强调自由这个东西是可欲的，是值得追求的；虽然说它是有种种缺陷， 但是这是人类能够实现的缺点最少的一种制度。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实现了自由秩 序，但是这种自由秩序中有各种各样的弊病。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 想主义，鼓动人们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来推翻这种秩序，建立一种更好的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的学说也是很对症的。 　　在另外两种情况下哈耶克的学说没多大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错了，而是说 他针对的问题不对症结。一种情况就像美国那样，有了自由秩序，但并没有多少人 认为这种自由秩序有多少弊病，基於某种理想一定要把它推翻；所以并没有消解理 想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由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就是李 普塞特所讲的美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也就是平等、自由、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国 家不干预。从表面上看这几个范畴是有冲突的。平等和自由显然是有冲突的，他认 为没有；民粹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有冲突的，民粹主义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有整体主 义倾向，他认为也没有冲突。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这种竞争秩序本 身就是公平的，他们不认为应该追求一种超越自由竞争的公正理想，所以他们可以 产生一种叫做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哈耶克对美国社会评价非常之高，但是他对建 立美国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国知识分子批评得很厉害。哈耶克认为美国知识 分子都是社会主义者，按照他的说法美国知识分子都有那么一种理性的僭妄；这实 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美国人强调什么“政治正确”，把人权当作一种道义 来到处讲，按照消极自由的眼光，这确实是不成立的。所谓人权就是每个人只管自 己的事的那点权利；所以中国人有没有人权美国人根本就不该管，一管就突破了消 极自由的界限，就已把人权这种东西当作一种理念在那里追求了。哈耶克对这个事 情当然是很反感的。但是哈耶克理论的确对美国不太对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有了 自由秩序，但并没有产生为了消灭这种自由秩序而产生的所谓理性设计狂。另外一 种情况就是我所讲的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人们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主义狂热。而 且人们也知道自由是可欲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自由怎么才可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现 在面临的不是什么避免走上奴役之路的问题，而是需要寻找一条通向自由之路的问 题。但是哈耶克没有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哈耶克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按照 他的说法，人类本来就是自由的。即使不是自由的，你只要什么事都不管，你只要 满足於管个人的事；那么所谓的自由秩序就自生自发地产生了。哪有那么回事？世 界上那么多个民族，产生了自由秩序的就西欧那么很小的一块地方，其他大部分地 方自生自发出来的都是一种奴役的制度。所以的确应当有一个问题意识作为研究的 前提。 　　黄：我觉得西方人的理论是基於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在思考问题，而我国知 识分子总是拿着人家的书本在思考问题，说穿了就是在抄人家的东西。如果我们不 能跳出这圈子，如果我们不能基於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问题，那么西方的东 西就永远只是西方的东西，没法和中国的东西融合到一块去。它只能在少数人里面 讲讲，它不符合实际。所以我认为应该回到历史经验来思考中国问题。 　杨：你不能把历史经验仅限於本国的历史经验。 　　黄：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首先是基於你的经验和习惯来思考问题，这是任何人 都无法摆脱的。民族也一样，是基於自己的经验和历史思考问题的。如果我们首先 拿了别人的书本然後再套过来，这样绝对行不通。 　　秦：第一个启示很可能就是得之外面的，这个你不能勉强。包括哈耶克那个理 论，应该说引进中国以後对中国的启蒙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只是他并不能完全解 决我们中国的问题，因为哈耶克有哈耶克的问题情结。 　杨：黄钟实?上是鼓?国情论、中国特色论。 　　黄：中国特色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总是客观存在的。 　杨：但那是不应人为地去追求的。追求中国特色就会忽视人类社会各组成部分 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王：出发点不应是追求中国特色，而应是研究中国问题。一切理论都需要顾及 它的背景和问题，只有研究真问题才能出真理。 　　秦：说实话不管是自由主义也罢，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也好，它们最核心的东西 往往是人们从常识中推出来的东西，是一些不言自喻的东西，并没有东方、西方之 分。我们要研究的是根据这些道理怎么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杨：西方的东西不适用?我们，先下了这个结论，那就什么都没得做了。所以 我们要研究的是怎么才能把在人家那里行得通的东西适用於我们；而不应先下个“ 此路不通”的结论，然後另搞一套。 　《牛合 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自由?有民主的情况下，确确实实地 学术界有一批人还在打着民主旗号，大反所谓直接民主。这种趋向我想恐怕就有历 史经验问题，也就是问题的针对性问题。针对中国89以後的这个状况，我们在谈自 由也好谈民主也好，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恐怕都 不能把它们摆在一种对立的、排斥的关系上。另外这些理论本身主要也不是相互排 斥的。你谈消极自由也好沉默自由也好，它与谈抵抗权利之间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谈间接民主在现阶段的合理性和直接民主在现阶段的适用性在逻辑上也不见得是排 斥的，直接民主表现在多种形式上；而且民主的发展必然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相 互融合的、多层次的，在不同层面针对不同问题的。所以最近这一段学界反思这个 问题，包括谈大跃进问题。不能从大跃进本身的问题上再导致另外一种结论，不能 从大跃进、文革等等事情中认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导致这一种结论的话那就 很可悲。 查看完整版本: [-- 还清白于毛泽东——历史澄清—大跃进 --] [-- top --] Powered by PHPWind v4.3.2 Code © 2003-05 PHPWind Time 0.036530 second(s),query:4 Gzip enabled You can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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