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察】中国传媒市场掀起新一波“资本运动” ,转载报道中国网.
【媒体观察】中国传媒市场掀起新一波“资本运动” 台的实施细则,今后,中央党政部门所办报刊要与部门实行管办分离,由读者自费订阅;读者自费订阅数量不足发行总量50%的部门报刊,予以停办。
有关人士认为,此举向中国的媒体传达了“市场化”的讯息。“上海占中国广告市场十分之一强,但长期以来媒体开放程度不够,竞争水平较低,资本进入传媒市场的‘门槛’不高,因此,资本直指上海传媒业并非偶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说。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大量资本进军传媒产业,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诸如《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杂志等新兴媒体,影响力辐射全国;民营资本的注入,也产生了像“光线”、阳光卫视这样的电视媒体。外资也跃跃欲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正在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进一步向市场转型的压力。作为中国传媒业重镇,上海传媒业近来的一系列动作分外引人瞩目,显示出积极探索传媒产业规律的姿态。《东方早报》率先打破地域限制,从资本结构、人才团队、内容采集到报纸发行都面向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7月6日,中国首个跨电视、广播和纸质媒体的专业财经资讯平台——《第一财经》也在上海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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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察】中国传媒改革不等于自由化 从已知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方案来看,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即实现“停、转、并”。除保留“三报一刊”外,各家报刊必须和所属或挂靠单位脱钩,由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接手,以市场竞争取代政府津贴,停办没有市场需求的报刊;部分报纸转由行业协会主办;强大的报业集团兼并弱小的。
中国传媒业资源配置多年来处于畸形状态,现有的一万多家报刊发展状况极为悬殊。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只生不死”,除非违规违纪被停刊,否则即使负债累累,也决不主动停办;二、主管部门把报刊社分割成封闭的条条块块,任何报刊间的经济联系必须由主管上级的批准才能进行;三、报业集团无法跨地区兼并及重组,只能“近亲繁殖”;四、目前报刊的日常管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因此,改革中国传媒体制势在必行,而改革后的传媒业必然面临三种选择:一、引入外资,调整方向,增强活力;二、致力于本行业,提高专业性刊物质素;三、等“死”。对于那些专业性很强的报刊和文学期刊,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三条出路。独立营运的报刊“最终可能有一半会被市场淘汰”。
北京传播学者分析,淘汰机制或许能争取到较为宽松的新闻自主空间。他们乐观地认为,当局准备把传媒推向市场,无异于让传媒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传媒一旦建立起独立品格后,舆论监督的力度将空前提高,各级官员非但不能像过去那样赤裸裸地箝制舆论,打击不听话的传媒机构,反而要切切实实向老百姓负责,贪官污吏会有所收敛,司法权威会一步步走强,大官小吏欺压百姓、鱼肉弱小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变。
迫于两方面压力
而事实是,北京决心改变传媒体制,与其说是顺应潮流及民意,还不如说是迫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财政压力。
关于前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媒体集团欲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可以寻找理由阻挡一时,却不能永远阻挡,为了持续掌握媒体宣传机器的力道,北京当局不得不采取这种“断尾求生”的方式,淘汰大量不堪一击、依赖国家预算的党报或机关报,以及一些毫无个性、质量低劣、可有可无的期刊,藉以加强宣传管制;同时加速传媒集团化步伐,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国际挑战。
关于后者,在中国近2200家报纸当中,“半死不活”且地位尴尬的行业性报纸等占据半壁江山,极大地浪费了中央及地方财力、物力。它们成为部门领导人曝光的舞台、歌功颂德的工具。由于依托行政组织部门,所以发行渠道不规范,带有很大的强制摊派色彩。
北京推动媒体市场化改造的目的,并非要赋予媒体更多自由,而是透过股权控制、编辑控制等更具市场化竞争力的方式,持续控制媒体。在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的情况下,中国新闻体制不可能单刀直入。
其实,观测一个国家的新闻体制如何演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其政治体制如何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打外围战,对于实质性的党内民主、多党制等议题讳莫如深。如此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与自由化无关。
无关“自由化”,不等于排拒舆论的宣导、监督功能,相反,在抗击沙斯疫情中,高层已体认到“信息公开”、“政府公开”的必要性;官僚腐败之所以遏而不制,盖因媒体监督不力。就这一点而言,中共新闻改革又将触动政府改革。只有政府有所作为,媒体才能有所作为。
中共意识形态官员陷入两难境地,一边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惩罚和警告那些大胆越界的媒体,一边推动新闻改革计划。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说明了中国改革进两步退一步的性质。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忽视这次新闻体制改革,其重要性不下于“取消大锅饭”、企业股份制等经济方面的改革。
●伊铭(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3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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