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免疫力,肃清‘文革’的余毒仍是中国人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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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8月01日 09:05 中国经济时报 ■武立峰
我是“老三届”的第一届学生,“文革”开始那年整整20岁。记得毕业考试刚刚结束,就要填报高考志愿了,有一天,校长宣布放假一个月,要求同学们参与“文化大革命”;一个月过完了,学校里已乱成一锅粥,大字报铺天盖地,没有人再提高考的事,好像是从广播里听到,学校再放假半年,“应届毕业生高考候通知”;接着就是“大串连”、“复课 闹革命”……就这样,我们这届学生如同草末、尘土淹没在“文革”的汪洋大海里,成为命运“最惨”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如今能有单位给发“退休金”就算混得不错的了。前几天,我从一家文摘报看到一位叫吴敏的同志写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生存状况的文章,真是字字辛酸、句句血泪,让人肝肠寸断。唉,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好了,不提这些旧事、伤心事了,我要说的是如同天花、麻疹、肺结核、甲肝等传染病患者病愈后会产生免疫力一样,患过“文革”大病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产生很强的“文革”免疫力。“文革”免疫力是随着“文革”病毒的大举入侵、疯狂繁殖、衰弱递减、奄奄一息,直至被中共中央彻底否定、被中国人民彻底抛弃而逐渐增强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叫做《真正的左派跟我来》。就是这么一张白森森的油光纸上充满疯话癫语的大字报当时竟吸引一帮人“跟我来”,成为学校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多是“三种人”。今天如果有人再写这样的大字报不仅不会有人“跟我来”,还会被视为“神经病”的!我想,这就是“文革”免疫力的作用。
1967年元月1日,我和同村的几位高、初中学生组成一个“联合长征队”,加入到徒步“大串联”的浩大队伍。到了安徽的太和县,我们这些吃红薯长大的“河南娃子”第一次喝上了白米粥。当时我们几个就议论,如果农民也都去“大串联”,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绝大多数农民老老实实在田里“抓革命促生产”,才避免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大灾荒!这也应该是“文革”免疫力在起作用,因为“大跃进”、“四清运动”可以看做是“文革”的预演。
1968年3月,在升学无路、就业无门的情况下,我这个已经22周岁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应征入伍。到部队不久,我就给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因不在一派而“视若路人”的一位同学写信,向他道歉。字里行间虽然找不出“被人利用”四个字,但分明透露出“被人利用”才有的那种悔恨之情。你看,“文革”免疫力不是在我心里悄悄增长吗?
应该说,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强大“文革”免疫力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文革”产生的原因、造成的灾难、应该接受的教训作了科学的总结,从根本上解决了“文革”死灰复燃问题。《决议》将永载史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文革”免疫力的历史见证。正如邓小平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如果从个人角度看“文革”免疫力,邓小平应是强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文革”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一句话可有生杀予夺的威力。邓小平在“文革”中受的磨难,毛泽东是有很大责任的。然而,粉碎“四人帮”后,邓却非常冷静,他不但不记恨毛泽东,反而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确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指出,“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这难道不是对“文革”“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有力否定和嘲笑吗?
最近,新华社记者许博渊先生在新华网发表一篇题为《文化基因丢掉了,民族将随之消亡》的文章,指出:文化基因,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特性,是能使一个民族千秋万代永远保持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个性。有了它们,一个民族就存在;反之,则消亡。 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存亡往往与军事上的胜败无关,最后起作用的倒是文化基因。我国历史中宋、辽、金、元一段,契丹人在军事上颇不弱,占据了半壁江山,建立金国,军事上也厉害。可是女真人也消失了,也融入汉族中去了。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而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中文那么好,文学素养那么高,可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女真人?就是统治全中国200多年的满族,也大半融入了汉族,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完全汉化了。
接着,许先生在阐述了“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这些起“文化基因”作用的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后指出:中华民族在崛起中,不可拒绝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是,基本的东西不能变,如文化基因,文化基因丢掉了,民族将随之消亡。
许先生的“文化基因”论让我茅塞顿开。正是因为有着五千年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才产生了包括“文革”免疫力在内的所有危害中华民族健康的、持久的病毒免疫力,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免疫力还会不断强化,从而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更有生气、更有创造力。
行文至此,想到了安立志先生发表在7月14日《大公报》副刊上的文章《不要轻易说淡忘》。安先生从“海外媒体报道说内地人们已经淡忘了‘文革’,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文革’为何物”生发开来,例举“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文革遗迹’,说明人们对于‘文革’并未健忘”,“文革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冯骥才语),“‘文革’已经深深影响了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习惯、社会风尚”,‘文革’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个人气质的组成部分”,“肃清‘文革’的余毒仍是中国人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应该说,安先生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感觉这种担心有点过了。不消说像我这样的“文革”参与者绝对不会忘记那场不堪回首的噩梦,就是年轻一代也会从载入史册的《决议》中吸取营养,增强“文革”免疫力。当然,不排除有些年轻朋友“文革”史不及格,这和有的人不知道秦桧是奸贼、袁世凯是卖国贼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文革’真的流在人们的血液里”也没什么,因为我们的血液里还有五千年形成的优秀文化基因,还有“文革”病毒免疫力,此长彼消,那点“文革”病毒终究会被彻底清除的。至于社会上出几个印有“文革”标记的怪胎是翻不起大浪的,就像有人恶搞红色经典,诋毁已故伟人,为秦桧翻案、为岳飞抹灰立即召来“斥”声一片、成不了气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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