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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野等：《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目录
序 黑土地上的收获 一首诗，一首歌 “陶爱格” 我在西藏十二年 青春方程式
落户 绿色的承诺 刘二，你在哪儿？ 北大荒·香港·北京 昨夜西风 打火
人生路弯弯 谁教谁 天地洪荒 十年求知和育人 小女儿的故乡 草原记事
插队日记 农村女教师之路 梦里回归的爱 麦庄叠唱 难忘陆玲 女大当嫁
骨折以后 我与邻居赵老汉的故事 挥不去的黄土情 那片绿州 碰撞 远山
姊妹相依 初恋 两次回村 重返大青山 青春留给北大荒 十五岁的梦
抬起纯洁的眼睛 生活从十六岁开始 磨炼 云南记实 说实话的代价 那时的情
沉重的旅程 果果 我当队长的日子 黄土高原的路 第一次的茉莉 最迟来的最先走
难忘的岁月 我们曾经认真地追求过 未雨绸缪大学梦 女儿有泪不轻弹（编后）
序
乐黛云
《青春方程式》一书汇集了北京五十位女知青的自述，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女性口述史系列”之一。我一向认为当代中国女性的口述历史对于重写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女知青自述得以率先出版，实在令人分外欣喜。
从这些非常真诚，全无讳饰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直接接触那些虽然历尽苦难，变得粗砺，但仍然清纯高尚的灵魂。她们绝大部分都曾是满怀豪情和理想，高高兴兴离家而去。一位初中毕业生（也不过十五六岁吧）即将去内蒙大草原插队落户，她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姐姐走了（黑龙江兵团），妈妈、妹妹和送行的人差不多都哭了，我就没哭。我想：毛主席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毛主席让我们高兴地去，我们干嘛哭呀！”（134页）另一位同样年龄的初中毕业生同样充满着豪情，“什么艰苦，正因为艰苦才需要我们去。为全人类解放，吃点苦头，其乐无穷！”她“盼星星盼目亮”的“赶快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142页），她乘上火车，踏上征途，“一路上，把嗓子都唱哑了！”（143页）在这些十五六岁的自称“知识分子”的小姑娘们看来，事情就那么简单！我刚满十六岁的女儿也在同一时期去了黑龙江兵团，我曾苦苦求她和我们一起去江西五七干校，她的回答是：“我决不做绕梁而飞的乳燕，我要做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我还能再说什么？
这些在城市娇生惯养，从未见过世面、将现实混同于自己想象中的黄金世界、情感又十分稚嫩、纤细的小姑娘们骤然被扔进如此陌生、如此粗暴而艰难的环境，其落差之大，不难想见。当我读到这些孩子们用部队剩下的涮锅洗碗水煮粥，还赞赏它的油香（183页）；读到几位姑娘亲眼见到“几条狗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女婴，正在吃那孩子的肠子”而老乡却说“俺们自古来就有这样的习惯，女娃不想要就扔了”（185页）；读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不得不独自到大森林伐树，独自扛回那木头，“有几次扛木头时适逢我来月经，我感到头昏眼花，脚下像踩着棉花那样没有根。扛起木头，眼前金星直跳，腰也直不起来，脸上直淌冷汗。但仍然咬紧牙关，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333页）我的心也止不住战栗了！是的，作为女性，这些姑娘就不能不多受一份折磨。她们和男孩子一样上露天厕所，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寒风怒号，厕所里的“冰山”几乎触及皮肉，冷气直往上串；边远地区无法买到消毒卫生纸，尽管妈妈临行前给带上多少月经垫，又能用多久呢！女知青很少有不得妇女病的。由于是女性，她们还不得不遭受另一层骚扰，例如深更半夜，突然发现窗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们（191页），一位组长因此而真正吓疯了，从此得了精神病（192页）。正像她们自己所说，“我们既要战胜自然，又要战胜人为，既要战胜心理的痛苦，还要战胜生理的挑战，那种孤独、苍凉，被抛弃、被遗忘的失落感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213页）就在这仅有的五十篇“自述者”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因冤屈而跳井自杀，有人因不被信任而自缢身亡；有人因超强度劳动致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不得不高位截肢，有人则因无人关心安全，又无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而坠下山崖。
然而，就在这千难万险之中，青春、纯洁、理想仍然未被埋没，反而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在物质条件极差，自己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为了急需救人，两位年轻的姑娘可以“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献出450CC鲜血”，完全无偿！（34页）为了驱除那无边无际的精神荒鞠，她们在蛤蜊油瓶自制的煤油灯下，在累得半死的劳动之余，挣扎着阅读一切可以到手的、少得可怜的各种书本；不管她们对现实多么失望，不管她们心里有多少痛苦、怀疑和迷惘，她们始终唱着自己的歌：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26页）她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她们终于结实了、成熟了，变得和劳动人民一样粗砺、一样能吃苦耐劳。她们“肩膀上的泡变成了厚厚的茧，手上也长满了老茧。拿稻草绳子往腰中一束，扛上200斤的麻袋也敢走板桥！”（115页）这那里还有当年那个娇弱的城市姑娘的影子呢！正如一位“自述者”言：“有北大荒的经历垫底”，什么困难也全都“微不足道”了。（82页）她们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懂得了和人民血肉相联。
“自述者”之一、本书的副主编，现任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的田小野说得很好，她说：“尽管严酷的社会现实埋葬了童年的憧憬，尽管无情的历史车轮碾碎了少年的宏愿，尽管她们被视为遭遗弃的一代人，但那绿草原上悠扬的对羔歌，黄土坡上汗流浃背的婆姨，黑土地上坚韧的白桦树，早已成了她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怎样，她们都不能与用贫瘠、稀薄的乳汁哺育了她们的土地分开。无论何时何地，她们的心永远追随那曾经踏破天涯海角的青春足迹；永远依亦着生死与共，息息相关，在劫难中给她们以厚爱的人民。”（424页）
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失望，青春与苦难，罪恶与在最险恶的环境下所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这构成了一代知青丰富、复杂、痛苦而激烈的生命的交响。试想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数以百万计的少男少女在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物质支援的情况下，被抛向僻远的农村或荒凉的边疆；他们的年龄大多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正是一生最好的年华，所谓“花季”；他们在农村或边疆，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八年，没有学习机会，也无一技之长，虽然自己不断为自己鼓劲，调动自己拥有的、并不丰富的一切文化资源：毛主席语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革命烈士诗抄》等等来稳定自己的情绪，但和现实相对照，终不能完全克服内心的迷惘。整整一代人就这样在物质的极大匮乏和精神的激烈冲突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当他们由于政策的纠正，重新再回到城市时，早已被挤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想要再找到自己的位置，简直是千难万难。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又以超人的毅力，重新认识生活，重新铸造自己，以难于想象的牺牲的精神，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使自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样的一代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无双”！
“知青一代”，这是十分独特的一代人。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懂得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他们比他们的后来者更有能力，更有才干，更能吃苦，更懂得生活。这是整整一代人，不容忽视，无法“遗弃”，也无法跨越。时日飞逝，他们已经进入中年阶段，即将成为中国跨世纪的栋梁之才。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他们将首先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这是曾经锻炼于血与火的一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对中国人民深怀眷恋的一代，也是曾经被生活欺蒙和亏待，理应得到补偿的一代！他们应该得到社会和各级领导更多的理解和关注。我愿向决定用“知青一代”作为“女性口述史系列”开篇的高瞻远瞩的编者和出版者致以诚挚的敬意，是为序。
1995年6月
于中关园闷热中
黑土地上的收获
林 樾
这是一份情，一份无悔的情。它植进了我十年的青春好年华，织进了我十年的酸甜苦辣，沉得提不起，浓得抹不开，说出来，却只有两个字：“插队”。
插队去
那时，我已经是高三毕业生了，在女一中，北京第一流的女中。因为出身革干，又因为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我成了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又成了屈指可数的出国留学的选送对象。在炎热的夏季，当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准备参加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时，我却毋需汗流浃背地伏案读书，只等通知一到，出国深造去了。那时，太阳对于我，比任何人都明亮，道路对于我，比任何人都平坦。我以为，人生就是这样：甜甜的，笑盈盈的，轻轻松松的，日复一日。那时的我，唯一不满足的就是没有赶上父辈们火红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党员，没有革命好干，没有战斗好参加，怎么叫战士呢？我内心十分渴望能来一次战斗的洗礼，让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
天遂人愿，轰轰烈烈、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光临了。我兴奋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万没想到，一夜之间，我从“红孩子”沦为了“狗崽子”。因为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父母被不知什么部门抓去了不知什么地方。没有人对我说明这一切，糊里糊涂地我由革命战士跌为革命对象，从众星捧月的地位落到无人理睬，乃至遭人白眼的境地。
女一中临时党支部召开一次关于我的会。
那些被红卫兵小将整得抬不起头来的党员老师们讨论了我的党籍问题。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发言，一个表示坚决不再作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个也坚决表示不再充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了。我呆了。睁大了眼睛直视着这两位老师——其中一个是我的班主任——弄不懂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当初，不是他们苦口婆心动员我、启发我入党的吗？我说我不够格，班主任老师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看你敢不敢承担。而现在，他正慷慨陈词，恰如当初给我开发展会时的激动。他的理由很充分：我的老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而我则划不清界限，为反动老子唱赞歌、贴金、美化等等。依据正是我自己从小学一年级起记的大小17本“反动日记”——开会前组织上勒令我全部交出，这些日记他们原是看过的，为了介绍我入党，曾用来帮助我总结自己的成长道路，以证明革命家庭的良好教育的。现在，他正指着其中的一段、又一段，高声念诵，激烈批判，火药味十足。结果，全体党员一致庄严举手通过了取消我中共党员预备期的决定。我懂了，我被踢出了党的大门。我第一次尝到了生活中的酸楚和苦涩，我第一次在没有父母、师长牵手的人生道路上独行。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想，怎么办。我觉得委屈。我是要革命的呀，党不该不拉我一把就把我推出去呀。但想想，我自己真的是不配再留在党内了，因为我始终对父母认识不清，恨不起来。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却都是他们教育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话，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反革命”的蛛丝马迹。看来，我的确立场不对，不然怎么就是识不破反动老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呢，怎么就没有一双识别阶级敌人的火眼金睛呢？“遇到问题找毛著”，这是当时通行的生活法则，英明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定不错的，他老人家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话是说，我只有去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从感情上和父母划清界限，真正站到党和人民的一边来。于是，我强烈地希望离开家、离开学校，到工农中间去。
学校开始分配学生了。那些出身好、表现也好的同学被挑了去，分到北京的工厂、近郊。我自知没份儿，不敢奢望。后来，一批出身、表现都还过得去的同学报名去了兵团。人家说了，当兵团战士要够入伍的条件，我自知还是没份儿，亦不奢望。再后来，内蒙牧区来招人，说是条件艰苦，我想报名，但又听说，那是边境地区，要发边境通行证的，所以要挑可靠的去。而我，自然不属于“可靠”之列，又只好作罢。学校的学生已走得差不多了，剩下我，真有被弃之一旁、有心报国、无才补天的空落落的感觉。惶惶然，只想不管哪里，谁要我都行啊，总不能哪里都不用我呀。再后来，内蒙农区来招人了，说是种地的。我怯怯地去打听：像我这样的人你们要不要？招生（我们那时把来招收下乡知识青年的也称为招生）的人没有问我是怎样的人，就热情地说：“只要你愿意，要。”我真高兴啊，终于有一个地方要我了。我欢欢地报上了名。事后才知道，那一火车拉走的知青中，90％都是“黑色”子弟，不是“自来黑”，就是后来“黑”的，其他颜色的早已有了去处了。学校批准我去内蒙土默特左旗的大红榜公布一周后，弟弟也被批准了去内蒙的莫力达瓦旗。一来为了姐弟一起有个照应，二来我也着实不愿跟那一班曾经被我革过命，又革过我的命的同窗们在一起，我想到一个偏远的、没人了解我的地方去从头开始。我把档案送到了弟弟要去的莫力达瓦旗的招生处，就忙着置备我和弟弟的行装了。
自从父母被抓走之后，家里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我的肩上，因为我是长女。父母失踪了，我们的生活来源就断了，过去的存款全部被冻结，父母的财产、书籍全部被查封。怎么办？我很怕和外界打交道，就派弟弟去父母单位要生活费。我永远忘不了——那天，16岁的弟弟哭着回来了，说：“姐姐，我宁可饿死也不去要钱了。”他受了什么委屈，我不知道，但男孩子的泪水叫我心颤，仿佛针刺般地心疼。我很爱我的弟弟。生活在这个家庭的孩子，都是幸福的。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没见弟弟哭过。望着弟弟，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可我们总不能饿死啊！家里上有80高龄、双目几近失明的奶奶，下有一个刚满10岁的妹妹和一个不满7岁的小弟弟。我只好自己出马，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管人家怎样待我，我一定要把钱要回来。我们要吃饭啊！我找了妈妈的单位，他们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个小时冷板凳，最后答应给我15元钱。我还要力争，对方不由分说地把我推了出来。15块钱，我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因为以前我从来没管过钱，没花过钱。自己的衣服鞋袜、书本纸笔都是家长为我准备好的。但我知道，全家过日子，这点儿钱不够。我又跑到父亲单位去申请。他们经研究，通知我，发给我们全家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这是我离家之前为家里办的一件大事。我和大弟弟走后，奶奶三口每月合计45元生活费，都是由年幼的妹妹领着无知的小弟弟去领回来（她一个人去害怕），一处给15元，另一处给30元，而全家原来的生活水平是每月300多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弟弟远行，还能指望家里接济什么呢？但愿以后能挣点儿钱回来贴补家用。后来证明，这也是奢望了。
只有一星期的时间置备行装。好在行李并不多，我和弟弟每人一套被褥、两个脸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毛选和几本马列著作——这是下去改造的思想武器。听说要去的地方很偏僻，又是什么听都没听说过的“达斡尔族”聚居地，所以打点行李时，特别装了一箱牙膏、肥皂和手纸，惟恐到了那里没得买。当时以为是一去不复返的。
8月21日，出发的那天，火车站里，车上车下，人山人海，多数是家长送子女。而为我们姐弟送行的“家长”，却是比我们更无助、更不懂事的妹妹和小弟弟。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过？有了难处谁来帮他们？我不去想，也不敢想。十年以后，长大了的妹妹对我说：“那时你们真狠心，竟能扔下我们走了。”妹妹的责备是对的，可当时的我和弟弟也还没长大呀！我刚刚失去了一直牵着我们的家长，还不知在人生的长路上独行该怎么迈步。我全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责无旁贷地成了家长，成了他们的依靠，我还不知道应该从这种角色出发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火车开动了。我木然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月台和站在月台上的妹妹弟弟，既不兴奋，也不伤感，不眷恋以前熟悉的一切，也不去想象将要接纳我的那块土地。我只抱着一个念头：明天会比今天好。就这样，我插队去了。
落户
我们到了讷河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到嫩江边，下了汽车，又上渡船。过了江，就是莫旗了。我们被拉到了尼尔基镇中学的大礼堂里。在那里，大家认领了自己的行李，就地铺开睡了一夜。时值8月下旬，外面下着雨，地铺凉凉的，我和弟弟在这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土地上，睡了第一夜觉。
和我在一起的，除了弟弟，还有三个女生。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叫璇文。另外两个，叫刘勇、刘萍，当时都只有十五六岁。这两个女生家境似乎不太好，都是后娘，不关心她们，她们自己要下乡。老师颇不放心，听说林楠有个姐姐一起去，就把她们托付给我了。
第二天起床，我们被分到了距旗里12里地的向阳大队，这就是我们落户的最终归宿了。
向阳大队的最高首长是李书记。在大队部，由李书记主持，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欢迎会，并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饭。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一共来了16个学生。饭后把我们分到了农民家里暂住，因为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我们4个女生被分到了一位民办教师家。那教师有个膀大腰圆的老婆，还有两个小嗄。东北农村都是对面炕。他们全家睡南炕，北炕让给我们4个女生睡。晚上，他们在那边炕上挂起一幅幔子，以示与我们分居，但彼此多有不便。
到了中秋节，我们的房子基本竣工了，只是还没安门窗。我实在不想再客居人家了，便和璇文率先搬到了“新居”。老乡说，新炕没烧过，潮气大，不能睡，“会作病的”。我们才不在乎呢。晚上，躺在没有炕席的炕上，从没有窗框的窗子望出去，看见天上圆圆的月亮，想起了北京的奶奶、妹妹和弟弟，不知他们生活得怎样？那点儿钱可够用？爸爸妈妈现在哪里？有消息了吗？不由地想起了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趴在炕上，点起蜡烛，给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描述了这里的生活和劳动。我的信写得图文并茂，因为我知道读信的只是我上小学的妹妹。
9月份，第二批北京知青到莫旗的时候，我们“点儿”又多了个女生，叫顾氵爰。次年，刘勇、刘萍先后出嫁，和贫下中农“结合”到一块儿了。
“点儿”里选了一个叫“包子”的男生当了“点儿”长。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有了“家长”，这个“家”在向阳大队开始生活了。就像屯子里的每一家每一户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抽袋烟喽
在向阳大队落了户，我们就都是“向阳花”——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就要到队里出工、挣工分了。尽管我们“点儿”里的宁国重一再跟农民争辩，说是大家应该为革命种田，但农民们却认准了是为工分种田。我则认为，我需要为革命在劳动中接受锻炼，也需要工分。工分意味着钱，我需要钱。但事实上，队里穷，年年只分口粮不分钱。10年以后，我离开莫旗时，我所挣的钱，都还挂在生产队的帐上，拿不出一分现钱给我——至今，队里还欠我280元钱。后来生产队“黄”了，我的钱自然也没了。
老乡管我们叫“大学生”，是说我们在屯子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但对于农村的生产、生活，我们却都是“农盲”。
“明天几点钟上工？”初来乍到的我们问队长。
“头太阳出来，你们都到队里。”队长明确指示说。
“头太阳出来是几点钟呀？”我们都认为这个指示一点也不明确。
“头太阳出来就是——太阳没出来以前。”
“太阳没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它要出来呢？告诉我们几点，我们好上闹钟啊。”
队长看跟我们讲不清楚，就说：“这样吧，明天早上我来叫你们。”我们这才放心去睡了。
城里人和乡下人计时的方法不一样，城里人用钟表，乡下人用太阳。队里上工不敲钟，但社员们都来得很准时。渐渐地，我们也习惯了用太阳来计时：夏天，“头太阳出来”上工，大约是在早上4点左右，“太阳落了”收工，大约要到晚上8点多，一天要在田里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冬天，则短得多。太阳出来才上工，大约是上午8点了，太阳将落就收工，大约才下午三四点。
庄稼地里的活，说来也简单：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最苦的是夏天锄草。天不亮就出工，天擦黑才回来。社员回到家就能吃上饭——有老婆做家务。知青就不然了，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况且都要凭自己的劳动挣回一份收入，谁肯在“家”里做饭呢？只好干完活回来现作饭。生产队分的口粮主要是苞米，煮一锅大馇子粥总要两三个钟头，于是知青们常常是回到家煮上馇子先睡觉，馇子烂了再起来吃饭。吃过饭，没睡几个钟头，又要出工了。懵懵懂懂地爬起来扛着锄头跟着走，有时边走边睡。走到地头，“打头的”就开始干，这时后面的人要紧紧跟上，一人一垄，穷追不舍，否则就没个撵了。“打头的”是官称，一般是由有经验的老农担任，负责掌握劳动时间和进度。生产队长则是“脱产干部”，通常是不跟着大伙下地干活的，他负责全队劳力的安排调度，还有“查边儿”，就是到地里检查质量。所以下地干活是跟着“打头的”走，他去哪块地，你就跟着去哪块地，他干你就干，他歇你才可以歇。歇气儿时，打头的就喊一声：“抽袋烟喽——”
开始干时，我不得要领，走路落在后边，拿垄也排在后边，腰上没功夫，锄板又没准头，力气也不够，铲起地来总跟不上趟。“打头的”到了地头，我跟头把式地才铲到地当间。人家干完回家了，我们几个女生还差好大一截呢，那时真想哭啊！可哭有什么用？二里多长的垄，一寸也不会少。
有时赶上下暴雨，无处躲藏，只好任其浇灌，自觉勇敢得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反正已经浇透了。但多数时间是骄阳当头，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人都晒蔫了。
上学听老师说劳动是愉快的，可这时只觉得劳动很辛苦。每天脑子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像个牲口，只知道干活。干完这块地干那块地，无休止地从春干到冬。那时，我最爱听的，就是“打头的”那句：“抽袋烟喽——”
柴米油盐
我们在农村上的第一课就是学习生活。生存原是人的本能，但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学生来说，却是非从头学习不可的，而且是要付“学费”的。为了学习生活，我们吃过不少苦头，也闹过不少笑话。
记得在家时，常听奶奶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时，我不懂得这句话是啥意思。到了农村，才知道，生活是从这几个字开始的，而这每一个字都意味着一份艰辛，每样东西都得用汗水去换取。
“酱、醋、茶”三样，在我们“点儿”要算“奢侈品”了，但“柴米油盐”是非有不可的。
每年队里放10天打“秋板柴禾”假——各家各户去山上打柴，然后队里派车给拉回来，烧到来年秋天。
我们去的第一年，临到放打柴禾假时，社员们都说：“你们知青打的柴禾，三年都烧不了哇！”我们听了，美坏了。谁说不是呢？社员家，只有一两个劳力去打柴，而我们“家”，有17个劳力呢！这舆论，使得我们先就自满自足起来，仿佛看见了那三年烧不了的大柴禾垛一样。
那10天，我们不用早早起床到队里去上工，睡够了，带上水壶，白面烙饼（平时难得吃的），拎着镰刀，悠哉悠哉地上山了。当地管这时的山叫“五花山”，风景如画：有的树叶变黄了，有的正由绿转黄，有的已呈红色，还有的仍旧是绿色。置身于漫山的丛林之间，一边打柴，一边歌兴大发：“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悠扬，好不浪漫。中午，大家坐下野餐，餐后就地一躺，横一个竖一个的，睡上一觉。秋天的太阳，暖洋洋的，很好睡。午觉起来，没干多一会儿，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了。那轻松愉快劲儿，仿佛秋游一般。
但看远处山上的社员，可不像我们这般干法了。人家早来晚走，腰一弯下去，就不见直起来，中午只匆匆吃些大楂子饭什么的，就又干起来。被他们打过的山坡，就像被剃了的头似的溜光。大家见了，只说是，我们人多，不必像他们干得那么苦。
10天打柴假结束了，生产队开始给各家拉柴禾。这是显示战果的时候了。队里以为知青打的柴禾得拉个十车八车的呢，结果竟不及人家一个劳力打的多。这事儿着实让我们汗颜。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此——我们“家”人多，烧的柴禾要比人家多好几倍。还不到1月份，我们就闹柴荒了。这漫长的严冬，没有柴可怎么过呢？我们感到了生存的危机。
“点儿”长代表大家去找队里商量。队里也没办法，叫我们去向社员家买，一毛钱一捆。我们一听，都傻眼了，我们没有钱呀！又去找大队想办法，蒙李书记开恩，破例允许我们进大队级的保护山林——“北大林子”里砍柴，但仅限于打当年生的小柴枝。
这时已是大雪封山了。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挑那些又细又小的枝子打。小枝叶上托满了雪，伸手一抓，叶子都碎了，剩在手里的，除了一把雪，只有一枝不及黄豆杆粗的干枝子。手套很快就湿了，转瞬即冻得硬梆梆的了。彼此看看，呼出来的热气使眉毛鬃角都上了霜，仿佛是圣诞老人。打累了，雪地上又坐不得，只能一个劲干下去。这次大家十分卖力，五六天下来，才打了一小车。
一年苦头吃下来，我们懂得了为什么开门七件事，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柴字，而柴是要花气力苦干才能得来的。以后每年打秋背柴禾时，我们再没了秋游的兴趣——生活原不轻松浪漫，它将实实在在的压力放在你的肩上，要你来承担。
油，也是我们碰到的大问题。
农村吃油，不像城里，每月拎着油瓶子去买就是了。
乍一去，社员对我们说：“你们得喂只猪，不然油从哪里来？”我们就去买了只半大的猪，记得是60多斤，估摸着喂到入冬时总也有二三百斤了。
“点儿”里的男生喜欢狗，纷纷到老乡家去抱小狗崽，没几天，“点儿”里就有七八只小狗崽了。这些小狗崽个个受主人的宠爱，晚上都放在屋里和我们共眠。只要其中一个叫起来，其余的就会帮腔一起嗷嗷叫，仿佛大合唱一般，吵得谁也不能入睡。白天，“点儿”里的剩饭，先被拿去喂狗，狗崽吃剩了，才轮到猪吃，剩多剩少，也只有请猪将就了。他们怕狗丢，都拴在家里，猪却没人管了，任其在野地里跑，四处打野食吃。所以，我们的猪常常饥一顿，饱一顿，饥的时候多，饱的时候少。到了年跟前，狗崽都长大了，个个毛色光滑油亮，显得营养极良好的样子，那只猪却不见怎么长，只有100多斤，瘦瘦的。到杀它那天，五六个小伙子都追不上这只猪，半人高的土墙，它一窜就跳过去了。
老乡帮我们把它杀了，切开肉一看，白白圆圆的珍珠般的“痘”噼哩啪啦散落一案板。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玩艺儿。老乡说痘猪肉不能吃，我们过去在书上也知道痘猪肉不能吃。但我们一来指着它出全年的油呢，二来也着实馋得够呛，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实际上不要说肉，几乎连油花都没见过——都是清水煮青菜。大家当即开会商议，没有太争论，就作了决议——吃。据说高温能杀死痘，于是决定，肥的，全部熬油；瘦的，由“点儿”里最会烹调的“包子”掌勺，红烧了。肉还在锅里，香气四溢，大家已经馋得忍耐不住了，有人喊出“生可忍，熟不可忍”的口号。等到烧好了，一人盛了一大碗，男生早已顾不得什么痘不痘的了，我们女生战战兢兢，细细地撕着肉吃，一边吃，一边议论，是否要先写好遗嘱，说明是自愿吃了痘猪肉丧命的……就这样，害怕归害怕，一锅肉却一点儿也没剩下，我们女生也一点儿都没少吃。
第二年，再养猪，我们就尽心尽力了。每天收工回来，人不吃饭先喂猪。“点儿”上的最高记录，是养出了一只500多斤的大肥猪。那猪是黑白花的，我们好喜欢它，还跟它合了一张影呢。那以后，“点儿”上再没养过痘猪，也再没缺过油吃。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扒炕抹墙，脱坯盖房，夹障子种园子，打苕条编囤子，渍酸菜、晒干菜、腌咸菜……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得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
过冬
每年冬闲大家都回北京时，我和弟弟通常只回去一个，因为队里不分钱，也因为家里没我们俩的生活费，也没我们的住处——被抄家后，我们全家五口人只有一间居室。
北大荒的冬天，没多少活好干。开始队长让我参加打场。在刺骨的北风中，我也学老农的样子，抱着一根大鞭杆子，站在场院中间赶磙子。头上戴顶兔毛皮帽子，腰里扎根草绳子，那神态，自以为威武得很。后来队长见场院里只我一个姑娘家，冻得怪可怜的，又不忍，就派我在队部和几个老头一起剥麻。再后来，麻也没得剥了，我就每天串门和大娘大婶学做鞋。从打麻经子开始，粘袼褙、纳底子、替鞋样、上鞋帮……做出来的鞋居然还蛮是样的，与店里买来的差不多呢。以后，坐炕头做鞋子就成了我漫长的冬天的主要活计了。那些年，我做了好几双鞋，有五眼棉鞋，有松紧口布鞋。妈妈出狱后，我送她一双自制的布鞋，她穿了满心喜欢，说甭提有多舒服了。
那年除夕，“点儿”里只留了我一个人。炕桌上一灯如豆，油灯照不到的地方黑幢幢的，我突然感到好孤独，好害怕，不由得站起身，逃出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往平日里常去的大嫂家走去。踏着雪，走到大嫂家门口，在我抓住门把手刚要拉开的那一刻，我听到屋里有人喊了一句：“接神了——”我顿时明白了，是午夜了。按照当地的习惯，该是揭锅下年夜饺子的时候了。这是一年之中家庭最和睦、最充满希望和祝福的时刻，我此刻进去岂不大煞风景？我悄悄退了回来，又缩进了自己冷冷清清的屋子里。突然，听见有人在门外叫我，是屯子里小学校的徐老师来看我了。在合家团聚的时候，他走出家门来看我，这令我大为感动。我赶紧把他让到屋里，让到炕上，但他说我的炕太凉，屋太冷，只坐了片刻就走了。尽管如此，他在那片刻带给我的巨大的温暖与慰籍，我至今不能淡忘。
不知道他的光临是不是因为我的那次针灸。
我们屯子像所有的农村一样缺医少药。我跟着自学成医的顾氵爰也学了两手针灸的本事。但我的医道不高，所以很少有人来向我求医。那次顾氵爰不在，徐老师来了。一见他那张脸，口眼歪斜到了一边，我就知道是得了面神经麻痹症。旗医院大夫说，他必须每天去针灸一次，要连续扎六天。他不能每天往返跑20多里路，就求我给他扎。真是有病乱投医了。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禁不起他再三恳求，于是答应试试看。一连扎了五天，他那张扭曲的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打算再扎一天，就劝他“转院”了。谁知这一次，我一针扎进他的合谷穴时，他突然脸色苍白、双手发抖，竟晕了过去。他老婆在一旁吓坏了，我更是不知所措，忙起针又起不下来。过了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看着我，竟然笑了，说：“你这一针扎得好，扎对地方了，我心里一下觉得透亮了。”我不知他是安慰我，还是真像他说的那样。我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第二天，他的口眼果然都正过来了。从此，他很相信我的医术，而我却再也不敢给人扎针了。
又一年冬天，北京来人招中学教师，据说只要是老高三的北京知青，都要。有些“黑五类”子女，出身资本家的、地主的，都获准回京了。我抱着一线希望，跑了12里路——那天北风很硬，我的脸都冻起泡了——到旗招待所找北京来的同志。
“像我这样的，你们要么？”自从父母被抓，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这句自尊扫地的话了，仿佛自己是一件等外品，推销起来底气一点不足。
果然，等他们听明白“我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之后，说：“像你这样的，我们不能要。”
“为什么？不是出身不好的也要吗？”
“出身不好的，只要问题清楚，就能要。可你的父母还没有定性，所以不能要。”
“可是，往最坏里想，就算问题很严重，是黑帮了，不行么？”我还想力争一下。
对方很讲原则地说：“那怎么行？也许最后没有问题，是‘红’的呢？你就不能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当时毛主席对“黑帮”子女问题有个批示：不要叫“黑帮”子女，要叫他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我们不好安置。”
我明白了：像我这样“黑”、“红”不能确定的子女，哪儿都不要。我必须申请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次年冬天，我回北京，到公安部，提出要当“可教子女”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开一张证明给我——这办法是另一个“可教子女”教给我的，据说她的身份就是申请来的。公安部办案组的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给你开这张证明，因为你父母的问题还没定案。”呜呼，我只能做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了，这是三六九等里最糟糕的一等，因为哪里都不能使用我。慢慢地，老三届的学生都得到了安置，不论是回城，还是在当地，而我则一直留在屯子里。及至后来，很多人一听说我是老高三的，却还在生产队，都很惊诧，我也只是苦笑一下，懒得解释了。
后来，有北京知青将我推荐给了旗中学的教导主任曹老师，曹老师同意让我到旗中学任代课教师。可是公社书记不肯，说：“旗里要能用这个人，我们早用了。”没有公社批准，我是走不了的。周围的人都告诉我这事非“研究研究”（烟酒烟酒）不可了。那也是个冬天，我就给已回北京的弟弟写信，请他寄些好烟来。明知家里没钱，不知弟弟想的什么办法，很快寄来了两条好烟，“牡丹”的和“礼花”的。我又买了两瓶酒，拎着上公社了。没钱备礼固然难，送礼更难。我从没干过这种事，不知怎么个送法。那天，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天色已暗，我独自在去公社的路上走着，一路盘算着如何进书记的门，如何递上一张笑脸，如何措辞……找到公社书记家，书记还没回来，我把礼物放在炕柜上，向书记夫人说明过一会儿再来，就去附近的浙江知青点儿找“饭辙”去了。吃完饭，再去书记家，书记已回来了。炕柜上的礼物不见了。书记没提礼物的事，我也没提，只说想请他放我去旗里。他说：“这事我们研究研究吧，过几天你听信儿。”回来的路上，我心情轻松极了，没想到这礼送得这么妙！不过，以后我可不想再干这种事了。
开春了，公社来了通知，说经研究同意我去旗中学教书。从此，我不再挣工分了，而是每月挣32元的代课费。每到周末，我仍旧回到向阳大队的“家”里去。
1977年冬，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我们都跃跃欲试，到处找课本复习。但又接到通知说，老高二高三的因岁数太大，除非有特殊贡献，不得参加考试。我没有特殊贡献，眼看大学上不成了，我大哭一场，把课本还了，也不再做梦了。后来又有消息说，准许我们参加高考。那时距考试只剩几周了。凭着我10年前的学习底子，临阵磨枪，考分倒也不低。只碍于我的政审是三类（就是最差的那一类），几乎没有学校肯收我。最后听说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斗胆收了我的档案，我这才在1978年春离开了莫旗，结束了10年的插队生涯。
这10年，我们在贫穷中求生存，在苦涩中求欢乐，在屈辱中求自强，在人生中求真情……尽管我们时时都想离开农村，尽管我们或迟或早都离开了农村，但我们的心已永久地留在了那里，随着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播进了那片黑土地。在那黑土地上，我们收获的是直面人生的坚忍、顽强、乐观、真诚……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长大了，成熟了。日后不管怎样的大苦大难，我们都会从容面对，因为我们是插过队的一代。
（林樾，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1982年回北京，现在北京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
一首诗 一首歌
刘中陆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应该想一想今后怎样，
啊，要到怒吼的海洋荡浆。
这首歌，是我的爱人解钟毅插队的时候送给我的，也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首歌。
我和解仲毅相识在内蒙古土默川。远古时代那里称为敕勒川。北朝民歌《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隆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那是过去的过去，到60年代未，我们插队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早已不见成片的绿草和牛羊，映入眼帘的是泛着白色的盐碱地和稀疏的庄稼。乡亲们的日子过的贫困，一个工分三、四毛钱，可是他们还是接纳了我们。
我们村有30名北京知青，分3个组在3个生产小队落户。插队两年以后我们合灶一起吃饭。插队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知识青年的思想还是挺活跃的，常有各种思想火花闪现。于是我们在伙房的墙上开辟了一处交流思想的国地，名曰《火花》。
那天轮到我为大家做饭。解仲毅生病没有出工。下午，他递给我一个小本，打开一看，是诗，一首长长的叙事诗，他准备在《火花》上刊出。
因为解仲毅和我们女知青不在一个小队干活，他又寡言，除了干活，就是看书，很长一段时间，女知青不知道他的姓名。见他1．80米的个头，才百十来斤体重，就送给他一个外号“麻杆”。
长诗的主人出公自然是“麻杆”。他在诗中讲述着他的经历，他的故事（只可惜诗丢失了，只记得大意）。他有过金色的童年，也曾在过一个受人尊敬而又幸福的家。他有过美好的理想，也曾经无限忠诚地投入身于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一夜之间，革命几十年的父母被打倒，他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他感到无比失落，眼前一片茫然。他是在牛棚里和父亲告别的，他总也忘不了系在父亲腰间的那根草绳。随着下乡的浪潮，他来到了土默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他不相信城市知青先进分子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誓言，也不相信知识青年会被改造成为真正的农民。他怀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意义。他渴望革命，渴望光明，却不知路在何方。
诗读完了。我明白了他的寡言。
吃过晚饭，他问我对诗的看法。我说：“诗帮助我了解了你。我们同命。你的诗像你一样，太软弱、太消沉了。七尺男儿应当顶天立地才是……”。
他对我的话不可否，却问我，在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后，我是如何看待生活的。坐在院子里的土坯上，望着挂在天边的月亮，想起文革中的往事，我的心就像那惨淡的月光。
我告诉“麻杆”，从小学到高中，我一帆风顺。高三时，在女一中入了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乾坤颠倒，灾难接撞而来。
1966年流火的8月，红色恐怖笼罩着北京。一个闷热的夏日，深夜，中宣部文革小组成员通知我，爸爸于当晚畏罪自杀。他们说，自杀就是叛党。在要求我与爸爸划清界限的同时，他们问我要不要爸爸的骨灰。当时妈妈去宁夏农村参加“四清”，远在千里之遥。我是长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决断，胸海中一片空白，手脚冰冷。我爱我的爸爸，我不相信他会有罪，更不相信他会自杀。但是理智告诉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在这场急风暴雨的文化革命中，我这个预备党员必须丢弃父女之情而服从革命。到底要还是不要爸爸的骨灰？当我怯生生地说出“不要”两个字，我马上又懊悔了，我立刻意识到我们不仅永远失去了爸爸，而且将永远失去了爸爸的骨灰。面对着一张张刻着“革命”二字的面孔，这种选择对我，一个高中学生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几天以后，妈妈风尘扑扑赶回家，要见“生病”的爸爸。我紧贴墙壁站着，不敢正视妈妈那无限悲痛的目光。我悔恨莫及，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不等妈妈回来再决断？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不可更改，不可挽回，失去的，永远失去了。
接着而来的是红卫兵抄家，妈妈进黑帮队，弟弟妹妹被批斗，关进监狱，所有的起因，皆由于爸爸的去世。我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时时感到心在淌血。
1968年9月，在我离开了北京到内蒙插队之前，学校党支部连续召开了7次支部大会，讨论我能否如期转正的问题。整整7个夜晚，无论我如何检讨、认识，最终支部大会的决定依然是“取消预备期，不予以转正”。理由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中陆站在反动老子一边”。
会散了。我沿着故宫北侧的护城河慢慢地走着，泪如雨下。我真觉得这个世界失去了公道。为了划清界限，我连爸爸的骨灰都没有要，到头来，致命的问题依然是与父亲划不界限。我心里不服，可是我无奈。我只能在漆黑的夜幕中，任凭泪水流淌。我只想哭够了再回家，别让多灾多难的妈妈见到我的泪水。
走进抄家后贴满封条的家，我想躲开妈妈，可她却迎面站着。她一直在等我，等我的结果。我到底能不能忍住委曲的眼泪。沉默之后，妈妈说了一句那个年代最常说的一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妈妈以及与妈妈同样遭遇的人，是依仗着这句毛主席语录在那场劫难中活下来的。它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支柱。
只是因为革命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上级党组织瘫痪，女一中党支部的决议按党章规定，未经上级党委批准，尚不能生效，于是离京前，我拿到了一张预备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组织关系介绍信。
爸爸的去世，使我骤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着不光享受生活，而且还要承担一种责任，尽一种义务。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珍惜生命也不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尤其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活着是需要勇气的，但必须活着，活出个样子来。我是这样认识的，也这样要求自己。但是在我被革命，被组织拒之门外以后，我觉得我活得抬不起头，活得太沉重了。
离开北京那天，在火车站我和妈妈、小妹妹平静地分了手。可是当火车启动西行的时候，望着远离我的妈妈，突然樟我产生了一种不可饶恕的自责与内疚，我对不起妈妈。
到了村里，我去找支部书记兴友叔。他对我说：“咱庄户人只讲受（干活、受苦），能受，就是好闺女。咱们不看老子，看个人”。文革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朴实，这样宽容，不唯出身的话了。
从那天起，我咬着牙，好好受。秋雨中，我和村里的后生一起下到冷凉的河水中捞麻；寒科冬里，我和男社员一起在风雪中打机井。当地有句俗语“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夏季麦收时节，我们蹲在麦拢中间，和社员一样用细嫩的双手，左右开攻，连根拔麦子。村里缺烧的，麦根是好柴禾。半天下来，两手血泡，泡破了，露着鲜肉。麦子一拔就是7天，男人都打怵，可我一天也不歇工。白天背着黑板下地教闺女识字，晚上办夜校和社员一起学习大寨的经验，我拼命干着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直到我患肝炎住进医院抢救。可是到了整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参加的资格。
我弟二次走进兴友叔的家。他站在炕上，从房梁上取下一个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塑料皮，从中取出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我环顾四周，土炕上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和三个孩子依偎着。这个家里的确只有房梁上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从心里感激这位粗中有细的庄稼汉。兴友叔为了我的事跑公社、跑旗里，得到的回答是，她的党籍问题要等她的父亲得了正式结论再研究。兴友叔劝我不要着急，他说：“每场运动后都会有甄别的。你是个好闺女，我心里机密”。确实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与此同时我也终于懂得了何以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的命运完全取决于爸爸的结论。
我的故事讲完了。“麻杆”望着天上星星，好像在自语：“我的确有些悲观、消沉，也缺少男儿的刚毅，但是我不掩示。你平日很积极，可是你的内心并不平静，也不舒畅，甚至很痛苦，但是你与我的不同在于你把悲伤、失望、怨恨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掩盖起来了。其实不论是你还是我，都需要鼓起勇气面对现实，而不是回避……”。
我与“麻杆”平时接触不多我没料到寡言的他说出的话竟然入木三分。
这次偶然的交谈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关闭许久的心灵之窗。也许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向一位异性同学讲述我的经历，我的想法，也是第一次心悦诚服地接受一位男同学对我的批评。在穷乡僻壤，我遇到了一位可以深谈的朋友。
“麻杆”的诗在我们村知青中引起了一场关于插队，关于人生的讨论。《火花》灿烂了。田小野的长诗对“麻杆”的诗提出异议，其他同学的文章也陆续刊出，大家各抒己见，好生热闹。
此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我肝炎初愈，大队照顾我，让我在小学代课，教二、五年级复式班。晚上送走了补课的孩子们，我在办公室改学生的作业。“麻杆”常常坐在我对面静静地读书。有的时候我们也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秋风刮过，绵绵秋雨经常陪伴着人们。心灵的沟通使我们相互有了依靠，不再孤独，不再寂默。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插队生活平淡如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苦、清贫的生活磨练着我们，熔铸着我们。
有一天，“麻杆”把他新写的小诗《荡浆》拿给我看。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应该想一想今后怎样，
啊，要到怒吼的海洋荡浆。
这首小诗与他前一首长诗相比，判若出自两人之手。它让我感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和敢于同命运抗争、搏斗的勇气。小诗告诉我“麻杆”变了，变得自立了，坚强了，深沉了，开朗了。他不再依恋父母、家庭，不再徘徊、观察，他要去闯荡世界，去感受生活，去迎接风浪。他对人生的认识，在这首小诗中，在这块贫脊的土地里得到了升华。
“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一支歌。我送给你的歌”。他说着就唱了起来。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唱他自己写诗作曲的歌。他的声音圆阔、宽广。我从小爱唱歌，也喜欢听别人唱歌。他的歌，在我眼前勾画出一幅壮丽的图景。无际的大海中飘着一艘小舟，勇敢的水手搏击着海浪，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荡浆。我相信那水手不是别人，是“麻杆”。我听到了阵阵涛声，听到了渴望的明天，相信未来的誓言，我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我把《荡浆》带到旗里，迫不及待的跑去找我的好友小野，她已经调到轴承厂当工人。小野和她的师傅，一位呼和浩特的知青，用两把小提琴齐奏这支曲子。悠扬的曲子飞出工厂，回荡在连绵起伏的大青山下，时远时近，时隐时现。
后来，我的党籍问题解决了，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不是为我的表现出色，而是因为爸爸被平反昭雪，他又成了革命干部。在高兴之余，我想起了文革中争议不休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心里只觉得酸甜苦辣五味具全。
1976年，我和仲毅在内蒙结了婚。再以后，我们先后回到北京。为人父母之后，我们又分头去读书，完成早就应该完成的学业。工作、学习、生活忙忙碌碌，有许多年我们不再唱起《荡浆》那首歌。
1992年9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病魔在倾刻间夺走了仲毅的生命，真像是被天提走了一样，留下了我和孩子。我在经历了失去父亲的巨大痛苦之后，又经历着人间最大的不幸。
仲毅要走了。真的要永远离我而去。我木然地走进一家花店，去为仲毅做一个鲜花盛开的花篮。在我为仲毅写挽联的时候，他送给我的歌《荡浆》在我的心中升起。这歌声带着他，带着我，飘回了土默川，飘回那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飘回到我们共同劳动、谈天、争论、流汗流泪的地方。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只是那歌声不再悠扬，却像一曲悲壮的哀乐，每个音符都敲打在我的心上，震撼着我的心。悲痛欲绝的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我用颤抖的笔，在泪雨中写下了这首歌的前两句：“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仿佛觉得我和仲毅最后的分别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茫茫的大青山下的土默川。或许是因为我们相识相知在那片土地上，或许是因为那一段知识青年生活刻骨铭心，纵然生活千变万化，也难让我，让我们这一代人忘怀。
花篮里的鲜花凋谢了。我小心地摘下了那对挽联，精心地珍藏起来，那上边有仲毅送给我的歌，那上边有我对他的永远的悼念。
火红的未来不是渺茫，
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刘中陆，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1978年回北京。现在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
“陶爱格”
晓 牧
6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滚滚大潮把我带到了北疆那片绿地上。70年代以后，势不可挡的大潮开始悄然退去了，我又漂落回京；然而，我和我的姐妹们却把我们的欢愉、我们的真诚，把我们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和我们的青春永远留给了那片绿地。汹涌潮湃的大潮远远地消失了，而《陶爱格》的旋律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陶爱格》是珠穆沁草原的牧民在夏天对羊羔时唱的一支歌。不知道它被牧人们吟唱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它流传了多少代。它那拖着长音的低调，低沉而又平淡，似乎永远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它没有《祝酒歌》深沉、激昂；没有《牧歌》婉转、优美；更没有《数来宝》热情、灰谐。我第一次听到它时竟觉得那么难听。
春天是羊羔出生季节，也是草原收获的季节。冰雪尚未消融，牧民们已开始在兴奋中盼望绿地的复苏；在繁忙中准备迎接无数个小生命的诞生。对草原妇女来讲接羔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活计。
接羔当中，最热闹、最忙碌的是放羔的那一刻。“郝了”（用柳条编成的羊圈）门一打开，里面的小羊咩—一咩—一地叫着、跳着、蹦着向羊群奔去；母羊也叫着、跑着在羔群中寻找自己的小羊。咩咩的叫声响成一片，仿佛是在呐喊，仿佛是在欢唱。当小羊两条前腿轻轻跪下，钻到母羊肚下开始吃奶的时候，母羊便静静地站着，四周恢复了原有的寂静，整个草原笼罩在一片安祥、和谐的气氛中。这时在羊群中常常会响起高高低低的“陶爱格，陶爱格——陶爱格 ——”的歌声。这就是人们在给那些“弃儿”的母羊——“高了浩”（不要自己所生小羊的母羊）对羔了。
本来，刚出生的羊羔只要在头几天与母羊对对羔，以后放羔的时候母羊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小羊，一般小羊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妈妈。母子认同，是生物界一切动物的本能，有些母羊根本不用人去对羔，它们生下小羔便寸步不离。在近千只的羊群中，也有一些母羊常常认错自己羔羊；有些不长记性、呆头傻脑的小羊总记不清妈妈的模样，动不动就钻到别的母羊肚下；这些，都不叫人头痛，因为经过耐心“指点”，它们是会很快“改邪归正”的。“高了浩”可就不同了，它们生下小羊后甩头就走，放羔时，别的小羊早就静静地吃奶了，它们仍不慌不忙地在羊群中东遛西逛。你抱起小羊，放到它们身下，它们会脾气大发，趁你稍不注意便一脚踢开小羊，独自扬长而去。在这种时候，牧民们总是用一只手拢着母羊的脖子，另一只手托起小羊，嘴里一边不停地唱着那支古老、单调的《陶爱格》，一边把小羊轻轻放到母羊面前；像是在引导，更像是在等待它们母子的认同。
那年春天，我和另外两个女知青住在兽医大保玛的浩特参加接羔。以前，虽说我也曾接过羔，那只不过是在住的牧民家给别人做个帮手，放羔时帮着对对羔，平时帮着喂喂小羊，像这次一对一地记数承包母羊参加接羔还是第一次。
开头几天还算轻松，没过多久产羔的高峰到了，母羊拖着越长越大的肚子，跟不上春天跑青的羊群，掉队的越来越多。放羊的人要看护那些掉队的母羊，等候它们分娩；然后再把新出生的小羊分批送回浩特。轮流下夜的我和章有时不得不牺牲睡觉的时间，去追赶走得像马群那样快的羊群。放羔的时间一到，我们又都要忙着赶回来对羔。那些日子我们知青包可真乱了套。给我们忙上加忙，乱中添乱的是那些气人的“高了浩”。对这些“高了浩”我可不相信一支《陶爱格》就能唤起它们母性的良知，对羊低吟，在我看来纯粹是“对牛弹琴”。对付它们我自有我的办法。
放羔的时候，我先把那些可以“教育”的羊对上。然后，我把“顽固不化”的“高了浩”一只只地拴起来，一对一地把小羊放在它们面前，持鞭立在一旁强迫它们母子认同。说来也怪，只要我在，它们就会老老实实地把头低下用嘴、用鼻子去抚弄小羊，羊羔也能小心翼翼地跪在母羊的肚下吃上几口奶。糟糕的是，只要我一离开，它们又开始折腾，踢的踢，拱的拱。一只黑头蒙古羊居然还会用嘴叨住小羊的脖子，昂起头把小羊甩到一旁，羊羔挣扎着咩咩地叫成一团。等我闻声跑过去，黑头蒙古羊又带头摆出一付“低头认罪”的样子。那只母山羊更气人，我前脚走，它随后就跑，它的那对小山羊羔跟在它的身后，越是咩咩咩地叫着追赶，它跑得就越快，有时抓都抓不到。平时还好，只不过叫我感到忙乱，着起急来干脆就用奶瓶喂那些被遗弃的“小东西”。可是，这些“小东西”不只要吃饭，还渴望享受妈妈的抚爱。春天，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今天风雪连天，明天又是阴雨绵绵。一变天，别的羊羔都依偎在母羊的肚下安安静静地吃奶，吃饱的小羔和母羊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取暖。“高了浩”的小羊们却一只只浑身颤抖着，孤伶伶地站在冷雨、风雪中，咩咩地叫着，左顾右盼地寻觅着母羊。最不忍去看的是我的那对小山羊，它们那样弱小，叫声细微无力，跌跌撞撞不停地跑着、爬着追赶死不回头的山羊妈妈；它们实在累了、冷了，只好双双蜷缩在一起，哆哆嗦嗦地趴在冰冷的地上。每当我看到小羊这副样子就感到凄凉，一想到大羊就恼火、气愤。后来，我把那只黑头蒙古羊、山羊和其它几只带头捣乱的母羊隔离出来，拴在我们蒙古包的四周。我坐在蒙古包里监视它们，持鞭发号施令。也许是出于对威严的畏惧，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这些母羊还真的老实了几天。没想到这种条件反射根本得不到巩固。根据浩特里阿戈、额吉们向我汇报，只要我不在，它们就为所欲为。那时小山羊羔饿急了不得不钻到别的母羊肚下去偷嘴。就这样，我的“高了浩”的队伍随着羊羔的增加也在不断地壮大。
一天清晨，对完羔，我把所有的“高了浩”都关进了“郝了”。我准备花一天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再教育”，表现好的就放出去吃草，表现不好的继续圈起来，给以惩罚。
我匆匆喝完奶茶，出了蒙古包向“郝了”走去。一天当中，浩特里除了夜晚就要算这个时候最安静了。“赛喂”（指普通羊群，有怀胎的母羊，也有未怀胎的母羊及其它公羊）在太阳升起前就出群了；“沙享”（指生了羔的母羊群，因为母羊要喂小羊，所以出群的时间不同于赛喂，要单放。），对完羔正悠闲地在山坡坡吃草；大一些的羊羔欢蹦乱跳地被孩子们领出浩特撒欢去了；牧羊犬躺在自家的门前正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春天那暖融融的阳光。我手持羊鞭，还没走近“郝了”，便听见“郝了”近了，歌声更清晰了，那熟悉的长调在静静的浩特里悠悠回荡。我来到“郝了”边，立即被里面的情景感动了。浩特里邑家的阿戈、额吉都在那儿，大家几乎是一种姿势，半跪半坐在“高了浩”身边，一只手拢着母羊，一只手托起小羊，她们一次又一次轻轻地把小羊放到母羊肚下。他们柔和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母羊，充满企盼和慈祥；凝重的面孔和着歌声，充满信心和希望。不知什么时候，大保玛走了过来。他指着那只黑头蒙古羊告诉我，去年它的羊羔病死了，以后每次放羔，它总不停地叫着在羊群中拼命追赶别的羔羊。又说，那只母山羊是去年的羔羊，这是第一年产羔，如果这次对不上羔，以后年年会成“高了浩”，而且“高了浩”的小羊长大后自己也往往是“高了浩”。我开始惊讶，我从来没想到它们也会有“悲伤”，也会有难言的痛苦。我开始“顿悟”……大保玛哼着“陶爱格——”，走进“郝了”，坐在那只母山羊身旁；一会儿托起这只小羊轻抚着母羊的背，一会儿托起那只小羊轻蹭着母羊的头；在焦虑不安的母羊面前，他是那样不慌不忙。他纯正的男中音，醇厚中显出几分苍凉，雄浑中略带几分悲伤。这歌声与拖着低低的长调，拉着悠悠的高音的女声融汇在一起，歌变得哀婉，调变得忧郁；即而又开始激昂、高亢。那低吟如诉如注，似在规劝，似在抚慰；那高唱似在呼唤，似在企盼。我听得出了神，心绪仿佛凝滞在那里。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在用心浅吟，用心高唱，用自己的心灵呼唤着母性的回归。一只只烦躁不安的“高了浩”在歌中渐渐平静下来，我看到黑头母羊开始用鼻子去闻自己的小羊；那只母山羊竟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静候着吃奶的一对小羊……。我没想到它们在歌声中真的温顺起来，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深深地感动了……
以后，我也常常半跪半坐在“高了浩”身边，虔诚地唱起：“陶爱格——陶爱格……”
二十多年过去了，去年，我在北京音乐厅观看“93’中国国际合唱节”的演出，意外惊喜地听到了无伴奏女声合唱《陶爱格》。它依旧古朴、单纯，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人为的雕琢；当“陶爱格——陶爱格——”的歌声在舞台上响起，就如同一股淡淡的清泉在我胸中流淌。我们追求完美，而这支歌不正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主义最理想的美；我们崇拜高尚，而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能比这原始情感的再现更高尚。回荡在“音乐圣殿”里的那悠悠长长的歌声再一次让我感受到心灵的震憾，唤起我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我渴望这歌声把我带回那遥遥的绿地上。
（晓牧，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内蒙牧区插队，1976年回北京，现为医务工作者。）
我在西藏十二年
战若英
列车开动了。那是1968年的一个秋夜，北京开往西宁的35次快车。随着缓缓启动的火车慢慢地向前行驶，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们渐渐远去。当北京城东南角楼终于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走了，至少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果然，这一走就是整整12年。
1968年下半年，全国的中学生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揭开了我们一生中最艰苦、最困难、也可以说是最壮丽的篇章。我和几个同学策划了一个去西藏的计划。这是一个由我们一零一中、北京十三中和三十三中的十几个同学组成的集体。西藏，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既神秘又陌生的地方。我们之所以选择西藏，是那里的贫穷、落后、愚昧以及那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所构成的极其艰苦的条件，吸引着我们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召唤着我们去奉献美好的青春，我们要在西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决心一旦下定，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们改变，我们称自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去西藏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没有到西藏的分配任务，学校不许我们去。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这件事还是被学校工宣队知道了。一天下午，工宣队把我们扣在学校，做起我们的思想工作来，动员我们放弃去西藏的打算，并把我们隔离起来“分化瓦解”。记得当时我在的那间屋子里正巧挂着一幅中国地形图，我站在地图前，用手指着那一片黄褐色的区域，动情地说：“那个地方是我们国家最贫穷、最落后、最需要人去建设的地方，我们就是冲着那里的艰苦去的，我们要把自己的青春、知识和力量贡献给西藏，贡献给西藏的130万翻身农奴，这是我们的责任。”工宣队员们个个立场坚定，尽管也被我们的精神所感动，但是仍然以加强组织纪律性为理由，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暗示我们如果不放弃去西藏的想法，就不放我们回家。已经是半夜了，我们说得口干舌燥，又困又累，只好耍了滑头，口头上同意工宣队的意见，先获得“自由”再说。那次的挫折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去西藏的决心，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念。
一切在秘密中加紧准备着，为防止再节外生枝，我们决定尽快启程。1968年11月26日晚11点半，我们悄悄地，又是庄重地离开了北京，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把我送到汽车站，在等车的那几分钟里，我感到母亲在落泪，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嘱咐，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啊，那时我刚过18岁生日，哪个做母亲的舍得让自己刚刚十八岁的女儿到那么遥远、那么陌生的地方去呢？更何况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我们兄妹四人先后都离开了家，离开了为我们操劳大半生的母亲，我无法想象她所忍受的痛苦。我盼着汽车快点来，快点结束这离别的痛苦；又害怕汽车来，想和母亲多呆一会儿。汽车终于开了过来，我提着手提包，机械地上了车，回过头去，透过模糊的泪眼望着车站上的母亲，这时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头发被风吹得凌乱无序，在寒风中，她显得那么瘦弱，那么孤单，又是那么坚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的离别，母亲当时的心情，大概只有在我做了母亲之后，在我离开我的儿子返回西藏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母亲当时那种近乎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长期承受的思念和担忧。
我强忍着泪水，想着自己将要献身的事业，逐渐恢复了自制力，使自己很快振作起来。我乘车绕道路过天安门广场，最后看了一眼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怀着庄严而又神圣的心情，告别了首都，告别了亲人，带着心中的誓言，向着未来坚定地走去。
在经历了行程近万里长途跋涉的艰辛，经历了十几天火车、汽车的颠簸，经历了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时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气压低而产生头痛、胸闷、呼吸困难等高山反映后，我们终于踏上了西藏的土地，站在了世界屋脊上。当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展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冲动 ——为自己挑选上的这条艰苦的道路，为战胜了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为未知的更加艰苦的明天。
西藏原是一个封建的农奴制社会，在自治区进行民主改革后，广大藏族人民才从黑暗、野蛮、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摆脱出来，从被奴役的农奴变成了西藏的主人，完成了历史的飞越。但是西藏的工业、农业、牧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事业等仍然非常落后，加之“文革”以来造成的破坏，使这里的物质供应更加困难，人们生活非常艰苦。走进拉萨市仅有的几个商店，货架子上几乎都是空的，在这里工作的汉族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从衣服、鞋袜到牙膏、卫生纸，都要自己大包小包地从内地带来。刚进藏时我们住在拉萨市第二招待所，生活很艰苦，平时只能吃到糌粑，由于吃不惯藏粮常常饥肠难耐，只有星期六食堂供应米饭、馒头、水煮萝卜等饭菜时，才可以饱餐一顿。既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当被告之医院血库没血了，急需献血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孙小梅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献出了450CC的鲜血。本来在高原上献血就不容易恢复，更何况献这么多，当时的物质条件又很差，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想，那才是一次真正的无偿献血。
1969年初，自治区革委会的尹志云秘书长把我们安排到距拉萨40多公里的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劳动锻炼，和我们同来农场的还有十几个先于我们到拉萨的北京知青。来到农场，生活一下子好多了，至少吃饭有了保障，还享受了战士的待遇，每月发给12元津贴。白天我们下地干活，所有的田间劳动，从春耕播种到秋收我们都干过，还有喂猪、打扫猪圈、羊圈、轮流到伙房做饭等等，晚上开会、学习或娱乐。星期六下午是为藏族同胞服务的时间，到附近的村子里给他们理发、看病、针灸，用刚刚学会的简单藏语和手势与他们交流，每逢节假日，和藏族同胞一起唱歌跳舞，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我们连夜谱上曲，到村里去宣传。有时我们到藏族百姓家中坐坐，走进那些低矮简陋的藏舍，屋内极其简单的陈设，黑糊糊的四壁，难闻的酥油味和长年烧牛粪散发的气味，以及他们油乎乎的藏袍、黑乎乎的手和脸，都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这里的贫穷、落后和原始；他们脸上朴素的微笑，想竭尽全力好好招待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感到藏族同胞的好客、质朴和热情。
我们生活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读书，我们利用休息时间看了大量书籍，除毛选和马恩原著外，还有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巴黎公社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世界文学名著等，只要是当时能弄到的，我们都争先恐后地传阅，大量的阅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活跃了我们的思维，也为今后世界观的确立和思维方法的形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还经常开展一些讨论，从国际到国内，从古到今无所不谈。正是由于保持着比较好的学习风气，保持着思想上的敏锐和进取精神，才使我们在今后发生的政治变动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在农场那一年过得非常充实，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受益非浅。
1970年2月，我们被正式分配到地质部第四石油普查勘探队（后来的西藏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工作，从此，我们这个团结得非常紧密的北京知青集体就要解散了。临别之际，心里有说不出的留恋，一年多来，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要是没有大家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身单力薄的个人是很难在那里坚持下去的。
四普是一个刚刚组建的石油地质队，当时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认为藏北地区藏有石油，这对西藏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为探明石油的储量和具体位置，专门组建了这个石油地质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安排到了这里工作，开始了我们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
藏北高原的海拔平均在4500米至5000米，我们的工区伦坡拉基本上在4700米左右，属于高寒气候。这里没有夏季，只有漫长的冬季和春秋季。五月，北京早已是春暖花开了，而藏北工区仍然是天寒地冻，我们要在这个季节来到藏北，开始全年的生产。
记得我第一次到藏北，是随队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的先遣队到工区的，本来这种打前站的活儿轮不到我们女孩子，可是队长架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破例同意我们第一批上山。
从拉萨到工地一般要走三天，汽车拖着我们和行李艰难地向唐古拉山爬行，行至安多便离开了青藏公路，沿着唐古拉山南麓向西，再走将近一天的路程，才可到达伦坡拉工区。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原，除了在路上行驶的汽车，这里几乎见不到人烟，偶尔有几个游牧民手持牦牛鞭，吆喝着驱赶牛群、羊群；有时能看到一两顶极其简陋的游牧民的帐篷和燃烧牛粪时冒出的缕缕青烟，使人感到这里还有生命存在。每隔十公里左右路边出现一个道班，道班里住着几个人，是专门负责修路的，无论风吹日晒还是下雨下雪，他们都会出现在路旁，不断地向路边培土，或填平坑凹不平的路面。每当汽车驶过，他们就会被淹没在尘土中，成了“土人儿”。我常常想起那些道班工人，想到他们不仅要克服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还要忍受长年的寂寞，他们用自己的汗水，维护着这条西藏通往内地的桥梁，他们就像路边的砂砾，虽不起眼，却在闪光。
一路上为抵御严寒，我把能穿戴的都穿戴上了：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毛皮靴，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仍然抗不住严寒的袭击，手脚冻得麻木、生痛，浑身一点热气都没有，我们蜷缩在卡车上的篷布底下，和行李偎依在一起。除了抵御寒冷，还要忍受飞扬的尘土和汽车的颠簸，每个人脸上堆满了灰尘，看不到皮肤的颜色，露在帽子外边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遇到路面不好，汽车就会摇摆、颠簸，甚至会把人从车上抛起来再跌下去，时间一长，头晕、呕吐，什么感觉都出来了，几天下来，浑身都仿佛散了架。尽管这样，我们一路上谈笑风声，歌声不断，那些从内地调来的地质队员，也是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怀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来的，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哀声叹气、怨天尤人的情绪。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了。一下汽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忙着搭帐篷，否则晚上就没有安身之处，或者一阵大风刮来，任凭你有多大力气，也难把帐篷固定住。这样，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总算有了个“家”，也给这沉睡了几千年的荒原带来了生息和希望。
晚上，我借着微弱的烛光，用从不远处的小河里打来的冰凉的水洗洗脸和脚，躺在四处透风的帐篷里，把能盖的都盖上了，还是暖不过冰凉的身体，久久无法入睡。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片砖片瓦，只有一望无际的高原草甸和起伏的山岗，心中不免涌起了凄凉之感，和这块寂寞的土地一样，心里空荡荡的。这时我才开始明白，野外生活不仅艰苦，而且还要耐得住寂寞，这种精神上的寂寞也许比物质条件的艰苦更难忍受，有时孤独会使你不由自主地落泪、想家、思念亲人，使你无法把当初的满腔热血和现实的默默无闻、平平凡凡联系起来，不明白当你在忍受孤独、忍受寂寞的时候，也是在做着奉献——是为开垦这块沉睡的处女地奉献着每一个耕耘者所可能奉献的一切。
人们总喜欢用大海来比喻辽阔与博大，然而当我置身于藏北高原的时候，却感受到了同样的辽阔坦荡、一望无际。站在这块世界最高、最大、最年青的土地上，不知自己是渺小了呢，还是高大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我在实现自己为西藏奉献青春的愿望中，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岗位，我被分配在物探队技工班当放线工。
我们技工班的任务就是按照技术人员的设计，在事先打好的测线排列上放上电缆线，按一定距离将检波器垂直埋在地里，按要求把检波器和电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接通排列中间的仪器车，当汽车钻在排列两头打眼放炮产生震动后，检波器把接收的震动波通过电缆传给地震仪，仪器将信号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分析，画出地下剖面图。无数条纵横交错的测线，可以勾画出这个地区的地下构造情况，分析出是否具备储油条件，以及油层的深度、厚度、范围等，根据这些资料来布置钻井队打井的位置和深度。
在离驻地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都是我们的工区。每天早晨我们乘车来到工地，在野外一干就是一天。在4700米的高原上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于空气稀薄，高山缺氧，连走路都气喘吁吁，干起活儿来高山反映更加历害，每个人都是心慌气短，由于缺氧而嘴唇发紫，还常伴有头痛、胸闷、食欲不振等症状。在人们心目中，觉得地质队的生活充满了浪漫色彩，其实还有艰苦、单调、与世隔绝的一面，在西藏尤其是这样。
藏北是全西藏温度最低的地区，年平均气温在零下2度，即使是在温度最高的七、八月份，出工也不敢不穿棉袄。因为这里是“一年无四季，一日见四季”，具有气温年变化小而日变化大的高原气候特点。因此早晚和夜间很冷，而在太阳高照的中午到午后两三点钟，太阳烤在脸上、身上，野外没有任何遮挡物，连地面都被烤热了，人被晒得直打蔫。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太阳幅射量多，紫外线强，野外作业时的风吹日晒把我们的皮肤晒得又黑又干，脸就像被晒得龟裂了的土地，一层一层地脱皮，对着镜子把裂皮一块块撕掉，露出了嫩肉。没过几天，嫩肉又变成了干皮脱落下来。那时候没有任何防护用品，也没有现在女孩子的爱美之心。更糟糕的还不仅这些，高原气候反复无常，刚才还是烈日高照，一会儿一片云过来，马上就是一阵雨或是一阵冰雹，我们在空旷的野外没处躲没处藏的，任凭雨水、冰雹浇在身上、砸在头上。如果呆会儿太阳能出来，可以晒干淋湿的衣服，如果太阳出不来，我们就会被冻得嘴唇发紫、牙齿打颤，如果再遇上刮大风，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藏北的大风刮起来很可怕，人会被风卷着走，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的，记得一次刮大风，硬是把一顶棉帐篷刮走了十几米。尽管这样，我们常常伴着“地质队员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声出工、收工，大家就是凭着吃苦献身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互相感染，坚持下去的。
我们在高原上长年吃不到青菜，只有咸菜、黄豆、腐竹、海带、粉条等容易保存的食品，每天是千篇一律的菜谱，极其单调。人在高原上本来就食欲不好，常常把吃饭当作任务来完成，要是没有青菜，这饭就更吃不下去了。偶尔有汽车下到2000多公里以外的西宁或柳园去拉点菜，两个司机轮换着连夜开车到工地至少也得四至五天，车上的菜也烂得差不多了。比较容易保存的是罐头，但由于工地远离铁路线，交通极其困难，好容易运上点罐头，也是“狼多肉少”，只好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再说罐头的价格也不是可以随时享受的。人们总以为在西藏可以有吃不完的牛羊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工作在无人区，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更不要说肉了，偶尔能看到驼盐的游牧民赶着牦牛、羊群从我们驻地走过。一次一位牧民用一只羊换了些我们的白糖和香烟，当然这种事情极为罕见。平时出工，炊事班的师傅们只能把煮黄豆、炖海带之类的菜送到工地，我们在野外常常是顶着风、就着沙子吃饭。后来我调到测量班，连这样的饭也吃不上了，因为测量班的工作不能和大部队在一起，必须提前把测线打好，测出每条测线的座标和各种其他数据，有时还得扛着经纬仪上山，往往都是单独行动，炊事班无法给我们这支流动性非常大的小部队送饭。每天出工前，我们每人口袋里装一个馒头，塞几瓣大蒜，背上一壶水，到了钟点就各人吃自己带的馒头，就着大蒜，喝几口凉水算作午饭，天长日久没有不得胃病的。直到今天，我还常犯胃痛的老毛病。
我们测量班不和大部队在一起，还有一种危险就是汽车陷在泥里没人帮忙根本出不来。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车又陷进了泥里，从下午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天色越来越暗，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又冷又饿，无可奈何地等待救援。突然，远处响起了汽车的轰轰声，我们知道是援兵来了，顿时来了精神，可是由于我们的车误在了山脚下的山沟沟里，地势低，又远离道路，即使开着车灯，救援的人也看不见。我们爬到高处，眼看着汽车在远处转来转去，任凭我们挥手叫喊，也不向我们这边靠拢。还是我们班长急中生智，他把自己的工作服浇上汽油点着了，顿时熊熊的火焰燃烧起来，寻找我们的汽车才发现了目标。从此以后，我们每次出工总要带一些可以用来燃烧的东西，以备误车后作为信号使用。也有的时侯我们在汽车附近捡一些牛粪，堆成一堆一堆的，浇上汽油燃烧起来，一方面当作信号等候援救的汽车，另一方面可以烤火取暖。头上是碧兰碧兰的天空和满天的繁星，眼前是披着月光的高原，还有不远处蒙蒙胧胧的山岗的阴影，这一切都颇有点浪漫色彩。如果遇上刮大风或下雨下雪可就一点儿也浪漫不起来了，站在风里雨里雪里几个小时地等待，人的心情会颓丧到极点。
由于长年在西藏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山病，我的肝脏比正常人大两指半，血色素高达22克，还有许多人得了肺气肿、脉管炎等等。那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和医疗手段，虽然每个队都配有一位医生，可是只能看一些头痛脑热的小毛病，一旦有了急病大病只能送往拉萨，1000多公里的路程足矣让一些急症病人送掉生命。
经过艰苦的工作，钻井队终于在藏北打出了石油，队里派人把精心采集的油样送到北京，送到地质部，全队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这一瓶瓶的油样凝聚着每个人的心血，记载着大家为战胜高寒缺氧和各种艰难困苦所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不能说明西藏有值得开采的工业油流，但至少打破了西藏无油的传说，谁能说这不是西藏的希望呢？
每年在藏北工作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报纸、信件都是看一个多月以前的。大队有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大约一个月左右到各野外队放一次电影。只要听说哪天要演电影，我们全天都会沉浸在兴奋之中，尽管当时能看到的片子只有“样板戏”等，但也给我们枯燥、寂寞的生活多少带来了些许欢乐。
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时我和同帐篷的几个女友到帐篷附近散步。西藏的夜空是那样碧兰，星星是那样明亮，离我们是那样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它们似的。我们长时间地仰着头，不眨眼地看着满天的繁星，猜测着星星的名字，寻找着星座的位置；皎洁的月光洒在大地上，辽阔的高原显得十分庄严肃穆。这时侯的藏北高原是如此温柔、美丽，使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暴躁起来时给人们带来的麻烦甚至灾难。在这寂静的夜空，在这偏远的角落，我们远离尘世的喧嚣，感受着大自然的美丽和壮观，心里充满了陶醉和感动，觉得所经历的困苦和烦恼是那样微不足道，一切都变得如此可爱，甚至令人神往。
光阴一年一年的流过，我已不再是18岁的少女，我在最可爱的年龄进入了恋爱季节。我曾给爱情多少美丽的遐想，但当爱神真的降临在我身边的时候，一切又都是那么平常，因为我们太熟悉、太了解了，也因为我们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压抑自己的感情，否则就会遭到非议。是的，我们是一道进藏的同学，我们曾经共同度过最艰苦的时光，我们在相处时没有伪装，没有做作，可以因观点不同而大声争吵，也用不着掩饰自己的想法去迎合对方，既然我们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走到了一起，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我们都有信心依靠这坚实的基础走向未来。每当我在藏北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那善良的面孔、坚实的臂膀、温暖的胸膛。虽然我们都在藏北工区，可是两个队相隔几十公里，平时根本无法见面，写封信还要等有了顺路的车才能带走，但毕竟思念也是一种安慰。从恋爱到婚后生活，我们都十分注意爱护和更新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注意保持自己的进取精神，注意尊重对方独立的人格，注意把一个崭新的、可爱的、美好的、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展现给对方，使得我们平凡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温馨，也偶有浪漫。
在西藏生活的那些年里，爱人豁达开朗的性格，风趣的谈吐，广泛的兴趣，务实的精神，不时给我的生活注入新的色彩，增加新的情趣，特别是帮助我度过离别儿子时的痛苦，分担对儿子牵肠挂肚的思念。出队时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假期中我们则一起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我们在共同的经历和相互的爱恋中走完了在西藏的艰苦历程。每当我想起在西藏的这段生活，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爱人在那些年中给我的帮助，给我的安慰，给我的爱。
1980年的秋天，根据国家对西藏职工每年按一定比例调回内地的政策，我被批准调回北京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西藏高原，离开了地质队，离开了我工作、生活十二年的地方。十二年！我的全部青春和最美好的年华。想起十八岁时，我带着激情和自信，也带着幼稚和纯真，踏上了西藏这块神奇诱人的土地；十二年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却要告别这个曾为之奉献过青春的地方，心中怎能不产生一种难舍难分的留恋呢？
我不会忘记布达拉宫的宏伟壮观，不会忘记青藏高原的雄浑粗旷，不会忘记藏族同胞的豪爽热情，不会忘记高山雪水的清彻透凉，不会忘记雪后的高原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不会忘记世界屋脊上活跃的这支地质队给藏北高原带来的生机和希望……十二年过去了，一切都已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在我的心里，将永远有一个位置，保存这十二年的光阴，十二年的磨炼，十二年的风风雨雨，十二年的酸甜苦辣。我献出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我的思想也在这十二年中得到了升华。
（战若英，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西藏，1980年回北京，现在北京新技术开发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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