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梧龄：《不堪回首》.我从学校毕业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投入劳改...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15 李梧龄：《不堪回首》 序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 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 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 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 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 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 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 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 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 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 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 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 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 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 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 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 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 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 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 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 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 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 й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 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 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 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我于是毫不在 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 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 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 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 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 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 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 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 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 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 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 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 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 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 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 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 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 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 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 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 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Pauling的书， 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 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 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 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 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 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 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 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 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 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 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 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 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 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 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 《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 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 《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 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 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 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 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 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 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 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 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 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 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 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 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 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 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 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 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 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 '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 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 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 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 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 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 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 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 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 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 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 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 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 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 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 死。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 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 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 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 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 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 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 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 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 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 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 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 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 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 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 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 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 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 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 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 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 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 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 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 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 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 “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 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 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 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 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 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 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 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 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 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 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 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 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 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 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 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 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 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 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 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 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 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 “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 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 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 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 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 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 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 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 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 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 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 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 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 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 “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 《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 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 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 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 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 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 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 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 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 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 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 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 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 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 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 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 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 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 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 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 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 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 踊跃。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 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我拗不过他， 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 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 （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 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 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 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 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 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 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 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 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 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 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 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 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 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 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 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 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 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 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 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 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 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 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 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 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 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 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 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 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 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 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 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 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 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 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 （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 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 （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 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 待朋友的。 　　（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 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 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 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 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 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 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 论物理问题。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 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 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 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 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 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 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 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 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 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 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 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 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 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 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 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 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 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 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 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 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８）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 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 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 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 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 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 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 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 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 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 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 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 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 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 为标题的一段如下：１，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 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 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 马列主义的偏见。２，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 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 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 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３，我没有认 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 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 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 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４，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 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 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 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５，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 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６，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 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 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 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 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７，我 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 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 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 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 （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８，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 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 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 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 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 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 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 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你曾 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 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 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 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9)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 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 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 (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不许右派放毒 (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10)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 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 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 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 了。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 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 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 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 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 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 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 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 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 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 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 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 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 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 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 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 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 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 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 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 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 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 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 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 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 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 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 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13)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 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 师对学生爱护之深。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 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 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 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 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 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 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 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毫无 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 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 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 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 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 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 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 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 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 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 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 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 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 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 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 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我回乡去 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 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 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 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 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 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 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 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 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 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 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 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 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 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 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 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 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 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 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 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 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 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 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 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 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你们的话我 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 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 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 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 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 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 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 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 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 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 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 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 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 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 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 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 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 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 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 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 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 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 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 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15)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 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 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 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 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 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 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 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 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 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 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 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 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 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 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 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 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 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 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 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 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 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 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 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 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 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 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 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 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 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 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 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 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 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 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 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 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 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 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 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 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 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 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 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 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 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 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 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 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 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 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 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 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 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 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 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 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号 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 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 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 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 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 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 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 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 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 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 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 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 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 “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我先不明白，他又 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 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 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 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 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 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 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 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 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于是我就逐 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 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 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 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 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 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 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 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 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 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 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这样我就回了 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 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 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 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 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 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 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 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 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 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 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 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 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 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 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 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容站。收容站 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所得到的只 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形成一条条夹 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 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 互不相通了。每个夹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 材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朝南房屋的最西 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小学教师，好象还 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 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 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青年 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 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 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 关了一阵子，忽地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 了，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工程一结 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 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 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 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捕后不久， 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 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但因作为伪警即 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 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说话时那小组长 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 “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得了啦！……”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都有好些人关进 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 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 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了何等样的惊 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他原是厂里的 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 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 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在单位里也的确 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 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 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联系，不知其情形Ｎ陆 ㄊ俏缓芎玫哪配音演员，又精通德语，好学不倦。他父亲曾任伪职的高官，当然也是他受累 的因素之一，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右派甄别时，却把他排斥在外，硬说他是坏分子，其实他何 坏之有？而78年右派平反时却又算上了他，平反后回了电影厂。 　　我关在收容站的那几天里，房子东头靠门的办公室旁的禁闭室里不时地发出喊叫声。那 里也关着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余姓助教，他本该上一批就被押解出去了，因为他不服，并 绝食抗议，就被单独关禁闭。强制他吃饭剃头时，干部并不直接动手打人，但他们很会利用 刑事犯去完成其意图，这就发生喊叫了。余助教后来和我们一批去了白茅岭，仍然坚持绝 食，始终被单独囚禁，故没有见过面。但白茅岭的干部可没有收容站的仁慈，“不吃就不 吃”他？就此饿死了。 　　余助教其实很冤枉。他出身贫寒，当上助教后，唯一跟他过日子的老母亲得意极了，以 为儿子做了大事业理应有钱尽孝，便提出种种要求，吃人参补品之类。儿子也的确孝顺，样 样满足她，于是欠债累累，便一次次提请补助。运动中竟以无理取闹为由送来教养，至于是 否也带过右派帽子就不得而知了。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老者，许多人欢腾起来，“老宁波来了！”他们叫道。这个老宁波 已不仅是二进宫，而是“三叉口”或“四进士”以上的老改造了。他一来大家就向他打听消 息。他断言我们都将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去。 　　“白茅岭农场是个好地方”他说“不但吃得饱，而且有工钿。在那里积肥，也就是铲了 草皮堆起来做堆肥，有计工员来量方。第二天你只要将它搬个地方，又可再量一次。计工员 搭得够（2）瞒着队长。做得好时，一个月下来可赚到六十多块钱。礼拜天还可到附近的镇 上去吃老酒。”老宁波说得眉飞色舞，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23上海方言，意为讲交情的。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白茅岭农场位于皖南，在宣、郎、广地区，建场之初，是由一位水 产学院的教授选的址，认为适合于围塘养鱼，又可种田，是个好地方。当时是民政局建的 场。最初的场员都是收容的无业人员，被取缔的妓女之流。后来又将孤儿院，聋哑学校的人 也都迁了过去，因为这些组织多半是教会办的，当然不合政府的意。民政局是有些救济性质 的部门，其干部也态度温和，的确有老宁波所说的情况存在？ 　　但1957年8月劳动教养条例颁布后，农场由公安局接管。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最可怜 的是那些孤儿和聋哑儿，他们原先在教会的慈善机关里，生活还是可以的，在民政局管理农 场时，也还说过得去，如今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成为专政对象。他们被称为”安置场员” 以别于解除劳动教养后的”改造场员”，但待遇上几乎没有区别。收入极微，很难请假外 出；男女分队，严禁接触。他们长大成人后竟有一大半又从新由受不了“纪律”约束开始， 走上“犯罪”道路，被再劳教或劳改。 　　没几天，我对过南面的屋子也几乎关满了。4月29日的上午只听见外面麦克风哇哇直 叫，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一会儿，吹哨子集合，原来是家属接见了。我们排队出了几道 门，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用长凳分隔成一条条的夹弄，家属们早已带着大包小包 等候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婶婶、妻子和赵丽珠同学。妻为我准备了一只手提箱，装了替换 衣服和雨衣套鞋之类。她们告诉我，刚才听了报告，说你们将要到农场去劳动，农场并不 远，有真山真水，风景秀丽比上海的公园还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造主 要是改造思想，劳动不过是手段。你们要帮助亲人，提高认识，接受政府的教育云云。并说 最多三个月，如果表现好还可提前回来等等。我听说三个月，吓了一跳，要那么久吗？ 　　半小时左右的接见很快就过去了，警笛一声声地催促着，大家都还依依不舍。我狠了狠 心，说了声“你们放心”，掉转身大踏步地往回走。走了几步，赵同学追了上来，欲言又 止，随手将身上的一支金星钢笔给了我。警笛又大鸣特鸣了，我被人群推挤着往回走，回首 看见我的婶母和妻子早已惊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那天她们是怎样挨着脚步 回去的，更无法想象，年老有病出不了门的父母亲，盼到她们回去时有多么的伤心！然而他 们毕竟得到了一丝信息：地方不远，劳动不重，时间不过三个月。 　　他们受骗了，大家都受骗了，连那位做报告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副站长也受骗了。这位站 长是朱鹤飞，三个多月后，他也被判劳动教养，同样地到了白茅岭。60年代我们集中在一 起，才知他也是右派，还是一副老干部派头，口口声声拥护政府的改造政策。他说，当时他 也早是右派了，但还没有撤职。问到当时他是怎么做报告的，他说是根据文件。一边说一边 摇头，说政策变了。问他为何还相信政策，他也说不清，挑起担子就跑。尽管胃病开过刀， 说劳动，他还是最积极的。 　　另一名较小的公安干部信心就没有这位大官足，57年底把家中管教不好的，偷家里东 西的小弟送去劳动教养，要求政府帮助教育。后来却不可能按劳动教养条例的规定领回去 了，于是弟弟愈来愈坏，一家人后悔不已，未听见他说政府伟大的话。 　　接见回去后，监房里的空气沉闷极了，大家都默不作声。连口口声声接受改造的小组长 也眼睛红红的，偷偷地擦眼泪。这顿饭不知是怎么吃的，只有老宁波，才能吃了一个饱。他 是没有人来接见的。 　　“哈哈，我一个人吃，全家都饱了。” 　　第二天天未亮，发了干粮。被驱赶上了大卡车。天还未亮透已到了公平路码头，这才看 清了原来我们一路上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押阵，威风得很呢。说时迟那时 快，警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军人。码头上细雨迷蒙，军人们摆开了阵势将我们团团围住， 居然一一卧倒在地，依着沙包架起了机关枪。我们鱼贯地被押上了由小火轮拖着的一长列拖 轮，一路奔改造去也。 　　这里要补叙的是，就在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整天价锣声、面盆 敲击声、各种各样敲击声不断。人们都飞檐走壁上了屋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响应伟大领袖 号召，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安身，非死不可。害鸟灭绝，粮食增产，人民必将无比幸福云。 　　　　　　 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 　　1958年4月30日一清早，我被押上了一艘拖轮，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江面上烟波浩 淼，两岸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样低矮的船只，感觉到像是贴着江面在 滑行。从窗外拍船的波浪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气息。在收容站的污秽环境里被关了十天以后， 突然间又闻到了水花中的清新空气，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舒畅。好象整个身心都融化在大自然 之中，似乎古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意思。大自然的博大宽宏正与当政者的心胸狭隘 成鲜明对比。侧头向外看见飞鸟白云不由得想起南北朝诗人的句子“笼鸡有食枪刀近，野鹤 无粮天地宽。”可当前的处境却比笼鸡还不如。前途凶多吉少又有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感觉。 当江景的变幻消失在夜幕中后，随着单调的轮机声，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不觉东方开始发 白。船到了湖州。我们停泊的地方并无任何设施，由跳板上了蓠笆围着黄土的岸，马上又被 押上卡车。在车轮滚动中经过了浙江省的泗安，才知道果然是被送往安徽。一出浙江省，山 的颜色就由绿变黄，这就到了界牌镇。 　　界牌镇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处。由杭州来的汽车经此可去广德、宣城、芜湖，算是 一条国道。我们的车才一到界牌镇就拐弯向北，在山路上弯弯扭扭，颠颠簸簸。中午时分停 了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山坡，其上是截面呈A字形的长条草棚。下车伊始就有 人抬来了茶水。渴了一上午，见到了水真是一喜，排着队去喝，远远地看见居然是茶！直到 自己喝到第二竹筒，才辨出味道，原来当地的水就是这颜色，浮悬着黄黄的土。 　　朝稍远有人住的A字棚一看，只见有一只倾斜的大木桶，这木桶约70公分直径和高 度。不一会儿木桶后露出一个人来。此人又黑又瘦，并且一头长发，咧着嘴巴也顾不得向我 们看，只管舔自己的手掌。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叫做“刮粥桶”，是刮那分剩在桶里的糊状粥 浆。 　　集合、点名以后，才小下来的蒙蒙细雨又密了起来，我们被赶进了空的A字棚，分配了 各组的床位，只等着吃饭。这时有人提醒说“今天是五一节，准有荤吃”。不一会儿，抬桶 的人来了，仍然是稀饭！外加一点儿劣质酱菜。 　　那几天，雨下个不停，直到了四号，才吃到了一些肉丁。原来我们只是暂时过境，并不 属于这个劳教队。他们的干部舍不得将肉让我们分享；雨不停，人不走，拖到肉已开始变 质，才不得已下了锅。至于雨天喝稀粥，则以后长期都如此，是根据的伟大领袖教导“天晴 多吃，下雨少吃；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大概在彻底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看来，人和机 器完全没有区别。所以像机器一样，不开车就不必加油。吃稀粥已经是很大的浪费了。 　　又过了几天，雨过天晴，泥泞的山路勉强可以行走了。我们背负行李，上上下下，过了 两个山谷。一路上山溪清澈见底，其味甘甜。不过要过了好几个月，有机会“出公差”去界 牌扛米时才又有机会喝到这样的水，我们平时吃用的塘水则完全不是如此。最后爬上了一个 山岗。山岗上列着三座空A字棚。 　　劳改干部一律叫队长，虽然其下属决非队员。根据徐队长的话，我们得知，这里叫大庙 岗，我们曾暂住的地方是小庙岗。两地都因庙得名，但小庙早已荡然无存，大庙则还有些断 墙残瓦在岗下山谷中。 　　徐队长北方口音，说“我们自己”时最后一个音节拖长了听上去像“我们尸体”。温健 对我说：“我做配音演员，配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说话的腔调时，总要从喉咙里逼出声音 来，做得凶神恶煞，恶形恶状。可这位队长却完全自然而然地有这种本领。” 　　徐队长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农场干部，也使我第一次听到了改造人们思想的干部用得最 多的一句名言，这就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来改造的，要是胆敢不服管教，就让你们去做肥 料！”把杀人说成是“虽然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就是可以做肥料”是干部们训话时用得 最多的“谆谆教导”。不过，这话也决非某干部的发明，实在是源出于其最高领袖。他们不 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大庙岗和小庙岗都属于独山分场，独山分场是白茅岭农场的一个新建分场。白茅岭农场 共有十几个分场，每个分场设有分场部，下设若干生产队，不驻在分场部附近的生产队则称 为派出队，大、小庙岗都是派出队。 　　每个生产队有指导员、管教队长、生产队长和事务队长若干人，管理着一、二百个劳教 人员。我们又被分为约十五人左右的小组，组内指派了小组长和记录员。此外还有一个统计 员、一个工具员和医生，他们和炊事员同属一个小组。是劳动最轻，能有机会偷嘴吃得较饱 的一组人。 　　除了蔬菜组外，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在附近的几个山岗上垦荒了。用的工具是一种叫开 山锄的很重的锄头。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二公尺宽，挥锄掘土，拔草挖石。每人的指标逐渐 增加到二分地。开好的荒地用四齿钉耙平整、做成山芋垅。 　　我曾用装病的办法来拒绝劳动。在劳动时，我装着忽然晕倒，其样子恰如美尼尔氏症患 者。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假病，然而除了我可以一动不动地闭眼躺着不起来，从而暂不劳动 外，并不能获得重视。即使我看准了地形从三四米高的坝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同伴们惊呼 了，但那些干部也冷酷地不加理会。我躺了一会儿也只好起来。后来在筑路队时，我曾倒在 雪地上，也没能有医生来看过。到了涛城分场时，我见到有一位姓张的技术人员，他用假装 下肢瘫痪的办法拒绝出工。队长虽奈何他不得，但他却受尽了刑事犯的凌辱。我才知道这方 法是感动不了这些毫无同情心的干部的。他们连看病都不让你看，更不要说由此获得保外就 医了。 　　六月一日上午，我们正在扦插山芋苗时，忽然降下瓢泼大雨。在大家淋得湿透湿透，更 是因为地里也烂得无法行走时，下令收工了。我们都没命似地奔逃回去。回到营地擦洗换衣 已毕，忽地集合点名，原来有一组长报告少了个人。少了的就是那个老宁波！ 　　老宁波并没有逃跑，他在工地上被找到了。他在干什么呢？原来插山芋要施基肥，那次 用的基肥是羊粪拌和的花生饼即榨过油的花生渣。老宁波被找到时正在临时用草盖上的一堆 肥料中从羊粪里拣花生饼吃。当然，他免不了要被批斗一番。大家都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老改 造碰到了新问题，他在收容站说 　　“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现在可不能兑现了。 　　吃是改造的一个大问题。在我被改造的二十年中，始终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下。大庙岗 时的粮食标准是三十斤。对于如此的重体力劳动来说，当然是不够。队长们对此也的确想了 办法，开始时是饭中掺糠、掺麸皮。不久，这两样东西都要配给供养猪之用，就买不到了。 有一阵子，设法买到碎米，则因一斤粮票可买一斤四两（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 饱些。但也同样因为养牲畜更比供应我们人重要而没有能维持多久。于是在做饭方法上打主 意，改煮为蒸，在蒸前将米炒过，在蒸时多次将饭翻动。使饭蓬松以增体积。这种做饭的方 法后来在居然也在全国推广过，还美其名曰科学的，我想这个“科”字还不如改为“苛”字 为确当。 　　饭一紧张，如何分饭就成了一大问题。开始时有一个队长坚持不容许小组内用自制的杆 秤分，于是就有了种种分法。组内轮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将饭扛来，先要将饭进一步尽量打 松，然后一只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饭，抖动着将饭向另一只手中的三号缸子（24）中洒 去，以确保缸子中的饭上下均匀，再用一片做成像医院中用来检查口腔的压舌板似的竹片将 饭从缸子中的饭刮平，这样每人可分到两缸饭。然而，尽管在众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仍然 常有争吵发生，怀疑分饭的人做了手脚。于是又有进一步的称为“背靠背”的方法。分饭的 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后成纵行排好了众人的洗脸盆，每盛好一缸子饭，就由另一个值班 的人将饭从他手上拿下，倒到一只洗脸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饭，以免分饭的人 有可能估计到谁的洗脸盆将要倒饭进去。　　 　　24搪瓷杯有好几种规格，直径12公分的称为大号缸子，10公分的为二号，而9公 分的则为三号缸子。 　　桶内的饭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来的又有各种分法。有用调羹再一个个地分的，也 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谁没饭了，就到谁为止。未轮到的下次再轮。更有一种叫包饭桶的方 法。即值班的人保证每人两缸子饭，余下的全归他俩，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吃一饱，而 当饭不够时也不必一调羹一调羹地从众人处再挖回来，就他们饿一顿了事。 　　分稀饭也如此，但开始时还有将它搅匀的工作。每人勉强有一大号缸的稀粥。分到最后 的几人则往往不见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饭时虽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轮 流才可。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次轮到一个外号老广东的包饭桶，早上喝罢稀粥，忽然天气放 晴，大伙被驱赶到了水稻田里，就骂开了那还在收拾饭具的老广东。原来他每盛到一个大稀 饭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将它刮回粥桶，留给自己。可是，不一会儿传来了消息，原来那个疙 瘩却是一只掉在锅里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耻笑他。老广东原是永安公 司职员，生活优裕，到了这般田地，殊可叹也。 　　读者不要埋怨我费那么多篇幅来写这些无聊的，看似屑小们干的事。然而这也反映了长 期半饥不饱的人的状态。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所谓的家属班，即场员被动员全家来“以 场为家”落户的，有一时期，一家人也竟用秤分饭，斤斤计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惨乎！ 　　初来大庙岗时，副食品极少。等到蔬菜组作出了成绩，达到每人每天一斤蔬菜的目标， 才多了些。后来在涛城分场过冬时，因冬季菜长得慢，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青菜和 卷心菜当成了一棵树！轮番地一层层剥菜边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样复杂。有人玩笑地报菜单说“今天油爆鱼，青菜细粉汤，萝卜烧肉” 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汤，萝卜少肉”，过节日时则更为复杂，这时会有什么萝 卜丝炒肉丝之类，就免不了先将肉丝仔细地一一挑出单独分，然后再分萝卜丝。这样分了还 不算，还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产队长把我叫去，问道 　　“修一个坝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这谈何容易！要测量的。”雷队长沉下脸来挥手让我出去。 　　过了个把月，雷队长又叫我去了，说 　　“我错怪你了，原来建塘坝是要测量的。” 　　这位队长是个山东人，总算快人快语，说了出来，但我却已穿了一阵子小鞋了。不过他 找我并非为的道歉，而是问“会不会测量？”原来他要建一条土路，从大庙岗通往独山分场 场部。我当然说会，并提出一个人干不了。这样一来经我提出让两个知识分子和我一起干这 活。我很高兴，这样可有磨洋工（25）的机会了。于是我建议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健和另一位 王北秋。 　　25偷懒，磨时间做工的意思，据说源出于从前替外国人干活。 　　王北秋是个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写文章揭发马家军阀，在几乎被捕前得到通风报 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黄炎培先生，先生介绍他在劳动报工作。在西北时，他因爱好新诗曾写 信向胡风讨教，虽与后者既不相识更无来往。却因此在肃反时成了胡风份子，审查、关押了 一阵总算未被判刑，放了出来。可惜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反右补课又被关了 进来。他不算右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后在《萌芽》杂志当编辑。 　　测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简单，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签。凭目测选定了较平坦的 路线，钉下竹签。这竹签一排五枚，中间的是中心桩，两边的则是边桩，每边两枚分别规定 了路宽和排沟的宽度。这样一路每隔25公尺钉五枚桩。当我们走出了队长的视线，工作可 就轻松啦。不几天，雷队长训斥了，说我们太慢。我顶了一句，这可快不起来。他也奈何我 们不得。我们私下哈哈大笑说 　　“监督劳动嘛，不监督当然就不劳动！” 　　26用竹片做的弓形工具，用来丈量土地距离，每弓一公尺。 　　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那人走到了 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说着就拿出了 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好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的徐队长。经过此 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说比种田更苦， 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 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的钱全是家里带 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 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 个货郎担供应。一元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 钱，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涨价是因为改 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估计我们该释 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 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分场部果然气派不 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 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 个月释放的骗局早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场长作了 “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 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 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 来，于是列举罪状，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 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 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口婆心” 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 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即由队部 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整个独山分场因为该地发现有煤矿而撤消了。 　　　　　　　　　　　　　　　　　　 第四章　筑路队 　　从大庙岗出发的时候，队长再三地叫我们把行李打公包，说保证汽车比人快，会送到 的。除了蔬菜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脸盆等物集合出发了。一路上经过横穿广德县的 公路，算是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当地的老百姓。出了市区，公路两边的水稻田长势 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现象，又都插上了某某卫星田（27）斤之类的牌子。我因为没有种 水稻田的经验，看见穗头倒伏，对这些吹嘘还有点相信，但有些乡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 那时曾看到报载钱学森的文章，鼓吹亩产几万斤还远未用足太阳能等的说法，真为这位御用 学者难为情。后来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白菜田，十六万斤的水稻 田，六十万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诞了。 　 　　27当时苏联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不久，我国无此技术却将任何生产的高产叫放卫 星，实在可笑。 　　能量转换除了守恒外还要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热能转换为高度有序的蛋白质分 子的结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顾这一基本原理，单从太阳常数，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 阳光直照能量为一千瓦出发，再加上许多乐观估计，当然可容易地计算出十万斤的亩产量 来。但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各级官员的弄虚作假，对于影响高层 决策，上昏下庸，造成后来人为的大饥荒难道没有责任吗？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目的地枫树岭以北的广德总分场。被安顿在一间称为大礼 堂的房子里。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当，原来公包并未送到。只是为免有人掉队才让我们 轻装的，初冬天气足足冻了两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铺盖。第二天开动员大会，知道这是一支筑 路队，任务为筑一条南北方向贯通各分场的场内公路。时限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兴奋 地议论开了，从大队长报告的暗示中体会出任务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筑路主要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过于田间作业。劳动的残酷性可从管 理方法上看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 一种连坐法。我们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收工时组内的一位老者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直到大 家吃完粥还不见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见他已倒毙在工地上。那地点正是广德去宣城的公 路与我们所筑土路相接的被称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后一天里，那个自称右派的小学教 师，即组长还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死者和组长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象还在眼前。在喇叭口往西 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桥，桥下水流很浅但很急，水清见底。我们每天卷起裤 腿忍着冻红的腿脚去拣河底的石卵子做铺路材料。力气大扛得动近三百斤一箩筐石子的人还 可不至于整天泡在冰凉的水里，体弱者则冻得更利害了。多日下来，路面铺好，盖上松土再 要夯实。那一天，我们在打夯，老者当然也不能闲着，在路旁拿着锹修修补补。须知小组的 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谁也别想收工。所以体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责和欺负。当同情心和 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情心就退却了，更何况每一小组内的主体人物大多为流氓呢。那天 天气很冷，风也大，眼看夜色将临，大伙匆匆回去时便没人顾到那老者。直到分晚饭时才被 发觉；他在饱受了一天的劳累、辱骂后，悄然地去世了。小组长为此也沉闷了两天。如果他 现在有机会读到我的回忆，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境。 　　筑路的工作要沿路进行，那时的农民因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迁，我们往往就住在搬空 后的村子里，一住个把月。但有时也离筑路工地很远，就不得不早出晚归。甚至除了搬进搬 出两天外根本没看清村子是什么样。有时又将路边不远处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毁了，取其砖 瓦作铺路材料。这时候管我们的赵队长想出了个残酷的办法，他重编了小组，将劳动力最强 的组放在拆房或坟的地方。然后按劳动力的强弱一组组令各组接力赛地扛箩筐。前两组的大 力气人经常把两只箩筐摞起来扛，他们扛罢约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头走，轮到最后 几段老弱的就非得马不停蹄地一筐筐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这样的所谓“突击劳动”两三天后，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时空身走路都一跷一跷地 十分痛苦。然而，说来也奇怪，当杠棒往肩上一压，马上又健步如飞了。 　　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与人的矛 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 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 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 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 简直来不及烤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 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是因为她 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 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 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 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 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 去。我当时听了简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 毛所说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数“骨 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并非真正放马）劳 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 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事，说是 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 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 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 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 法，一说当场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 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实。这已 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越”“偷听敌台”之类 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 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 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 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人家，因 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 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倒很朴实， 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 鸡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 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 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是就更能做 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 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上了。 　　这些干部能有多少修养或水平，他们怎么可能担当所谓改造思想的任务？对待下面他们 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训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质的大小流氓，虽然内心里并不怕他们，但却非 常会在被训时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以满足干部的自大狂。象我们这样没本事如此表演 驯服的人自然就该被视着“从眼神里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这还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 碰到一个用好大喜功来对上讨好的队长，那你所得干的奴隶劳动就够惨的了。如若你又体力 不支，干不完定额，嘴巴笨拙对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隶劳动之余饱受晚间 批斗之苦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钟桥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们这一从南向北筑路的 队与另外的在郎溪的筑路队几乎会合时，便被调到钟桥镇。这是一条通往江苏省边境社渚镇 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公路穿过一道桥进入小镇，路旁有一所原来是作仓库用的大房子， 我们和另外一支筑路队便同时住在里面。新的任务是采石。 　　采石场位于江苏省社渚境内，我们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个飞机场，采石是为飞机场公路 建设之用的，事实上我们的住地就在两省交界处，每天去工地时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 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 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 位，向那里寄食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 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呢，所以大量的 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他还是个回 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 方耳里了。这是？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始要入睡 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你看不 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 　　28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睡西 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区冒险过来的。 　　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过是将烧 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的粮食定量为56斤， 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 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 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 摆了个地摊，卖光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 一。这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叶罐寄来 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酱炒得比较干。领取 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 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 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他们要等 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 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 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 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他一心拥 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 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许是由于生理 上的需要，象清鱼肝油这样很难吃的东西，我们竟可以用来拌和在饭里吃，不但不觉得腥 气，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来不吃辣，而在那时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饭吃就 是美味佳肴了。那时，很普遍的一种接济品是炒过的盐，从化学上讲，盐并不会因为加热而 变化，不过是在炒过菜的锅里拌和过后，粘点油味而已却能舔来大有滋味。然而，为了维持 自己的尊严，克制着不露出馋相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饭菜时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 人际关系，而且在劳动上也可占便宜。实际上，放弃刮粥桶的“权利”，分粥有剩时放弃最 后的一匙，不够时宁可饿一顿而不一调羹、一调羹地去各人杯中挖回来，其实更能保持卫 生。我亲眼见到有些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斤斤计较，但劳动力又不如人，于是受尽欺凌。 也见到过吃出病来，甚至有一个人在收割时吃下大量生稻谷，把胃胀破的。 　　1959年4月，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原来是天天劳动没有休息的，该月起，每逢1日 和16日有两天休息，叫大礼拜。此外也有“工资”了，说来可笑，按表现，分三个等级， 为三角、五角和一块，我当然是表现不好，拿三角钱一个月，够买一刀手纸了。 　　4月15日，上午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小麦田里，用绳子拉出一条大道，然后将尺许长的 麦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说是要筑一条从采石场往外运石子的路。下午忽然开大会，宣布采 石队解散了，次日，我们将被调往涛城分场。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因为中印边界紧张，采石建机场的任务取消了。那么，又何至于 那天上午还要破坏麦田呢？回想在大庙岗开了大半年荒，却是在煤矿顶上瞎搞一场，这就是 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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