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秋瑾与张志新—兼论“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化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8             遥祭秋瑾与张志新—兼论“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化（之五）                  作者：陆英民 (2006-01-29)             　　（五）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是把人变成非人的政治             　　我在读他人的文章时，间接看到马克思有这样一句话：“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1页）马克思的这句话，令我立刻就连想到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所作所为。             　　我是1999年初读到朱健国先生的《不与水合作》一书。当我读到张志新烈士临刑前所遭到的超法西斯的非人的暴行时，惊骇得久久喘不过气来。我难以理解那几个大汉活生生割断张志新烈士的喉管，不消毒不麻醉就用普通的刀子怎么下得去手？！当张志新烈士剧痛难忍，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之时，它们竟能无动于衷，继续将其三寸长的钢管插进烈士的气管里；其心地之狠毒，其手段之残忍，其暴行之酷烈，如果不是彻底丧失了人性而沦为兽性，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出来的。我们知道，兽医给家中的猪狗治病，还要先消毒后打针；可见，一个女“现行反革命”犯，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里，其生命价值连猪狗都不如。事实证明，它们根本就没拿张志新烈士当人；而当它们在把张志新当作非人对待的时候，它们早已经变成了非人——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吸血恶魔；这也是它们穷凶极恶以超法西斯手段残忍杀害张志新烈士的根源。问题是，一个活生生的本应具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沦为兽性？“广大革命群众”为什么会把真正的人却看成非人？这一切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呢？             　　十年“文革”期间，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不允许人们谈论人性，凡是涉及人性的文章，一律斥之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也就是说，谁谈论人性谁就是资产阶级。在那个大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谁敢是“资产阶级”呢？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上，从没有正面解释过什么是人性；人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无产阶级”讲党性，讲革命性；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名词会面，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真正要讲的是“乖乖服从于它们的奴性”。为什么这么说？谁是无产阶级？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是无产阶级吗？它们作为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独自享受着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却以无产阶级自居，号召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讲党性”“讲革命性”，不仅滑稽可笑；其目的何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个不允许讲人性的社会，必然促使那些本来即奸恶残暴之徒更加没有人性。             　　人性结构的特征之一是既有善也有恶，并且善与恶相生相克，互为条件，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也就是说，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不可绝对分割，只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善恶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这与人们的先天基因有关，更与后天社会环境影响有关；但有一个人人可见的事实告诉我们，即大多数人的人性结构中的善占有大部份比例，只有极少数人的人性结构中的恶占有重大比例。但无论是谁，人性中恶的释放，都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或者说适宜的政治气候。             　　我在各种各样的批判大会上多次看到，经常在台前幕后拳打脚踢那些“牛鬼蛇神”的所谓积极份子们，总是那几个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意在表明自己比一般的“革命群众”热情高，其实内心有其卑鄙的希求。             　　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了争权夺利、打倒政敌，需要打手；奸恶之徒，为了一逞其恶以享残羹剩汁，需要靠山；主子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以谬误批真理，让兽性充革命性；打手得其狼奶滋润，更加凶残成性，饕餮民膏；二者一拍即合，遂使蒸黎涂炭。十年“文革”中，直接和间接遭其劫难者岂止以亿万计。             　　对于披着人皮的“狼”来说，吃人是其本性；可是有一点难以解释，即大多数心地善良的人怎么会容忍“狼”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吃人”呢？这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但在十年浩劫的阴霾岁月，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的发生过。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极会以革命的语言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即把             “狼”用一套哗众取宠、革命之极的名词包裹成人，而把人用肮脏之极的名词诬为“牛鬼蛇神”。             　　在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代名词。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什么要用这一名词代替这些人呢？⑴“牛鬼蛇神”一词极易使人联想到妖魔鬼怪的狰狞嘴脸，这样的嘴脸让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感到可怕，由可怕感到可恨可憎可恶；⑵这种命名法可以把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从人的概念中剥离出去；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使大多数人们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即真的在潜意识中把他们看成了非人；⑶既然他们不是人，而是坑害人的“牛鬼蛇神”，那么怎样残忍的迫害他们都不为过，都是革命的行动。这就是大多数“革命群众”为什么能够容忍“狼吃人”这一残忍现像的秘密；这就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什么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能够为非作歹的秘密。             　　（六）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是流氓政治             　　不讲道理，靠坑蒙拐骗，靠拳头取胜，是一般流氓的特征；不讲道理，靠恐怖欺骗，靠强权取胜，是政治流氓的特征。             　　梁漱溟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敢给农民说话的爱国人士，也是第一位敢跟毛泽东较真的鲠直之士。但在后来他的检查中，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刻”的否定自己，一天比一天走近非我。没有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以前说的本来正确的话呢？             　　大剧作家曹禺在谈到十年“文革”对人的身心的极端摧残时说：“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转摘自钱理群《读和风鸣〈经历我的1957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现代心理学通过社会实践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心理定势”。即人们在接受某种事物的反复刺激“洗脑”后，会在潜意识里逐渐接受这种说法，会失去一部份对此类事物的制断力。即使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也会无意识地做好接受它的准备。俗话说：“谎言重复一百遍也就成了真理”，就是这个意思。（《糖尿病之友》             2005年第10期第21页）             　　梁漱溟、曹禺等老先生在十年“文革”中，为什么会从自我走向非我？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极会用流氓政治摧残所谓“牛鬼蛇神“的身心健康。             　　首先是那种人海战术的“攻心战”：你被围在愤怒的人群中间，这个怒斥你，那个喝问你，这人让你交代，那人让你回答；你不敢得罪任何人，不知该先回答谁；在你惊慌不知所措之时，“革命群众”突然高声齐喊：：“说！快说！快说！”这突如袭来地断喝，一浪高过一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你压下来，会吓得你心惊肉跳，屁滚尿流；这叫作以革命气势压倒你的反革命气焰。这种气势可以给你一种心里错觉：你已被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抛弃，你站在了革命群众的对立面，你被彻底的孤立了，赶快投降吧！             　　其次是批斗你的连续不断的“车轮战”。这一战术是在“攻心战”摧垮你的精神后，目的是再摧垮你的身体。即你在甲班被批斗后，紧接着要到乙班继续挨批斗，然后是再到丙班……；这种“车轮战”使你的身心最终处于极端疲惫，极端麻木而昏昏欲睡的痴呆状态。你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你不知自己在说啥，你不知今夕何夕，最终使你精神崩溃，彻底低头“认罪”。             　　再次是蛮横无理的“逼问战”：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以强权为理，它们不讲理，更不许你讲理；你必须要按它们的需要来回答，不允许你摆事实讲道理；如若你非要讲道理，它们就说你不老实，与革命群众对抗。你被围在人群中间或低头弯腰九十度做“燕飞式”站在主席台上，有人声色俱厉地喝问你：“你为何反对毛主席？！”你沉默，因为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即你不敢说反对毛主席，那等于给自己罪加一等；但又不敢说没反对，因为“革命群众”已认定你反对毛主席，你不承认，同样罪加一等；所以你只好沉默。这时必定有人会喊：“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革命群众”的斗志被挑动至高潮，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且会形成节奏，如大海的波涛，如狂风巨浪，你就是有再强健的体力，再坚强的意志，都会被这政治流氓的整人手段彻底摧垮身心，最终走向否定自我的地步。             　　六、二位英烈于今天之启示             　　我曾问过所能接触到的亲朋好友，知道秋瑾其人其事否；得到的回答几乎是相同的，“不知道。”更为可悲的是，我在给他们讲了秋瑾的家庭出身、革命生涯和慷慨赴义的故事后，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秋瑾为何要抛弃富贵、舒适的家庭生活，而自找苦吃投身到反抗清庭专制的革命活动中。在他们看来，秋瑾太傻，不会享福，死的不值。             　　秋瑾先烈牺牲将近一百年了，我们作为她的子孙后代，无须再给皇帝及其官吏磕头请安；无须因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掉脑袋；无须男人脑后再留长辫子，女人再裹成小脚；我们承荫在秋瑾先烈等反清志士所栽的大树下，不仅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功德，更应该理解他们为争取自由、反抗专制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情怀。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社会中有些人“太现实”了！他们不能也不愿、不想理解秋瑾之所以能背叛自己的阶级，放弃富贵、舒适的家庭生活，是因为她有一种博大的怜人悯世的情怀，是这种情怀促使她走出浅庸的自我人生；他们不能理解当学识、天良、禀性在人生的轨道交会后，可碰撞出新的思想之光，是这种新的思想之光照亮了秋瑾心灵深处的通向真理之路。我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或不愿、不想理解秋瑾等先烈们的所作所为及其意义，才使我们不能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多灾多难？！才使我们不能理解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地球上的其它国家？！             　　1979年8月，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2005年11月15日任公仲夷仙逝；在此，谨向任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呜呼，任公走好。）在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产生的原因及历史的教训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题目是《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当年采访张志新事迹的《光明日报》社记者陈禹山说：“让张志新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对创造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至关重要。”             　　我对任仲夷和陈禹山两位老前辈的深邃洞见深有同感。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四人帮的爪牙在狱中为何给张志新戴上十八斤背铐，还要钉上沉重冰凉的脚镣，难道是怕她越狱逃跑不成？它们心里清楚得很，凭张志新一个柔弱女子，即便是让她跑，她也难以越过那围有电网的深院高墙！那么它们为什么要给一个柔弱女性课以重刑呢？唯一正确的解释：它们恨张志新！因此在用酷刑故意折磨她。它们为什么如此深恨张志新呢？因为张志新说了真话。它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张志新的真话呢？因为张志新的真话，将会捅破它们一贯正确无误，一贯远见卓识，一贯高瞻远瞩，一贯英明伟大的假面具；将会不利它们争权夺势，以致难以将“政敌”置于死地，从而难保它们的江山永不变色；将会毁掉它们用假话从劳苦大众手中骗来的仅属于它们私有的“共产主义”天堂。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是一帮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极权专制者，它们之所以剥夺每一个人说真话的权利，其实质就是剥夺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所应享有的物质利益，以巩固仅属于它们一小撮特权者所享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的             “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以巩固它们为所欲为、极尽权欲、不受监督制约的特权；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压迫劳苦大众的帝王将相为啥爱说假话？因为那里面有他们的既得利益所在，有它们子孙万代的既得利益所在。千万不要以为它们是吃饱了撑的为说假话而说假话！张志新为什么要说真话？我们老百姓为什么爱听真话？因为真话能够反映我们的真实诉求，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利益。所以说，张志新敢说真话，其实质就是捍卫了真理，也就是捍卫了我们劳苦大众的利益。我非常同意某些网友的如下观点：忘记张志新，我们就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敢说真话，不仅丢掉了我们劳苦大众现在所应享有的物质利益，还葬送了我们子孙后代所应享有的物质利益！而我们有责任为我们平民百姓的子孙后代创造和铺就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张志新烈士悲剧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猖狂横行的十年浩劫之时，广大人们群众没有言论自由，即只能唱阿时谀世的颂歌、不能弹批评或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反调。             　　张志新、林昭⒁、李九莲⒂、黎莲⒃、钟海源⒄、张中晓⒅遇罗克、史云峰、王申酉、杨伟名⒆等烈士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没有言论自由，不仅难以保障我们平民百姓所应享有的各种利益，甚或难以保障我们宝贵的生命。由此我们知道，言论自由极为宝贵，极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1）言论自由是与人类俱生而来的天赋人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必然需要。今天电脑的互连网和手机的互连网，即可证明人类是多么需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又是多么飞速地发展着我们的现代化生活。             　　（2）言论自由是探索真理，发展真理的需要。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真理产生的前提和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与谬误做斗争；而没有言论自由，真理定会败于谬误的脚下。             　　（3）言论自由可以促进思想的活跃，思想的发展；而思想的活跃、思想的发展是科学发明创造的基础，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             　　（4）言论自由可以生产多种思想资料，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比较、鉴别真理和谬误。十年“文革”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垄断了舆论的话语权，使我们无法比较、鉴别真理和谬误，以致上当受骗。             　　（5）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层不变的真理；换句话说，即便是阳光灿烂的世界，也一定会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也一定会有阳光下的阴影；而没有言论自由，就会使我们无法发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无法发现阳光下的阴影；我们为什么要发现那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为什么要发现那个阳光下的阴影？因为生命同声相应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的损害和侮辱，都可以看作是对所有人的损害和侮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是一个充满恐怖而人人自危的国度，那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明天可能就轮到你和我。             　　（6）世上没有绝对十全十美的完人，没有一层不变永远正确的真理；而所有的专制独裁者，为了欺骗劳动大众，永远独自享有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总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有恩于世的“大救星”，如伊拉克萨达姆之流；只有言论自由才能打破独裁者垄断阳光的阴谋！所以历史上一切专制独裁者无不害怕言论自由而将其扼杀。             　　（7）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大多数人们追求真理成为现实。人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因为真理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准确地反映我们广大民众的心声和利益诉求。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大多数人会贫穷而无奈？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理；而没有真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应得利益就没有保障。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和原则的社会，一个“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权势者必然对大多数人的财富和利益进行无耻地掠夺；而这种腐败政治的克星就是言论自由！             　　（8）言论自由是实现和保障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来的。             　　何谓和谐社会？             　　何谐社会是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活力迸发的社会，是公平的社会，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是安定团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和谐共治的社会。说白了，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心情融洽，关系和谐。也就是说，和谐社会里的人心气都比较顺，心情都比较好，心态都比较平和；尤其是百姓与官员之间，下层与上层之间，没有太多的指责，没有太深的鸿沟，没有太多的怨恨。             　　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则非要有言论自由不可。因为有了言论自由，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才敢讲出心里话，也就是才敢讲真话。既敢讲颂扬的话，也敢讲批评的话；既敢讲正面的话，也敢讲反面的话；既敢讲顺耳的话，也敢讲逆耳的话；总之让人们放心大胆地说话，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允许所有的人说出心里话，整个社会人的心气             才能较顺，心态才能较平和；而作为执政者，才能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在盼什么（因为只有穿鞋子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鞋子是否挤脚，挤到什么程度，疼到什么程度）；只有在此基础上，执政者才能建立起一整套富民强国的社会协调机制（即正式制度：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契约等正式约束人们的规则；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成文的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良好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约束人们的规则），以逐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但没有第一步便没有第二步。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一步。             　　（9）言论自由不会自天而降，必须靠我们一代又一代平民百姓坚持不懈地去争取。这是所有为争取自由而献身的先烈们给我们的最大最宝贵的启示：争取言论自由要首先争取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人人做自己的大救星）；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则须首先掌握社会上所有官吏的命运，即对所有的官吏具有真实的而不是徒有虚名的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制约权、弹劾权、罢免权。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要告诉读者，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张志新等敢于说真话，敢于捍卫真理的先烈们遭受了残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秋瑾先烈亦未能幸免。据秋瑾外甥女王慰慈在1981年5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披露：“四害横行之际，秋瑾墓也遭浩劫，被掘坟鞭尸，使英烈忠骸暴尸抛骨于荒野，令人悲愤难禁，至今不堪回首。”读之，令人浩叹不已，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可谓魔力之大，人间遭其浩劫，“阴间”亦遭其浩劫，真是史无前例！             　　令人差堪欣慰的是，秋瑾墓于1981年10月又迁回安葬于西湖孤山西南麓，西冷桥东；然而这已是第九葬了。在此，愿所有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献身的英烈们能够安息于九泉之下。秋瑾与张志新二位英烈永垂不朽！             　　陆英民             　　2005年10月5日至10月27日11：46时一稿             　　2005年10月29日至11月20日17：16时二稿             wgbwg @ 12:15:14 | 阅读全文 | 评论 0 | 引用 0 | 编辑                2006-03-08             遥祭秋瑾与张志新—兼论“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化（之一~~四）             TAG：张志新 文革研究 随笔             遥祭秋瑾与张志新—兼论“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化（之一~~四）             作者：陆英民 (2006-01-29)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强盛的关键，首先在于这个民族具有自己的灵魂，即追求自由、民主，捍卫自由、民主，发展自由、民主；其次，才能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国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在读学者傅国涌①的《秋瑾被杀害之后》首先所想到的；其次，我由秋瑾临刑前后的遭遇不由自主地想到张志新临刑前后的遭遇；然后我问自己，她们同为敢用头颅做抵押反抗专制的巾帼英杰，为什么刑前死后的遭遇却截然不同？！             　　我极为崇敬秋瑾先烈。因为她是中国武装反抗帝王极权专制的革命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因为她虽出身官宦之家，但能不恋富贵，不图享受，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抛弃既得利益，为拯救祖国而奋勇投身革命；因为她能“临难毋苟免”，大难临头，敢于挺身而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一切，不用说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一般女性做不到，就是今天的五尺男儿亦大多仅能望其项背。呜呼，秋瑾英烈永垂不朽！             　　一、秋瑾英烈永垂不朽             　　秋瑾，             1875年11月8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她的祖父秋嘉禾和父亲秋寿南都曾在厦门做官）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旦吾、竟雄、汉侠女儿等作为字号。             　　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娘家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她不仅是一位中国旧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而且识文断字，雅好诗词。秋瑾有兄妹四人，秋誉章是家里的长子，字徕绩，长秋瑾三岁；秋瑾居次；妹闺呈，后易名呈，字佩卿，小秋瑾三岁；幼弟宗祥，后改名宗章，是秋父妾孙氏所生，小秋瑾22岁。             　　秋瑾不甘“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幼读书习文，能写诗填词，骑马击剑，使枪舞棒，乃女子之中皎皎者。1894年，秋寿南调任湘潭厘金局，全家再次随宦迁居湘潭。1896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湖南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三年中生一子（德阮），一女（灿芝）。王廷钧从小依仗父亲财势而养尊处优，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气，整日只知吃喝玩乐、东游西逛。这与秋瑾从小立志做花木兰等女英雄的追求和其豪爽奔放的性格极不相配。             　　1903年王纳资捐得户部主事，遂随王去北京居往。时值八国联军入侵后不久，她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的腐败，遂立“置生死于不顾”             之志，决心献身救国。而她的丈夫王廷钧仍然热中名利，奔走权贵之门，出入歌楼酒榭，两人的思想背道而驰，终致分居。             　　1904年7月冲破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集会，登台演说革命救国和男女平权道理。并创办《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发表《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1905年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随即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归国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②、徐锡麟③、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7月，回到日本，不久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由冯自由④介绍，她参加了刚刚成立的同盟会，并被推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和浙江省的主盟人。她发展了不少浙籍会员，致力于宣传工作，创办了《白话》杂志。常常读书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王时泽：《回忆秋瑾》）。她写下了许多充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篇。慷慨激昂的表示：“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1906年初，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3月，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暑假离职赴沪；与尹锐志、陈伯平等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她与同盟会会员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谋在长江流域各省响应，并担任浙江方面的发动工作。不久，萍浏醴起义失败，接应起义事遂告停顿。             　　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刊《中国女报》。并为该报写了《发刊词》，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旋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一道制定了浙、皖两省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约定，由秋瑾在绍兴组织浙江起义，徐锡麟在安庆发动安徽起义。一旦起义发动，此起彼应，互相配合。１９０７年的农历五月，她已布置就绪，并到上海和徐锡麟约定了起义事宜，原定7月6             日起义，后改为19日。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             　　7月10日，她已知徐失败的消息，但拒绝了要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劝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遣散众人，毅然留守大通学堂。14日下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她坚不吐供，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             　　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仅32岁（摘自共青团中央承办的《秋瑾纪念馆》生平简介）。             　　秋瑾是锋芒毕露，爱憎分明，无所掩饰的人。她疾恶如仇，词锋犀利，常有逼人之势。她的知己女友吴芝瑛⑤说：“女士性慷爽，遇有不达时务者，往往面斥，不稍假借，以此人多衔之。”（《秋女士传》）对于志在反清的革命同志推心置腹；对于轻薄浮浪，以吃喝玩乐为能事的纨裤子弟则义形于色，甚至当面呵斥；对于思想顽固腐朽的人则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留日时期，有个浙江籍的留学生胡道南，顽固反对排满革命与男女平权，秋瑾与之论辩，当面指斥为“死人”。１９０６年夏，秋瑾与徐自华⑥（秋瑾另一知己女友）等三人在上海张园品茶小憩，见一留日学生挟妓恣谈笑谑。她当即视为留学界的腐败，要当面规劝。虽经徐自华劝阻，她仍然出面以日语干预，以至雏妓怒目相对。凡遇此等事，别人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她则             “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徐自华：《秋瑾轶事》）她虽身为女流，却羡慕朱家（鲁国人，秦末汉初的大侠）、郭解（轵县人，汉武帝时大侠）的为人，而且自号“鉴湖女侠”，行侠作义。秋瑾留居北京时期，她竟然把变卖手饰，多方筹措的留学费用，援助素不相识、身陷狱中的维新派人士王照⑦而不留姓名。在日本，她又慷慨救助一个被丈夫遗弃的湖南女子蔡行素，一直到把此人送回国内就学就业，而她自己却要靠变卖首饰才能交纳学费。在浔溪女学，她又资助一个衣食无着的女学生吴明，她离校去沪，也一直把吴明带到上海就学。可见秋瑾成为巾帼英雄，乃平生素养所致。             　　纪念秋瑾，不能忘记满清黑暗官场中一良知未泯，敢于同情秋瑾却义救不成而丢官而义殉其身的人；他就是时为审理、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山东安邱北辉曲人；耕读传家，1898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绍兴知府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然而他仅是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人微言轻，无力回天。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             “相顾恻然”。秋瑾知道死期即至，向他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他虽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即被撤职。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⑧，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摘自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             　　二、张志新英烈永垂不朽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生于天津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其父张玉藻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其母郝玉芝毕业于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             　　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             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国***。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             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             　　假如没有发生那场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如张志新烈士是一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没有思想而又十分驯服的“螺丝钉”；假如张志新烈士在说了真话之后，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下，能够反戈一击，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切无比高尚的赞美之词都献给毛泽东；张志新烈士的生平简历，到此也就基本写完了。不幸的是，那个被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黑暗思想所垄断的思想黑暗的岁月，造就了一个敢说真话反抗专制压迫的巾帼英雄；我们不得不面对她一生中最惨烈最黑暗最痛苦的岁月。             　　1969年8月间，在文革风暴狂袭神州大地，八亿中国人民神昏智迷，狂热的迷信、崇拜最高领袖的时候；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时侯；在“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时侯；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时候；在毛泽东被神话为“无比伟大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无比光芒万丈”的时候；在人人向毛主席争献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时候；在中国亿万人的思想被一个人的思想所垄断所代替的时候；张志新以她独有的思想自由呐喊出了真理的心声！她对毛泽东地批评，对林彪地揭露，为刘少奇及一些老帅喊冤叫曲，在今天看来，卑之无甚高论；可是在那极端狂热极端疯狂极端神昏志迷的岁月，却不啻晴天一声霹雳！令“革命群众”心惊，因为那是绝对“犯上”的话；令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心悸，因为惮思竭虑、苦心经营的骗局最怕真话点燃真理的烈火！             　　在昨天和今天的世俗庸人看来，张志新烈士极端“不识时务”，“傻到不开窍”的程度；尽管“革命群众”一次又一次开会批判“帮助”她；尽管同事们私下里一次又一次找她“谈心”，让她收回真话，说些敷衍场面的假话，以求明哲保身；因为毕竟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为自己的安危着想，还要为孩子的前途考虑；但是，张志新烈士不仅没有收回真话，反而越发放开了真理的喉咙，说了更多的真话；因为她是真理的女儿，因此她有真理的性格，这是一般世人所难理解的。终于，她用自己一个女性的柔弱身躯顽强而痛苦地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她是真正无愧真理的中华民族的英雄！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监狱的黑暗岁月里，张志新烈士遭受了令人发指、惨不可言、生不如死的超法西斯的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非人折磨。她在狱中被课以重刑，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她在狱中多次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她在狱中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她在狱中被关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被与亲人隔绝，被与理解隔绝，被与人性隔绝，更被与爱隔绝，终至精神崩溃。最令人椎心泣血，怒愤填膺、拍案而起的是，张志新烈士在临刑前还要最后一次遭受残无人道的非人地折磨：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张志新烈士被“四人帮”爪牙的罪恶子弹夺去生命。临刑前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1978年10月1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大会（以上张志新烈士的资料，摘自朱健国《不与水合作》、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陈少京《张志新究竟因何而死》、冯月《终有一天见天日》、韶华《真话英雄张志新在批斗大会上高昂着头》）             　　三、两位同为反抗专制的巾帼英雄的不同遭遇             　　（一）在腐朽的清王朝濒于灭亡的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武力反抗清廷极权专制的秋瑾先烈，却能在狱中得到县令李钟岳及其身边吏役的同情和帮助，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并未黑暗到完全泯灭人们的天良，人性之中的善还有一定的喘息空间；使得秋瑾能够保住一个女性做人的尊严，从容而体面的慷慨赴义。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人学习、背诵毛著，”的中国，以思想反抗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极权专制的张志新烈士，自1969年9月入狱至1975年4月被杀害，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却没有一个新的“李钟岳”出现；相反，在狱中凡是能够接触到张志新烈士的人，给予张志新烈士的无不是冰冷无情的伤害，残忍非人地折磨，以至使张志新烈士不仅毫无尊严且倍受精神、肉体双重惨痛折磨而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性何以坠落到毫无人性几为兽性的地步？！             　　（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秋瑾死后，深感良心倍受谴责，以至最终自缢身亡。这说明清廷官场虽然黑暗，但还没有吞噬掉所有官吏的正义感以及是非观强烈的自我忏悔意识。张志新烈士至今已被杀害三十年，我们没有听说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杀害的人有良心发现而忏悔的，说明四人帮的歪理邪说对人的良知的污染到了何等浃骨沦髓的地步。             　　（三）1907年是清王朝濒于灭亡的黑暗年代，但社会的正义呼声及舆论谴责对当政者仍有一定的压力，致使直接或间接参与杀害秋瑾烈士的官吏均无好下场。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调任衢州不成，调任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任萧山县知县，沈定一⑨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敢为真理而斗争》的长篇报道后，《光明日报》从6月25日开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刊发了《一份血写的报告》、《走向永生的足迹》、《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等报道。当时的人们群情激愤，正义的呼声铺天盖地，各种媒体舆论强烈的谴责了残忍杀害张志新烈士的法西斯罪行；但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或听说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惨害烈士的凶手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难道他们没有罪吗？大恶未惩，大善何以发扬光大？！             　　（四）秋瑾当年被杀害后，当时中国的各大报即申张正义，谴责杀人凶犯，为秋瑾呼冤（详见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随即有王芷馥编，章太炎⑩、苏曼殊序⑾，何震题跋的《秋瑾诗词》刊行。这说明当时清王朝的官方舆论还没有独霸天下，老百姓还能听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因而具有鉴别是非的比较资料。反观张志新烈士被枪杀的1975年，当时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所统治的中国可谓万马齐喑，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报道张志新烈士刑前死后的遭遇，更不用说为其鸣冤叫屈了。只有当社会黑暗到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威胁子孙后代生存的时侯，才会迫使大多数人放弃对良心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的渴盼；因为生存毕竟是人们的第一选择。             　　四、文明的坎坷             　　人类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断进化自己；其最根本的标志即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这已是被以往几千年历史所证明的不争的事实。             　　何谓文明？             　　我认为，文明的核心是理性、良善、和谐和创造。人没有理性，难以正常发挥人的本性中的良善；人没有良善，社会难以合谐；提倡“斗争”的社会，迫使人们把聪明才智用于自卫和斗争而无暇科学的发明创造。文明的发展和提高，实际上就是人类理性、良善程度的发展和人类自身和谐与大自然和谐程度的提高。一句话，文明的发展和提高，就是不断发展对人自身价值和大自然价值的认识，就是不断提高对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信仰的尊重和对大自然的尊重；没有这样的尊重，就没有真正有益于人类的科学的发明创造。             　　根据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应比一十年代的文明程度高；换句话说，应对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信仰更加给予尊重和保护；也就是说，同为反抗专制的张志新烈士应比秋瑾烈士的遭遇要好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探索张志新烈士为什么会惨遭超法西斯非人的遭遇，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文明的社会生存环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张志新烈士悲剧的根源——“四人帮”             　　一类政治骗子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化             　　（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政治高压，             　　 吞噬人的自尊，毁灭人的良知             　　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极会篡改历史，极会把自己包装成无比伟大无比英明无比正确无比崇高的“革命者”，“至仁至爱的大救星”。然后它们利用报刊、广播、书本、课堂、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讲演会、批判会（那时还未普及电视），以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向你的大脑地毯式“轰炸”，并且是日以继夜、无时无刻的向你“轰炸”！而这时的我们——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即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与它们相反的声音或信息，人们无从比较和鉴别舆论宣传的真假，便不由自主地上当受骗，不由自主地拜服在了它们的脚下。这样，它们利用独霸所有舆论工具的优势，俘虏了社会底层众多民众的大脑，使之成为了邪恶势力的虔诚信徒；与此同时，由它们织成的政治高压的巨大的无形的网便笼罩了整个社会，笼罩了每个人的身心。这个时候，也就是火车头带领一系列车厢疯狂飞奔的时候，不要说你敢反对四人帮一类骗子，就是温柔地劝说它们“把车开慢一点，小心出轨翻车”也要被视作“现形反革命”而被“革命的车轮”压得粉碎。因为社会底层亿万个“革命群众”，虔诚的相信它们就是革命的化身，就是党的化身，就是真理的化身；它们的所作所为绝对英明绝对正确绝对高瞻远瞩，你敢于批评或提醒它们，就是狂妄的反对伟大的党，狂妄的反对伟大的领袖；甭说四人帮就是老百姓也要跟你拼命！也要砸烂你的“狗头”！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没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难以理解愚昧比无知更可怕十万倍的意境。             　　凡是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这是人求生的本能所赋予的。何况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历来就接受了逆来顺受，忍让求安的传统基因。既然质疑、反对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就是“现形反革命”，就要被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就要被砸烂“狗头”并祸及全家，谁还会自跳火坑？自取灭亡？何况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掌握着中国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全部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资源（即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凭户口本、粮食本、购煤本，副食本、及棉花票、布票、线票等各种票证）；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政治高压伴以随时可以断绝你的一切生存的物质资源的威胁，使你知道自己及全家人的命运掌握在它们的手里的同时，还必需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时势；为了生存，为了全家人能够活下去，你必需自愿或违心地听它们的话，跟它们走。你必需赞成或拥护它们所说的一切；包括它们把谬误说成真理，把黑颠倒成白；而在这同时，你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交出了自己的人格和自尊，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并且有了第一次便已经无法没有第二次以致无数次，你已经麻木了习惯了无所谓了。最可怕的是，你在失去自尊和良知的同时却恰恰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的自尊和良知，即认为自己更加革命更加无私无畏了。             　　（二）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利用人性的弱点，             　　 逼迫人们释放人性中的恶             　　凡是人都有亲情，这是血缘关系的自然产物。作为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孙生活幸福的；因此自己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在所不惜；看着自己的儿孙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先前所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便都在心里化成了蜜，化成了甜甜的心底的微笑，“可怜天下父母心”，此之谓也。作为儿女的，哪有不爱父母的；因为自己是父母的心血哺育而成，因为自己是父母辛苦抚养长大，因为自己身上流着父母所给予的鲜血，故有“儿不嫌母丑”之说。             　　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利用人们普遍具有的这一人性中的善，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牢牢的掌握在了它们的手中。             　　作为父母的，你不是心疼、关爱、惦念你的儿孙吗？那好，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乖乖听我们的话，跟我们走，作我们的马前卒，为我们赴汤蹈火、效死尽忠；作为儿女的，你不是要求进步，要求入党人团吗？那好，但也有一个条件，你要跟我们一条心（美其名曰“跟党一条心”），替我们监视、改造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敢说真话，敢揭露歌舞升平的假象，你要毫不手软、义不容辞地揭发、批判他们。             　　假如你不！假如你不愿昧着良心跟它们说假话，假如你不愿庸俗无聊的一味不停地吹捧它们，假如你不愿跟它们高喊：“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假如你不愿与你的“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并揭发、批判他们，假如你善意地提醒或批评了它们，就像张志新烈士那样说了几句真话；它们有令人恐怖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叫作“现行反革命”；更可怕的是，你还要连累你的子女和所有亲属；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因为这一招可使你的所有亲人与你为敌，与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使你心折使你心冷，使你丧失斗志而痛不欲生，因为它们断了你的唯一后路，让你陷入冰冷、怨恨、无情、冤无可诉的暗不见底的恐怖深渊！这一招叫做             “犯罪株连法”。这一招为何如此厉害？现在的年青人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             　　假如你的家庭中有一个亲属是“地富反坏右”份子，即“黑五类”中的一员，你和你的全家人都要被打入另册，叫作“可以教育好子女”。可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在那个以阶级划线，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它就象一座无形的大山，沉重地压在你的心上；因为它象恶魔一样，会随时随地地跟踪着你，使你遭受歧视，遭受冷遇，遭受虐待，而你必须要逆来顺受，不敢怒也不敢言，因为你是“可以教育好子女”。             　　“可以教育好子女”为何如此低贱、卑微而沦落社会底层？！             　　（1）“可以教育好子女”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还没被教育好，还要被继续教育、改造”，什么人应该被继续教育、改造？你也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而那些与你同时接受同样教育的“革命后代”，为啥就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因为他们的父母是革命干部、贫下中农；谁让你的亲人中有黑五类份子呢？你这时自然就把怒恨转移到了亲人的身上，“四人帮”的目的达到了。你表态、声明坚决与你的亲人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并揭发、批判他们。让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让一个还需父母呵护的孩子，让一个在血缘上、亲情中、生活里与父母密不可分的孩子，突然反叛父母，突然批判父母，突然与亲人反中目，这对一个孩子的纯洁心灵是怎样的毒化、摧残和打击！             　　（2）问题的关健是，既便你揭发、批判了你的亲人，坚决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你仍然还是“可以教育好子女”，仍然在社会中受着歧视、冷遇、不公。如果这时你仍未觉醒，你会更加迁怒于你的亲人，更加要求“进步”，更加失去人性（这是四人帮迫切希望的）；如果这时你已明白，便陷入更深的痛苦：你既不敢同情你的亲人，也不敢公开反抗四人帮，你只能在孤独、苦闷、沉默中熬煎；而且你在脸上还必须要装出一副非常愿意接受“改造”的虔诚面孔。             　　（3）被打入另册的“可以教育好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名称，更是一种可悲的身份，它随着你的档案跟着你一辈子，你这一辈子就因这身份倒了血霉！你虽然要求进步，但想入团入党，没门！（四人帮为了诱骗你永远听它们摆布，会树立一两个让你可望而不可及的被教育、改造好的标兵，在前面给你带路）更倒霉的是，你一旦进入社会，所有有头有脸的工作都没你的份，你将永远失去了求学、求职、转干、、当兵的权利，你唯一的出路是修理地球。             　　（4）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所有成年男女必走的人生之路。但是，你走不成，因为你是“黑五类”的被打入另册的“可以教育好子女”。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黑五类”子女找不到对像绝非危言耸听。为啥？因为在那个年月人们躲避“黑五类”份子就象躲避瘟疫一样；因为这种身份一旦沾上，不但祸及自己及全家，还要祸及后一代。那时侯，人们找对像首要关心的大事，就是对方家庭父母是不是“黑五类”份子，有没有历史或现行问题，并且连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调查得一清二楚。你的父母为你的婚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眼瞅着过了二十七八就是三十岁的人了，岁月不等人啊！但是谁也没办法，制度制约着人心、人性。我的一个孩提时代的朋友因家境贫困，成份好的女孩嫌其穷，有人给介绍了两三个“可以教育好的女孩”又不敢要，结果成了“光棍”。1974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被打成现形反革命的王申酉⑿已经29岁了。他迫切希望结婚，在学校劳动中认识了女工李善美，李同情他，待之如弟，并给他介绍了崇明农场知青谢芳做朋友，两人感情渐深。此事被学校保卫组知道，保卫组去找谢的父母，说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现在监督劳动之中。谢芳的父母十分害怕，强迫女儿与王断绝了关系。后王申酉与另两人恋爱，亦同样遭受破坏。             　　“             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罪恶株连法”之可怖可恶可恨，我实在难以描绘其万一；这一是因为我的写作能力难以如愿，二是没有身历“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悲惨境遇，所以只能根据自己当时的侧面观察总结出以上四点。我非常希望有这方面经历的网友能够写出当时的心境和境遇，让我们一起反思、探究那个被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蹂躏、强奸的年代。             　　明白了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罪恶株连法”的厉害，也就理解了“可以教育好子女”及其亲属与亲人断绝关系甚至反目成仇的心理。是四人帮把人们逼上了绝路，是四人帮逼人们释放出人性中的恶。             　　人在危难之时，尤其是身陷囹圄之际，极为渴盼亲人的理解，同情、慰藉；张志新烈士在狱中接到离婚协议书的那天，哭了整整一夜。但我能理解其夫曾真被逼无奈的苦衷。他在那个逼你表态的年代，实在别无选择。既便曾真不怕背着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黑锅，还得为两个孩子着想。如果不那样做，两个孩子毫无疑问要被打入低人一等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另册，两个孩子必然丧失应该属于他们的光明前途。在四人帮“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淫威之下，在四人帮无道德政治的威逼之下，曾真只能极端痛苦地低头服软，只能极端痛苦地放弃自己的尊严和良知。那时一个不讲理也不许你讲理的黑暗年代。曾真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是个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好女儿；但为了表示自己与她已经划清界线，为了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少受株连；却要心是口非的怒斥她是现行反革命，是罪有应得且罪该万死。“忠不忠，看行动”；是那时逼你表态，逼你“革命”的最流行的口头谈。             　　1975年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两个人给曾真及其子女办“死囚家属学习班”。曾林林说：“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             　　“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             　　“             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             　　至今，仍有人怀念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猖狂横行的十年浩劫的岁月，理由是那个年代没有“贪污腐败”。我每听了这样的话，便有             “哀其不幸、怒其心死”的巨大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我想仰天大啸，我欲嚎啕大哭，为我这个有史以来经历了无数灾难欲醒难醒的民族。行笔至此，时为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九时四十八分，我禁不住鼻酸而潸然泪下（老伴去赶集，室内只我一人）。我要大声告诉人们，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猖狂横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最腐败的年代。套用童大焕先生在《腐败的境界》中的话说，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是集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文化腐败高度合一的腐败；是物资控制和精神控制两根绳子合力拧成一股绞索将人的身体和精神双重捆绑，是桎梏人身自由，扼杀发明创造的腐败；是政治资源高度垄断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使你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无法逃遁，强迫你俯首昧心为奴的腐败；是社会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文化自由，只有谎言，只有欺骗，只有打压的腐败！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独自过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而广大的劳苦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的腐败！             　　十年“文革”浩劫制造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全国法院系统共判处“反革命案件”二十八万七千余件。（《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第7——12页）据统计，“文革”中因各种政治迫害、武斗而丧命者相当于抗日战争牺牲的人数：三千九百万人之多。（《读书文摘》2003年12期第57页）“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冀东冤案迫害8万4千多人，致死2955人；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几十万人；1967年8月28日，当局开枪打死了101名游行者；北京大兴县乱杀“四类分子”，一次杀了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当地农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数万人（仅道县就上万人），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等，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真是丧尽天良！”（胡星斗⒀《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             　　由毛泽东发起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人民造成经济损失五千亿元；加上1958年由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造成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元共为六千二百亿元。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几乎相当于我国从1950年至1983年三十多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家底（六千四百亿元）。（《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第11页）             　　呜呼！笔者身处乡村小镇，孤陋寡闻知识浅薄，不知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大的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高度合一的腐败！             　　（三）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是无道德的政治：             　　不让你说真话，逼你说假话！             　　“盗亦有道”。是说旧时的土匪、强盗做人、行事亦有一定的规矩，并非随心所欲可以乱来的。这在吴思先生所著的《血酬定律》一书中多有记载。             　　但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了排除异己，争权夺势、巩固权位，竟不讲信义、不讲友情、不讲良心，不择手段且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一切敢说真话的人，残忍的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流氓政治。以张志新为例，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而且还是出于热爱党，帮助党的目的，就被残忍地杀害，这在帝王极权统治的朝代也是少有的事。             　　唐太宗李世民因是少有的“仁君”，其纳谏如流的故事可能缺乏说服力，咱就不说了。晋武帝司马炎是个篡权夺位，在历史上没有多大作为的皇帝，人家对待说真话者的气度、处理方式也令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无颜于世。             　　公元282年元旦，晋武帝南郊祭天；礼毕，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时，踌躇满志地顾问左右（大臣）：“我可与汉朝哪个皇帝相比？”司隶校尉（主管察举朝廷百官犯法之事）刘毅应声接道：“可比桓、灵！”司马炎顿觉当头一棒，满脸得意之色顿变愠怒神情。那桓帝刘志、灵帝刘宏是东汉末年最为昏愦愚暗、贪得无厌的无道之君。司马炎岂甘此比，不禁怒道：“我虽无德，但也不至与桓、灵相似！”不料刘毅所答更令其难堪，“桓、灵卖官，钱入国库；陛下鬻爵，钱入私门，恐怕陛下还不如桓、灵呢！”群臣听后，相顾惊骇失色。司马炎总算有些开国君主的胸襟，尴尬了一会儿之后，忽然高声大笑，“桓、灵之世，难闻真话；今日，朕得直臣，终高桓、灵一筹了！”（《资治通鉴》上卷、第551页）             　　张志新烈士在那个年代所说的真话，远没有1981年6月27日中国***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来得深刻、尖锐，却为之受尽酷刑直至被残忍的毫无人道地杀害，是多么令人心寒彻骨，义愤填膺。             　　让我们来看一看张志新烈士于1969年8月间，在党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和强迫交待时，说了哪些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张志新说：中国***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张志新还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摘自“中华网BBS”             陈少京2005、6、20发表的《张志新究竟因何而死？》）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从感到张志新烈士所说的话有多么惊天动地；但在我听来，仍不啻在沉闷的冬天里听到声裂长空的霹雳。我在感慨境随时迁，白云苍狗的同时，禁不住回想那个极端迷信、极端崇拜毛泽东的昏热、动乱的年代。如果用今天的理智来反思、总结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状态，用一句最准确最形像的话来概括：就是那时的人们大都变成了精神失常的疯子。我至今仍感慨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迷乱人心的魔力之大、之广、之深，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后怕不已。             　　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为了篡党夺权获取更大的势力，更大的既得利益，享受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把毛泽东吹到了神乎其神、高耸入云、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1966年12月16日）             　　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力挽狂澜，使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走向胜利！”你就这么说吧，毛泽东无比伟大、英明、正确而绝无任何缺点、错误，也不可能有任何缺点错误。如果那时侯有谁说“太阳里有黑子”，那真是胆大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在这样亿万民众极端崇拜、迷信毛泽东的年代，就是在林彪还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并被钦定为接班人且已写入党章的时候，张志新烈士说了以上的话，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毛泽东。可以想见，那需要怎样无畏的胆量，怎样英勇的气概，怎样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勇于捍卫真理的坚毅！             　　我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深知那个年代的可怕、可怖、可恶。面对张志新烈士以上批评毛泽东的话，我问自己：倘若那时，你明知道张志新烈士说的是真话，你敢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她吗？我必须得承认，我不敢。因为我怕死，因为我怕连累家人，因为我对真理的热爱还没有超过对生命的热爱。所以，我极为崇敬张志新烈士，因为她在那个“众人皆醉”的年代，敢于发出“我独醒”的呐喊。在勇于追求真理，坚毅反抗专制的意义上讲，张志新烈士敢于坚持说真话，比秋瑾当年武装反抗清廷专制更难。因为秋瑾当年反抗清廷专制，有同党，有战友，有人同情，有人理解；而张志新烈士反抗四人帮极权专制，是单枪匹马的面对怒吼打倒她的醉梦中的大众。             　　另外，我要说的是，咱们老百姓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普通凡人，没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不会分辨谁是妖魔鬼怪。在当时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独霸天下所有舆论工具，独霸天下所有舆论的时侯，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资料，我们无从分析、比较、鉴别谬误和真理；亿万劳苦大众虔诚地相信它们所散布的一切谎言，真的认为它们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心甘情愿的被它们所役使。“誓死捍卫它们”，是我们“红卫兵”当时发自内心的决不掺一丝一毫虚假的真情心声。我是毛泽东第七次（1966年11月10日）接见的那一批红卫兵中的一员。接见的前夜，我们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兴奋得难以莫名，因为这在当时被吹嘘成“最大最大的幸福”！虽然我们被告知，明天接见，任何人不许带铁具，包括指甲刀。秋末冬初的凌晨，已经冻手冻脸（那时冬天的气温比现在低约6——10度）；天还未亮，我们便排队鱼贯进入天安门广场，我们坐在那里等啊、盼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深深地感到谎言和欺骗一旦独霸天下所有的舆论，它对不明真相的劳苦大众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可以把亿万人民美好善良的心偷走，不知不觉给你换上狼心狗肺；使你六亲不认，只知效忠一人；使你心冷如铁，只知把火一样地热情献给并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神；使你心毒如蛇，以告密、揭发同志、朋友、父母、夫妻、兄弟姐妹为荣。林彪、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无道德政治，逼你灵魂中的恶魔毅然出窍，并将其发挥到极至。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认为你有一颗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心；它们才认为你与“反动”的父母已彻底绝裂；它们才认为你已彻底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它们才认为你在要求进步，靠近了党、团组织；而要求进步正是所有青年共有的心里特征，这也正是容易被人利用的可怕之处。             　　（四）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的政治是恐怖政治：             　　 令人人自危，危在旦夕             　　“恐惧的力量是巨大的。恐惧感能够摧毁人的全部自信，从而摧毁人的全部尊严。一个人因为恐惧而服从，意味着独立意志的彻底丧失。而精神酷刑的目的，正在于使人彻底泯灭自己的人格，彻底泯灭自己的自我意识，接受施刑者的精神控制，也就是把人变成非人。             　　“真正造成广泛的恐惧的是洗脑与改造运动，因为这将迫使每一个无辜的人表态。而广泛的精神酷刑的精要在于，每一个人都被先定的认为是不纯洁的，甚至是有罪的，因此必须改造。通过改造成为即定的思想体系的信奉者，成为国家机器的自觉工具。”（《书屋》2005             年第5期第16页）             　　我在读到《书屋》中的这段文字时，连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经历， 不禁深为首肯，深感一语中的。             　　1968             年一月，大搞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街上不时的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口号声；你出去一看，准是又揪出了某个历史的或现行的反革命份子。久而久之，我一听到这种特有节奏的锣鼓声、口号声，内心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感。我为什么害怕？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绝没在旧社会当过伪保长、伪警察、更没当过特务；没入过三青团、国民党；我自问当时是绝对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且仅是一个不满17周岁的不谙世事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恐怖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它逼迫你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苟且偷安。但无论怎样提心吊胆，人总还是要说话。因为人长一个嘴，不光是为了吃饭，还要说话。说话，是我们远古祖先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而创造的一种交流思想，表达心意的工具。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人类如果没有创造语言，也就不会创造文字，更不会有科学的发明和创造，大概今天还在茹毛饮血。由此可见说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要说话，就难免有错、难免语失；这是大多数人都曾遇到过的事情。但在那个疯狂的丧失理性的极端迷信、、崇拜领袖的年代，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了错话，一律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这就是我内心为什么害怕的根源。             　　一次，我和一位同事闲谈起“十年文革”滥打“现形反革命”的事，他给我讲的一件亲历之事令我至今心悸而难忘。             　　1967年的初夏，学校进驻了军代表；开始了“军训”“复课闹革命”。那个时候，每天上下课，都要起立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一天下课时，全班同学起立敬祝，唯有一位还坐在那儿呆想心事。这时，一件谁也想不到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爆发了。他身后的一位同学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忠于毛主席，就踹了一脚那位仍呆坐在椅子上的同学，并呵斥道：“你反对毛主席咋的？！”被喘的同学出于气愤，未及多想，顺着他的诱导话势就回敬了一句：“我反对！”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他，教室内鸦雀无声，片刻，有人振臂高喊：“打倒×××！”“誓死捍卫毛主席！”那位同学方知犯了大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瘫软在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公安局来了一辆三轮摩托（那时我们县城还没有警车），将那位同学踹跪在地、五花大绑带走了。我当时吓得心惊肉跳，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祸从口出！祸从口出！千万当心！”             　　比上面这个故事更可怕的是，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不知什么时候因被人揭发又不允许你申辩而被迫当上“现行反革命”。这话说来恐怕已无人信了。             　　1967年元旦，我与几位同学步行去北京串连，路过唐山市正赶上卖毛泽东石膏像，我们便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各买了一尊。买完之后，我们才知道惹了麻烦：石膏像易碎，我们还要去北京，万一途中不慎碰碎或挤坏，那祸就惹大了。于是我们找到接待站的领导（“启新”纺织厂革委会），要求他们给我们各打一个小木匣，我们便将石膏像放入小木匣内。我当时万万想不到，此举竟使一位同学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八年以后，我才知道此事。             　　1975年盛夏，我已调到邯郸工作，家乡公安局来人向我调查：当年往小木匣内放石膏像时，×××人是否说过小木匣像棺材。我这才知道有同学因此事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天津市广播电台在1979年9月4日上午9时许，播送了天津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霜禄讲解刑法的录音，其中讲了几个欲笑还哭的“反革命份子”的故事。             　　一个人在废纸上随便写了“修正主义不”几个字；被风刮走后，让一个造反派捡到；因废纸上的“不”字右边一点儿点的太小，似乎像“万”字；那个造反派说：他这是想写“修正主义万岁”，阴谋未得逞，就被我们发现；终致逮捕入狱。平反后，我们问他：你这“修正主义不”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想写“修正主义不是东西。”             　　1969年，苏修侵犯珍宝岛；那时，大家纷纷表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有一个人把“保卫”写成了“包围”，被逮捕入狱，判十年徒刑。             　　有一个画家画了三幅画：第一幅是阳光普照大地，祖国山河到处披着红光异彩；结果说这幅画暗示着无产阶级专政是血淋淋的；第二幅画的是阴天景像，又被说成暗示社会主义暗无天日；第三幅画的是一条牛，那牛绷着劲，向前弓着身子，结果被说成画家不接受思想改造，要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到底；结果被判十年徒刑。             　　一个无辜的与世无争的平民百姓，仅仅因为把“不”字右边的一点写得小了一些，仅仅因为写了两个错别字，仅仅因为画了三幅画，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十年徒刑；这在今天听来已是笑话，但在昨天那个并不遥远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却是铁的事实。被判十年徒刑，意味着要在铁窗中度过三千六百五十个连最基本自由（吃喝拉撒睡）都要失去的日日夜夜，而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意味着一个善良的本应拥有阳光享受自由的人却身陷囹圄，被迫熬受十年黑暗，十年冷寂；意味着他们出狱后，还要继续被排斥在广大革命群众的队伍之外，继续接受监督改造，继续忍受没有铁窗的黑暗，没有铁窗的冰冷；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因遭受株连而陷入苦难：或妻离子散、或遭受歧视、刁难而致生存危艰；意味着他们的子女要被打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另册，在社会上受歧视，遭冷遇，难以立足而总是低人一等。             　　这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在那个年代，所要遭受的灾难的规律。现在的年青人已不知这个词语的可怕可怖了。             　　（1）只要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就终生难洗其污了。它意味着你永远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敌人”。即便你从牢狱出来后，还要被冠以“黑五类”的帽子下放农村继续接受改造。在那些只相信政府，难以分辨是非的“革命群众”的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坏人，永远是一个被人戒备，被人歧视，被人批斗，被人痛恨的             “坏人”。一个永远含冤难辩，一个永远不被理解的人，是一个内心最痛苦的人。             　　（2）只要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你就被排除在了“广大革命群众”之外；换句话说，你已不是人。为啥这么说？因为你是“牛鬼蛇神”；你在别人眼中已没有作人的资格，做人的尊严，作人的价值。这么说吧，你连猪狗都不如。1967年烈日炎炎的盛夏，每当午饭后，我校两名             “大右派”必须沿着校园的大操场跑步（饭后剧烈运动，最有害身体）。一边跑还要一边喊打倒他自己。我多次见到，当他们跑到厕所粪坑前，有同学故意扔石块，砖头溅他们一身粪便；当他们跑到自来水管前，有同学用水将他们浑身上下浇成个落汤鸡；有时还有女同学拿着木棍在后边追打他们；著名演员赵丹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在他向时任上海市长的陈锦华说起其中的遭遇时，竟声泪俱下。（《报刊文摘》2005、8、1、3版陈锦华〈为上海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大名鼎鼎的赵丹！可以想见赵丹当时遭遇之悲惨！             　　（3）只要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将无时无刻不处在惊恐之中。因为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你是被印证“一抓就灵”的活标本；所以你被接受批判是无条件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你有病还是没病，不管你吃饭还是没吃饭，你随时随地都有义务接受             “广大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有时那“广大革命群众”实际就是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你的戏弄、玩耍、污辱。一个耗子可以钻进洞里，躲进属于自己的世界；你不如一个耗子，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你只能无时无刻不处在惊恐之中。有一次，我们班批判完“大右派”（一位留美归国物理博士）之后，已是深夜一时，但教室门外还有两个班的学生代表，在等着带他到本班继续批判。             　　（4）只要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便一生掉进了凄凉悲寂、孤苦无助、含冤难辩的冰窟。因为你是“现行反革命”，所以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你，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同情你，包括你的亲生子女。因为“可以教育好子女”要想要求进步，必须要与“党”一条心，必须要与“党”站在一起，必须要与你划清界限，这是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整治青少年的拿手高招。你在歧视中倍感孤独悲寂，你在冷漠中倍感沉冤难辩。而人都有依附群体性，渴望群体地接纳，理解、慰藉，援助，尤其是渴望亲人的理解，同情、慰藉、援助；而四人帮恰恰夺去你最需要的东西，让你陷入可怕的、黑暗的、死寂的、冰冷的深渊。             　　那个时候，处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之下，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所有的人都暗暗感到自己处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中；为了逃避这种监视，为了使自己有一种安全感，你就要时刻表现出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而要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就得拿出行动来。那时叫作“忠不忠，看行动”。也就是你必须得睁大眼睛，力求发现哪些人是不忠于毛主席甚或是反对毛主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为了当革命派在盯着别人，别人为了当革命派也在盯着你是否有“反革命”言行；而且这形成一种暗暗竞争的局势，即你不揭发检举别人，就随时随地会被别人揭发检举。因为人人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所以人人无不感到恐怖、自危。

浏览次数：1037-- ----上篇文章：推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 ----下篇文章：胡笳落 ：继续反思“文革”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