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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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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铁柱文革回忆录:拦截国际列车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26


 
 
陶铁柱文革回忆录:拦截国际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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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铁柱 来自: 《“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1-9
 
 
于是乎注:本文是陶铁柱(即文中的“我”即红涛)写的文革回忆录《“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中的第一章。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口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

“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我们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李建军讲了我们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报感到迷惑不解:“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南河沿111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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