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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伟业 抗日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原载】 《文艺报》2005年9月1日
【作者】马伟业 抗日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 【作者】马伟业
如果可以把新文学史上的作品按照题材类别划成不同的文学群落,那么,谁也不会否认,抗日文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群落;如果说每个文学群落在新文学史的坐标上都占有重要位置,那么,人们定会发现,抗日文学同样有着不容替代的地位。抗日文学以自身的独特性,为这段文学史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确定了自身的文学史价值。
在论到抗日文学的贡献和文学史价值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在完成中国新文学重要的创作母题,亦即反帝爱国的母题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众所周知,反帝爱国是新文学的重要母题,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它都是一个贯穿性的母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同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方面。作为与这段历史和社会思潮息息相关的新文学,自然承担着这一思想重任。因此,反帝爱国就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自觉追求。他们在不同的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地表现了这一思想。但相对而言,抗日文学在这一思想舞台上扮演着更多的反帝爱国的思想信息。凡是描写抗日斗争生活,不论是写哪一侧面,其矛盾冲突的另一方无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民与他们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反帝爱国行业;中国人民在与民族敌人搏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自然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几代作家在创作抗日文学时,又特别注意朝着这一方向开掘。因此,反帝爱国就成了这类作品共同的思想主旋律。尽管抗日文学从问世到现在走过了几个阶段。包括战前的“悲愤的控诉”,战时的“热情的呐喊”,战后的“胜利的回忆”以及新时期的“全方位深化”等多个阶段,但总体上的反帝爱国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早被大量的文学史事实所证明。试想一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万宝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到四十年代的《刘粹刚之死》《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从五六十年代的《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到八九十年代的《红高梁》《紫日》和《长城万里图》,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文学史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抗日文学在完成中国新文学反帝爱国这一母题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这类文学构成了新文学反帝爱国这一创作母题的柱石。
同时,抗日文学在发现和重铸民族灵魂方面,也为新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人曾经指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是中国新文学的总主题,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起码可以认为,它是新文学的又一重要创作母题。当然,新文学在完成这一母题的过程中,作家们用不同题材的作品(即前文的“文学群落”),各自从不同方面为它做出了贡献,但其中抗日文学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容低估的。因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民族灵魂的真相进行准确的揭示,而抗日文学恰恰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既是一场灾难,更是一场考验,正是那场战火试验了民族灵魂的质地。中华民族那种不畏强暴、敢生敢死、有血性有胆气的民族性格;那种同仇敌忾、团结御辱的情感向心力;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那种共赴国难、为国捐躯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抗日文学就真实地写出了民族的这一面,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灵魂素质。如果说,出现在“乡土文化批判”文学中的,主要是民族灵魂的灰色和病态,那么,出现在抗日文学中的,则是民族灵魂的辉煌和康健。正是因为有了抗日文学的这种展现,才使新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变得更为完整和辩证,从而避免了认识的偏枯和表现上的形而上学与片面性。这一点尽管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只要看看出现在抗日文学中的主人公的精神面貌,就十分清楚了。虽然这些人物的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灵魂中的辉煌和康健却是一致的。从《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到《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杨小梅;从《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到《红高梁》中的戴凤莲,不论他们个人的性格差距是如何巨大,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节都是相同的!尽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身上还存在着某种瑕疵,但积极健康的因素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抗日文学所表现的这种民族精神。为新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新文学所展现的优秀民族精神,更多的存在于抗日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
此外,抗日文学对于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抗日文学开创了现代军事文学的先河。“军事文学”一语,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到的概念,军事文学创作的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有特殊的艺术世界,而且也有特殊的艺术模态,更是被读者普遍喜爱和广泛接受的文学群落。但是认真地追溯上去,就会发现,军事文学的源头是从抗日文学那里发端的。当年,随着《八月的乡村》等第一批描写对日军事斗争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军事文学便正式登上了新文学的殿堂。后来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断努力,军事文学又从描写对日军事斗争,逐渐扩展到描写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群落。因此,可以说是抗日文学的出现,催生了现代军事文学的诞生。不仅如此,抗日的军事文学还以自身的成功实践,为现代军事文学确立了某种范式。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最初的某些抗日文学(如《八月的乡村》)在描写抗日的军事斗争时,既正面描写炮火硝烟的军事冲突,也写平静的日常生活,把军事斗争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这种构思方式和结构方式,成了后来军事文学的共同方式,被各类题材的军事文学所沿用(如《红日》《东方》和《凯旋在于夜》);其二,这些初期的抗日军事文学,在写军事斗争时,从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性,作家甚至有意在酷烈的战场上,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展现将士们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一点也被此后其他题材的军事文学所沿用(如《保卫延安》《上甘岭》和《西线轶事》);其三,这些初期的抗日军事文学,不仅注重写军事斗争,更瞩目于“人”,注意写出“人”的成长;作家试图通过酷烈的军事斗争对“人”的锻炼和考验,写出“人”的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历程。这一点也同样影响了此后其他题材的军事文学,“战斗里成长”几乎成了军事文学的共同模式(如《战斗里成长》《英雄儿女》和《高山下的花环》)。总而言之。抗日的军事文学作为新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军事题材作品,对整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原载】 《文艺报》200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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