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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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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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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作者: -上传日期:2014/7/27
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
陈楚三


红卫兵通缉令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任处长的李志民找到我,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我推脱不过答应了,但提出:各行各业都有红卫兵,很乱,我只写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起源于中学,我对中学红卫兵不了解,只能写大学的红卫兵;其他大学的红卫兵我也不了解,只能写我就读的清华大学的。李志民同意了。此后,我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给李志民。
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我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清华校长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即“老红卫兵”,19668月“红色恐怖”的制造者)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老红卫兵的一句口号),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信中着重叙述了清华大学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斗争情况,指出414派“全体是反谢(谢富治)的,骨干是反陈(陈伯达)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红卫兵视为“洪水猛兽”,主张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指出,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五十九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我还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长达十年,占了六分之一;对长达六分之一的一段历史,不应当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当认真总结,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我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我说,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此相联系,我在信中向李志民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推荐了三个人:沈如槐(清华“414”派头头)、罗征启(清华党委副书记)和任彦申(清华学生,新世纪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我给李志民的信既没有草稿,也没有留底,就直接寄出了;李志民告诉我,当时的青干局长李锐看过这封信并批给几位处长副处长传阅,他所在处的副处长刘泽彭也看了。
由于我的信当时未留底,上述我信的内容只能是大意。
据说,后来刘泽彭将我给李志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通过某种渠道送到陈云处,陈云对我的信做出极其严厉的批示。陈云对孔丹信的批示中提到的“陈楚三的材料”,应当就是我的这封信和他的批示。据了解,关于我的信及相关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有人说是《参阅文件》)下发。
我曾在20117月给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把有关此信的中央《参阅文件》副本,或者写有中央领导人批示的我的信的副本,给我一份。一方面,此信我没留底,又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示,给我一份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纪念。”但一直无回音。
我所期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由米鹤都采访,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正式出版,其中有陈云的批示。现转抄如下: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 [1984]2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二人给陈云的信,全文如下: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本刊编者注: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名代表之一,后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期间是温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被分到贵州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当教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1949年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总参二部政委等职),孔丹在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负责人之一。文革后直接上吴敬琏的研究生。1981年任张劲夫的秘书,以后任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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